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南方朔的搜尋結果,共251

  • 中國國民黨的「降書」

    中國國民黨的「降書」

     國民黨改革委員會誤認「九二共識」是過去式,提出一個為「九二共識」送終的兩岸論述,完全凸顯了改革委員會缺乏「理念、信心」,並違背「傳承、倫理」的精神,才會有捨本逐末、忘本式的主張,不但否定中國國民黨創黨精神,更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片面放棄「九二共識」,並抬頭挺胸復刻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真是懦弱的「投降」行為。

  • 南方朔》中國國民黨的「降書」

    南方朔》中國國民黨的「降書」

    國民黨改革委員會誤認「九二共識」是過去式,提出一個為「九二共識」送終的兩岸論述,完全凸顯了改革委員會缺乏「理念、信心」,並違背「傳承、倫理」的精神,才會有捨本逐末、忘本式的主張,不但否定中國國民黨創黨精神,更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片面放棄「九二共識」,並抬頭挺胸復刻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真是懦弱的「投降」行為。

  • 真相原來如此 已故東大校長認證 李鴻章並未貶低台灣

    真相原來如此 已故東大校長認證 李鴻章並未貶低台灣

    過去台灣民間流傳,清朝直隸總督李鴻章在與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商議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時,為安慰慈禧太后,在奏摺寫下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從此廣為流傳,以為當時清朝對台灣冷言冷語,令台灣人寒心。但實情真如此嗎? \n \n民進黨創黨元老、前考試院長姚嘉文在其著作《十句話影響台灣》中,文中提到:(簽訂馬關條約後)李鴻章為避免清廷責備,並向西太后及朝野安撫及搪塞,於是說出這句話:「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棄之不足惜。」 \n \n但根據《維基百科》研究,在現有清朝官方奏摺檔案、私人文稿函電及中日雙方甲午戰後談判文獻中,根本沒有李鴻章發表這段評語的文字紀錄。 \n \n已故作家李敖曾說:「我們現在根據這些歷史文件查得很清楚,李鴻章從來沒有說過這個話,從來沒有說過臺灣這個地區,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從來沒講過這個話,也從來沒說要把臺灣賣掉。一開始伊藤博文要把臺灣割走的時候,李鴻章談都不談,後來形勢逼人,不談也沒用。」 \n \n政治評論家南方朔也提出這段話並無出處,參與馬關談判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蹇蹇錄》(詳錄了整個談判過程以及談判雙方所有正式對話)裏也未提到類似的話。南方朔認為,台獨論述藉著這樣的話語,建立一套台灣是鳥語花香有情有義的美好鄉土論述。 \n \n而在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已故校長矢內原忠雄所撰寫的知名大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林明德翻譯,台灣史料中心出版,內文提到: \n \n「當台灣割讓之際,清廷全權李鴻章舉出台灣氣候風土之不健康、住民染上鴉片惡習而難除,匪亂不易根絕,及剽悍難治的原住民為由,藉以削弱日本要求台灣的氣勢。」 \n \n所以,李鴻章目的是「藉以削弱日本要求台灣的氣勢」、「藉以削弱日本要求台灣的氣勢」、「藉以削弱日本要求台灣的氣勢」,換言之,李鴻章根本不想割讓台灣,但後來「形勢逼人,不談也沒用。」 \n \n此書也未提到有何人曾說「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等語。 \n \n矢內原忠雄,1893年出生,東京大學教授。1926年,矢內原批評臺灣總督府非常專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矢內原反對日本侵略中華民國,因此「被辭去」東京大學教職。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本美其名說成是終戰),矢內原忠雄恢復東大教職,1951年出任東大校長,被譽為「日本人的良心」。 \n

  • 羅智強》千秋筆淪烏賊嘴

    羅智強》千秋筆淪烏賊嘴

    南方朔公開撰文,以篤定的口吻直指:「馬的親信如羅智強、蕭旭岑等在商議滅王事宜,並有人看見他們用加密電話和黃世銘聯絡。」這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問題,造謠不用負責任。更可悲的是,一個資深評論者,讓千秋筆淪為烏賊嘴。 \n 先無奈「行禮如儀」地聲明一個再確定不過的事實,我不但沒有用「保密電話」和黃世銘連絡過,也沒有用「任何電話」和黃世銘連絡過。事實上,我根本就從不曾和黃世銘連絡過,不管是在總統府副祕書長任內或任外都沒有。如此確然的事實,長年評論的南方朔竟可以顛黑為白,公然造謠,何故?法院一直在幫這種人的抹黑言論背書。 \n 我有2個選擇,不理他,然後,綠媒與名嘴們就會以此為本,大加渲染。另外,告他,但這個案子進到法院後,很可能的結果是,造謠名嘴會開始牽拖,就像周玉蔻在法院的辯詞,這是聽張三說的,然後張三說是聽李四說的,李四說是聽王五說的,就這麼無邊際的「聽說」下去。 \n 而法院很可能,就把「聽說」當成了「合理查證」,判我敗訴,於是我花錢、花時間打一大輪官司,還可能再被法院踹一腳。 \n 請問,你是南方朔、周玉蔻,造謠有什麼好怕的? \n 當然,也可能遇到不接受「聽說」卸詞的法官,多年後得到報紙一角的道歉,但因名譽受的傷、失去的工作、被抹黑的歲月,全都回不來了。 \n 更重要的是台灣因此被歪曲的公道。在台灣,司法關說之所以可以堂而皇之,就是有南方朔這等人,他們不去聲討司法關說對正義的為禍,卻甘為王金平、柯建銘等司法關說之徒造謠抹黑他人,擔當他們堂前的筆刀口劍,成為司法關說者最好的護衛隊與遮羞布。不能坐任這種造謠歪風傷台灣的公道,所以,給南方朔24小時內道歉,否則我雖不願消耗司法資源,也只能提出訴訟,以正視聽、張公道。 \n 首先,我從沒有用「任何電話」和黃世銘連絡過,事實上,我根本不曾和他連絡過,擔任總統府副祕書長前沒有、擔任總統府副祕書長時沒有,連卸任總統府副祕書長後至今也沒有。 \n 二、南方朔不要把人人都當成蔡英文,我可不像2005年的蔡英文,好大威風,凌晨4點主動電召檢察總長和她密會。 \n 三、睜眼說瞎話就是南方朔的水準?我不想浪費司法資源,但也不能任令名譽受汙,所以,給南方朔24小時內道歉,否則,法院見。 \n 四、南方朔說,此一「胡說之本」,是侯漢君,若然,請侯漢君不要當放箭小人,有膽量「公開說出來」,我一樣告。 \n 可悲台灣,被一群司法關說者的護衛軍、遮羞布,搞成了司法關說者的美好天堂! \n 千秋之筆,竟成烏賊嘴。 \n(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n

