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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南都周刊的搜尋結果,共41

  • 遊走中朝邊境 商人走鋼索淘金

    遊走中朝邊境 商人走鋼索淘金

     遼寧省東南部的丹東市,是全世界距離北韓最近的城市,隔著鴨綠江就是北韓新義州,江上的友誼大橋,溝通兩國貿易。這裡,是大發北韓財的地方,1993年至今,許多人靠中朝貿易賺大錢,最近開戰的陰影並沒有影響,只是隨著北韓人愈來愈精明,暴利時代早已成過往。 \n 最新一期《南都周刊》派記者深入採訪中朝貿易人士,娓娓道來發生在這個邊貿城市裡的傳奇故事。1990年代,北韓是鐵幕,僅跟中國大陸等少數國家做生意,既不懂國際市場行情,又搞不清楚自由市場的物品價格。而大陸剛剛改革開放,工廠大量生產的貨品不見得符合市場需要,「倒」向北韓,可以大賺一筆。 \n 1元人幣衣 賣2元美金 \n 年逾50的趙啟明、李興泰(本文均為化名)一身名牌服裝和勞力士手表,顯示過去20年的對朝貿易中,他們都收穫頗豐。1993年,這對朋友成為最早一批中朝邊貿商人。 \n 「差不多有6、7年時間,閉著眼睛都能掙大錢。」曾是國營事業員工的李興泰這樣形容。1993年,他在大陸採購成衣廠庫存襯衫數十萬件,「每件採購價是1元人民幣,銷售價2元美金」。 \n 但是最近,金正恩與韓國、美國對嗆,導致朝鮮半島局勢動蕩,「未來情況會怎樣?大家心裏都沒底。」趙啟明對中朝貿易作了悲觀的預判。但更多的商人表示,金正恩揚言開戰並沒有影響兩邊貿易。 \n 過去20年,各種物資川流不息穿過中朝友誼大橋,在新義州短暫停留後,被運往北韓各地。中國商人從北韓換回美元、礦產、木材等貨物。趙啟明等人解釋,對華貿易初期,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北韓,極度缺乏對國際市場的瞭解。 \n 北韓國營的貿易商社,按照國家指示的採購指標和價錢,直接向中國貿易商發訂單。北韓資訊極度閉塞,而中國商品價廉量大,對朝貿易的利潤遠比中國商人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掙到的都要多,「他們那時甚至不懂得詢價採購」李興泰說。1998年,李興泰向北韓出口了一批解放牌載重卡車,「6000美元一台,我能掙到1200美元」。 \n 2004年左右,隨著大量中國商人湧現,北韓商社也紛紛在丹東派駐代表。這些能說流利普通話的代表,有靈活的商業意識,但對於不相干的人,則永遠保持著不失禮貌的距離。 \n 常收不到貨款風險高 \n 「經過實地考察和網路,他們很快就把中國市場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同時也宣告,中朝貿易的暴利時代已經結束。趙啟明現在售出一輛39000美元的中國重汽卡車,利潤只有150美元。 \n 跟北韓做生意還有個風險,經常收不到貨款,經常前往平壤的李興泰,就結識過這個特殊群體──長期呆在北韓追討欠款的中國商人。「估計有百、八十人以上」,這批人往往因討債無門而處境淒涼。

  • 南都周刊-電影《泰囧》的中國中心主義

    南都周刊-電影《泰囧》的中國中心主義

     評論解讀《泰囧》創下大陸國產片影史最高票房紀錄。影評人圖賓根木匠指該片完成了一次後殖民式的逆襲,故事幾乎完全符合大陸所批判的後殖民表述,只是,這裡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而是某種「中國中心主義」。 \n 如果一個泰國憤青看了《泰囧》,他會怎麼評判?——首先,堂堂國名怎麼能跟「囧」字在一起?其次,曼谷那麼多高樓大廈你們不拍,專拍各種窮街陋巷,名勝古跡基本沒有入畫,連寺廟都成了黑社會聚頭的地方,整個國家就是髒亂差;最後,片中根本看不到泰國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倒是一直藉著人妖出洋相,還大書特書人妖的色情交易。 \n 二元對立貫穿始終 \n 當然,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泰國的電影產業的平均水準遠在大陸國產電影之上,類型片樣貌豐富,製作精良,泰國電影的尺度也很寬泛,電影嘛,人家不會上綱上線,再說了,估計泰國觀眾看到《泰囧》的機會也很少。 \n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文化界曾興起過一陣「後殖民」的熱潮,對其概念內涵進行辨析是項宏大的學術工程,本文無力贅述,只是取其在大眾文化層面的一般意義:在政治、軍事殖民結束後,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採取了文化殖民的策略,他們把自己表述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民族文化則常被貶稱為邊緣文化、愚昧文化。上述現象常常隱藏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之中,特別是大眾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動漫、小說等等,後殖民視角已然是解析西方文化霸權的一把利刃。 \n 中國很快不無謬誤地挪用了「後殖民」這個熱詞,並以此來檢視中國形象在西方電影中的意味,很顯然,在好萊塢那裡,盎格魯—撒克遜的中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形象更多的是一種民俗奇觀展現,或者是為了「政治正確」或市場營銷而搭配的廣告策略。 \n 套用這一「後殖民」的分析方法,在《泰囧》中,泰國似乎卻成為了相對中國而言的民俗奇觀哈哈鏡。當然,《泰囧》的基本觀眾群設定在中國,就是為了中國觀眾度身打造,通篇也是華語對白。不過好萊塢其實也是主要為他們本土市場服務的,我們用「後殖民」利劍批判的許多好萊塢電影,人家本來說的就是英語,根本沒把你太當盤菜—說難聽點,是咱們死乞白賴非要看的。 \n 在《泰囧》中,泰國的旅途風景集中在鄉野山間,幾乎沒有城市樓群,影片的基本衝突和主要笑料則來自那兩個不同身分、階層的主角之間所產生的矛盾:一個是從北京來的高級白領,英文流利,收入不菲,而且掌握著高科技發明的祕密—在當下這個「生產狂熱」的時代裡,經濟、技術是兩大價值指標,無疑我們的北京白領在這兩大評價體系中都是高人一籌的;另外一位則是農民工式的奇葩遊客,不通英文,賣蔥油餅為生—顯然,這位仁兄既沒有特別令人艷羨的經濟收入,更不掌握什麼新興技術。於是乎,上流—下層、聰明—愚蠢、文化—庸俗,這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標籤,貫穿著《泰囧》的始終。應當說,這是商業喜劇電影的基本套路,早在默片時期,好萊塢的勞萊和哈代就是這類搭檔方式,源遠流長,屢試不爽。 \n 完成後殖民式逆襲 \n 觀眾的認同感其實主要集中在高級白領身上,這位「成功人士」投射著集體的慾望,而他被迫跟農民工式的「驢友」結伴而行,那位「鄉巴佬」自然是被取笑的對象(同時也充當了前者的心靈雞湯)。當白領進入鄉野山間時,「落後」的泰國跟民工兄弟形成了巧妙的呼應,也代表著城市人來到了不熟悉的另一個世界,此時,一場醜態百出的歷險拉開了帷幕。 \n 《泰囧》就此完成了一次後殖民式的逆襲,中國遊客成為外來的強勢闖入者(儘管他們也曾被捉弄),泰國人在片中完全游離於故事之外,他們要麼是木訥的路人,要麼是凶煞的悍匪,要麼就是淳樸的鄉民—這幾乎完全符合我們所批判的後殖民表述,只是,這裡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而是某種「中國中心主義」的。 \n 批判別人批習慣了,有時候拿同一把尺子量下自己,會很有趣。(摘自《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49期)

  • 陸實現文藝復興? 韓寒嗆:早沒了

     莫言獲得今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圓了大陸作家的百年諾獎夢,也讓「文藝復興」話題在大陸再度引爆討論。但大陸知名作家韓寒日前接受《南都周刊》專訪時卻悲觀認為,大陸目前的體制太龐大,跳出來的多是「傻逼」,大陸「沒有什麼文藝復興了」。 \n 《南都周刊》報導,大陸的「文藝復興」真的從莫言開始了?許多頭腦清醒的有識之士在潑冷水。在莫言獲獎前12天,即9月29日,由韓寒、音樂人黃耀明、電影導演彭浩翔帶頭發起的「文藝復興基金會」,也恰好在香港成立,致力於獨立音樂、文學、影像3個領域的推廣和發展。 \n 韓寒說,他最早辦的雜誌《獨唱團》,取的名字就叫「文藝復興」,但當時名字沒獲批,原以為是「文藝」二字有問題,但後來他才知道是「復興」有問題。 \n 對於在現有體制下,大陸有可能實現文藝復興嗎?韓寒說,體制是可以被人心架空的。文藝能不能復興,其實也是人心的問題。「我個人比較悲觀,過了就是過了,比如交筆友的那個年代,手抄本的那個年代,搖滾起來的那個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它過了就不再來。」 \n 韓寒認為,現在的人心相信的是情緒。無所謂誰對誰錯,只在於看哪個順眼,聽哪個順耳。但在這種情況下能架空體制嗎?韓寒回答:「很難啊,很難。這個體制太龐大了,很多跳出來的都是傻逼。而事實上那麼大的一個體制,也有很多聰明人、精英在為它服務。」

  • 章子怡熱戀撒貝寧 傳已訂終生

    章子怡熱戀撒貝寧 傳已訂終生

     大陸知名女星章子怡和央視主播撒貝寧熱戀,不只網友爆料,大陸80後知名作家、知名娛樂策畫人獨孤意及大陸媒體也都證實兩人熱戀的消息。獨孤意說,撒貝寧日前已獻上9999朵玫瑰向章子怡求婚,章子怡已答應下嫁,婚期將近。 \n 《南都娛樂周刊》爆料指出,章子怡撒貝寧熱戀,撒貝寧近日更不遠千里,飛赴廣東探班,兩人還一起甜蜜遊玩。網友爆料,兩人在去年9月就開始正式交往,已祕戀10個月,曾多次被目擊在北京甜蜜用餐,還攜手暢遊黃山,品嘗當地美食。 \n 《南都娛樂周刊》指出,章子怡和撒貝寧相識在電影《最愛》宣傳期間,當時章子怡做客男方主持的《我們有一套》,撒貝寧激動得像個小粉絲,不斷對章子怡獻殷勤,章子怡也大為驚訝。 \n 獨孤意也說,兩人是在《我們有一套》節目中相識,相識後兩人立即走得很近,多次相約吃飯、看電影。章子怡因為「富商門」事件困擾、傷心時,還曾躲到撒貝寧懷裡偷偷痛哭,撒貝寧相當不捨,始終力挺章子怡。 \n 獨孤意透露,撒貝寧擺平章子怡哥哥、嫂嫂和媽媽後,在一個特別的日子獻上9999朵玫瑰求婚,令章子怡答應下嫁。章子怡經紀人以「藝人私人生活無法回應」為回應,不願證實相關訊息。

