两岸史话-启用学者「改革」呼声起

1965年,荔园,国民党党史会访客罗家伦(右5)、陶希圣(右7)、张镜湖(右8)、郭廷以(右9)、王世杰(右10)、李振宽(右2)、李云汉(右3)、项达言(右4)、蒋永敬(右6)、杨本章(左1)、杨毓生(左2)、高子超(左3)、沈裕民(左4)。(作者提供)

秦孝仪先生主编之《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送萧审阅,萧交余阅。秦,官邸人也,两蒋皆信任之。访客如云,能一识「荆州」者,大不易也。对总统蒋公至忠,阅其主编之《长编初稿》,对蒋公一言一行,无不奉为典范。余岂敢置一词?唯见其引用《蒋公日记》,资料固可珍贵,但亦不无瑕疵之处,如《日记》中斥汪、胡之言,固能反映蒋之心声,然亦不无过当之处。

余之噩运渐有解脱之望。民国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卒。是夜,余正在友人家雀战,忽闻剧雷。既未雨,何来此大雷?心异之。至晨,始知蒋公崩殂。迨出殡,经仁爱路,中央党部人员立于人行道送灵。忽闻大声「跪下」!「通」的一声,皆跪下,余亦不敢「独立」。蒋公卒,「改革」呼声起,启用学者。

尚请高抬贵手

其时衡量学者学问之大小,以大学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等级依次排列之。杜主委原为大学校长,自甚「理想」,然已去世。「三副」虽欲内升,但不可能。东海大学教务长萧继宗教授,湖南人也。闻由中央副秘书长秦孝仪推荐,接任党史会主委。萧为文学家,人极和善,有学者风度。对党史会素无渊源,对人对事,小心翼翼,好恶不形于色,内心则有分寸,春惠长才,迅为萧发现之。春惠告余曰:萧决定某日赴草屯史库视察,告知事务某君代购车票,不必知会史库同仁,以免惊扰。迨到史库,环境整洁,工作人员谨守岗位,无缺席者。萧视察毕,离去。次日再往,则完全不同矣!萧告春惠曰:彼自台北启程,必有知者通风。次日再返,风声不露,始能看出真象。其后,萧调任正中书局董事长,以春惠为总编辑。可谓知人善任。

秦孝仪先生主编之《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送萧审阅,萧交余阅。秦,官邸人也,两蒋皆信任之。访客如云,能一识「荆州」者,大不易也。对总统蒋公至忠,阅其主编之《长编初稿》,对蒋公一言一行,无不奉为典范。余岂敢置一词?唯见其引用《蒋公日记》,资料固可珍贵,但亦不无瑕疵之处,如《日记》中斥汪、胡之言,固能反映蒋之心声,然亦不无过当之处。如全盘照录,不免有损「伟大领袖」形象。其他尚有不同意见多条。签毕送萧,萧一字不改转之。此与杜之品格迴异,余因敬而尊之,然不亲也。主稿人陈敬之讽余曰:「尚请高抬贵手」。陈后任党史会副主委,亦吾「上司」。

民国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月,秦孝仪先生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素闻其权势甚大,心中畏之。但相处之后,知其并非可畏。有是非感,亦重情感,有脾气,尚能容反调。

称中共不曰「匪」

秦尊重学者,尤重大学之院长、研究所长、系主任。党史会出专书多种,常向彼等约稿,稿酬亦优。有某大学系主任某君送来一文,此文可能假手学生以为敷衍者。秦交余过目,阅竣还秦曰:「狗屁不通」之文也。在工作会议中,秦曰:纵「狗屁不通」之文亦欢迎之。每年工作考绩,给余优等,且予特保,然无「召见」机会。在工作会议时,余常唱反调,秦喜通俗故事作品,并办中学教师讲习会。余曰:此与党史会职掌无关。秦不理余之反调,亦无不悦之表示。秦来党史会,纂修刘绍唐即请退休,云汉转国史馆任主任秘书,「三老纂」仅余「一老纂」,某「副座」谓余曰:仅剩下「你一宝」,秦必惜之。余曰:余无处可去也。

既而春惠去政大歷史系任教,秦不放行,大费周折,始得离职。余虽无处可去,但目前党史会环境,自萧、秦以后,已有改善,可以安心工作,于愿足矣。堪称党史会「元老」矣。

秦到党史会后,有一可记之事,即讨论张玉法新着《中国现代史》之事。此书于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七月由东华书局出版,有人检举该书不用民国年号,而用西元纪年;孙中山不称「国父」,且不抬头或空格,大不敬;称中共而不称「匪」或「共匪」。秦召集党史会某「副座」及云汉、余等三人,另有新闻局长宋楚瑜连同秦共五人,商讨此书应否交付「审查」。余与云汉未及发言,宋楚瑜即言所举三点,均无关宏旨,不应陷人以罪。不必「审查」云云。秦曰:即照宋之意见。遂散会。近年与玉法谈及此事,玉法谓余曾在一餐厅向彼转达以上三点意见。余实无此印象,可能受秦之嘱,亦可能自作主张。当时余之史观虽「右」,对以上三点检举意见,亦不以为然。孙中山不称「国父」,余之为文亦然,民国六十七年重订《胡汉民先生年谱》时,由党史会出版,秦要将「中山先生」之称谓,一律改称「国父」,且空格,遵「老板」之命,不得不尔。他着则少用之。近年「先生」二字亦免。不抬头、不空格,罗师主持党史会时之出版物,即已如此。余曾称蒋公为「蒋」而不抬头,曾受斥责,受罗师之影响也。至于年号,余习惯用「民国」而下注「西元」,迄今未改。至不称中共为「匪」或「共匪」,余一向如此,除非引用史料原文而不应改之。对此余多儘量避免引用原文,如某某「剿匪总司令部」之原定名称,引用时必加括号;不用括号,则曰剿共。玉法次年出版《中国现代史略》,孙中山之下加「先生」;西元之下加「民国」,至称中共不曰「匪」或「共匪」,则已不成问题。可见玉法尚非「固执」,而能「从善如流」。

(待续)

(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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