  • 駁滅王  金溥聰告南方朔敗訴

    駁滅王 金溥聰告南方朔敗訴

    專欄作家南方朔去年9月發表文章,指總統馬英九去年8月出訪過境紐約期間,與時任駐美代表金溥聰密商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進行「滅王計畫」,金溥聰認為南方朔捏造事實、懷有惡意、濫用言論自由,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本名王杏慶的南方朔登報道歉、賠償200萬元,台北地院9日下午判國安會祕書長金溥聰敗訴。本案還可上訴。 \n到庭聆判的南方朔說,法官判金溥聰敗訴,他感到有點欣慰,也對台灣的政治風氣建立範例。他說,全世界沒有一位大官像金溥聰一樣,一天到晚告人,「很滑稽,很惡劣」,這是用法律騷擾、恐嚇人,對法官的判決結果,很欣慰。

  • 綠要角登陸 南方朔:不是現在

     媒體工作者南方朔今天說,民主進步黨領導人適當時候都應去訪問中國大陸,「可是絕對不是現在」。 \n 有媒體公布民意調查指出,57%民眾支持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訪問中國大陸。 \n 民進黨召開對中政策擴大會議,邀南方朔引言。南方朔會前受訪表示,「適當時候應該去」,但「適當的時候,很難說」。 \n 主持會議的台南市長賴清德表示,蔡英文應有她的決定。 \n 至於總統馬英九在今年國慶演說中提出「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賴清德說,這種說法錯誤,對台灣沒利益,對兩岸未來發展也不會有幫助,尤其是在國慶日講,有失身分,令人訝異。 \n 南方朔表示,政府處理兩岸關係,造成台灣利益最小化、傷害最大化。 \n 綠營下一步是否該發動罷免馬總統?他說,反對者要提罷免案、倒閣案,「在理性上,我是完全支持」。反對者不可能不表示意見,雖然現實上不可能成功,但一定要表示意見,替歷史留下一筆、向歷史交代。 \n 此外,南方朔表示,馬總統與行政院長江宜樺的確做錯事,應誠實向百姓道歉後,政治惡鬥氣氛才會結束。1021017 \n

  • 綠華山會議 邀南方朔談民主化

     民主進步黨17日召開第6次對中政策擴大會議,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親自致電政治評論家南方朔,邀請他擔任引言人。 \n 民進黨日前召開過5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華山會議),17日預計將舉辦第6場,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主持,題目訂為「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策略」。 \n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說,這次會議將邀請民進黨籍立委林佳龍、學者曾建元、以及南方朔等擔任引言人,這也是南方朔首次出席民進黨的華山會議。 \n 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後,曾與南方朔進行過一場對談。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示,蘇貞昌認識南方朔很久,幕僚建議華山會議應該納入各界意見,提出邀請南方朔的構想,蘇貞昌決定親自打電話邀請南方朔,希望他能夠給與民進黨一些建議。 \n 洪財隆說,從現代化理論來看,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中產階級興起後,外界都樂觀預測中國民主化早晚會到來,不過,中國目前仍然是一黨專政。 \n 他說,儘管中國民主化的步履不順暢,對民主也還相當保守,但中國的政治變遷與未來發展,對台灣、東亞、甚至是全人類,都有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對台灣影響更大,中國的政治變遷,對兩岸關係發展都可能有不同的路徑,對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將有所影響,因此這次華山會議決定討論「台灣對中國民主化的策略」。 \n 洪財隆說,這次也將邀請數名陸生,參與討論中國民主化等相關問題。他說,民進黨不怕挑戰,對自己有自信,也認為對民主的普世價值,都可以討論。1021012 \n

  • 金溥聰告南方朔

    專欄作家南方朔在媒體撰文稱,總統馬英九過境紐約期間,與金溥聰密商針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進行「滅王計畫」。駐美代表金溥聰回答媒體詢問時說,南方朔捏造事實,懷有惡意,濫用言論自由。為了遏止這種惡質風氣,保護自己的名譽,他已採取法律行動。金溥聰表示,他一向不控告媒體,但如果是名嘴惡意中傷他,他一定要起而捍衛名譽。

  • 參與滅王大計又是政壇四人幫? 金溥聰告南方朔

    專欄作家南方朔(本名王杏慶)日前投書媒體,指總統馬英九的「滅王大計」,是在8月份於美國和駐美代表金溥聰見面後做的決定,更指金和行政院長江宜樺、前總統府秘書長羅智強、檢察總長黃世銘是「台灣政壇四人幫」;金溥聰在美國時間24日指出,他已對這些評論採取法律行動。 \n人在美國的金溥聰被問及有關南方朔對他的評論時指出,南方朔所言非事實且不具好意,是濫用言論自由,為了保護名譽並阻止如此不良的風氣,所以他決定採取法律行動。 \n除了提到金溥聰的部分外,南方朔在該名為《瘋子已不適任總統和黨主席!》的文章中還說,馬英九在「九月政爭」中對王金平的行為屬於權利瘋狂,且他目前正由昏君轉變為暴君。

  • 指涉馬王之爭 金溥聰提告

     駐美代表金溥聰今天表示,對於專欄作家王杏慶(筆名南方朔)有關他的報導評論,已採取法律行動。 \n 金溥聰對媒體詢問,專欄作家王杏慶近期有關他的報導與評論指出,南方朔捏造事實,懷有惡意,濫用言論自由,為了遏止這種惡質風氣,保護自己的名譽,對此已採取法律行動。 \n 南方朔在媒體刊出的文章指出,總統馬英九到訪紐約期間,與金溥聰密商對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滅王計畫。1020925 \n

