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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風窗-拿出常識的勇氣 超越專家之殤

     在文明社會,判決死刑可謂公權力的最高形態。闡釋法律,並適用法律到具體事實,得出明確的判決是專業理性的過程,而人民群眾的感覺彷彿是廣場集會的喧囂,是不可理性把握的。在法律理性機制中引入人民群眾的感覺,在法學家看來,輕則是20年司法專業化建設而形成的專家/權力的一次裂變重組,重則可能是權力無所顧忌地掙脫專業理性的約束。過去4年間,一方面,專家/權力全面覆蓋公民行為塑造的方方面面,單向觀察關注技術日新月異,另一方面,一些需要專業理性的公權力卻令人擔憂地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這在司法實踐上已留下了明顯烙印。 \n 知識和專家的總量與日俱增,公民個體和公權力之間的一米線卻相應地快速壓縮。專家在自己領域運用專業理性的時候,頗有改造世界的成就感,一旦走出自己的專業領域,遇到汙濁的空氣、蠻橫的拆遷、昂貴而匱乏的就醫和教育資源,他才意識到,他參與改造的不是世界,而是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康德所說的「機器上的器件」(cog in a machine),能夠溝通的只有其他基於同樣通訊協議的器件,這樣的器件,只會按照專業理性確定的既定軌跡運轉,逢山鑿洞,遇河架橋,有礦必采,卻失去了從機器上走下來,在廣場上與其他人自由攀談、公開辯論的常識和公共理性。 \n 法官檢察官應該有勇氣說,雖然根據現行法律,某某可以嫖宿幼女罪被判刑,但是作為普通公民,我認為該罪名本身有違人情常理,應該修改法律將與幼女發生性關係一律按強姦論處;橋樑工程師應該有勇氣說,雖然我有能力設計建造這座跨海大橋,但是,作為公民,我覺得此項公共支出有重複建設之嫌;主管國庫業務的財政部科員應該有勇氣說,雖然我很榮幸《預算法》給我以如此之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間,但是作為公民,我擔心納稅人對於國庫管理,沒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樣的氣魄,是常識的勇氣,無須從道德高地俯衝,這樣的表達,是公共理性的張揚,是每個小寫的知識分子都可以養成的理性思辨能力,是超越專家之殤的出路所在。 \n (摘自《南風窗》2012-10-03,原題:專家之殤)

  • 《南風窗》-龐大灰色社會 基層權力失控

    《南風窗》-龐大灰色社會 基層權力失控

     評論解讀近年來,大陸基層治理問題頻出,權力失控的一些現象不時發生,在社會心理的變化中,粗暴執法、強制拆遷等,似已有愈演愈烈之感。本文分析基層權力失控的根本原因。 \n 基層的國家權力不斷地和「社會」產生衝突,成為當下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而它的發生邏輯,和過去已經不一樣了。 \n 在大量的國家資源往基層輸送過程中,基層社會的資本流動越來越活躍,地方資源資本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那些或明或暗支配資源的「強人」和「狠人」獲得了迅速崛起的機會,基層因此形成了一批食利階層,並催生了灰色利益鏈條。 \n 強人狠人迅速崛起 \n 近來的基層治理失序、權力失控主要表現在漸漸形成了龐大的「灰色社會」,其成員主要包括半正式的行政人員,贏利型的基層領導人,不法商人,「混混」等,他們既非傳統的保護地方利益的精英,又非維護國家利益的體制精英,而是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地方豪強」。 \n 在地方資源資本化的過程中,「地方豪強」採取各種手段承包工程項目,積極承接國家向地方的利益輸送,他們往往透過各種巧妙手段攫取公共利益,強占他人權益,隱蔽地控制地方社會。而一些享有資源和地緣優勢的地方成為資本的寵兒,不法官員從中尋租,基層官員為了自身利益,也傾向於默許甚至借助「地方豪強」的力量,採用非正式的手段治理社會,為了實現政績,甚至不惜執法犯法。 \n 「地方豪強」與不法官員這兩個食利階層有明顯的合流趨勢,或者豪強慢慢「政治化」,成為基層行政中的新代理人,或者基層官員「去政治化」,成為灰色利益鏈條中的一環。他們構成穩固的利益聯盟。 \n 簡而言之,當前的基層社會利益格局是以基層權力為核心的利益網絡。 \n 基層權力與利益交織 \n 基層權力本身既要在國家行政體系中安全運轉,又要盡可能地創造政績,還要滿足新食利階層和新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由此,基層權力被網羅進了一個更為龐大的權力和利益相互交錯的結構中,這一結構決定了基層權力出現失控現象的基本邏輯。 \n 近年來,中央政府加大了對基層政權的監控,一些地方行政有意規避基層政權的參與,財政、土管、公安等重要的行政事務實行垂直管理,交通、醫療、教育、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也進行專項管理,這使基層政權失去了重要的治理資源。為了維持運作,基層政權必須花費大量的精力向上爭取項目,向外招商引資,而無動力搞好群眾工作,只能啟用運動式的治理方式,大量採用非正式行政手段來彌補常規治理工作的不足。 \n 與壓力型體制共生的是錦標賽體制。在自上而下的考核體系中,既有嚴格監控基層政權行為的指標,比如維穩、計畫生育等一票否決事項,又有鼓勵基層政權發揮自主性的指標,比如GDP。各地在確保不出現一票否決的情況下,在競爭性指標中展開競賽,競賽的優勝者即可在政績考核中占優。在應對壓力型體制和錦標賽體制的過程中,基層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個權力的利益網絡。 \n 基層隱性權力被強化 \n 以基層權力為中心的利益網絡,豐富了基層的權力清單。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及主動的招商引資,強化了基層的隱性權力,它們掌握著大量的國家政策信息,還部分掌握了分配國家資源的權力,讓它們擁有了「選擇性政策執行」的權力,有更大的空間進行彈性行政,為基層食利階層提供利益輸送。 \n 因此,一旦這個網絡被蛻變的基層官員用於謀取私利,財政轉移支付將成為主要的利益輸送方,外來資本與地方資源的結合是另一個重要的利益輸送渠道,而承接這些利益的往往是「灰色社會」的成員,蛻變的基層官員則成為利益輸送方和利益承接者之間的「經紀人」。 \n 由於基層權力與「地方豪強」之間形成了灰色利益鏈條,就很容易在市場行為中偏向於「地方豪強」而損害普通民眾的權益,「地方豪強」也情願協助基層權力以「擺平」不穩定因素。

