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與三光作戰

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行。(新華社)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79周年,大陸一如過往兩年般的舉國紀念這個「國家公祭日」,而在中華民國所在地台灣,人們卻似乎已經遺忘了這個發生在前首都的人間悲劇。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前30年,南京大屠殺在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得到足夠的介紹,而且還一度被視為政治禁忌看待。甚至直到1985年,大陸人民公開紀念南京大屠殺,都還會遭到來自政府的嚴重關切。

出於確保中華民國擁有台澎金馬主權的正當性,蔣中正與蔣經國統治下的台灣政府格外重視對抗日戰爭歷史的介紹與宣傳。尤其是在1972年日本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政府出於凝聚全國軍民的向心力,更是在校園內積極推動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國恥教育。在那個外交處境風雨飄搖的時代,宣揚國仇家恨確實也是能夠快速累積民間支持的一種手段。

不過,南京大屠殺並非日本在中國犯下的唯一暴行。可能因為南京曾經是中華民國首都的原因,沒有一個其他的日軍暴行比南京大屠殺更常的在台灣被提起。其次在台灣最常被提起的暴行,則是日軍對戰時首都重慶進行的無差別轟炸。再來,則是因為杜立德空襲行動(Doolittle Raid)而引起的浙贛大屠殺。至於發生在東北的731部隊,則因為天高皇帝遠很少被中華民國提到。

但是在台灣被邊緣化最嚴重的日軍暴行,則毫無疑問的是抗戰期間發生在華北的「三光作戰」。以「搶光,燒光,殺光」為宗旨的「三光作戰」,無論是實施規模與時間長度,還是死傷人數比起南京大屠殺而言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是日本侵略者對中華民國國民的集體殘害,在台灣卻從來沒有得到過國民黨政府的重視,也確實是令人訝異。

12月12日,開往加拿大途中的解放軍艦艇官兵舉辦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的紀念活動,若早30年,他們通通都是「歷史反革命」。(中新社)

從打壓到重視:南京大屠殺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到1985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館為止,絕大多數戰後出生的大陸人並不知道日軍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對軍民實施無差別屠殺。在1979年以前,大陸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完全沒有提到過南京大屠殺。更誇張的是,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導,在文革期間提及南京大屠殺的人,都會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遭到批鬥。

根據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的研究,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經造訪過南京20餘次,卻沒有一次提到過日軍的屠殺行為。除了造訪中山陵外,毛澤東提到的歷史事件只有太平天國。在毛澤東統治中國整整30年的漫長歲月裡,在南京得到歌頌的也只有在1927年到1949年期間為中華民國政府所制裁的中共地下黨員。

會有這種反常的行為,遠藤譽給的解釋是毛澤東因為看到日軍擊敗國軍而發自內心的感到高興。不過短短一年前,毛澤東還只是遭到中央軍全面追剿的流寇。在與國民黨鬥爭的10年中,他的愛妻楊開慧、堂妹毛澤建與二弟毛澤覃先後為蔣中正所槍斃。現在,中央軍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下,不僅再也無法進攻延安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就連首都也都被奪去。

悶在心裡的仇恨,都已經由日本人替自己報了,毛澤東又有什麼理由要去替死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冤魂討公道?更何況在南京保衛戰力戰殉國的守軍,如果不被日軍打死,也可能在未來的國共衝突中與共軍兵戎相向。南京的老百姓,大多也在國軍圍剿紅軍的時候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所以看在毛澤東眼中,日軍只是在幫自己移除過去與未來的「禍害」而已。

在毛澤東奪下大陸江山的前20年,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與美國被定位為「新中國」的主要敵人,而日本則成為了反帝反霸事業的「統戰對象」。於是毛澤東更是積極,而且不分左右的結交日本友人。這些毛澤東所積極結交的日本友人當中,不乏對侵華戰爭深感歉意的左派人士,但同時也包括曾經侵略過中國的舊日本軍人,甚至於戰犯。

許多被邀請參訪「新中國」的日本戰犯,慎還還被中共組織到南京參加默哀儀式。只是他們默哀的對象,並不是遭到日軍屠殺的中華民國軍民,而是死在國軍槍口下的中共地下黨黨員。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更是被扣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帽子。凡是紀念南京大屠殺的人,就是替「國民黨反動派」喊冤,那在毛澤東時代可是死罪一條的。

1979年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出於爭取日本經濟援助的需要,仍然刻意打壓人民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只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深刻記憶,又豈是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推動30年的政治教育就可輕易移除?隨著大陸人民與海外往來日益密切,他們不只瞭解到了抗日戰爭的真相,而且也知道與中共友好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有意竄改歷史。

先是在1982年,日本出版的中學教科書開始用「進出」兩字形容日軍對中國的侵略。而且在教科書中,還對自19世紀末期以來日本一系列對外擴張的行為進行美化。此舉引起了大陸學生與知識份子的反彈,他們紛紛走上街頭要求中共當局正視此一問題。在大陸民眾施加的龐大壓力下,北京當局終於在1983年宣佈將修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這座紀念館於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日本投降40周年之際宣佈對外開館。同一天,中曾根康弘前往靖國神社,成為戰後40年來第一位參拜甲級戰犯的日本首相。上述兩大歷史事件,為大陸與日本兩方延續到今日的「歷史問題」埋下了深遠因子。不過,鄧小平尚未打算為了修改教科書與參拜靖國神社這兩件事情與日本鬧翻。

