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記憶

 尾崎秀實的著作《支那社會經濟論》,圖為書的扉頁。

 尾崎秀實的著作《支那社會經濟論》,版權頁上頭浮貼朱紅色「尾崎」印文。
 前蘇聯一九六五年發行的佐爾格紀念郵票。
 尾崎秀實流傳最廣的照片。

「……通過這本書,台北的山川,我幼小的時候生活過的淡水河邊的模樣、以及我最喜歡的『中國湯麵』的香味,都伴著昔日父母的音容笑貌,朦朦朧朧地浮現在了眼前。」在讀完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後,秀實曾如此告訴她的妻子。

後藤新平伸出援手

尾崎家不只三個男孩子,長大成人的卻僅秀池、秀實跟秀樹。

秀實生下來10天,父親秀真便應前輩友人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邀,來到台灣,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那是明治34年(1901年)春天的事情。三年後,母親揹著秀實,來台依親,住進了第一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名的別墅,其實僅是茅屋數椽的「南菜園」裡。當時後藤新平夫妻正在學腳踏車,常來菜園裡練習,已經會跑會跳的秀實,曾指著後藤問:「你就是後藤民政長官嗎?」搞得秀真夫妻很是尷尬,後藤卻不以為忤,把秀實抱在膝蓋上玩,還一起拍了照。

再後來,叔父尾崎茂、大哥秀池也都來了。一家人和樂融融地在南方新故鄉安頓了下來。秀實是名「秀才」,從小聰穎過人,自「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一路讀到「台北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都是優等生,考試成績幾乎不曾跌落第一名之外。中學畢業後,回到日本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隨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獨逸法學科」。因長兄秀波此時也已考進明治大學商學部,一家兩名大學生,開銷浩繁,實在不是一介文士的秀真所負擔得起,幸而此時已轉任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又慨然伸出援手,秀實方得順利完成學業。

不倫之戀與安那其

唸大學時,兩件事影響了秀實的一生。感情上,他演出了不倫之戀,愛上兄嫂英子,經過一番折衝奮鬥,兄嫂離緣,兩人則不顧世人眼光,於秀實畢業後,毅然結婚,成了一對革命情侶。說是革命情侶,則因1923年,受到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與愛人伊藤野枝、6歲外甥橘宗一同時遭到憲兵隊虐殺,引發秀實對社會主義興趣,埋首苦讀,逐漸左傾,終而成為一名共產主義忠實信徒。這一切,英子初始不甚了然,日後漸漸知情,卻一路伴隨,始終無怨無悔。

「……。我在決定和英子結合之時所發的誓言還記著嗎?那不僅是遇到任何苦難都一同忍受的意思。我在當時已開始著眼新的人生,心知自己的前途苦難甚多,誓言中也有要把一無所知的英子當作苦難中伴侶的意思。──我一直都在暗暗觀察時代如何前進,把自己的命運繫在那上面,來決定如何行動。」1941年秀實被捕入獄後,曾寫信這樣告訴英子。

1926年,秀實中斷研究所學業,進入東京《朝日新聞》,成為社會部記者。因為中文流利,加上時局所需,沒多久便轉到大阪《朝日新聞》「支那部」,更於1927年冬天奉派為上海特派員。據尾崎自述,當他與愛妻搭乘客輪接近上海時,看見長江大浪滔滔,一時心情激動竟流下淚來,久久不能自已。日後,他將獨生女取名「揚子」,即因「揚子江」之故。

上海東京參與諜報

當時的上海,或因租界緣故,成了世界諜報之都,八方風雨會申江,爾虞我詐,風雲詭譎。精通中、英、日、德語的秀實在此「魔都」,可說如魚得水,穿梭往來於各國人士之間。他一方面跟「左聯」文人,如郭沫若、田漢、成仿吾、鄭伯奇等人多所來往,透過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更與魯迅有了交情:「有一個叫尾崎的新聞記者,精通德語,知識廣博,為人也可靠。」夏衍在其回憶錄《懶尋舊夢錄》裡更直接指出,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因美國左派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介紹,認識了以《法蘭克福郵報》記者身份來到上海,實際上卻是為蘇聯收集情報的德國人佐爾格(Richart Sorge),並加入其情報網,成為其中一員。

1932年,秀實回到了東京,上海的經歷,以及精闢的分析報導,讓他成為著名的「支那通」,他不停寫出各種擲地有聲的評論文章、專著,尤其1936年「西安事變」的剖析預測,讓他聲望扶搖直上,最後成為近衛文縻內閣的「囑託」(近於「高級顧問」),直接制定、與聞各種政治、軍事決策。另一方面,則透過此時人已到了東京,且化身成為「德國大使館」一員的佐爾格,不斷將各種機密情報送往莫斯科。

情報供蘇遭到逮捕

據說,秀實最後所獲取,恐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情報是,1941年秋冬之際,莫斯科遭到德軍攻擊,岌岌可危。史達林亟思抽調遠東兵力西援,卻忌憚日本關東軍趁虛而入,而猶豫不決。秀實在偵知日本軍部決定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之後,即刻將此情報交由佐爾格轉達莫斯科,史達林方始下定決心調動遠東軍20個精銳師回防莫斯科,從而扭轉了整個戰局。

但此事是否為真?至今聚訟紛紜。秀實的犯罪事實,法庭上所舉的60多件證據,內容泰半是分析政治情勢的論文,說他「反戰」,說他「赤色份子」,誠然事實,但若說他「賣國」,似乎牽強了些。加上尾崎被捕後兩天,近衛內閣隨即垮台;秀實刑期推定傳言也隨著太平洋戰爭進展,與日俱增,從15年徒刑逐次加重,一直到了1943年的死刑。有人因此懷疑這一間諜案,或係軍部與右翼勢力陰謀釀造而成,為的是取得戰爭主導權。

「11月1日收到岐阜寄來的明信片,得知妳的消息。身體所患係何症,需找醫生早日治好。聽說妳精神好,我便安心。……。父親搭便船返回台灣的消息令人感到悲壯,帶著衰老身軀,冒險回到即將成為戰場的台灣,我真想勸阻。他老人家或是想到留在台北的孩子們,才如此不顧危險而行的吧。人心可憐之愛,誠然令人悲痛。……。父親此次或者對故鄉感到幻滅了。近來常有警報,希望妳鼓起勇氣應付內憂外患。天氣漸涼,今年薪炭格外不足,想必很冷。我也正準備提起勇氣與寒冷對抗呢。」

想念台北山川小吃

1944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秀實自鴨巢監獄發出第36封明信片後,30分鐘過去,獄卒打開牢門:「出來吧。」他聽後,安靜地換衣著裝,跟著獄卒走向刑場。喝過一杯日本茶後,從容走上絞首台,很淡定地跟一干人等告別:「再見了,再見了。」

──這一聲再見了,想必也包含他曾度過少年歲月的南國故鄉台北吧!

「……通過這本書,台北的山川,我幼小的時候生活過的淡水河邊的模樣、以及我最喜歡的『中國湯麵』的香味,都伴著昔日父母的音容笑貌,朦朦朧朧地浮現在了眼前。」

也是那36封明信片之一。在讀完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後,秀實曾如此告訴她的妻子。

2013年,整理書店新收日文舊籍,偶然得見尾崎秀實所著《支那社會經濟論》,紙面精裝,書脊脫損經補,書頁泛黃焦脆,幸得內文完好,版權頁裡,版權浮貼猶存,「尾崎」朱紅印文判然。此書出版於昭和15年(1940)6月,正是秀實以政論家身份活躍於日本政壇之際,但恐怕也就是他的最後一本書了。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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