  • 南風窗-共治本質是破除權力壟斷

     評論解讀大陸官媒日前發表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的採訪,深圳將加大政府改革、簡政放權,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論者指真正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n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認為,「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深圳將加大政府改革、簡政放權的力度,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 \n 深圳只是一個最新的例子,廣東順德幾年前就開始類似試點。尤其是在增城新塘鎮大敦村事件、潮安古巷鎮事件等發生後,廣東的主政者認識到,社會矛盾已經到了節點上,小事崩出大事,補齊社會「短板」的核心就是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201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將之總結為:「廣東維穩,已從依靠政府管治轉向政府、社會共治。」 \n 政府與社會協同共治 \n 共治問題的突出,不僅僅與「維穩」有關。近些年,政府的職能進行了又一輪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體的擴張,其投入動輒以百億、千億計。政府集中財力然後履行更多公共服務職能,在監督乏力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效益審計薄弱、難以問責、腐敗等難題。2012年全國「兩會」,溫家寶總理首次提到,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 \n 近日,中央公布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126萬家、3000餘萬人的事業單位群體未來將分三類進行改革:「參公」、推向市場、強化其公益屬性。第三類實際上將成為公益類社會組織。這也預示著,實現共治的參與主體將是體制內的轉身者,真正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北京市有一年計畫採購社會組織2億元人民幣的公共服務,但符合條件的民間組織寥寥。對此,政府一方面應保證體制內組織「與政府脫鉤」即「去行政化」的到位,另一方面應以更大力度促進「社會開放」,形成良性競爭。 \n 絕非只是給政府減壓 \n 共治這個概念與「治理」、「善治」(good governance)等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理念密切相關,其針對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獨大」和「無法治理」兩種現象並存的矛盾。與「善治」有關的治理原則包括透明、責任、回應、參與和有效等。因此,社會共治從本質上說就是破除權力的壟斷。破除這種壟斷,意味著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即政府只是治理社會問題的一個主體,在該止步的地方必須停下來,承認自己在一些問題上的低效或者無效,讓社會發揮功能。 \n 從長遠看,隨著政府職能主動或被動的擴張,有可能會進一步固化全能型政府,固化政府過度汲取財力和政府職能及官員偏好單兵突進的惡性循環。共治理念的扎根和繁盛,會給這個趨勢增加「剎車裝置」。尤其是在官員競爭性選舉程度不高的現實下,共治也能增進民眾對於政府的更大認同。問題在於,共治絕非只是給政府減壓,透明、責任、回應、參與和有效等原則實際上就是民主的內涵,只不過這種民主是局限在行政層面上,但同樣會觸動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 \n 但願「共治」不會成為花拳繡腿,而是真正走出社會管理的一條新路。(摘自《南風窗》2012-5-16,作者趙義)