要等到1989年爆發「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共為了轉移大陸人民對解放軍鎮壓學生的不滿情緒,開始鼓吹愛國主義教育,北京當局才真的為了「歷史問題」與東京翻臉。諷刺的是,日本還是少數幾個沒有因為「天安門事件」而宣佈制裁中共的國家。只是在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像日本一樣同時激起兩岸中國人的漫天仇恨,讓中共可以快速的將人民對自己的負面情緒轉移開來。

於是日本也就一半自作自受,一半很倒楣的成為了中共用來宣揚愛國主義教育的長期固定對象。而且久了以後,中共還發現有大量來自美國、德國與丹麥的國際友人對南京軍民伸出援手。這段歷史不僅可以鞏固人民的愛國心,還可以用來在外交上改變西方社會對中共的固有形象。所以在習近平上台以後,就有了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在2014年的誕生。

為了掃蕩在華北活動的8路軍,日軍出動戰車配合「三光作戰」。(中新社)

從不受台灣重視的三光作戰

相對於大陸,台灣在過去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執政的時代一直很重視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除了在政治上強化台灣軍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外,蔣中正想必對南京保衛戰的守軍也有深刻的感情。尤其是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更是蔣中正用來打造新式中國陸軍的典範。子弟兵在首都的全軍覆沒,給蔣中正帶來的打擊肯定是無比之大。

首都國民遭到的殘酷殺戮,更是讓蔣中正心痛萬分。蔣中正在首都淪陷後的半年之內,曾在在日記中提及南京大屠殺多達六次。內容不外乎是對日軍殘暴行為的譴責,並發誓自己一定要為死難軍民同胞報仇雪恥。出於贏得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友邦的重視,他還向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陳誠下令必須要蒐集日軍屠殺婦孺的情報並公諸於世。

其實也不需要中華民國政府特別宣傳,因為在南京活動的歐美傳教士、教師與商人們早就已經把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帶回了祖國。搭配稍早日軍無差別轟炸國際都市上海,還有在攻佔南京前於長江擊沉美軍帕納號(USS Panay)砲艦的記憶,西方媒體早在武漢保衛戰爆發以前就已經把日本定位為窮兵黷武的野蠻國家。

抗戰勝利後,南京大屠殺又因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而成為了軸心國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最經典暴行之一。因此即便退守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也同樣重視發展與日本的外交關係,但是卻不允許任何人忘掉那段日軍血腥屠殺首都居民的歷史。無論是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教科書,還是政府多次在電視上撥放的戰時紀錄片《中國之怒吼》(Battle of China)中,南京大屠殺都佔了相當大的篇幅。

然而,並不是所有在抗戰期間遭到日軍無差別殺害的中華民國國民,都像南京居民那般得到了台灣政府與人民的重視。那就是為了報復8路軍於1940年底發動的百團大戰,日軍針對共軍華北根據地發起的「三光作戰」。所謂「三光作戰」,指的就是對8路軍根據地的農村實施「搶光,燒光,殺光」的政策。所有的財物都要搶光,所有的房屋都要燒光,所有的村民與牲畜都要殺光。

最早推行「三光作戰」者,為1939年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將軍。考量到8路軍擅長於實施軍民不分的「人民戰爭」,他認為日軍應該以軍民不分的燒殺手段襲擊中共在華北的據點。藉由對平民的殺光,還有對糧食、財物與民房設施的搶光與燒光,多田駿相信日軍終將徹底斷絕8路軍在農村的溫床,在太平洋戰爭來臨以前把華北建設成安定的大後方。

結果8路軍比多田駿想像的還要難以撲滅,所以「三光作戰」從1941年起開始推行,卻一直要到1943年日軍準備針對國軍發動「一號作戰」的前夕才宣佈停止。執行「三光作戰」的人,也由原本的多田駿變成了其繼承人岡村寧次。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出於加緊把華北建設成戰略大後方的目的,對8路軍根據地的攻勢更是凌厲。

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與山東省在內的8路軍根據地,還有部份蘇北的新4軍根據地都被列入了日軍與華北治安軍「三光作戰」的範圍之內。試圖改善日軍紀律的岡村寧次,曾經呼籲官兵以「戒燒、戒淫、戒殺」的「三戒政策」取代原來的「三光作戰」。然而根據大陸方面的統計,仍然有將近80萬的根據地平民因日軍的無差別掃蕩而死傷或受到間接影響。