  • 南方朔觀點-台灣是「悲慘的幸福」之地

     幸福、快樂都是個人和群體的主觀感受,它只能體會,不能言傳,更不能量化。但不幸的是,人類卻總是很無聊的為了它私底下之目的,要把這種不能量化的問題數量化和指標化,於是就產生了許多無聊的口水。 \n 例如,台灣今年首度根據總統指示,公布國民幸福指數。於是行政院主計總處遂根據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編出了一套說詞,宣稱台灣在37國裡排名第19,優於日本和南韓,為亞洲之冠。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只是一種發展指數,與幸福不幸福無關。而我們的政府卻大張旗鼓在幸福上做文章、搞宣傳,怪不得政府一公布,就被調侃得一塌糊塗,並戲稱之為「馬桶指數」了。 \n 任何指數、指標的公布都必須有極強的知識論證,才可能接近真實。當把搞文宣、粉飾太平、自我過度吹噓當成首要目標,這樣的指數只是笑話一場。我奇怪的是,當主計總處公布這個大家都不相信的指數之前,為什麼都沒有人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立刻收回這個數字! \n 比起我們政府這個奇怪的指數,我倒比較相信美國詹森總統經濟顧問奧孔(Arthur Okun)所制定的「悲慘指數」(Misery Index),奧孔為美國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很能提綱挈領的設定出許多顯露出實情的指標,他的「悲慘指數」是把通膨率、失業率、長期利率的變化,以及GDP的變化率這4個基本民生指標相加而成,現在已簡化為通膨率和失業率這兩項。幸福必須以日子是不是悲慘為前提。今天台灣的悲慘指數持續攀高,而政府宣稱人民很幸福,這真是一種「悲慘的幸福」! \n 而「悲慘的幸福」並不是語言遊戲。前代美國民間思想家霍佛(Eric Hoffer)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過類似的概念,他指出若一個社會每下愈況,人們每天都在失去,一個正在失去的社會,對那尚存不多的擁有就更想能夠挽留住;當失去全部已成了一種恐懼,對那所剩的不多就更覺得格外可貴,那是許多人僅存的最後幸福,它會發揮臨去秋波的放大效應。當幸福快失去前,會覺得很幸福,這大概就是今天台灣那種「悲慘的幸福」之真相。 \n 就在政府公布了大家都不相信的幸福指數報告後,民間的中華徵信所也公布了他們的幸福指數,而這份民間的報告和政府的報告恰好完全相反:幸福以0至10分劃分,6分為及格,台灣是不及格的5.72分,遠低於新加坡、日本、南韓,甚至如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不丹、汶萊等國都比台灣幸福。 \n 台灣的政府是個典型的肚臍眼政府,每天只看自己的肚臍眼,愈看愈高興,台灣的政府不知道近年來多數亞洲國家都在欣欣向榮。當國家前途在變好,人民對未來有期望,幸福感自然增加,一個社會當經濟在退化,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這時再去宣傳有多幸福,大概只有白癡和鬼才會相信。 \n 近年來,全球知識界產生了許多奇怪的想法和指標。有些歐洲的知識團體,懷念過去那種樸素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歌頌發展前的社會,諸如亞洲的不丹、南太平洋的小島國家萬那杜,都曾被選為世界上最快樂、最幸福的國度。對於這種太另類的幸福,我們知道了就好,犯不著去吹噓,因為不丹和萬那杜那種生活方式已回不去了,推崇不丹和萬那杜的人,他們大概也不會申請入籍不丹和萬那杜。相對於此,台灣自我吹噓為亞洲最幸福的國家,這也是一種欺騙,如果台灣真的像他們吹噓的那麼幸福,那麼我們就請他們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台灣,分享台灣的幸福,台灣人一定很慷慨的願意把幸福分享給他們。 \n 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真誠的去看自己的社會,最忌諱的乃是視而不見,並企圖將自己的視而不見,以說謊的方法將它合理化,這已是自欺欺人的邪惡了。將今天的台灣說成是很幸福,虧了他們也真敢講。何不乾脆說,台灣的聖明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一呢?(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政府卑賤的舒適」應該醒了

     將梭羅的「公民不服從」觀念發揚光大的聖雄甘地,雖然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對印度的殖民政府並無立即的威脅性,但殖民當局深深的知道,他的非暴力公民不服從不合作運動乃是無權力者最大的權力,足以造成比暴力更大的革命效果,最後還是在1922年3月將他以刑法124條A款的煽動叛亂罪起訴,最後判決他入獄6年;後來他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使他在1930、1933和1942年又多次被捕入獄。 \n 在他第一次被起訴審判時,甘地在1922年3月23日的法庭上,發表了他那篇震鑠古今的〈非暴力是我的第一信條〉演講。他在法庭演講中表示: \n ─「殖民政府的法律乃是用來替剝削者服務的工具,政府卑賤的舒適,乃是向群眾吸血而來。我認為,政府的法律乃是意識和非意識的為了剝削者而濫權所致。」 \n ─「我謙卑的認為,不和邪惡的政府合作,乃是我們要和善合作的責任。我也要提醒我的同胞,暴力只會使邪惡擴大,它只會使邪惡有了理由而繼續存在。」 \n ─最後他向主審法官和協審推事做出這樣的道德呼籲:「唯一的問題,已到了閣下頭上,如果你們認為起訴我的政府是邪惡的、我是無辜的,那麼就請你們辭職,俾和罪惡劃清界線;如果你們認為你們服務的體制和法律是好的,對人民和國家有益,而我的行為對公共福祉有害,那麼就請判我以最重的刑罰。」 \n 自從19世紀美國作家暨思想家梭羅提出「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及行動後,非暴力的和平抵抗已日益成了普世人民運動的模式,舉凡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南非的屠圖主教、捷克的哈維爾都以公民不服從的力量,推動這時代的改變。而公民不服從運動,在甘地時代就有了極為深入的探討。甘地對於政府及國家暴力有深刻的反省,他知道國家與人民擁有完全不對稱的力量,政府可以透過體制的力量和壟斷的武力,恣意的去傷害人民,但人民身居為絕對的弱者,並不是可以任人支配宰割的,那就是人民擁有一場道德不對稱戰爭上的最大力量,當人民能夠基於義憤而團結,弱者的道德力就會極大化、發揮摧枯拉朽的作用。當年哈維爾提倡「無權力者的權力」,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發起「無力者大會」,這都是甘地主義的延續。人民看起來毫無權力,但實質上卻擁有至大的道德力,政府與人民之間乃是一場絕對不對稱的戰鬥,政府未必是贏家。 \n 也正因此,一個真正知道警惕的謙虛政府,對自己的權力一定要自我節制約束,對人心的變化一定要真誠的去聆聽。1920年代義大利的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葛蘭西就指出,一個政黨和政府一定要有一種偉大的前瞻力,要從社會變遷的高度,掌握到民意及道德的趨勢,提出與時俱進的改革。政府之當為乃是透過改革來凝聚人心,政府絕對不容許以它擁有的權力任意的去行事。當政府失去了警惕與期許,它很容易就掉進了與民為敵的自我失敗的惡性循環圈。 \n 近代已出現了一個新字「革命式的革新」(Reforlution),這個字有很多解釋,最主要的意思乃是指一個政府最好要有一種革自己命的態度,然後用這種態度來推動改革。當自己革自己命,而不是等被人革命,它才有可能化被動為主動去領導一個國家與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自覺,仍是仗著自己的公權力而去恣意亂為,今天辦這個,明天又要辦那個,辦到最後,只是辦掉了自己。 \n 今天的台灣已成了一個烽火遍地的社會。政府無能而已不肯去傾聽人民的聲音,當它無心無感,體察不出民心的所向,無法找到國家的方向,它的每件事都只會招惹出民怨,各類不滿運動遂像滾雪球般愈滾愈大,今天1萬人,明天10萬人,總有一天變成百萬、兩百萬。政府還不快醒嗎?(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是王聖人,還是王鄉愿?