  • 南都周刊-國企地位論戰再起 應理性討論

    南都周刊-國企地位論戰再起 應理性討論

     評論解讀今年3月以來,大陸官媒陸續發表多篇文章,論證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之必要性。秋風認為,設立國有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務公眾。 \n 5月中旬,國資委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文章,指出要「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 \n 有心人注意到,這只是捍衛國有企業地位的輿論戰的最新一槍。實際上,今年3月以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環球時報》等多家官方媒體陸續開設專欄,發表多篇文章,論證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之必要性,並指責西方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偏見」。尤其是今年3月26日,《求是》雜誌社主辦的《紅旗文稿》發表了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署名文章,題目就是《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n 這些文章顯然有所指,似乎主要針對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之說。當時,官方機構比如國家統計局也曾引用數字,說不存在「國進民退」現象。那次辯駁背後有一個預設:「國進民退」不是好現象。 \n 官媒為國企發聲 \n 「理直氣壯」這4個字則表明,這一次的辯駁,理論預設已完全不同:國有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態是優越的,它理應生存,並得到保護。 \n 不過,這樣的看法能否得到認可?得到經濟學主流的認可?得到輿論的認可?得到國民的認可?至少現在就可以看到,不少知名經濟學家已對「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企業」的說法提出質疑,有些媒體也提出了質疑。 \n 人們有很多理由期望,官、學、商、民各界能夠圍繞著是否應當「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展開更為深入的理性論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學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體制改革問題。據我粗淺的理解,這個大問題至少可以分解為以下幾個小問題: \n 第一,國有企業是否有效率?主張自由競爭的經濟學家們經常從這個角度對國有企業提出質疑。確實,國有企業普遍地低效率,中國國企發展到1980、90年代,再也難以為繼,而被大量關閉,此一過程製造出數千萬下崗職工。不過,經過大規模收縮之後,現在保留的國有企業似乎效率還不錯,每年總共有上萬億利潤。當然,有研究表明,國有企業的好看業績,其實主要來自免費的土地租金、價格低廉的信貸資源或者資源稅減免等,扣除了這些,國有企業的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如何更準確地評估國有企業的實際盈利能力,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n 第二,國有企業是否必要?就其性質而言,國有企業是否有效率,似乎不是需要首先討論的問題。對國有企業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設立的必要性何在?當然,對此,不同的群體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個問題需要在人大的層面上展開辯論。假定確實需要,那麼政府就可以興設國有企業,現代法治國家也都有國有企業。而果真必要,則即便效率低下,似乎也不是大問題。 \n 國企應服務公眾 \n 第三,國有企業如何服務於公眾利益?國有企業設立之後,面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何使國有企業始終服務於公眾利益,而不是相反。國有企業所使用的一切資源,皆來自於國民,則設立國有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務公眾。不服務公眾,就不該存在。而要讓國有企業服務公眾,就需要一系列制度設計,從政治上和法律上控制國有企業,比如,國有資本預算需提交人大,國有企業應當像上市公司一樣向公眾公開其財務數據,等等。 \n 應當說,從這3個角度看,官方目前的論據都比較薄弱。比如,國有企業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語焉不詳。 \n 這個問題,必須在個案中進行論證。不過同樣地,質疑國有企業的人似乎也過於糾纏於效率,對於控制國有企業的法律和政治機制,則缺乏深入研究。 \n 當然,最為重要的是,目前,全社會對於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其控制機制問題,只有隔空喊話,而缺乏理性的對話,更沒有一種公共審議機制。雙方在爭論過程也帶有過於強烈的情緒,總是把國有企業問題上升到一個不可討論的境地。這不利於尋找解決這個牽涉巨大利益的公共事務之共識,而這樣的共識也就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到今天,國有企業問題不應該是一個敏感問題,而應該是一個需要理性討論的公共政策問題。 \n (摘自《南都周刊》2012-6-4,作者秋風,原題:全社會尋找國企地位之共識)

  • 龍應台登上南都周刊封面

    作家龍應台走馬擔任中華民國文建會主委,成為兩岸文化界關注話題,2月27日(下周一)即將出版的大陸《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7期),以特稿方式,製作專題報導「官員龍應台」,並且以龍應台作為封面人物。該刊在預告中,指出,龍應台「從局長到『部長』,相隔近十年。龍應台要面對的是比市議員質詢火力更強的立法委員,在蜜月期過後媒體也會開始使用放大鏡檢視她的言行舉止和施政表現。」

  • 《南都周刊》-脫衣私拍闖星途 陸模特兒夢碎

     (文接A12版) \n 經過閆鳳嬌的「豔照門」事件,人體私拍的神祕面紗被掀開,赫然發現不少大陸年輕女性因為想出名、想賺錢,常被有心人鼓動,不知不覺陷入人體私拍的誘惑中,在鏡頭前主動寬衣帶,擺出各種撩人之姿。但等到哪天真的擁有知名度,這些不雅照就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也難怪閆鳳嬌絕不承認自己是自願脫衣被拍,自始至終都堅稱被脅迫。 \n 自尊底線被錢打破 \n 蔡光明多次舉辦的「大尺度私拍」中,閆鳳嬌僅參加2次,其它女模特兒因已打破全裸的心防、自尊的底線,可以為了錢,一拍再拍;有些女模特兒則表示,之所以願意脫衣裸拍,是因為蔡光明和沈琳告訴她們,「拍攝裸照是進入演藝圈的敲門磚」。 \n 例如模特兒劉樂(化名)從2009年5月1日首次參與蔡光明舉辦的裸拍之後,即陸續參與十餘次裸拍活動,閆鳳嬌首次拍攝時,劉樂還與沈琳以「可進入娛樂圈」為名,一起勸她接受「大尺度私拍」。 \n 閆鳳嬌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示當時滿意對方給的報酬,又輕信「托尼」是正規的服裝代理商,才會同意拍照,但在拍攝過程中,對方卻一步步脅迫她脫去衣服;至於報酬多少,閆鳳嬌則表示:「記不清了。」 \n 對於活動進行的過程,沈琳表示,每次拍攝大約2小時,參加拍攝的模特兒中,有學生,也有打工的;其中,學生大多是想出名、闖蕩演藝圈;打工的則是因為模特兒工作不穩定,常處於缺錢狀況。 \n 負責拍照、藝名「時光」的攝影師李義軍表示,他拍過的大學生模特,包括上海音樂學院、上海舞蹈學院的學生,一名東華大學模特系的學生還曾在華東地區的模特比賽中拿過冠軍。 \n 而這些模特拍攝裸照的收入,並不如外界想像的那麼高。法院判決書顯示,她們平時每次從沈琳或蔡光明處獲得的報酬多為300至400元,價碼最高的是一位盛姓模特,每次可拿500元,至於價碼最低的是蔣姓模特,僅獲得報酬100元。 \n 沒有契約保障權益 \n 一位參與拍攝的模特坦承,模特這個行業是看似光鮮,但事實上比較殘酷,對於大多數沒能成名的模特來說,每個月很少能接到收入上千的活動;當幾天接不到活後,為了餬口,什麼樣的工作就都接了。 \n 在閆鳳嬌「不雅照」中,至少能從畫面中看出現場有2位男性攝影師;沈琳承認,會參加「大尺度私拍」的攝影師都是男性,而他們都是李義軍在專業攝影論壇POCO中發帖尋來的,每人繳交300元,每次活動只限4名攝影師參與。 \n 李傳表示,模特們之所以能夠放心大膽地裸拍,是因為私拍活動中,參與者與舉辦人都有「照片不能外傳」的共識。 \n 以2010年12月30日在上海市普陀區「鳳凰影棚」舉辦的人體攝影為例,舉辦人除了要求參與者每人交300元外,也與參與者約法五章:「尊重模特意願,愛護模特,拍攝唯美藝術作品;請各位影友聽從工作人員的安排,大家互相禮讓,創造和諧歡樂拍攝氛圍;人數限制,先報先得,額滿即止;如果此次活動報名人數低於或等於三人,活動時間為二個小時;為避免尷尬,請不要隨意詢問模特的聯繫方式。價格為1100元/2小時,1500元/3小時。」 \n 不過,大陸對於人體私拍目前處於無法可管的狀態,而模特與舉辦單位、攝影師之間也沒有簽署契約,因此,攝影師們拍到照片後可互相傳閱,甚至將照片賣至色情網站,模特的隱私並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李傳揣測,這或許是閆鳳嬌「不雅照」流傳出來的原因。 \n 色情藝術一線之隔 \n 隨著追逐星夢的年輕女性越來越多,大陸這種「大尺度私拍」活動也越來越多,尤其在北(北京)、上(上海)、廣(廣州),以及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人體私拍已形成包括模特、經紀人和所謂的攝影愛好者在內的完整的地下產業鏈。 \n 舉例來說,在上海,生意最紅火的是名叫「虹」的組織者,過去2年,「虹攝影」曾多次在各個論壇發帖,文中強調模特們的「乖巧聽話」,特點還包括「美麗、D罩杯」等。 \n 事實上,「大尺度私拍」以人體攝影藝術為名,也是不肖業者的利用管道,為情色提供了條件。以閆鳳嬌「豔照門」事件為例,法院開庭時,蔡光明坦承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不僅多次和「冰冰」、「菲菲」等模特發生關係,還讓現場的攝影師進行錄影、拍攝,而這些照片也已透過網路流傳在網路。蔡光明甚至坦承,曾讓攝影師與模特兒上床,他則在一旁觀看。 \n 色情和藝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這也是私拍的參與者們為自己尋找的正當理由,像涉案攝影師李義軍就堅稱自己是「搞藝術的」。 \n 但鑒定機構並不這麼認為。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色情淫穢表演節目鑒定小組認為,「被告人蔡光明手下模特……等拍攝的7張光碟中的照片均為淫穢表演……」。 \n 此外,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出具的《上海市出版物鑒定書》也認為,蔡光明等人「組織拍攝淫穢表演近40次,淫穢照片1300餘張」;而就是這些參考意見,把這些所謂進行「藝術創作」的人送進了牢獄。 \n (取材自《南都周刊》)