  • 南風窗-透過民主制止社會潰敗

     評論解讀大陸社會學家認為中國出現了全面的社會潰敗,論者指制止社會潰敗只能通過民主來實現。 \n 這是個足以讓觀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時代,時不常就會出一檔子事,讓人心驚肉跳,讓人莫名其妙,挑戰人的承受力,也挑戰人的想像力。 \n 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中國出現了全面的社會潰敗,社會潰敗而不是社會動盪才是中國最大的挑戰,表現在權力不受約束,潛規則盛行,社會底線失守,強勢集團肆無忌憚等。 \n 潰敗根源在於精英 \n 什麼因素導致了社會潰敗,又是什麼因素支撐著中國社會不至於崩塌?要扭轉頹勢,重建一個健康的社會,抓手何在? \n 表面上看,社會潰敗既包括精英的墮落,也包括底層人群的墮落,但根源在於精英。首先,精英群體是體制的創設者,而底層人群只是被動參與的力量。由於缺乏民主化進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現過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並確立起了贏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團壟斷一切優勢資源,成為底層民眾頭上的壓迫性力量。精英築渠,民眾如水,水要麼順著溝渠流動,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麼衝垮堤岸,引發社會動盪。後者是精英集團極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維穩投入居高不下。 \n 其次,精英集團是社會文化基調的奠定者,當某些知識分子習慣了罔顧歷史和現實,鼓吹叢林法則成為強勢集團的幫凶,以敵視「庸眾」和「暴民」為榮,這種文化就與破壞性的市場力量一起瓦解了維繫基層社會良性運轉的傳統文化資源。 \n 底層被裹挾著墮落 \n 再次,當我們慨歎公平正義日漸稀缺的同時,不能忽視精英集團一開始就是作為這種價值觀的對立面登上歷史舞臺的。 \n 相應地,底層人群也呈現墮落的跡象。假貨橫行,地溝油等有毒食品肆虐,這個群體恐怕脫不了幹係;同時,底層在碎片化後向叢林狀態後退、人與人之間如盲井式的傾軋、對公共利益漠不關心、對腐敗等不良現象表現麻木等也是墮落的症狀。但客觀地說,這是底層人群中的局部現象,多數民眾還保持樂天知命、忍辱負重的本性,正是他們流血流汗支撐著中國繼續向前走;另外,底層人群的墮落是被精英集團裹挾著發生的,為了生存不得以而為之,他們嚮往公平正義而不得,並非缺乏向善之心。 \n 對精英的墮落和底層的墮落進行區分,是為了尋找希望的所在,否則就會陷入「這個社會沒救了」一類的虛無境地。 \n 禮失而求諸野,這個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尋找。這並非對底層盲目的樂觀和美化,讓我們回憶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後的情景:受災的民眾悲傷卻不絕望,他們不抱怨不氣餒,自救救人度過難關;捐錢捐物,深入災區做志願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後青年,友愛互助的傳統美德在大災之後空前高漲。真相總是在危難時才顯露,一個真的潰敗了的社會,在大災之後不會有如此反應。形成對照的是,體制性力量只在救災的關鍵時刻顯示了優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蓋了因天災而暴露出來的問題。 \n 制止社會潰敗只能通過民主來實現。這裡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義,不是指所謂西式的精英之間互相制衡的民主,一個趨向墮落的精英集團只能將制衡扭曲為勾結。真正的民主需要開放人民監督精英的管道,讓精英對人民負責,還需要讓精英認識到,對人民負責不是恩賜,而是必須。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會的出路。 \n 能否邁出這一步,需要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決心和勇氣,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種讓人民參與的民主體制,同時借鑒歷史教訓避免社會失序-這才是當下需要的「頂層設計」。(摘自《南風窗》2012-2-17,作者李北方,原題:如何拯救社會潰敗)