所謂的「潘家峪慘案」與「五一大掃蕩」,也如同「狼牙山五壯士」一樣成為了只有大陸人知道,但是台灣人卻深感陌生的「抗戰記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願意紀念「三光作戰」的原因,與毛澤東不願意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原因如出一轍,那就是因為日本在華北進攻的是8路軍的根據地。而8路軍,就是在抗戰勝利後把中華民國政府趕到台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三光作戰」中被無差別殺害的華北農村居民,大多數在國共內戰期間都成了中共革命的擁護者。所以看在被迫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心目中,他們的國民地位早就已經被偷偷移除掉了。更重要的,則是曾經推行「三光作戰」的岡村寧次,在抗戰勝利後成為蔣中正進攻8路軍的軍事顧問。這充分的說明蔣中正對於日軍掃蕩華北共軍的手段,就算不是完全認可也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許多曾經配合日軍進攻8路軍根據地的華北治安軍老兵,甚至於在日本憲兵隊服務的中國特工,也都在戰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國防部保密局與警備總司令部工作,在瓦解中共地下組織與台獨運動方面為中華民國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人當中,甚至還有不少獲得蔣經國先生的提拔成為情治系統的骨幹。所以想在台灣研究「三光作戰」,確實是一件引火燒身的事情。

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整整67年來台灣也只有中央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恩涵教授一人在研究「三光作戰」。而且根據李恩涵教授的回憶,他也因為研究這個主題而在白色恐怖時代遭遇到不少的阻礙。在那個大陸人不知道何謂南京大屠殺,台灣人不知道何謂「潘家峪慘案」與「五一大掃蕩」的時代,兩岸想要建立抗戰的集體記憶,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在美國讀書的兩岸留學生,特別於12月13日前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的墓前獻花致意,感謝她在大屠殺期間奮力保衛首都國民的事蹟。大陸與台灣青年一代這種將歷史恩怨擺一旁,追求共同歷史記憶的態度,或許能夠為未來的兩岸關係帶來新的契機。(網路照片)

兩岸終須回歸歷史

如同南京大屠殺在台灣的地位一樣,「三光作戰」在「新中國」剛成立的那段時間,一直是中共用來鞏固老黨員、老幹部的向心力,乃至於爭取日本左派同情與支持的悲慘記憶。只是非常諷刺的,中共本身卻又是「三光作戰」的直接受益者。因為每當日軍進攻華北的中共根據地時,8路軍主力部隊會先行撤退以保存實力,所以被屠殺的往往是留下來的民兵與基層老百姓。

通常真正死在日軍手中的,都是行動不便的老人、小孩與婦女。青壯年的男性在看到家人被日軍無差別屠殺後,出於想上戰場殺幾個日本人的仇恨心理主動加入8路軍。當然,等到他們真正上戰場的時候,這些年輕人真正面對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日軍,而是同是由中國人組成的華北治安軍、和平建國軍甚至於中華民國國軍。

某種程度上,「三光作戰」其實為8路軍提供了最直接的兵力來源。至於遭到日軍殺害的華北農村老百姓,他們到底是否知道自己是被共產黨推上了火線當砲灰,或者是知道了以後是否後悔,其實也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在中共逐漸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二戰中國」正統繼承人的今天,南京大屠殺顯然比「三光作戰」更能替北京當局爭取到國際輿論的認同與支持。

要知道,南京大屠殺發生的地點,畢竟是在鄰近上海,而且本身又有大量歐美人士活動的前中華民國首都。至於「三光作戰」,則發生在只有少數傳教士出沒的華北內陸地區,日軍在此地施展的各種暴行,都很難透過西方媒體傳達到國際社會上。更重要的是,「三光作戰」爆發時,大多數的歐美國家已經參戰,或者在準備參戰,根本沒有時間去管在中國偏遠鄉村地區的大規模屠殺事件。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考量,習近平設立了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卻沒有對與中共有更直接淵源的「三光作戰」受難者比照辦理。不過如果從統戰台灣的角度出發,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又顯然是來得太晚了。因為從李登輝時代推動「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教育開始,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三光作戰」在台灣年輕人看來,都已經成為了「外國人」的事情。

國共兩黨自冷戰時代以來,出於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對抗日戰爭的歷史進行切割,也都各自在台灣與大陸嚐到了苦果。國民黨不願意在教科書上平等對待「潘家峪慘案」與「五一大掃蕩」的受害者,甚至還默默的將因為支持中共而死在日軍手中的華北農村軍民當成「外國人」看待。最後的結果,就是許多接受這種教育的台灣人真的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並且對國民黨進行無情的反撲。

至於中國共產黨,從過去到今天都只是把南京大屠殺與「三光作戰」視為爭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與玩物。物極必反的是,當過去極度親日的中共目睹到這樣搞下去不利於政權穩定的時候,他們只能夠透過更激進的反日與愛國教育來安撫民眾的情緒。到了最後,北京因此失去了許多在對日外交上可以靈活運用的政治手段,也是十分可惜。

在紀念南京大屠殺79年的今天,海峽兩岸的政府與人民只能夠拋棄掉一切意識形態上的恩怨與政治糾葛,才能客觀瞭解到彼此在看待抗日戰爭這場影響整個中國走向的重大歷史事件時,存在著哪些相同的與不同的看法。中共應該虛心肯定與接受南京軍民當年的奮戰與犧牲,台灣的政府與人民也應該認識「潘家峪慘案」與「五一大掃蕩」死難者的觀點,兩岸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和解。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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