     有一個字,東西方的往聖先賢見解都難得的完全一樣,這個字即是「鄉愿」、「偽君子」(hypocrisy)。 \n 英文的「鄉愿」、「偽君子」,典出希臘文hypokrasis,hypo是指「在什麼的條件之下」、而krinein則指「精打細算」、「過濾」、「判斷決定」。意思是「經過小心算計的行為」。它的延伸意義是指一個人在做任何事之前都經過算計、他們的行為像是在演戲、像是在假裝。因此這個字主要是指「很自私卻假裝有道德」的假裝和欺騙。 \n 當年但丁在寫《神曲》時,他即認為,社會裡有壞人並不可怕,因為人有好壞善惡的標準,有了壞人,反而更能讓人相信善良的價值。但一個壞人假裝是君子好人,他們假裝做好事,事實上卻是在做壞事,因此「偽君子」乃是最壞的壞人,他們混亂了是非善惡。於是但丁認為偽君子比壞人更糟糕,因而他在〈煉獄篇〉裡,把偽君子放在地獄的最底層,比壞人更低。 \n 因此,在西方的倫理價值裡,它們把言行合一、真誠無欺視為最高標準,偽君子因而是比壞人還壞的人。17世紀法國哲學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遂說:「偽善是邪惡送給美德的最大貢品。」英國文豪米爾頓也說:「除了上帝之外,偽善在走路時,乃是沒人看得見的惡魔。」而19世紀英國改革政治家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更說:「一個保守的政府乃是被組織化了的偽善政府。」 \n 近代最偉大的女哲學家漢娜‧鄂蘭說得最好,她說:「邪惡及罪行,只會讓我們對罪惡問題感到徬徨難解,而偽善由於已造成善惡不分,它乃是爛到了骨頭裡的邪惡。」 \n 在西方的倫理系統裡,講究真善美這種終極關懷,因此對於偽善這種言行不一、內心自私但卻貌似好人、帶有欺騙性的行為最是深惡痛絕,認為偽善乃是眾惡之源。他們認為人就要講真話,不能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哈佛政治學及倫理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 Thompson)在近著《恢復責任感》裡也提到偽善和偽君子,他即指出人的言行不一,由於違背了求真的基本道理,的確是惡中之最大。 \n 在說過西方哲學對「偽善」、「偽君子」的思考後,再讓我們來看孔子對鄉愿的看法。中國在極古的年代就已察覺有一種人,居心自私但卻貌似恭謹,專講漂亮話,因此稱這種人是「愿」,它的意思是「經過精打細算討人喜歡的虛偽態度」,一個社會裡的這種人就叫「鄉愿」。 \n 對於這種人,孔子在《論語‧陽貨》中即曰:「鄉愿,德之賊也。」在孔子那個時代,賊是最壞的壞人,賊比偷、比盜都壞,所以亂臣賊子已是最壞的壞。孔子的意思其實是和但丁等人完全一樣,認為鄉愿這種人言行不一,不能求真負責,他們其實已混淆了道德的是非標準,因而已是「德之賊也」。 \n 《論語‧陽貨》除了這一句外,又說道「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話講得一付義正辭嚴的樣子,但心裡卻不這麼想,這種人其實也是鄉愿的一種,他們已替道德鑽了一個大破洞。孔子本人,由於深深體會到言行合一、道德及人格的一致性之重要,所以他在言行之間、辭讓之間,以及進退去留之間,才掌握得到分寸,他是古代真正的聖人! \n 由昔日的孔聖人,再來看今天的監察院長王建煊王聖人,這個王聖人其實已對聖人這種名號開了個最大的玩笑。他出任監察院長迄今,監察院正經的事沒有做幾件,媚俗的新聞甚至無聊的新聞倒是鬧了不少,而最糟糕的乃是最近監察院彈劾張通榮未過,他竟大放厥詞宣稱「監察院關了比較好」,監察院是他在當家,監察院表現不佳,乃是他的恥辱,而他居然成了好像事不關己的第三者。 \n 事實上監察院缺乏功能,他應負最大責任,如果他自己辭職,相信他的辭職效果必能造成監院改革風潮,而他卻占住位子不做事,只是會炒作狗咬狗的無聊新聞,他的言行其實就是鄉愿的代表,他缺少了人格的一致性,失去了進退去留之道。這已算是典型的小丑行徑!(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透過不信賴政府 重建對政府信賴