  • 《南都周刊》-閆鳳嬌豔照門 揭人體私拍內幕

     俗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大陸女模特兒閆鳳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去年她因參加江蘇衛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成為媒體寵兒,星途漸開,可是全裸不雅照也在網路大肆流竄;原本她辯稱是被台灣商人逼拍,還主動向警方提告,但在法庭上卻坦承是自願參與人體私拍活動,大陸社會一片嘩然! \n 日前閆鳳嬌「不雅照」案宣判,正在大陸社會盛行的「大尺度私拍」行業,也在陸媒的積極追蹤下,揭開了面紗。《南都周刊》從閆鳳嬌的「豔照門」事件開始,探討「大尺度私拍」所展現的殘酷、醜惡面,以及在色情與藝術之間,有多少懷著明星夢的女孩,在失去底線的同時,也喪失了尊嚴。 \n 三點全露 網友狂轉發 \n 1989年出生的閆鳳嬌,擁有167公分的高身兆身材、三圍30、23、34的姣好曲線。去年江蘇衛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為衝人氣、拚收視率,找了不少身材、長相兼優的模特兒擔任節目的女嘉賓,閆鳳嬌也是其中之一,清純的外表、鄰家女孩的氣質,連續被男嘉賓評為心動女生,粉絲也越來越多。 \n 就在此時,一組以「閆鳳嬌」中文拼音首字母縮寫「yfj」為名的照片,毫無預警地出現在網路上,照片裡的她,三點全露,姿勢挑逗的慾女模樣,完全顛覆鄰家女孩的形象,一時之間,被網友瘋狂轉發。 \n 「豔照門」事件發生後,閆鳳嬌立刻發表聲明,說是被自稱服裝代理商的一名台灣人及其2名女助手、4名攝影師以暴力威脅,強迫拍了這組不雅照,她已向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報案。 \n 不過,熟諳攝影圈的網友對這些照片進行專業分析後,即指出這或許是一次盛行於攝影愛好者圈子裡的付費「人體私拍」。而這種「私拍」包含了一種契約,發布、傳播就是違約,尤其這名攝影師還選在閆鳳嬌走紅之後在網路上公布照片,更顯得惡毒。 \n 閆鳳嬌報案後,警方經過調查,逮捕5名嫌犯,移送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理。日前以「組織淫穢表演罪」和「聚眾淫亂罪」,判處菲律賓籍主嫌蔡光明有期徒刑5年,處罰金2萬元(人民幣,下同),並驅逐出境。 \n 攝影師李傳(化名)表示,近年「大尺度私拍」逐漸盛行,不少「人體私拍」聚會中,發起者收錢,一票付費的攝影師近距離圍著一絲不掛、扒開雙腿的模特兒猛拍,鏡頭的中心就是模特兒的私處。由於不是公開活動,沒有法律規範,逐漸形成了缺少法律監管的灰色地帶。 \n 法院針對閆鳳嬌「不雅照」事件的判決,不僅是大陸首次把「大尺度私拍」定義為「組織淫穢表演罪」,在私拍攝影圈中也具有標誌性意義。 \n 為錢自願接受私拍 \n 出生在吉林延邊的閆鳳嬌,9歲喪父,被母親帶到上海定居;高中畢業後即開始自謀生計,她最早是當彩妝師,每月工資才一千多元;後來轉行做模特兒,但工作不穩定;她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第一次做禮儀小姐時,每天的收入只有120元,做了9天,才拿到1000元。 \n 為了多接點工作,閆鳳嬌每天忙著發簡歷,但對上門的機會顯然無法好好選擇。接受警方調查時,她表示是在2009年的一個展會上,一名自稱「小琪」的女孩子找上她,表示正在為某服裝代理商尋找模特兒,問她有沒有興趣。 \n 「小琪」,就是被告之一的沈琳。被逮捕後,她表示自己是個人經紀,部分業務便是幫「托尼」(蔡光明)物色模特兒,通常是透過網路招聘「服裝模特」,有時在路上看到條件不錯的女孩,也會上前搭訕,說服對方接受「大尺度私拍」。如果對方同意,她就會要求女孩到廁所脫光,再用相機拍下她的正面、背面、側面的照片,提供蔡光明等人參考。 \n 閆鳳嬌接受電視台專訪時,坦承與沈琳在速食店面談工作之時,曾被要求到廁所拍裸照,但她拒絕。不過,在法院判決書上,以證人身分出席的閆鳳嬌,卻在庭上表示她是在2009年5月與蔡光明、沈琳進行面試,沈琳曾帶她進洗手間拍裸照;幾天後,蔡光明即2次開車接她到酒店接受「私拍」。1年之後,當閆鳳嬌正享受上節目而帶來的明星光環,她的「私拍」不雅照卻在網路上大肆流傳。 \n 畫面出現專業攝影道具 \n 被網友們簡稱為「第一季」的照片共101張,網友還查出拍照使用的相機為NIKON D80,除了一張是在2009年6月7日拍攝外,其餘都是2009年5月31日拍的;其中,有閆鳳嬌僅著黑色蕾絲內衣的性感照,但更多的是脫光衣物的「大尺度私拍」,甚至身著敞開的睡袍,三點全露地坐在馬桶上拍照。 \n 不久後第二批不雅照也出現在網路上,名為「小婉和小嬌」。鏡頭下,身著浴袍的閆鳳嬌和身著豹紋內衣的「小婉」一起吃炸雞之外,兩人還一絲不掛地模擬女同性戀者做各種淫穢動作。 \n 但細心的網友發現,畫面中出現反光傘及三角架,因而認定是專業攝影,絕非菜鳥所為;閆鳳嬌在畫面中的姿勢與表情都相當自然,舉手投足並不僵硬,甚至在個別的人體照中笑意盈盈,一點都不像是被脅迫的,完全打破她在聲明中所說的「被台灣人脅迫拍攝」的說法。(文轉A13版)

  • 《南都周刊》-外行投資人 海外掃貨常被坑 買到滿屋贗品 缺錢變賣才知當了冤大頭

    《南都周刊》-外行投資人 海外掃貨常被坑 買到滿屋贗品 缺錢變賣才知當了冤大頭

     (文接A14版) \n 有些「聰明人」開始動歪腦筋。一開始是日本,有人把中國新出的瓷器做舊後,委託古董店賣,日本方面缺少中國文物的專家,糊裡糊塗拿出來賣。很多「掃貨族」一直順風順水,一不小心就上了當。等到這種「洗白」手法一直蔓延到歐洲、北美,上當受騙的人成了規模。 \n 「很多不內行的人都被坑了,一屋子的東西全是假的。你們可能見得少,但幾千萬(人民幣,下同)、一億、兩億打水漂的太多了。但沒法跟他說這個是假的,你說了他也不相信。」孔超也感無奈。 \n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一個做出口刺繡桌布的山東人,50多歲,賺了錢去買這些「古董」,幾億全都投到這上頭,越積越多。前段時間經濟不好了拿出來賣,全是假的,一件真的都沒有。山東人不相信,他說自己有上萬件藏品,很多都是國寶。「我領他去潘家園地攤,放眼望去,全是一樣的東西。」 \n 藏品沒出路 拍下拒付 \n 而一向操作正規的拍賣行業,甚至大型拍賣行的拍賣會上,也開始變得「烏煙瘴氣」。先是2009年圓明園獸首拍賣,廈門藏家蔡銘超拍下後拒付,輿論普遍認為是「愛國情切」;而此後布里斯班拍賣行創下5.5億天價的清乾隆鏤空粉彩轉心瓶,再度上演拒付一幕,輿論一時譁然,認為此舉涉嫌惡意違反行規。 \n 「現在業內有些人先去拍下來再去找買家,沒有買家他就不付錢了。以前拍賣行業從沒有這種現象,藝術品高價化後很多,典型的如嘉德4.3億拍出的《松柏高立圖》。」龔繼遂說,「這些人手裡沒有充裕客戶,不能形成專業判斷,自己沒有話語權,沒有持有期,一旦出手不順利就毀約,極大地損害拍賣行正常交易。」 \n 龔繼遂說,「據我所知,今年起所有高端拍品,都要求預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例如今年春天,瑞士玫茵堂藏瓷拍賣,一度把高端交易保證金提高到800萬港幣,使違約成本很高,阻止大面積流標現象。但這樣做的後果直接使第一場拍賣會大幅流標。」 \n 圈子裡太多人非收藏家 \n 「產生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沒有契約概念了。現在這個圈子裡太多人不是收藏者,而是投資者,而且是投資者裡最壞的投機者。」龔繼遂說。 \n 儘管今年秋拍普遍不如去年,但至少從交易層面來看,孔超認為局面不致太過悲觀。他說,「中國人出去買假買貴的很多,但相當程度上,還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國外國內市場的區別,中外對拍品審美不同。」 \n 在董國強看來,中國目前的情況和198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時「購買世界」也有很多不同之處。首先,沒有金融槓桿,可能使中國人錯過很多大機會,但也同時減小了風險的機率,「中國目前上百家藝術基金,都是概念。」他說,「我做拍賣6年,到今天為止,我們拍出去的所有拍品,沒聽說哪件是被基金買走了。今年秋拍所有過億的東西,我都能說出買的人的名字叫什麼,也沒有一個落到基金手裡。他們很多時候是幾個人買了一批東西,說我們乾脆把這些混在一塊發個藝術基金吧,我更願意把他們視為個人行為。」 \n 另外,中日經濟的不同,也是影響收藏市場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國是否會走日本老路,要看是否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董國強說,「我們現在一流中國作品的價格,只相當於國外二三流的價格,我認為這不算誇張。」 \n 「收藏市場一定是與宏觀經濟同步的。中國經濟不可能一直在快速上升通道裡。我認為中國收藏市場將進入穩健的盤整期,但不是垮掉。」龔繼遂則認為,「泡沫擠掉,盲目變理智,激情加入理智,好壞能夠在價格上體現出來,從流標上體現出來,達到經濟和學術判斷的一致性,這未嘗不是好事。」 \n 藝術培訓班 報名火爆 \n 而喬志斌不太關心這些事情,因為到目前為止,他沒賣出過任何一款自己的收藏。「目前市場中大多數都是炒家、投資者,我對他們談不上反感,也談不上支持。占便宜的不見得真的占了便宜,花了大錢的人也不都是傻子,都有目的。」喬志斌說。1月份新加坡會舉辦新一年的藝術博覽會,他準備過去看看,「我還是覺得這些與收藏沒太多交集,這些和我們沒關係。」 \n 趙孝萱的藝術培訓班第二期已經結束,報名依舊火爆,她正準備招第三期的學員。在她看來,這與台灣「四小龍」時期收藏市場曾經經歷的過程類似。「台灣早年有美國駐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大批人出國留學,這導致台灣人沒有『國寶』概念,對中國畫家的喜歡也多是常玉、林風眠、趙無極,等到經濟起飛、收藏市場火爆時期,台灣藏家收藏的也多是西洋油畫。」她說,「很多人說中國將成為世界收藏市場的重鎮,我對此毫不懷疑。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畢卡索的畫被中國人買走。」 \n (取材自《南都周刊》)