  • 《南風窗》-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南風窗》-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評論解讀轉型陷阱的提出,從制度角度為中國大陸改革困局做出了註解。它與當前社會矛盾激增的狀況有何關聯?未來的改革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作出解答。 \n 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並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於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在發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並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n 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對於一個正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更會大大增加。 \n 權力與市場的結盟 \n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與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 \n 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 \n 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徵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n 重建社會公平正義 \n 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貧富的問題就開始逐步凸顯。但在那個時候,所謂的貧富處於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10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於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制內二代、體制外二代等等。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 \n 進一步說,社會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再生產,這種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我們稱之為斷裂社會。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 \n 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了,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時整個社會充滿了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結構定型,與門檻加高是脫不了關係的。 \n 其二,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仇富」與「嫌貧」的意識不僅僅是源於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於貧富的固化。 \n 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在一部分群體中,尤其是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n 烏坎選舉的意義 \n 烏坎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縮影。烏坎實驗的意義就在於,看我們能不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民眾具有表達自己利益和進行博弈的權利,社會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穩定的能力。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個癥結。這個實驗中,包含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邏輯。 \n 烏坎選舉的意義在哪裡?有人說不要誇大烏坎選舉的意義,因為類似的選舉其實早就存在,甚至還有做得比這個更好的。如果就選舉本身來說,我同意這個看法。 \n 但我想,如果將這次選舉放到整個事件的鏈條中去看,意義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和那些風平浪靜中的選舉相比。這個鏈條是:由於某一事由發生了牽扯到官民關係的劇烈社會矛盾,經過一段雙方的試探和博弈,最終選擇了一種用理性和妥協解決矛盾的方式,用選舉這種民主的方式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構架,促使矛盾從可能的惡性循環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環,同時滿足民眾表達爭取利益權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雙重需求。 \n 這一個過程包含了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邏輯,論證了在較為嚴峻情況下,仍能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具有促進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和社會長治久安的潛力。 \n 改革陷入困境,不僅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於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很難推進、實施。 \n 最需要的是勇氣 \n 現在都在說改革和革命賽跑,但不是什麼樣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賽跑,只有以公平正義為宗旨的改革才能與革命賽跑。因為革命的動力就是實現公平正義。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並不深奧、複雜,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過於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 \n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執政大國,智慧、謹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 \n (摘自《南風窗》2012-2-20)

  • 《南風窗》-透視2011年大陸省級黨委換屆

     評論解讀大陸地方黨委正在進行換屆。實行差額選舉的「頂層」為省級黨委常委,並有黨內法規加以規範。地方黨委換屆差額選舉的實踐,能否為差額選舉向更高層面推進做好準備? \n 從2011年10月到2012年6月,中共省市縣鄉四級黨委自下而上集中換屆。按照黨章規定,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由同級黨委召集,每屆任期5年。在地方黨委選舉中,長期以來都是省級黨委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副書記實行等額選舉;實行差額選舉的「頂層」為省級黨委常委,並有黨內法規加以規範。 \n 省級黨委 差額選舉 \n 1988年3月,中組部發出《關於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實行差額選舉的暫行辦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黨代會代表,黨委委員、候補委員和常委,紀委委員、常委實行差額選舉,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副書記暫不實行差額選舉;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委員、候補委員,紀委委員候選人的差額不少於應選名額的10%。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常委,紀委常委候選人名額要比應選名額多1至2人。 \n 作為引入競爭因素的地方黨委常委差額選舉,其效果立竿見影。 \n 1994年,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工作條例》規定,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委候選人數,應分別多於應選人數1至2人。在這一規章推出後,省委常委差額選舉的制度保障更加明確。 \n 2011年14個省區黨委換屆,以差額選舉方式產生省委常委並見諸公開報導的,有江蘇、福建兩省;河北省差額選舉產生省紀委常委,湖南則是差額選舉候補委員。 \n 推向高層 專家謹慎 \n 對差額選舉省委常委,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予以肯定,並強調這一制度安排,不僅引入競爭性選舉因素,還有利於理順黨代會、全委會和常委會的權力關係。蔡霞分析,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選舉至關重要。 \n 以江蘇為例,江蘇省委常委差額選舉的前提是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和省紀委委員的差額選舉。據報導,這一屆江蘇省委委員85名,候補委員15名;省紀委委員55名。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和省紀委委員實行差額選舉,差額比例均不低於10%。省委委員候選人96名,省委候補委員候選人先提出7名,未當選的省委委員候選人列為省委候補委員候選人;省紀委委員候選人63名。 \n 江蘇的這一做法能否對其他尚未換屆的省分產生影響?對此受訪專家多出言謹慎,並提出自己的建議。 \n 蔡霞認為,擴大黨內民主推向高層,加大競爭性選舉,需要具有可操作的法治步驟。 \n 關於地方黨委換屆差額選舉的實踐,能否為差額選舉向更高層面推進做好準備,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盛克勤認為,這屬於國家政治制度層面的安排,是由更高層面來考慮。但他強調,差額到省委常委層面,已形成很成熟的做法,這也說明黨內民主和用民主、科學的方法選人、用人,不僅是一種態度,而且是已經形成的制度,它對基層的黨內選舉、民主選舉是很明確的引領。 \n (摘自《南風窗》2012-2-1,作者陳寶成,原題:2011年省級黨委換屆透視)

  • 南風窗-地方政府與銀行:危機重來?