    南方朔觀點-透過不信賴政府 重建對政府信賴

     外國有些電影,雖然是大眾文化產品,但卻很有哲學性。阿湯哥主演的《軍官與魔鬼》就是部很有哲學性的影片。 \n 美國駐關達那摩基地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一起士兵被凌虐致死的案件。該部隊的上校指揮官是個很強勢的軍官,他馬上就要升官到美國國安會去當一個主管。像他這種人當然絕對有權去湮滅證據,甚至炮製各種假證據來證明他是個好人,軍事檢察官也都聽信他的片面之辭,因此阿湯哥扮演的軍中律師幾乎是在打一場必敗的官司,聽從上級命令而動手凌虐他人的兩個士兵已注定要扛起全部的責任。 \n 但由電影情節的發展,阿湯哥已確信下達私刑命令的就是那個明日之星的上校指揮官,只是尚缺乏證據而已。於是最後在法庭上,他拚著侮辱長官和瀆職這種罪名的最大風險,激怒了上校,使上校說出「是我下的命令」,於是真相大白,上校以教唆犯身分當庭收押。 \n 至於那兩名受到命令的士兵,由於他們是受到無法抗拒的命令,因此他們的蓄意及過失殺人罪不成立,他們被陪審團判為違背軍人行為罪,由於他們被拘押的時間已超過了刑期,最後認為他們違背了軍人行為準則,勒令立即不名譽退伍,被逐出軍隊。那個動手的士官道森倒是懂事的人,他表示,他是個軍人就應保護袍澤,而他們並沒有盡到保護袍澤的責任,這是他們的罪。 \n 上個周末,我把《軍官與魔鬼》又重看了一次,我的感想計有下述三點: \n 一、美國軍中和其他國家相同,當官的都有湮滅證據、掩蓋真相的傾向,對於命令式的犯罪,上面的大官也是會找下面的人扛起全部責任。儘管遊戲規則雖然不公平,但軍中的律師還是有充分的調查權,可以透過調查逐步發現疑點,最後在法庭上做出冒死的一擊,終於能使真相畢現,如果軍中律師沒有調查權,根本就不可能有真相! \n 二、電影中,美國軍方和別國一樣,也是個黑箱,但在黑箱中,還是有個馬金森中校會對自己參與到犯罪當中覺得良心不安,最後自殺謝罪。體制化的犯罪一定要有人良心不安,這才有道德張力,而在台灣,對於體制性的犯罪,我們卻從來看不到有人良心不安,江國慶案一堆人將別人屈打成招、槍斃了事,沒有任何一個人良心不安;洪仲丘案也是一堆人參與,也沒有一個人良心不安。因這麼多人都已失去了良心,中國的體制文化真的已出了嚴重的問題。 \n 三、《軍官與魔鬼》中,陪審團最後做出裁判,那真是很有人性及哲學性的判決。命令式的犯罪,接受命令的士兵,他們對不正義的命令,完全無法抗拒,如果抗拒,他們就會成為下一個被整的對象,因此對這種人犯不著去醜化,而是要查上面的真相。可是對洪仲丘案,我們的軍法單位和媒體,不在上面追責任,只是在醜化下級上做文章,企圖讓下級扛起全部責任,用這種態度辦案,能辦出真相才怪! \n 因此,在重看《軍官與魔鬼》後,我真的感慨繫之。這時候我就想到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及倫理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 Thompson)在近著《恢復責任感》論文集裡討論組織性和集體性犯罪的重要論文,論文題目是〈恢復不信任的價值〉。他指出現代政府、公司、組織透過命令形式而為惡的現象已日益氾濫,因此現代政府及組織已需重建「不信任」的新價值。18世紀啟蒙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曾說過:「任何人在被證明為值得信賴前,都是不值得信賴的。」 \n 只有對政府、領導人和長官拒絕信賴,他們才會去做出值得信賴的事,對命令太過信賴,只會使他們去做不值得信賴的事。因此一個現代政府和組織已需要在保障人們的不服從、不信賴上多動腦筋,不應該在服從這個老價值上動腦筋。只有透過不服從、不信賴,才可以重建出信賴和合理的服從。台灣部隊淪為黑暗帝國,就是他們濫用信賴和服從所致!(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危機是病與死的中間狀態

    南方朔觀點-危機是病與死的中間狀態

     「危機」(Crisis)乃是拉丁化的希臘字,它的原意是指「區別」、「分開」、「決斷」的關鍵時刻。希臘哲學家希玻克拉底(Hippocrates)最早以臨床醫學的定義加以解釋。他說危機這個字,指的是一個生病的人,在病與死中間的那種最危險可怕的狀態。危機是一種病重的狀態,再多一點就是死。因此,「危機」代表的是死亡前夕的最後的警告。 \n 近代史上,對危機講得最好的有兩個人:一個是18世紀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潘恩。他在1776年出版《美國的危機》,指出美國革命的必要。他身先士卒倡導革命,美利堅合眾國終於誕生。 \n 另一個是19世紀瑞士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他是第一個對危機的機制做出深刻討論的人。他說當危機出現,意謂已需要做大改革。他指出,改革是無法預期的,改革是個一點動就會全盤動的偉大事業,改革無法預期,難以規畫。改革的關鍵只是要不要動的豪賭而已。只要肯動就會連環動。 \n 因此,現代社會之所以進步快速,實在與對危機的警覺密切相關。危機通常都是問題的顯露,對危機有感,才會下定決心去從事改革。「危機─改革」乃是個循環圈。 \n 只是當代以來,人類的學術思想已不進反退,當政治操縱已取代了政治學,於是「危機管理」這種操縱術就取代了危機的警號。當政治與社會出現危機,理應展開大改革時,統治者不但沒有去改革,反而只是把危機看成是個問題,企圖去管理之、擺平之。「危機管理」這種權術性的操縱已將「危機─改革」的循環圈瓦解掉,現當代已進入一個反改革的時代。 \n 現當代的「危機管理」的確是個很糟糕的操縱技術: \n 一、當危機發生,他們不去誠實面對危機,做出改革,只是把危機看成是個問題,企圖管理之、轉移之、擺平之,因此危機管理只是在拖延問題,企圖用手段性的方法來轉移本質性的問題。 \n 二、最常見的危機處理方法就是「表演」,就以洪仲丘案為例,當洪案發生,他們不去面對問題,而是在去洪家拜訪、去洪家上香、去洪家頒發旌忠狀等小手段上動腦筋,用這種做秀的小手段,企圖來轉移焦點。他做這些動作之目的乃是要用自己的形象動作來讓群眾的憤怒失焦,俾將這個問題擺平。而我們都知道擺平問題並不是誠實面對問題,它只會使人民的憤怒增加,事情愈擺愈不平,問題愈拖的結果,只會使民怨民憤愈來愈增,等待民憤的大爆炸! \n 三、因此,今天的台灣真正需要的是統治者誠實的去面對各種危機,不容許他們繼續以各種技術性的操作來模糊危機,表演式的危機管理只會把各種危機愈拖愈糟。台灣搞這種表演式的危機管理已經很久了,但一個危機也沒有解決,因而今天已各種危機大會串,危機的總爆炸已為期不遠。 \n 因此,真誠的面對危機,展開真誠的改革,才是台灣唯一的活路。拖延只是死路。 \n 1980年代,乃是全球對危機理論研究得最深刻的時代,學者們已警惕到,由於媒體的發達,統治者已懂得利用媒體的宣傳,將危機問題隱藏和轉移,這乃是世界各國問題日益嚴重,但改革卻愈來愈少的原因,因此危機理論歸結到最後,其實乃是統治者的「人格危機」。 \n 許多統治者好逸惡勞,許多統治者則喜歡沽名釣譽,另外則有許多人吝於改革的風險,這乃是近代改革家愈來愈少、混著過日子的統治者愈來愈多的原因,而「危機管理」將危機變成可以管理、可以擺平的問題,而不把危機視為改革的契機,這種近當代的小權謀技術的出現,恰恰好也替反改革者提供了反改革的理由和方法。 \n 台灣今天百病叢生,統治者天天都在做秀式的搞危機管理,卻不能把危機看成是大改革的契機,這就是典型的統治者的人格危機! \n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盲從是最大的罪惡