  • 《南都周刊》-富有中國人 橫掃世界收藏市場

    《南都周刊》-富有中國人 橫掃世界收藏市場

     中國正在插手西方收藏市場的億萬富豪數字,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佳士得2010年全球拍賣20%的成交金額來自中國買家,這一數字在2009年為16%,5年前僅為7%。在蘇富比亞洲分公司,早在2009年就已經有超過一半成交額由中國買家完成。這甚至導致英國媒體為他們特別製造了一個詞叫「北京鎊」。 \n 來自台北的北京邦文當代藝術投資有限公司的學術研究部總監趙孝萱說,很明顯,更多中國人正在進入藝術市場。 \n 經常參加海外拍賣會的北京匡時拍賣公司董事長董國強說,1990年代中期,海外拍賣的參與者70%以上都還是洋人,其餘則來自香港和台灣,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戲劇化的變化,「我們現在去海外的拍賣會,無論規模大小,場內坐著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 \n 《紐約時報》在今年9月的一則報導也顯示,中國正在插手西方收藏市場的億萬富豪數字,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他們的口味開始從本國古董轉向西方藏品,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拍賣的兩幅畢卡索畫作(《閱讀的女人》和《裸體,綠葉和半身像》)均被中國人以高價買走。 \n 另類投資 抵通貨膨脹 \n 他們中的大多數並非收藏愛好者。紐約《精日傳媒》(jingdaily)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新興富裕階層在全世界各大拍賣行吸納藝術精品、美酒、稀有珠寶等「另類投資」類別,以有效抵禦國內的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及股市、樓市波動帶來的風險。 \n 「藝術收藏市場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大陸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龔繼遂認為,「國內收藏西方當代藝術的收藏家已經很多,收藏的範圍也正在擴大到所有品類。」龔繼遂在回國之前,曾任蘇富比拍賣紐約公司中國書畫部主任,同時開創和主持蘇富比在香港的中國當代油畫拍賣。「在全球頂級的藝術博覽會上,例如在巴塞爾、邁阿密和香港的藝術博覽會上,已經不乏中國內地買家的身影。他們的購買力不可忽視。」龔繼遂說。 \n 拍賣行業早已中國化 \n 拍賣行業早已「中國化」。根據中國企業家俱樂部2011年11月發布資料顯示,交易數量排名前8的拍賣行中,就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保利、嘉德、瀚海和匡時。 \n 佳士得2010年全球拍賣20%的成交金額(不包含買家佣金)來自中國買家,這一數字在2009年為16%,5年前僅為7%。在蘇富比亞洲分公司,早在2009年就已有超過一半成交額由中國買家完成。這甚至導致英國媒體為他們特別製造一個名詞叫「北京鎊」。 \n 「最近兩年中國藏家購買力非常強勁,重要買家的購買力絕對可以躋身全球前十。」摩帝富亞洲總裁、全球副總裁黃文叡說,「他們多來自地產行業,大多還不太習慣從西方畫廊、私人經紀人之類的一級市場途徑購買作品,他們目前購買最多的,仍是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和古董瓷器。」 \n 最愛藏品 中國書畫 \n 中國人最喜歡買的「海外回流」藏品,仍是中國的本土和傳統作品。在全球領先的藝術品拍賣類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國書畫,第四位是中國工藝品。 \n 30歲的孔超是北京匡時拍賣的瓷雜部經理,第一次日本行,「到了京都一看,成群的中國人都趕在週一古董店上新貨時搶購,去得稍微晚一點,所有的店裡都空空如也,全部掃光。」孔超說,「當時日本的中國藏品價格非常便宜,一個漆器在日本賣3萬日圓,回來一倒手就可以賣3萬人民幣。」 \n 當時日本藏有的中國明代南方龍泉窯、青瓷比較多,而國內拍高古、宋代瓷器有限制,所以在2005至2006年,就是靠這樣手提肩背的原始方式,一度還在國內掀起炒明代初年龍泉窯的小高潮。「當時價格的歷史紀錄,現在都沒打破。」 \n 外文不識 海外搶買 \n 很多原來在日本嘗到甜頭的炒家,開始跑歐洲和美國,拍賣場上的年輕面孔也開始增多──原來這部分人大多在40至50歲之間,既不認識英文,也不認識法文,經常找朋友的孩子去古董店當兼職翻譯,久而久之,這些孩子自己也成了代理人。 \n 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浙江人。「我最佩服浙江人,一句英文一句法文不認識,只認識阿拉伯數字。就一直舉舉舉。」孔超說,「當時很多國外拍賣不要保證金,就是直接用護照登記。他們先找到商會,幫忙把表填好。錢怎麼辦?當時還有外匯管制問題,只能跟商會借錢。令人叫絕的是,商會還可以幫忙墊付,從美國拿回來,回來之後再把東西賣掉,然後把錢還給商會某人的國內親戚,這樣就行了。幾個很厲害的浙江行家都是這樣起來的。」 \n (文轉A15版)

  • 娛樂圈青年富豪榜 Hebe台灣第一

     《南都娛樂周刊》評選今年兩岸三地娛樂圈青年富豪榜結果揭曉,大陸歌手李宇春接替已滿30歲的影星范冰冰成為收入最高藝人;台灣第一名是歌手Hebe田馥甄總排名第3;阿Sa蔡卓妍是香港藝人第一,總排名第5。 \n 這項評選是30歲以下的演藝明星(不含30歲),根據一年來的曝光率、演出情況、廣告商偏好情況等方面擬初選名單,再調查片酬(電視、電影)、代言、活動、商演、唱片等年度總收入來排名。去年位列第一的范冰冰以及第6名謝娜都滿30歲自動出局,結果超女出身的歌手李宇春,以總收入5110萬元(人民幣,下同)站上第一。 \n 總排名前10名青年富豪除李宇春外,分別是:2.張靚穎(大陸)4667萬元;3.田馥甄(台灣)4250萬元;4.楊冪(大陸)3596萬元;5.蔡卓妍(香港)3080萬元;6.蕭敬騰(台灣)2717萬元;7.韓庚(大陸)2620萬元;8.楊丞琳(台灣)2510萬元;9.王珞丹(大陸)2440萬元;10.方大同(香港)2350萬元。 \n 與去年相比,今年的內地富豪榜調整較大,文章、楊冪、周冬雨的上榜似乎預示著內地娛樂圈青黃不接的情況即將得到改善。而在總體收入上,內地的年輕偶像也大幅上漲。 \n 不過網友對排名似乎有意見,有人認為收入調查似乎不夠嚴謹。網友「捂緊外套」就說,今年楊冪肯定是第一名,她今年12個代言,及10部電影,《南都娛樂周刊》估計酬勞似乎偏低。