    南風窗-地方政府與銀行:危機重來?

     大陸在1990年代初期,由於國有銀行的負責人屬於當地政府管轄,銀行便成為地方政府予需予取的出納部門。這種格局在1990年代初期,引發了巨大的經濟混亂。於是,中央收了銀行權力,算是初步釐清了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係。 \n 幾經博弈,地方政府探索出了一條比銀行還銀行的「發財」捷徑:土地。在新世紀開啟之後,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土地不僅是財政,而且是金融,甚至是貨幣發行權。 \n 地方財政對土地的高度依賴,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強大的製造房地產泡沫的動機,他們不僅有動機而且有能力、有手段。如果算上房地產行業衍生出的相關稅收,房地產就已經遠遠不止是地方經濟的命脈,而儼然是中國經濟的命脈。 \n 不僅如此,中國各級地方政府不僅將土地直接賣給各類開發商以圖利,還大量通過地方融資平台將土地抵押給銀行,直接套取巨額現金。2009年之後,地方融資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n 荒唐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在這個遊戲中幾乎沒有任何風險,風險全部集中在銀行,或者乾脆說集中在對金融系統風險負最後責任的中央政府。 \n 這個遊戲中還有一個關鍵的參與者,那就是銀行,更準確地說是國有銀行。費巨大成本改制據稱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國有銀行,顯然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長期的責任約束機制。那些看上去像銀行家的負責人們,實際上仍然是隨時等待陞遷的官員。在1990年代被強行拆散的地方政府與銀行的聯姻,卻在新世紀被土地更加緊密地捆在了一起。 \n 可以斷定,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會給地方政府立即帶來嚴重的困境。由於事權的下移,地方政府的開支是具有某種剛性特徵的。如果地方財政陷入危機,將迫使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又一次回到談判桌前,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重新劃分的契機也就到來了。這可能是中國政治及社會結構最為重要的調整,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變化,其意義之深遠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目前這種地方與中央的分權體制,是在1990年代初期經濟困難時與一個個地方談判出來的。這個體制支撐了中國前面將近15年的經濟表現。而另外一個相當肯定的結果是,中國各級政府與企業長期維持的蜜月將會結束,各種稅收將會日趨沉重。 \n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地方政府拖下水的同時,也會把中國的銀行業拖下水。已經廣為人知的地方融資平台就是明顯的軟肋,不少地方政府平台已經出現擔保不兌現、逾期不還的情況。 \n 中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顯然遠遠不止是來自地方融資平台,如果整個房地產崩潰,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將被驟然放大。更為嚴重也更為持久的打擊將來自中國的實體經濟。一旦實體經濟萎靡,各種基礎建設的貸款就可能變成中國銀行的一場夢魘。 \n 拜全球化及市場化改革之福,中國銀行與地方政府過了10幾年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在不遠的未來,他們會不會再一次雙雙陷入像1990年代一樣的艱難時世呢?