    南方朔觀點-盲從是最大的罪惡

     近代政治哲學已愈來愈注意「組織化了的罪惡」。以前的人相信人類雖有黑暗的一面,常會做出邪惡的事,但人畢竟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歸結到最後,就是「良心」。 \n 但近代的哲學家已對良心為何物,愈來愈懷疑。原因就是近代已有很多事顯示出良心其實是脆弱無比,良心的強度抵不過一張衛生紙。而開創出這個時代新議題的,就是近代最偉大女性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n 鄂蘭教授在戰後參與納粹戰犯之研究。她於1945年出版了那本劃時代的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組織化了的罪惡》,她在這本書裡指出,納粹份子其實個人都不是壞人,他們在家裡是個好丈夫好爸爸,許多人愛好古典音樂、愛護小動物,算是典型的居家好男人。而在公事上,他們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也算是個好公務員,但這樣的好男人和好公務員,為何在納粹體制下,竟會犯下那些殺人如麻、殘忍無比的滔天罪行呢? \n 鄂蘭教授研究後指出,原因不是別的,乃是「服從」和「紀律」所造成的。德國的公務員和軍人都愛國、服從、守紀律,他們相信這種紀律價值,因此他們參與到納粹暴行中,不是他們有多邪惡,只是在遵守長官的命令而已。「服從」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美德,但換了另一種情況,卻成了最大的罪惡。德國公務員和軍人的愛國盲從原來是如此恐怖的。 \n 後來,1971年鄂蘭教授在一次演講裡將這種「組織化了的罪惡」做了更哲學性的討論。那次演講的全文後來以〈思考與道德反省〉為名發表。她在演講中指出,人會有善惡的判斷,乃是因為人會思考,當我們知道了自己行為會有什麼後果,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才會節制,知道了什麼是惡,我們才會有知道什麼是善。而當時納粹的可怕,乃是它已把野蠻硬拗成是紀律,屠殺說成是愛國,當人們思考問題的基本範疇已被模糊化,這意謂著當時的德國人已失去了思考的最基本能力。鄂蘭教授自己是德裔美籍人,她在演講中特別指出,近代德國人乃是智性高度發達、思考能力極強的一種人,而納粹卻可以把德國人搞到失去了思考能力及道德判斷反省的程度,這才是納粹罪惡的根本。 \n 自從鄂蘭教授提出了「組織化了的罪惡」這個罪惡問題的新面向後,近代對罪惡問題已開始注意下列幾點: \n 一、邪惡問題已不限於個人,無論實驗心理學及政治法理學都愈來愈重視體制的邪惡。特別是現代媒體操控愈來愈厲害。掌控了媒體就可以靠著硬拗硬扯,製造出有理由的邪惡。 \n 二、體制是個龐大的機制,它很容易培養出制度化的邪惡並使人習焉不察。 \n 三、現代國家的公務員、軍人,甚至大公司的員工,已必須有一種新的道德自覺,那就是他們有拒絕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而且政府必須保障這種不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當一個體制太容易以各種方式形成邪惡共同體,這個社會的胡作妄為、各種濫權就會一直繼續,無法收拾。只有公務員、軍人及公司職員有拒絕服從不正義命令的權利,各級統治者才會收斂! \n 今天的台灣,整個體制已成了一個龐大的「命令體制」,政治上以黨紀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集權效忠;而軍隊則是以軍紀效忠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濫權。尤其是軍中的濫權最為嚴重,軍隊應該是個袍澤互救的團體,但今天這種袍澤情、兄弟愛早已無存,反成了整人的黑箱,出了事就要湮滅證據,最讓人難過的,乃是在它的過程中,居然沒有一個人覺得良心不安,還有許多人為這種行為繼續硬拗鬼扯。當一個體制內已失去了良心,良心在政治正確下已自動放棄。一個失去了良心的團體,怎麼會有前途? \n 因此,我最近重讀鄂蘭教授的著作及演講,她那個盲從是最大的罪惡的理念,讓我對台灣的悲哀更深了! \n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政府的心為何愈來愈狠?

     《孟子‧公孫丑上》說,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是仁義禮智四端的基礎,因此後來的人遂說「人心是肉做的」,這表示是非善惡乃是人類的自然本性。 \n 但人心真的是肉做的嗎?我卻懷疑。近代有關邪惡與罪惡的研究,早已發現到人類有太多集體的野蠻、狠毒與殘酷,太多的殺人不眨眼,而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還是被體制化的。因此,近代德國女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遂用「邪惡的常態化」來說近代邪惡的氾濫。人是能感能思的動物,當我們做的事傷害到別人、使別人受苦,理論上別人的受苦就會促成我們的反思,但近代這種反思的空間已日益狹小;近代政府已習慣於意識形態的操縱,意識形態會形成體制,當人們在這種罪惡體制下,他們就會習慣於這種罪惡,並且以「我不做,但別人都在做」這種理由原諒了自己。當人做了罪惡的事太容易自我原諒,那種自我反思的空間即告消失。現代罪惡的氾濫,乃是政府的體制造成的,體制使人在做了邪惡的事情後已不會心裡不安,無感就會無心,本來是肉做的心,也會變得比鐵還硬、還狠! \n 因此,現代的邪惡氾濫,乃是體制造成的。體制會使人跟著體制走,不邪惡白不邪惡,軍官可以變成魔鬼,官僚也可以變成土匪強盜,這些人敢於公然的做出邪惡的事與他們個人是否邪惡已沒有關係。「無動機的惡意」(Motiveless Malice)乃是最大的邪惡,體制已成了比小我大了好多倍的大我! \n 因此,整個部隊把江國慶屈打成招,沒有一個人在過程中覺得不安,這就是典型的體制集體罪惡,這種事他們已做了無數次,每次都得心應手、不留後患,江國慶案他們當然依樣畫葫蘆。如果不是江的家人不死心一直追下去,江被槍斃也就斃了,又有誰會知道?偌大的一個體制,對付一個小兵,真是太容易了。一堆軍官當然成了魔鬼。 \n 再以士兵洪仲丘被操到死一案為例,那更是整個體制的邪惡所致。近年來部隊整死人的事已難計其數,反正部隊是個大黑箱,一堆手當然遮住了天,外界諱莫如深,人被整死,死就死了。這次如果不是洪的家人及網友基於義憤把事情鬧大,洪案一定船過水無痕的草草帶過。 \n 因此,關於洪仲丘案,它乃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殺人制度案件,當它是制度案件,當追究責任時就應由上往下論罪,而不應餖餖飣飣的去在下級的某個人或某些人誰有動機上去做文章。當確定了它是制度殺人,也才可以去改變制度,如果只是去扯下級哪個人的動機如何,那就是把制度殺人的問題推給某幾個倒楣鬼來承擔,邪惡的制度仍然繼續存在!操死人的事也依然繼續! \n 中國人的思維裡,一向只把邪惡與罪的問題個人化,對政府只是歌功頌德,因此我們永遠不會去想政府所做的集體邪惡與罪惡的問題,但由江國慶案與洪仲丘案已顯示出,政府的集體邪惡與罪惡是存在的。政府由於擁有體制的權力和壟斷資訊及話語權的權力,它遂可以形成體制,任意的剝奪人命,而且不被人知道。當政府可以祕密的做盡壞事,而且不被人知悉,或者可以靠著壟斷話語權,硬將不法不義的事情拗得好像有了歪理,難怪到了近年,政府官員的心已愈來愈硬、愈來愈狠、愈來愈敢。就以苗栗大埔事件為例,政府低價徵收民地後變更地目再出售,即可大賺一筆,這其實已是官兵當土匪強盜,集體的邪惡居然是可以如此囂張的。政府打著「依法辦事」的旗號,卻做著非法的事,這未免太膽大包天了。 \n 因此,由最近的這些事,人們對政府的集體邪惡已需提高警覺。集體邪惡之所以會出現,乃是因為人民已經麻木怠惰,失去了批判的認知與勇氣。當人民散漫怯懦,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寸進尺,軟土深掘,掘到了最後,軍官就會成為魔鬼,官兵就變成強盜土匪!(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台灣其實早已不再優秀!