  • 《南都周刊》-大陸建監控天網 公民隱私堪憂

     評論解讀監控社會正在中國大陸逐步成形。在對公共行為進行監控管理的過程中,公權力如何做到既高效運行,又理性節制,同時保障公民權利不受侵犯,這是在中國城市管理公共監控系統急劇擴張的背景下不可迴避的話題。 \n 在重慶,77億(人民幣,下同)龐大投資下的攝像頭,正在期待織成平安重慶的天羅地網。在上海,網格式治安管理的基礎上,未來5年內還將在安防領域每年投入5到10億。 \n 誰的攝像頭?監控誰?誰來管理?誰來監督?如何提高打擊犯罪效率,又如何反制公共權力的擴張?在這之間,代議機構當如何作為,民權組織應如何發力? \n 在公共治理與公民隱私之間,這枚徘徊良久左右權衡的砝碼,如何才能取得審慎的平衡? \n 你我都在網中央 \n 在這股把全國每個城市大街小巷都裝上攝像頭的雄心壯志裡,監控社會正在中國逐步成型。 \n 2005年11月,耗資500多萬元的視頻監控系統,在廣州火車站所在的流花地區投入使用,101個監控攝像頭,將周邊的一切都置於監控系統的「天眼」之中。 \n 事實上,指紋、虹膜、DNA等生物信息早被廣泛用於安全檢查、身分確定、刑事偵查和跟蹤。在中國,更為宏大的計畫是打造「天網」工程,這個取名自成語「天羅地網」的監控系統,目標是用先進的視頻監視、信息管理技術武裝現代國家機器,得心應手地將其公民納入管理系統。 \n 北京的奧運、上海的世博、廣州的亞運,為了實現3次盛會的安保,這3個城市的監控攝像頭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科技強警建設工程」、「3111」等重大公共工程項目的推動下,著力建設視頻監控系統的「平安城市」項目,正從東部發達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線城市推進。地處西南的重慶將當之無愧成為中國的「攝像頭之都」,到2012年底,全市將安裝50萬個攝像頭。 \n 為了公共安全而盯梢「嫌疑人」,這是政府為納稅人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部分。不過,目前中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當有關部門援引國外案例來為公共財政購買監控系統辯護時,卻忽略了國外防止濫用系統的制度設計。 \n 沒有完善的隱私法律保護、沒有嚴苛的數據管理、沒有查看數據的謹慎程序、沒有監管數據採集的獨立力量,雖然政府號稱攝像頭針對的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誰又能保證它沒有越位到普普通通的公民呢? \n 面對新聞節目中犯罪嫌疑人的不專業,不少觀眾咬牙切齒──在星羅棋布的攝像頭眼前,你怎麼就不知道蒙個面?這種想法低估了攝像頭的功能,不少新安裝的高清攝像已經初具智能化的特徵。 \n 監控技術不斷演進 \n 重慶市經信委信息處負責人曾對媒體透露,未來安裝的攝像頭拍攝到的畫面為數字標清,如果是5米內的人物影像,髮質和臉上的痣等特徵都清晰可見。如遇翻牆、跟蹤、蒙面、火災等異常情況,攝像頭都會自動提醒,將情況反饋到控制中心。 \n 聽上去神奇麼?事實上,這跟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所採用的智能化技術相比,真是小菜一碟。 \n 北京交通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碩士生導師周航介紹,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通過集合智能監控系統,就能自動鎖定可疑對像:當可疑分子進入監控範圍時,系統屏幕上將出現「!」;當可疑分子繼續前進時,系統將警戒級別升到「!!」;當可疑分子靠近核心區域時,系統開始報警。 \n 近年來,網格化的管理模式逐漸在全國推廣,這個概念來自上海的探索。從2000年開始,上海開始推行網格體系──在一線的巡警網格外,上海還組建了社區網格,由居委會書記牽頭形成治安布控體系,部分社區還成立新上海人巡邏隊,形成四通八達的格局,沒有死胡同。 \n 除了打擊犯罪,視頻監控系統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方面也頗為有效。2010年,烏魯木齊安裝了8000餘防砸燒攝像頭監控全城。 \n 據公安部科技局估計,一個中型城市的「平安城市」建設投入將達幾百億,其中視頻監控系統所占比例為28%。 \n 公眾擔憂隱私權 \n 大規模架設的攝像頭,也引發了公眾對隱私權的擔憂。 \n 2007年,北京的攝像頭達到了26.7萬個時,警方安撫民眾說,除警方外,任何人無權使用或散布電子探頭拍攝的圖像。可問題在於,當時北京市只有5.7%的攝像頭是由政府安裝的,其餘歸私營業主、單位和個人所有。同樣,上海早就計畫在世博會之前全市安裝20萬個攝像頭,不過,目前上海只有5萬個攝像頭為政府所有。 \n 當監控技術和國家機器結合時,人類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們的擔憂,歐美電影《全民公敵》和《竊聽風暴》,都對安全部門所具有的「監控」功能進行了關注。 \n 在大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情報分析學系研究生石子曾經撰文,介紹如何利用監控探頭和相關技術獲取「高危人員情報信息」。他稱,可以應用新的監控系統,對重點人口實施全天候24小時的無警力監控,並在終端機上由計算機畫出其3D軌跡路線,最重要的是,這一系列過程可實現完全無警力化(或是極少警力)運轉,而警方在特定區域同時監控的對象可以藉此達到數萬。 \n 問題是,沒有經過法定的程序,如何判定誰是國家的敵人? \n 目前,重慶、深圳、廣州等地都有公共攝像頭的地方規範。只是,這些規範並未能有效地壓縮公權、保護私權。缺乏對監控系統進行監管的全國性法律。 \n 2008年,深圳羅湖雅園立交橋旁一個「電子眼」每天午夜零點後,都像幽靈一般轉向,透過設防不嚴的窗戶,拍攝臥室或浴室內女人洗澡、男女脫衣等居民隱私;今年,「川BY0008」車主邊超速邊摸身旁年輕女子胸部,被電子眼拍到,照片被放到網上後,引發了「摸奶門」事件。人們擔心,公共安全的合法性被無限放大,而在具體監控行為時,公民的隱私卻被無限省略,甚至淪為公職人員滿足個人好奇心和窺探慾的工具。 \n 在廣州五羊北社區,這個人流量大且雜的小區,為了加強治安,今年5月分在小區主要路段安裝了4個攝像頭」,據說,至今再也沒有發生盜竊等犯罪案件。 \n 街坊們對這樣的結果都很滿意,在這個社區的鐵門上方,那出自社區民警之手的幾個大字尤為醒目:「您已進入監控區 請保持微笑」。(摘自《南都周刊》2011年第44期)

  • 南都周刊-90後夜店少女癡情與濫情共處一身

     (文接C2版) \n 相較於80後白領輕熟女對人生、感情、婚姻的極端自主,大陸「一胎化」政策下的另一個族群:90後的年輕女性因成長於經濟蓬勃發展、網路科技發遠、影視文化開放的時期,所見所聞多元而複雜,行為產生偏差。 \n 上海夜店就有這麼一群家境富裕,未滿18歲的90後玩咖,因過早涉足成人的花花世界,產生混亂的價值觀。 \n 夜店玩咖 失去純真 \n 深夜11點,莫卡蹬著高跟鞋來到上海一家夜店。蓄著大波浪長髮、穿著能勾勒曲線的針織衫,外表完全沒有17歲該有的清澀與純真。 \n 2年前,莫卡第一次到夜店時,朋友還得提醒她:「把校服脫掉。」2年後的現在,她已熟門熟路地坐在夜店外,與女伴阿飛討論要擦什麼顏色的指甲油才能招來「幸運」:在夜店裡撞見美男子。她還老練地告訴阿飛,「一會兒過來的男孩中間,沒有漂亮的,只有富家子。」 \n 阿飛回應說:「有錢人會有素養,不像染黃毛的鄉下人,暴發戶也比農民工好。」但隨即又修正:「帥哥優先於有錢人,他沒錢,我養他。」她也是個玩咖,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從沒憂愁過金錢,早被送到美國念高中,趁假期回上海找朋友。 \n 由於來的富二代長相平凡,莫卡與阿飛決定轉到別的場子玩。對這些未成年女孩來說,上海無處不在的酒吧是青春試驗場;一踏入新場地,莫卡就牽著阿飛走至吧台,熟門熟路地要了半打以martini為基酒調製的「轟炸機」。 \n 酒精讓2人飄飄然地飛躍入舞池,許多隻手就摟到她們腰上去了。沒過一會兒,阿飛捕到了「獵物」,和一個少年吻了起來。 \n 感情生活複雜 \n 在堂姐眼裡,莫卡曾是個癡情人。1年前,莫卡曾通宵達旦地為高她一屆的學長寫作業,學長則是忙著打網遊,打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但她卻有種安心的幸福感。 \n 學長並不專情,不時劈腿與其它女生交往。2人分合多次;最後莫卡也學會與其它男生交往,1年間周旋在5任男友之間,包括一個只念初二的少年,一個開法拉利的高中生,還有幾位「藍顏」(大陸稱男性知己)圍繞她,在她經痛的時候送來巧克力,當她情緒低落時,安撫她的悲傷。 \n 另一個莫卡的「夜店好友」、今年升上高三的艾可,複雜的感情生活與莫卡不相上下。艾可最近戀上了一個「公校男生」,所以和莫卡打賭:畢業前,艾可不再去夜店混,也不喝酒了,賭注是「寶萊納」酒吧的一餐飯。 \n 在此之前,艾可常被男生邀去夜店,也常在夜店擁著陌生男孩跳舞,手勾住對方脖子,臉自然地貼上去,指頭輕巧地撥開衣後領,查看標籤。若是MMJ或CLOT之類的潮牌,她的心才定下來:「可以繼續跳舞了。」 \n 親密底線 醉酒後撤防 \n 艾可與男友交往3年,但同時也與不少男孩交往,唯有喜歡她3年的陳哲,讓她感受到人有高低貴賤之分,而家世甚好、即將報考美國哈佛商學院的陳哲是高的一方。 \n 有一年參加生日派對,艾可喝醉了、到處和人接吻,不巧陳哲的初中同學在場,並向陳哲告密,把艾可形容成嗑了藥的瘋女人,賤並且風騷。艾可知道後,整個傻住,沒想到醉態的自己,在別人眼裡那麼不堪。 \n 在夜店裡,這群90後少女的底線是不同的。有人是撫摸,有人是接吻,有人沒喝醉時才有底線,有人的底線是變化著的,也有人可以堅守底線。而艾可的底線就是「不和男人上床」。 \n 對艾可來說,上床是流血、是身分變化、是難以忘掉,也是籌碼,她總要押對人;有一回在夜店,艾可一夜裡被人堵了2次,都想把她拉到洗手間裡,幸好最後沒成功。 \n 莫卡的底線則是不讓人輕易碰觸。她說,現在去夜店,有男人會朝她舉杯,蓄足深情、透過眼神拋給她,她卻別過臉去;也有人會直接動手,莫卡就會當場發飆:「噁心,不經過允許就碰我的,都是又醜又自以為是的人。」她的矛盾性格來自父母。 \n 莫卡出生後,父母就因工作關係,分居上海、鄭州,也給她不同的價值觀教育:母親說,「女孩要有穩定的工作,最好能學精算,將來去稅務局做公務員。」父親卻要她「別太考慮將來,誰都猜不到將來。」他支持女兒有自己的喜好,走少數人行走的道路,成為獨特的人。 \n 父親希望把莫卡培養成優雅的貴族,因此每次到夜店,莫卡都得瞞著父親:「爸爸想把我引導成一個有思想的人,他會覺得夜店能把我教壞,但這是社交,我能夠把握自己。」 \n 有回莫卡在夜店裡徹夜玩樂,清晨才記起回家。父親就坐在客廳裡等她,要與她談話,但莫卡頭痛欲裂,任性地回房睡覺。父親等到她下午醒來才說了重話:「在感情的付出上,無論父母還是孩子,都要對等。但孩子潛意識裡會覺得,父母不可能拋棄他們,就拿這優勢來對待父母,令人失望。」 \n 因為父母的2套教育標準,同儕間的互動模式,莫卡在生活中執行著雙重標準,「癡情」與「濫情」共處一身;而這也是現今大陸90後青少年的最佳寫照。(取材自《南都周刊》)