  • 《南風窗》-鎮江最美千年古村 面臨拆遷

     江蘇省鎮江新區丁崗鎮葛村是一座擁有千年歷史古老村落,保留60多座明代至民國的古建築,從宏偉的解氏宗祠到轉角處、牆邊、門檻旁的小石雕,都看得到千年滄桑風雨的痕跡。但鎮江新區城鄉建設局網站10月8日發布的一則招標公告《丁崗鎮葛村提前拆遷專案房屋拆除工程》,卻毀了葛村的悠遠寧靜氛圍。 \n 鎮江新區的官員更在電視新聞裡公開宣稱「調集精兵強將,大幹100天,完成葛村拆遷任務」,卻沒說明拆掉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古建築的目的,讓先祖從南宋時期即遷至此地、安居千年的解氏全村2840人,與文史學者專家憂心忡忡,擔心這些無價的古文物從此消失不見。 \n 《南風窗》追查結果,發現鎮江新區拆葛村的古蹟,居然是為了興建工業園,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 \n 千年古村 保留老建築 \n 葛村現尚留有明、清和民國初年的古建築67處,計1萬1330平方公尺,是鎮江地區現存的民用建築中歷史久遠、保存較多的古住宅建築群,研究明清建築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實體。 \n 南京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畫學院教授汪永平說:「在江蘇能保存60多處明清建築的古村落鳳毛麟角,如果拆了就永遠沒了。」因此,他一方面與居民合力向官方爭取保留葛村,一方面也在10月24日帶著160個學生到葛村,為這些古建築作測繪,急著為葛村留下記錄。 \n 據大陸文史學家考證,早在6、7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裡已有人生活,從事原始農業、原始畜牧業乃至原始工業的生產,世代繁衍。1955年南京博物院考古大隊還在葛村癩黿墩、文昌閣2處遺址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骨器與大量的陶器殘片、製陶工具,共計142件。 \n 葛村五組組長、75歲的解建中表示,「我們的祖先其實並不生活在鎮江,解家祖上原住在山東袞州的葛村,北宋滅亡後,一個名叫解壽輝的侍衛將軍率領族人隨康王趙構南渡時落戶鎮江,至今村裡人8成以上都姓解。先祖為紀念故土將落腳地也取名葛村。」 \n 據《潤東藍埜解氏恩榮堂》家譜等文史資料顯示,葛村曾孕育多位「名人」,包括明朝成化年間的進士解錦,明朝內閣宰相、大學士解應和等人;清末光緒年間還曾創下「一榜五進士」輝煌史,光緒皇帝頒授「文魁」匾額,目前還保存在葛村的精神象徵、2008年剛整修完成的解氏宗祠中。 \n 清末與黃興等革命志士推翻滿清、上書反對袁世凱稱帝的「七將軍」之一的解朝東,也是葛村的驕傲。 \n 放眼望去 處處是寶 \n 葛村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築,包括解氏宗祠、榜眼門、解朝東故居、古更樓等,尤以始建於明代中期景泰年間、磚木結構的解氏宗祠最為有名,目前名列鎮江市級文保單位。 \n 解氏宗祠位於葛村中心,具550多年歷史,堪稱鎮江地區最古老的祠堂,占地面積2350平方公尺,歇山式的主體建築廣達1813.56平方公尺,精美的木雕、彩畫、石雕隨處可見,建築工藝極其考究;宗祠內也留有大量的歷史文物,例如斜靠在牆上的「植本堂」匾額,落款是「清光緒十九年」。 \n 東南大學規畫院曾為葛村做過規畫,除了宗祠,還列出超過40處歷史建築。而在汪永平眼中,村裡60多處保存完好的老宅子也是瑰寶,清水磚、空鬥牆、黑色小瓦的屋面和精緻的瓦當尤其醒目。 \n 汪永平舉例說,葛村38號是1處晚清宅院,是70多歲的解蕻璽的家,被村民們叫成「大宅門」,門上鏽跡斑斑的鐵釘拼出「尚父在此」(尚父即姜太公),還有蝙蝠和壽字,寓意「避邪趨吉,福壽雙全」;宅子裡,「麒麟送子」、「歲寒三友」之類的磚雕更是隨處可見;若以古代工法修建,500萬元人民幣都還不一定造得出來。 \n 更難得的是,老宅子裡大多數都還住著人。142號的女主人殷冬華家是個四合院,她說:「老宅子冬暖夏涼,夏天不用空調。」汪永平表示,「沒有了人的生活,那些老宅不過是文化的遺跡,是死去的歷史,因此保護古村落,現在的主流觀點是既保住老房子,也留下原住民,這樣才是整體的、活態的保護。」 \n 官方不提 小村被埋沒 \n 這個保留千年歷史的村落,其實從去就開始捲入官方與開發商的經濟利益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7月,鎮江新區社會發展局為葛村申報省級歷史文化名村事件。 \n 當時,社發局曾出具1份《丁崗鎮葛村現存歷史傳統建築、文物古跡登記表》登記表,列出葛村傳統建築共有勤怡堂、走馬樓、武秀才門堂、樂分支祠和古樹名木等共62處,爭取名鎮名村的頭銜,但最後卻未能如願。社發局潘大富科長表示,得到的答覆是,葛村「體量較小,不具備名村條件」。 \n 汪永平向負責評審的江蘇省住建廳城鄉規畫處查詢,得到的答覆卻是「從來沒有收到過葛村的申報材料」。換言之,鎮江市並沒有提報葛村角逐歷史文化名村,讓汪永平百思不解:「葛村古建築較多、街巷格局未受大破壞,居民基本是原住民,評上省級歷史文化名村應沒有問題。」 \n 鎮江新區想申報又不申報的舉動,對照現在的拆遷計畫,頗有耐人尋味的懸疑意味,讓陸媒質疑:「到底是什麼原因擋住了鎮江市的申報之路呢?」 \n (文轉A15版)