     這一次,讓我們來談一個比較深奧的知識論問題。 \n 世界有它真正的樣子,那就是世界的「本體」,但因為那個「本體」太過龐大複雜,我們無法掌握,因此我們只得透過認識局部,希望達到認識整體的目標,諸如「舉例」、「指標」、「指數」、「比較」、「排名」這些方法,就成了人們認知世界、自我定位的主要手段。古代的《大般涅槃經》以及波斯哲學詩人薩納伊(Sanai)都講過瞎子摸象的比喻,它指的就是這種認識論的限制。 \n 因此,人們透過「舉例」、「指標」、「指數」、「比較」、「排名」等方式意圖認識世界和自我定位,注定了是在準與不準之間。這些方法的確有它客觀準確的一面,但也難免有主觀不準的一面。因此,人們對這種方法呈現出來的自己,最好的對待之道就是「不驕不餒、自求上進」。當這些方法都說我好,千萬不要高興得尾巴翹起來;當這種方法說我差,我就應有「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胸襟。別人說我好說我壞,都只是一種參考,最重要的是要有「得失寸心知」的那顆心!如果自己少了那顆真正客觀的心,而只是隨著別人的議論而或悲或喜,那反而會後患無窮。 \n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既主觀又客觀的比較方法,它會無形中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出等級,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均被視為優等國家,這種優等國家的刻板印象就會被固定,它縱使有什麼差錯,人們也都不會深究;但若一個國家在各方面都長期退化,最後到了某一點,人們對這個國家的判斷就會產生突變,不明言的不再視它為優等國家,而是將它的優等剔除,於是無論國內民意、國外輿論都自然而然的將它視為劣等國家。當這個國家的優等地位被剔除,劣等地位逐漸被確定,則無論國內外的民意輿論,也會跟著改變,講它好話的會愈來愈少,講難聽話的則會變多。舉例而言,亞洲的菲律賓,戰後乃是亞太最好的國家,也是東南亞的反共明星,但從馬可仕當政起,他的無能貪腐久了,菲律賓已國不成國,於是菲律賓遂國家形象降級,全世界對菲律賓再沒有一句好話。再以柬埔寨為例,戰後它也是不錯的國家,我小時候看過台南出生的英俊小生林沖的電影,就有到柬埔寨出外景的影片,但不幸的是,柬埔寨被捲入越戰,整個國家被打得退回到中古時代,從此以後世人看柬埔寨當然也沒有一句好話。 \n 再以南韓為例,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前,全球對南韓是壞話多、好話少,但從金大中以來,韓國勵精圖治,到了今天,韓國的形象已躍升,幾乎已聽不到難聽的話。我舉這些例子,顯示出世人對一個國家的評價是會變的。當一個國家不能改善基本面,它的國家形象最後就會降級,當它自居為下流,就自然而然的眾惡歸之。 \n 而中華民國以前無疑是被歸為優等的國家,國際上關於台灣的負面新聞實在不多。但近年來,由於台灣本身在快速退化,經濟上已由四小龍之末,快跌成全亞洲之末,加以國民實質收入已跌回十七年前水準;而由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貪腐案件不絕如縷,甚至政府自己都在搞貪汙除罪化,已明顯可以看出台灣的退化已由經濟開始,蔓延到了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上。而我們都知道,這種退化最後會累積成國家形象的退化。《經濟學人》的「笨蛋」風波只是個開始,「國際透明組織」的調查報告風波乃是延續,而且我敢鐵口直斷,這種台灣形象降級所造成的事件將來還會繼續發生,更正是更正不完的。 \n 因此,一個知道自我反省的政府,就應有反躬自省的基本認知,當自己表現不佳、形象退化,就應把形象降級視為一種鞭策,好好去改善自己國家的基本面,而不應自己的改善工作不做,只是在那裡搞「更正」、搞「反駁」,因為搞「更正」最後只會成為一則笑話。台灣政府在搞「更正」的同時,台灣自己所做的民調有七五‧○七%認為台灣的貪腐其實更糟。這已顯示出「更正」是沒有用的,台灣其實早已不再優秀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不要做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