  • 王爍家中搜出裸照 周迅否認

     因緋聞多而名列大陸「京城四少」的王爍與王珂,疑似因追求女星而有糾紛,去年底王爍衝撞王珂的座車,還當街持槍恐嚇,被大陸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但新一期《南都娛樂周刊》卻指警方搜索王爍住家時,居然發現王爍前女友周迅的裸照與豔照,目前由警方保管中。 \n 對此,周迅工作室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指稱該周刊的報導嚴重失實,侵害周迅名譽權及其他合法權益,將採取一切法律手段,保留對該周刊的法律追訴權,維護周迅的合法權益。 \n 兩人糾紛 為錢不為女 \n 大陸媒體報導,整起事因源起2010年12月17日晚上,王爍駕駛一輛大眾休旅車與王珂駕駛、掛著「軍A」牌照的奧迪A6發生糾紛,王爍拿出槍狀物從車窗指向王珂。王珂報警後,即開車尾隨王爍到北京市東安門大街的香港美食城門口,王爍急速煞車,王珂下車後,準備上前理論,王爍卻快速倒車、撞擊奧迪車頭,導致奧迪起火,王爍隨即逃離現場,翌日才向北京東城公安分局投案。 \n 28日出刊的《南都娛樂周刊》持續追蹤這個案件,稱王爍與王珂之間的糾紛,不是原先傳出的因追求同一名女星而產生,是王珂與朋友合資在王爍管理的王府世紀大廈開設「金錢豹美食匯」,雙方發生金錢糾紛,才是整起事件的導火線。 \n 周刊並以〈京城四少王爍持槍案續被曝家中搜出某女星裸照〉為題,引述知情人士的說法,表示警方為了調查王爍所持的「槍狀物」,前往其住家搜索,除了找到槍枝外,還發現王爍前女友、影后周迅的「裸照」和「豔照」。 \n 周迅稱 將對周刊究責 \n 消息傳出後,周迅工作室稱該報導「肯定是假新聞」,強烈譴責《南都娛樂周刊》,表示在出刊前,曾與該刊物主編溝通,對方本來答應撤稿但最後還是刊登,周迅工作室發表嚴正聲明,表示這篇「虛假報導嚴重侵犯了周迅的名譽權及其他合法權益」,工作室將代表周迅採取一切法律行動,保留追究該周刊法律責任的權利。 \n 周迅工作室負責人還表示,周迅本人也已看過這則報導,但她從2009年和王爍分手後,就與對方沒有聯繫。周迅工作室表示:「一直抓著這件事製造假新聞,進行非常無聊的炒作,讓我們覺得很受傷害。」

  • 政治情勢變 終結賴昌星逃亡史

     在中國與加拿大長期交涉下,大陸最著名的經濟罪犯、前遠華國際集團董事長賴昌星已在7月23日由加拿大被引渡回中國受審,儘管目前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但《南都周刊》在最新一期的報導指出,儘管賴昌星善於操弄司法及媒體,但隨著中、加兩國政治情勢的變化,賴昌星終究還是在中、加兩國的政治、司法攻防中,被迫結束長達12年的逃亡生涯。 \n 1999年,大陸中南海收到了一封長達74頁的舉報信,檢舉廈門遠華(集團)國際有限公司、香港遠華國際集團的董事長賴昌星瘋狂走私植物油、原油、香菸等商品牟取暴利的事實,信中還附上了長達60餘頁的證據資料。該年4月20日,大陸中央作出批示,在當天立即成立「4.20專案組」,決定以海關為主,中紀委組織協調徹查遠華案。 \n 加國史上最貴聽證會 \n 就在「4.20專案組」進駐福建廈門不久,聽聞風聲的賴昌星隨即漏夜出逃,先由深圳邊防內線護送過關,從廈門逃到香港,連過境記錄都沒留下。同年8月13日,賴昌星以香港遊客身分攜全家赴加拿大,成功逃離中國。 \n 《南都周刊》指出,逃亡到加拿大的賴昌星從未真正淡出過公眾的視線。在加籍移民律師、「金牌大狀」馬塔斯(David Matas)的幫助下,以「中國政府迫害商人」為由,向加國提出難民申請,利用加拿大刻板卻又寬容的司法審核程序,巧妙地進入評估、上訴、再評估、再上訴的循環中,成功為自己爭取到滯留加拿大的時間與空間。 \n 根據《南都周刊》的報導,這場難民聽證會被認為是加國移民史上耗時最久、花費最多、也最引起公眾關注的案件,據稱花費近1000萬加幣(折合人民幣5000萬元左右)。 \n 機場撞柱拒遣返 \n 為了釐清案情,加國移民部不僅從中國請來了4位事實證人,包括偵辦遠華案的「4.20專案組」成員吳建平、檢察官李擁軍、王中華及「遠華案」辯護律師之一趙秉志,還從中國境外聘請了4位非中國籍的專家證人,前後證人人數多達25位。 \n 在這場曠日費時的司法攻防中還有個插曲,由於加國政府認為賴昌星被遣返中國後應無生命危險,因此在2006年5月加國邊境服務決定啟動遣返程序,不料賴昌星竟在機場以頭撞柱表達不願遭到遣返的意願,迫使加國政府不得不對遣返賴昌星一案重新評估。 \n 今年7月7日,加拿大移民部下屬的邊境服務局突然拘押了賴昌星,自此,賴昌星直到聆訊結束也未能踏出羈留地。 \n 中方三保證絕無僅有 \n 馬塔斯在回覆《南都周刊》的郵件中,認定這次加國政府這次的行動是在向北京示好。他認為,這個案件中政治因素一直存在,由中國外交部在與中國最高法院協商後所提的「三保證」(不判死刑、允許加方定期探視、公開公正庭審),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n 加拿大華界意見領袖丁果則認為,賴昌星案子的內容沒變,但其所處的加拿大政治環境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繼溫和的自由黨之後執政的保守黨哈珀政府,在經歷了5年的不穩定少數執政後,終於在今年5月的聯邦選舉中獲得了突破性進展,取得了多數執政地位。主張快速遣返賴昌星的哈珀近年在各種場合強調,將與中國政府步調一致,把滯留在加拿大境內的經濟犯罪分子遣返中國。 \n 丁果指出,加國不願意讓拖延12年的賴昌星案件再影響加中關係,也表明加拿大想摘去「罪犯天堂」的這頂帽子,而中方也作出了讓步,讓賴昌星在加拿大的資產由加方罰沒,加強雙方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等,種種的交涉終於讓賴昌星由一個呼風喚雨的商人變為一個階下囚。

  • 喊窮又置產 賴昌星在加生活不困頓

     賴昌星在加拿大的12年逃亡生涯中,其日常生活一直是外界好奇的焦點,據《南都周刊》引述賴昌星的說法,賴在加拿大期間「口袋經常不到10元(加幣),日子真的貧苦」,不過,他在逃亡到加拿大初期,也曾以130萬加幣幫家人在溫哥華置產,現實生活中似乎沒有他說的拮据。 \n 旅加華裔作家盛雪向《南都周刊》表示,愛哭窮,愛紅薯稀飯,也愛鹹魚,這是賴昌星留給加拿大華人的印象。賴昌星忌諱別人說他有錢。盛雪說,有次賴昌星跟她抱怨,「我開什麼好車,別人就說車是我的,如果我坐公共汽車,那公共汽車是不是也是我買的呢?」。 \n 加拿大中文電臺的時事評論員、華裔媒體人尚虹則透露,1999年8月,剛到加拿大的賴氏一家以130萬加幣(時值約800萬人民幣)購入位於溫哥華富人區一間獨立屋,該屋約一年後以99萬加幣轉手。 \n 尚虹表示,此後賴還曾住過本拿比市麗晶大廈,以及溫哥華市中心的房子,儘管賴聲稱房子只是朋友低價租給他,但很多華人相信,這只是賴昌星假借朋友之名而已。 \n 曾經多次採訪過賴昌星的加拿大華界意見領袖丁果認為,賴很土,也很精,他遠比許多文化人知道如何對付媒體,他知道什麼樣的表達,可以上媒體的頭條,讓輿論來為自己「漂白」。賴昌星也曾告訴丁果:對「小記者」們,從來不多說,因為沒用。 \n 有趣的是,在逃亡加拿大期間,賴昌星也開始融入加拿大當地的平民生活,他不僅在卑詩省通過了5級駕照考試,還在2009年初獲得了工作許可,只要每月繳納54加元的保險費用後,即可享有全面醫療保險待遇,而日常娛樂除了看電視外,就是上網玩一種叫做「鬥地主」的撲克牌遊戲。 \n 此外,他也向媒體放話,宣稱將出版自傳《賴昌星說賴昌星》,只是這本由他本人口述,一名來自台灣的劇作家代筆完成的自傳始終沒有問世。