  • 《南風窗》-為建工業園 催毀千年歷史古蹟

     (文接A14版) \n 沒有徵詢村民意見,就突然公告要在百日內拆光葛村的老建築,還不准村民申請老建築的文物保存級別,讓葛村居民、文史專家學者與媒體都百思不解。 \n 經過學者與媒體追查,原來鎮江新區經濟開發總公司已與大港股份公司在今年3月2日簽訂中小企業園《標準廠房專案委建協定》,協定金額暫定3億元(人民幣,下同);村民解懷相則說,早在去年5月,這個中小企業園區覆蓋的地區,包括羅家、孔家和葛村西片區,都已經開始拆遷,產業化步伐正步步逼近葛村,老建築群的未來並不樂觀。 \n 反對無效拆遷勢在必行 \n 報導指出,葛村地處鎮江以東21公里處,面積約5.2平方公里,人口3460餘人,是鎮江新區的南大門,也是沿江公路和241(大港至丹陽)公路的交匯點。東、西連接常州和鎮江,南貫穿338省道、312國道和滬寧高速公路,北通往揚州、揚中及廣大蘇北地區,具有優越的地域條件和交通優勢。 \n 也因此,鎮江新區有意在此建立工業園區,利用各項優勢,吸引外來投資客。 \n 對於政府的拆遷計畫,村民們是反對的。解建華表示,今年年中,丁崗鎮領導到村委會召集會議,村民絕大多數都強烈反對拆遷,會議不歡而散。但村民的反對意見,阻擋不了政府的行動,已派人對葛村的房屋做面積丈量,做好拆遷準備工作。 \n 根據鎮江新區城鄉建設局網站在10月8日發布的《丁崗鎮葛村提前拆遷專案房屋拆除工程》的招標公告顯示,葛村的拆遷工作共被分為6個標段,工程總規模達11.97萬平方米,將於今年11月啟動,到2012年2月完成。而總計近580戶的葛村,將要被拆掉548戶,等於94.48%的千年葛村即將消失。 \n 保護家園 全村動員 \n 對於古村被拆後的土地用途,葛村的居民卻一無所知,連補償標準也沒有出爐,因而強烈反彈。村民表示,依照正常程序,建設專案的規畫,尤其涉及文物保護單位的專案,除了透過網站、媒體和展覽館向社會公告,還要在地塊現場公告,且時間不得少於30日,以徵求公眾意見。 \n 然而拆遷在即,村民卻看不到丁崗鎮政府的規畫公告,拆遷公告也沒有張貼,程序上明顯違規。丁崗鎮政府宣傳委員朱翠霞表示,葛村的確要拆遷,但到底什麼時候拆、怎麼拆、拆了之後做什麼,她也不知道。 \n 至於葛村的歷史民居去留,朱翠霞明白表示:「沒有上級文物部門的認定,怎麼能說明它們是文物呢?」但兼任江蘇省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的汪永平表示,「不是文保單位就可以拆除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江蘇目前共有不可移動文物2萬餘處,但是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到4000處。 \n 為了避免悲劇發生,汪永平已經緊急向江蘇省文物局報告。事實上,江蘇省委剛剛召開的十一屆十二次全會也將保護文化遺產、守護精神家園寫進了《文化建設工程意見》。 \n 葛村居民也全體動員,保護世代居住的老宅院,成立文物保護委員會,在老宅上、古天竺和古臘梅旁都標註名稱和說明,並整理古村的歷史、集資修繕宗祠及一些老建築,例如謝韻壽即花了5、6萬元整修祖居,他表示,這是19世祖解為幹的「袖山樓」原址,因此,他不計成本,採用古建築傳統工藝,用木料、青磚修繕這幢三開間的祖居。 \n 鎮江新區政府態度轉變之快,也讓葛村居民不解,因為2007年官方曾資助葛村35萬元修復解氏宗祠,並在拆遷其他古村落時,將舊瓦舊料送給葛村。去年還進行古民居等歷史文化遺產調查,準備申報江蘇省歷史文化名村,但卻在產業化、一切向前看的浪潮裡,捨棄葛村。 \n 專家搶救老建築 \n 把鎮江新區網站「投資指南」中小企業園介紹的園區設計圖,和鎮江新區地圖對照,可以發現葛村被畫成一個個規整的條塊,西部用於工業和孵化中心,中部和東部將建設標準廠房、居住區、公園等,幾十處古建築在設計圖上根本杳無蹤跡。 \n 事實上,葛村只不過是鎮江新區大開發棋盤上的一顆小棋子。鎮江新區正在推進一個「2城5區10園」的宏大開發計畫,鎮江新區到2013年末地區生產總值將達到500億元,主城區面積擴大到近5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30餘萬。 \n 葛村所在的大港片區要打造成濱江產業新城。在《大港片區概念規畫》計畫書中顯示,該片區建設用地規模達80平方公里,要建設光伏產業園、靜脈產業園、工程技術創新園、風電園等10多個產業園,就是看不到保護葛村歷史古建築的隻字片語。 \n 葛村人擔心拆遷大隊很快要進村了,千年老宅恐怕挨不過今年。汪永平正積極向江蘇省申報葛村的文化保護,希望能在最後一刻保住老建築。最近著名作家、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也向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議保護古村落。 \n 馮驥才表示,據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進行的普查顯示,在經濟發展、產業化的進程中,大陸保存狀況較好的古村落,已經由2005年間的5000個左右,銳減至現在的2000至3000個:「我們的古村落現在進入了一個消亡的空前加速期。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書,可是沒等我們認真翻閱它,就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見了。」(取材自《南風窗》)