     當代美國主要公共知識份子、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沙克斯(Jeffrey Sachs)在他的近著《文明的代價:衰退後的經濟學和倫理學》裡開宗明義第一段就說: \n ─「美國經濟危機的基礎乃是一種道德危機,美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公共美德日益凋零。一個市場、法治和有選舉的社會,如果富人和有權的人,不能以值得尊敬、誠實而又憐憫的態度去對待別人和世界,則是不夠的。美國已發展成世上最有市場競爭力的社會,但美國的公共美德卻一路敗壞。如果不能恢復一種社會責任的風氣,則有意義、可持續的經濟復甦將不可能。」 \n 沙克斯教授乃是當代主要的總體經濟學家,他出身哈佛,他是前代經濟學家宗師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的徒弟輩。薩繆爾遜早就指出了市場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只靠市場是不夠的,政府的責任、政策的領導與調控、社會的共同責任感也同樣重要。但近年來美國經濟學家將市場神話,政府的責任退位,當沒有了政府角色,市場就變成了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沙克斯教授遂指出,政府角色退位,市場弱肉強食,乃是美國經濟惡化的主因,他的整本書遂以搶救政府為主題。 \n 在讀了沙克斯教授的近著後,我覺得他在該書中的論點對台灣也同樣有效。沙克斯認為,經濟學應是綜合的人的科學,經濟學家應有深層的社會關心,但近代以來,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他們什麼都不會,只要一談經濟問題,就把「市場」、「自由貿易」這幾個口號當做萬靈丹掛在嘴上,並把「鎖國」、「保護主義」等口號當成黨同伐異的武器。因此沙克斯遂用了一個很重要的字批評這種政策制定人是「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Acolytes),足見他在寫這本書時是很有火氣的。 \n 沙克斯乃是當代主要總體經濟學家,他沒有囿於某種教條,而是用接近常識的古典標準,認為經濟這棵大樹,是要靠很多力量才可以支撐起來的,經濟要靠市場,但更要有政府的積極作為,才可能校正市場之弊。 \n 因沙克斯的著作,我就想到近年來被公認為是世界上超級模範的北歐四國:芬蘭、丹麥、瑞典、挪威。今年二月份《經濟學人》就曾以這四國做為封面專號。這四國雖然都是蕞爾小國,但因為政府領導有方,企業夠爭氣,它們不但在農產畜牧、鋼鐵精工、資訊電子、製藥化學,甚至文化產業上都高踞世界的龍頭地位。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北歐四國列強環繞,競爭與開放的壓力從未停止過,但他們的政府勇於帶頭創新,並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條件;當開放使得某些人的職業被替換掉,政府就立即透過進步的制度設計,將失業者再訓練,可以找到更有未來性的工作。北歐四國加起來的人口規模和台灣相當,但它們社會的團結度、幸福指標、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卻世界第一。而毫無疑問,政府的彈性與有效的領導為主要的原因。 \n 北歐四國的經驗甚至已間接證明了沙克斯教授的論點。在這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市場與開放當然很重要,但企業的進步創新、政府的有效領導和遠見同樣重要。因此《經濟學人》遂幫這四國講出這樣的大話:「生為北歐人,是生命過程中,中了第一張樂透彩!」如果北歐不是企業爭氣、政府有能,以北歐的地理與環境,怕不早就成了歐洲強大經濟體的附庸經濟體了! \n 因此,在讀了沙克斯火力很強的近著後,我真的很同意他的論旨,經濟問題檢討到最後,其實乃是知識理論上的思想問題,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最怕的就是那種「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這種二流小和尚只會喊口號,用口號治經濟、用口號治國、用口號黨同伐異。而真正厲害的大和尚,會自己找自己的經來念,會念出像北歐四小國那種不一樣的未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南方朔觀點-黑道幫派是近代中國永遠之痛

     早年我研究中國社會史,覺得最痛心的,乃是自清代以來中國人的社會即停滯不前。 \n 原因是清朝以滿人入關,建立了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多數的王朝,滿人對東北地區或許還能有效統治,滿人鞭長莫及之處,遂自動交給漢人社會自組織形成的黑道幫派。於是清朝時期,滿族對中國的多數地區,都是透過幫派而行間接統治,在長江及運河漕運地區以「清幫」為大,在閩廣地帶則以「洪門」、「三合會」、「小刀會」為主,在四川則是「哥老會」,在雲南則是「丐幫」。這些幫派的形成,乃是低階的生存意識所主導,它強調地域觀念、好勇鬥狠、忠孝節義等封建意識,它無法把中國人社會帶向一個永續的、更高階的價值秩序。低階的生存意識,使得中國人社會大家都好死賴活的忍耐度日。最後到了國家殘破、社會凋零、大家忍無可忍,才有了孫中山的革命,而他的革命力量仰賴「洪門」極大,足見幫派的確是漢人社會自組織的最大勢力。 \n 在國民革命後,由於社會自組織的幫派成了統治集團的成員之一,於是民國政治腐敗的程度更甚於清朝,如果我們回頭重看民國史,就當會發現: \n 一、整個民國史都和黑道幫派勾串,幾乎每個省份重要的當權者都和黑道幫派掛勾。而黑道乃是一種奇特的組織,它的形成有一點反官方的意思,當它與統治階級掛了勾,它那種貪利逐利的濫權腐化就會快速形成。國民政府和黑道幫派的掛勾,乃是國民政府腐化失去民心的根源。 \n 二、國民政府與黑道的掛勾,在蔣介石時代達到頂峰,他和「清幫」老大杜月笙結為換帖兄弟,他用「清幫」兄弟從事清共、濫殺工運人士;他用「清幫」兄弟進行蔣汪鬥爭中的暗殺任務。黑道幫派乃是一種社會自組織,它適於從事社會自我保衛的角色,一旦它和當權者掛勾,就會產生政治黑道化這種最壞的結果,政治就會無所不為。國民黨會在一九四九年被趕出中國大陸,國民黨的黑道化乃是主因之一。 \n 三、據我所知,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後,它的黑道化並未改變,台灣的軍中尤其是特務系統,為了要對大陸做工作,都有龐大的「清幫」和「洪門」勢力。除了「清幫」、「洪門」外,它在台灣也扶植台灣在地的黑道幫派勢力,作為它的統治羽翼。今天台灣的許多國民黨派系,就是腳跨黑白兩道的勢力。一九八四年台灣利用「竹聯幫」制裁殺掉劉宜良(江南)案,已清楚的證明「黑道治國」其實並非民間的耳語,而是台灣的一種現實。利用黑道來鞏固政權、利用黑道來搞政治鬥爭,早已成了它的統治基因之一。 \n 因此,由中國自清朝以來的社會史變化,黑道的確是中國人政治的永遠之痛,正因中國人的政治一直在利用黑道遂行其統治意志,所以中國人的社會無法往更高階的社會秩序發展。一個社會基於生存的需要,第一階段都會根據血親、地方意識、行業、職業等而自組織化,好勇鬥狠的黑道幫派的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人長期以來都崇拜梁山泊好漢,那些好漢其實都是黑道弟兄,黑道在社會自我保衛、反對貪官汙吏以及政府無能濫權上其實是有大用的;但黑道也要知道,它最大的角色就是在社會自我的保衛上,黑道絕不容許和任何當政者掛勾,因為黑道一旦和任何一種權勢掛勾,那就會形成一種最糟糕的濫權貪腐政治,國民政府當年利用黑道壓迫中國大陸的人民,最後是被中國人所拋棄,那就是仍然歷歷在目的史實。 \n 今天的台灣仍然有許多黑道幫派,由於黑道也是國民,他們當然也有國民的權利,只是由一個社會的演變,我們已知道一個社會的秩序必須由低階邁向高階,社會首先必須要自我保衛,不容貪官汙吏和無能的官僚,進一步是社會自主能力提高,可以因應內外各種挑戰。因此保衛自己的社會,才是白道黑道國民必須有的基本認識,不向任何勢力靠攏,應該是要走的第一步!(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回到頁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