  • 南都周刊-他們改變香港 也必將改變中國

     評論解讀中國內地新移民正成為香港社會不容忽視的力量,本文指出,他們在建立一種新的話語權的同時,已逐漸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改變著今日的香港,而在將來,也必將改變整個中國發展的軌跡。 \n 在香港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爐效應」,它不僅熔合了中國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讓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人都有機會在這個小島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香港的體質,也意外地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n 香港上一次的大規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於政治的劇變,導致數百萬人從中國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從董建華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誠,這批移民在隨後的幾十年內改變了香港,讓這個英國人統治的小城市,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東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體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悲觀預測,上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從而取代東京,成為中國經濟融進全球化浪潮的橋頭堡。 \n 一個新的話語權出現 \n 正是這樣的經濟劇變,導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從中國的各地來到這個島嶼的新移民,和這個島嶼進行著奇特的互動,並且開創了一個難以預測的未來。 \n 新一波的來港移民,不再是那些來自廣東鄉下的底層移民,而是可能身懷巨款、與權力部門關係千絲萬縷,這樣的群體在香港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國前往全球先進國家留學的精英,畢業後不少也來到這個島嶼城市,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資銀行業,說普通話的聲音,逐漸代替了過去這個行業被英語所壟斷的格局,代表了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到了最近這幾年,金融的監管機構和經濟遊戲規則的決策權,也不可逆轉地落在來自中國「海歸派」精英的手上。 \n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後來去了美國念新聞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權傾一時,成為香港金融界的高層領導人,也是第一位內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達720萬港元。 \n 事實上,香港已經成為了中國「海歸派」的最愛。 \n 知識新移民改變香港 \n 在大學校園也是如此。香港大學的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請來內地資深媒體人錢鋼擔任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錢鋼在中國內地曾任記者多年,他寫的《唐山大地震》,成為香港中學教科書中的範文,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的中國記者。 \n 這些有內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香港長期以來被西方專業精英所壟斷的經濟權力版圖,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國情懷的海歸派精英,以李小加為代表;匯合了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以錢鋼為代表,他們開始在這個城市展示他們的權力肌肉,從商業到學術界,都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新移民的足跡。 \n 這些知識新移民,瞭解國際的遊戲規則,也瞭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橋樑。這座橋樑也通往新的財富之路。香港這幾年成為了中國企業上市集資的重要戰略重地,不少海歸派就在其間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n 到了最近這幾年,還出現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上層階層,也喜歡換個身分。他們不僅來香港定居,生孩子,還喜歡炒樓。 \n 也就是說,在30年間,內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力板塊的移動。他們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時代的變化,展現了中國從鎖國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n 不容忽視的是這十幾年間,中國新一代的大學生,在香港校園造成的衝擊。這些每年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歐美國家留學,然後再重返香港,他們肯定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命運軌跡會帶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響。 \n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賈選凝,是典型的中國80後,她的大學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碩士後,在《文匯報》出任副刊記者,但也在香港電台參與節目廣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報》寫一個有關城市感情的專欄《心經》,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n 未來中國的改革之源 \n 正在香港大學念經濟的90後同學素珊說,她來到香港後,發現了一些過去根本看不到的書和電影,這也因此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規畫,她決定在香港考研究生,爭取更深入地去瞭解中國的經濟發展。 \n 這些20來歲的中國新一代,都會不斷進行香港和內地的比較,並對內地的制度創新作出思考。擁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他們,每天都在比較兩地的差異,為什麼在法治、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內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出入兩個系統,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有點滴在心頭的反思。 \n 這些反思到最後也許會成為中國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為什麼中國內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實法治,那麼中國內地就理應對推動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帶來什麼禍害,中國內地就更應有信心將那些重重的限制減少、消除。當兩地的這些對比不斷出現時,它也會化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進千萬的人心中。 \n 法治民主自由的載體 \n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也強化了香港對北京的認同感和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成長的經驗,對國家的認同,都有一種感染力量,使中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專業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超越了香港某些媒體所說的「洗腦」,而是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展現了對中國命運的承擔。愛國不是被動地「唱好」,而是要主動尋找變革的新路徑。 \n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揮別原來的「路徑依賴」,尋找超越過去既成體制的理念與實踐,在國際化的香港,發現中國改革的最新靈感。 \n 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會洋溢著全新的動力。有些充滿抱負的新移民甚至考慮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參選,香港作為中國的民主先聲,也有了內地元素摻雜其間。 \n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將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他們改變了香港,也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在香港與內地人民交換生命碎片的過程中,也必將淬煉一個新的香港。 \n (摘自《南都周刊》2011第26期,作者邱立本係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

  • 南都周刊-大學生體制夢 國家的悲劇

     評論解讀越來越多的大陸大學生認為在創業投資和自謀職業的風險大,把目光轉向體制才是最穩妥的打算,因而個個都削尖腦袋投奔體制。然而最能幹的人選擇投奔體制是國家的悲劇,因為他們的才能將主要被用來尋租。 \n 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人的選擇都是理性的。這樣的預設可以解釋為何如今的大學畢業生都削尖腦袋投奔體制──因為那裡象徵著權力、聲望以及穩定可觀的收入,這些足以構成體面生活的全部所需。理性人的預設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無志於學術的青年會選擇考研──在大學從菁英教育淪為平民教育的那刻起,考研就是給自己增添籌碼最偷懶的一種方式。 \n 20年前一片金光 \n 20年前,廣東的家長們訓斥小孩時會說:不好好學習,將來送你去當幹部。這話如今聽來,竟如「馬首紅塵,恍若隔世矣」。這20年間出了不少事:改革推進陷入困頓、大學擴招、國企改制分流。倘若當年家長的「詛咒」真能兌現,孩子們又何不盡興在放學路上多捉幾隻蜻蜓呢? \n 體制的溫床為何在20年前如此不堪?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王紹光研究發現,1978至1995年間,中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長近10%,但在這段經濟繁榮時期,中國政府卻不得不竭盡全力提高收入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因為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滯後於GDP的增長。 \n 政府公開的資料顯示,在那17年中,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近31%跌至不到11%,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王紹光的結論是,在1990年代,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的制度設計存在的缺陷,讓地方和中央政府都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當年的公務員為何會義無反顧地離開體制,屈身幹起卑賤的營生:政府發不出錢來,衙門外卻一片金光。 \n 但在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煜看來,那段時間正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有活力的時代: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結構轉型,蛋糕被做大,中產職業在勞動者中的份額大大增加;市場經濟的績效原則和市場制度的滲透與擴張,讓人們堅信奮鬥就能獲得回報;勞動力市場的重個人能力、個人努力的篩選機制,推動著各階層社會流動機會的均等化…… \n 20年後致命吸引力 \n 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在20世紀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因他的「有限理性」學說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西蒙認為人們並非尋求「最大」或「最優」,大多數情況下要的只是「滿意」。人不可能如上帝般洞察一切,理性要麼麻痺於信息不對稱,要麼根本就未發揮作用。由此可以解釋,那些跟風進入體制卻日日煎熬的人,他們本也可以有個更自在的生活;也可以解釋,萬千碩博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因教返貧,窮人的家庭仍在砸鍋賣鐵供完孩子念大學後仍慫恿他去考研。 \n 還是數據或許能說明,體制何以在20年間突然又爆發出對菁英們致命的吸引力。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95到2006年間,國家財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費由人民幣996.54億元增加到7571.05億元,12年間增長6.6倍;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僅為4.71%,1995年為14.60%,2006年已上升到18.73%。九三學社在2008年「兩會」期間提出的《關於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開與監督機制的建議》提案顯示,大陸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準25%。 \n 40年前,公共選擇學派官僚制度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提出著名的官僚預算最大化理論──政府規模的擴張總是有利於官員的,官員們都知道,機構規模越大,手中的權力就越大,機構所能帶來的晉陞機會就越多,個人待遇也就越豐厚。 \n 從1994年到2000年,全國參加公務員考試的總人數不過4萬多人,但2001年,僅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考試的人數就躥升到3.3萬。此後報考人數快速增加,2005年至2008年,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考試的人數及平均招錄比例分別為31萬和37:1、37萬和48:1、53萬和42:1、64萬和45:1。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逾140萬,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考錄比例超過3000︰1。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剛入校門的大學生們都明白,在市場上創業投資和自謀職業的風險越來越大,甚至朝不保夕,把目光轉向體制才是最穩妥的打算。 \n 才能將用來尋租 \n 在《市場的邏輯》中,經濟學家張維迎寫道:非正式的觀察顯示,在發達國家──比如美國、英國和德國,最具企業家才能的人經營工商業;在最不發達國家──比如拉美和非洲,最具企業家才能的人在政府和軍隊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當越多越多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轉向政府,經濟增長就會放慢甚至停滯。 \n 張維迎所提的「最具企業家才能的人」就是「社會中最能幹的人」,因為他們會選擇呈現出能力回報遞增的職業,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是具有能力回報遞增特徵的職業。為何說最能幹的人選擇投奔體制是國家的悲劇?因為他們的才能將主要被用來尋租,而非提高技術的可能性。 \n (摘自《南都周刊》2011-7-1,專題「大學生體制夢」)

  • 南都周刊-廣州少年 公民社會的先鋒符號

     評論解讀對城市公共政策「站出來,大聲說」成為廣州青少年的潮流,他們懂得充分運用廣州的公民土壤,也得益於廣州地方政府的相對開明。他們能否「撐」起中國的公民社會?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關注。 \n 整個5月,有兩個中國少年的符號,網站不約而同發起投票:「五道槓」與「舉牌男」,誰能扛起中國社會的未來?答案由人選擇,問題歷久彌新。早在1900年,當時27歲的粵人梁啟超,就已寫下了名作《少年中國說》,發出震聵人心的吶喊:培養什麼樣的青少年,就是培養什麼樣的中國未來。 \n 如今,在廣州,出現了一批敢於「說」、敢於表達的少年。他們關心的東西包羅萬象,超越了教科書和漫畫,涵蓋了城市文化、個人權利、公益環保和公共事務等各個方面。與其他城市少年不同的是,廣州少年不但敢於「說」,而且善於透過獨特有效的公民行動,去推動少年之夢的實現。在這個意義上,廣州少年不但屬於廣州,還屬於所有中國的城市。或者說,中國的城市們期待著如斯的少年一代。 \n 回溯歷史,「站出來,大聲說」成為廣州青少年的潮流,也就發生在最近3年。「閃唱組」、「拜客」、「舊城保護小組」、「乙肝男」、「鯊魚妹」、「舉牌哥」等未進入社會,卻已向社會開口吶喊的少年,成為家喻戶曉的公民明星。 \n 因為愛,所以說 \n 5月初,廣州十六中高一學生陳逸華舉牌反對地鐵翻修工程方案,最終迫使廣州市地鐵公司順應民意,這又是一次廣州少年成功影響公共政策的故事。「這不僅改變了不少人印象中的高中生『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刻板形象,更讓那些在公共利益事件面前不敢說、懶得說甚至習慣於附和的大人感到汗顏。」 \n 其實,在廣州,少年們的訴求空間,與「大人」們編織的空間息息相關。很多評論已經指出,香港電視的長期熏染,開放、民主議政傳統的積澱,相對尊重民意的政府作風以及積極創造議論空間的本地媒體,都為廣州建立公民社會積累了土壤,在這土壤上,廣州的公民少年層出不窮。 \n 相比起年長的積極公民,少年們的大聲表達和公民行動,其動機和動力,更接近於他們內心天然的、真實的情感。和他們的父母朋輩一樣,廣州的少年們對生活有著諸多追求。他們會滿街尋覓美食,癡迷日本漫畫,討論少年間的情事。他們大多還處在辨識世界的「本能階段」,也就是單憑一己良知與衝動,直議關心之事。 \n 在各種以本能為出發點的情愫裡,愛城市、愛廣州,成為廣州少年參與公民事務共同的動力。 \n 少年們投身「捍衛廣州」的行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春天。當時廣州政府計畫拆除有300年歷史的天字碼頭,超過萬名青少年在「羊城網」等新興都市網站簽名反對,之後,廣州政府順應民情,及時收回拆除計畫。 \n 文化悲情催生公民意識 \n 也就是那次開始,類似關於本土文化保衛的公民活動,在廣州此起彼伏,去年的粵語保衛運動,就是這一系列活動的高潮。 \n 廣州少年酷愛廣州的心態,植根於廣州少年的成長環境。但是,近年廣州舊城區的大拆大建,使本地人尤其是青少年逐漸累積起對本地文化消失的焦慮和悲情,「迫使」他們主動「發聲」,就像香港、台北少年們曾做過的那樣。這也使廣州出現了城市新一代──包含文化自覺和自主意識的城市新一代。 \n 對傳統廣州消失的焦慮,令來自不同背景的廣州本土少年聚集在本土保衛的第一線。「舉牌哥」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守護廣州地鐵的傳統色彩。類似的少年情懷,在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也是似曾相識。這些城市少年之間都有著共同的感情紐帶,就是熱愛他們的城市。 \n 當然,廣州少年們的本土文化情結,並不意味著絕對保守。「鯊魚妹」的出現就是一個活生生例子。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女孩,她從海外的環保團體得到啟發,立志反對廣東人以吃魚翅為榮的陋習,尤為可貴的是,她的出發點來自對動物的憐憫之情,這是源自最樸素的人性。 \n 不難發現,少年公民都學著充分利用廣州的公民土壤。有的做法只是拍腦袋得出來,有的則是向前輩學習。譬如,他們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與媒體密切配合,有的以微博傳播獲得記者們的注意,熟練者則直接向媒體爆料。 \n 升級路漫漫 \n 有過公民行動的廣州少年,尤其大學生,或者業餘時間較多的年輕人,他們有更多條件向更成熟的公民行動進發。省港互通的納稅人意識、財政意識會被這些少年嘗試運用:重大公共建設項目,往往面臨著公民代表和人大代表們的「聯合」關注,關注點都是「錢從哪來,錢怎麼用?」在講究實際的廣州人當中,這樣的話題很容易引起民眾議論。 \n 為了獲得空間和影響,廣州的少年公民們還會動用很多創造性手段。「拇指妹」發動的「大拇指贊城建委」,「舊城關注組」的短時間閃唱,乃至舉牌哥選擇獨自上街,都充分考慮了相關部門和政策的承受程度和傳播力。 \n 地方政府的相對開明給廣州少年們製造了更多活動空間。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學生「乙肝男」雷闖在廣州的經歷。他在廣州給勞保部門送鴨梨,結果發現對方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完全出乎意料:「一切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情節發展太過於完美。後來才知道,有個前新聞發言人在旁邊做指導,我推測,去之前的一天我發了條微博,聲明要去送10斤鴨梨,他們有所準備。」 \n 現在,對於這些少年公民來說,他們總會面臨著共同的壓力。有時這些壓力來自於他們的本業,譬如高一學生「舉牌哥」和「鯊魚妹」就要專注於繁雜的學業;生活和工作壓力,也會使相當一部分本來積極投身社會活動的大學生,在進入社會後「銷聲匿跡」。那些希望繼續公民事務之路的少年,也會生出擔憂,他們將如何建立職業化的公民組織,為後者的柴米油鹽和合法資格而努力。 \n 無論如何,廣州少年,作為都市公民社會的先鋒符號,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們對成人中國的衝擊,已遠遠超出了廣州。(摘自《南都周刊》2011-6-2,作者許十文,原題《站出來,大聲說》)

  • 南都周刊-長樂子尋親路崎嶇回家夢難圓

     (文接C2版) \n 《莆田市志》記載,收養童養媳是莆田地區由來以久的陋習,在山區、沿海尤為盛行。貧苦人家養不起女兒,多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甚至有些富裕人家也認為女兒是「賠錢貨」,從小送人當童養媳,以免出嫁時還得支付一大筆嫁妝。 \n 的確,在農業社會與現今的大陸農村,女性一般不被認為是勞力,而且多數家庭重男輕女、想養兒防老,多數家庭最後就決定把過多的女兒送出去,全力培育男孩。 \n 女兒被拐走 父母睹物思人 \n 目前住在長樂市、1972年出生的鄭曉梅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她與原生家庭相認後,才知道父母為了能多生養兒子,分別在1974年、1978年、1982年、1983年送出4個女兒,只留下3個女兒、2個兒子。 \n 此外,莆田還有許多童養媳是從小就被人口販子從遙遠的外省拐賣至此,北高鎮後吳村的彭清蘭就是1988年由貴州被拐賣到這,當時她才9歲。 \n 彭清蘭記得小二放暑假的第3天,她與大伯父的女兒一起到20公里外的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去找在當地上班的父親。翌日,她們在街道閒逛時,遇到1名操當地口音、抱著2歲男孩的中年婦女,假稱要帶她們去找父親,連哄帶騙地把她們帶到莆田市轉賣給當地人家當童養媳。 \n 由於彭清蘭哭鬧著要回家,原先的買家受不了,把她轉賣給現在的養父母,從此,她成了有3個姊姊、3個弟弟,和1個也是童養媳妹妹的「吳玉琴」。日前,她與7歲就從貴州被拐賣的另一名同村童養媳蕭光豔透過《回家網》志工的幫助,終於找到在貴州的家人。 \n 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n 莆田的童養媳長大後都要嫁給養家「哥哥」,郭源英也不例外,所以養母不覺得她有上學的必要。幸好鄰居有人勸她的養母:「你總得讓孩子分得清男廁所女廁所呀!」她才得以上小學,但念完2年級,養母就不再讓她去學校了。 \n 原本養母打算讓郭源英與3子結婚,但2人關係很差,郭源英表示:「他經常不由分說地摑我耳光,把我的耳朵都摑青了。」 \n 由於3哥另娶,郭源英不必嫁給從小暴力相向的丈夫,但養父母卻沒放鬆過對她的管控,先是打算讓她嫁個離過婚的老頭子,在她拒不從命後,又安排她在18歲時,嫁給大她10歲的男人。 \n 養父母從男方處得了2.2萬元禮金,雖已高於當時8千元的「行情」,但養家沒給任何陪嫁品。婚後,郭源英生了2個兒子,與丈夫彼此像陌生人,於是在4年前離婚,帶著兒子過活。 \n 兄妹亂倫壓力大 \n 抱養童養媳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婚姻成本,但1982年之後,農民收入逐年提高,可承受正常的婚姻支出,加上嚴厲的計畫生育政策,養家的男孩大多不願與童養媳成婚,童養媳文化因而逐漸式微。 \n 事實上,童養媳的婚姻多半不能有幸福的結局。進化心理學的韋斯特馬克效應(Westermarck effect,台灣譯為亂倫退避機制)認為,同一家族長大的兒童會發現彼此之間沒有性吸引力,即使有強烈的社會壓力強迫他們配對也一樣。 \n 例如,2005年2月,莆田東海鎮坪洋村發生一起殺人案,男子朱世文用板凳打死妻子朱秀美。經過調查,殺人案肇因於朱秀美的童養媳身分,導致朱世文心理偏執而造成慘劇。 \n 因這起事件,童養媳的命運受到關注,加上她們年紀漸長,積極尋找原生家庭的案例越來越多,感動一些熱心的民間團體,開始集結資源為她們尋親,「長樂熱線尋親專欄」就是其中之一。 \n 專欄創辦人張善國表示,2006年在長樂電視台遇到想刊登尋親啟事的王海樂,被她的故事感動,才決定幫她在網站上免費發布尋親啟事;消息傳開後,找張善國的童養媳越來越多,他乾脆開闢專門的尋親網站,登記、公布、宣傳莆田市的童養媳和長樂市尋找女兒的父母的資訊,協助他們尋找親人。 \n 拐賣違法 媒婆不敢老實說 \n 童養媳要找原生家庭並不容易,張善國表示,媒婆即使記得什麼也不會透露,其一,他們大多不識字,抱送過的孩子多但沒有任何記錄;其次,近幾年大陸公安部門積極打擊人口販子,媒婆意識到當年買賣人口觸犯法律,追訴時效還沒過,不敢說真話。 \n 志工姚誠對此有所質疑:「媒婆就是人口販子的一個組成部分,行為涉及犯罪,因此沒有哪個媒婆承認自己帶來的這個孩子是拐來的,都說成是抱養。」 \n 據《莆田市志》記載,長樂歷來是人口拐賣的一個重要中轉站。1973年到1975年,從四川流入長樂的童養媳有1020人;四川有關地、縣更是多次派工作組來長樂市要求解救被拐賣的婦女。 \n 雖然有《回家網》、尋親專欄等民間力量幫童養媳找回家的路,但志工們認為要原生家庭也有意願找送養或被拐賣的女兒,尋親任務才能成功。張善國表示,「如果只有女兒出來找父母,僅有50%的成功率;如果父母也能出來尋找的話,那尋親就有100%的成功率了。」 \n (取材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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