  • 《南風窗》-方丈傳緋聞 少林寺追造謠者

     堪稱全球最重要的武術聖地,嵩山少林寺近年風波不少,除與官方爭奪掌控權、觀光區開發權外,最近更扯出方丈釋永信的個人私生活,流言蜚語不斷,不得不藉由法律途徑解決。 \n 名聞國際的少林寺,最近又慘遭網路流言攻擊,猛爆方丈釋永信私生活不檢點,海外有大筆存款、買別墅,與知名女星有染,更包養1名大學女生為他生子。逼得少林寺不得不向公安機關報案,10月13日也在官網發聲明澄清,並懸賞5萬元(人民幣,下同)追查流言的來源。 \n 《南風窗》雜誌以專文剖析少林寺在面對現代文明與政治力介入之際,如何自處,也深入了解究竟是什麼讓原本該是清淨之地的少林寺,成了充滿著花邊新聞的是非之所。 \n 謠言內容多年不變 \n 這則讓少林寺火冒三丈的網路流言,據說是名少林弟子對外爆料:「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億美元存款,在美國、德國都有別墅。他曾經與楊瀾(知名主持人)及眾多知名女星有染,包養一名叫李靖倩的北大女學生,還生了一個小孩,現在母子住在德國。」 \n 早在今年5月初,即有一則針對釋永信方丈的緋聞:「河南省掃黃打非,當地有媒體記者昨晚隨同警方行動,親眼目睹少林寺當家方丈、CEO釋永信現場嫖妓被抓,撞到槍口上了。」有人還杜撰了少林寺的回應:「方丈是去給失足婦女開光了。」 \n 少林寺法律顧問黃琨律師表示,「永信方丈被造謠,不是這兩、三年的事,10多年來一直謠言不斷。造謠的人有三方面,一是某些政府官員,因為釋永信不聽話,得罪了位高權重的人,人家組織打擊報復;二是既得利益的受損者,你得罪了人家,傷害了這些人的利益,人家肯定報復;三是老百姓對宗教不理解,喜歡看熱鬧。網上憤青多,看到就罵。」 \n 誠如佛家所說的「因果」,釋永信在市井間緋聞不斷的「因」不少。其中之一是在2000年建議官方規畫少林寺景區,進行拆遷整治時種下的。 \n 當時,相關部門在沒有任何動遷方案的情況下,召開居民大會公布拆遷時間表;被列為拆遷對象的武校、民房、攤商怨聲載道,圍堵少林寺的山門抗議,還衝進少林寺,正在用餐的寺僧來不及阻止,民眾拿起桌上的饅頭就砸向方丈室。之後即有人開始寄黑函給相關部門,指稱釋永信嫖娼、包二奶、生孩子。黃琨表示,「除了沒說30億美元的事,內容和這次編的謠言都一樣。」 \n 另一個「因」則是少林寺維權、斷了有心人士財路。1990年代起,不少表演團隊打著「少林武僧」名號在國外進行商演,釋永信2000年帶領少林武僧團在雪梨演出時,即曾遇過「真假方丈」之疑。 \n 維權斷人財路 \n 當時有人問釋永信:「你是假方丈吧?人家那個武僧團有3位方丈,你才1位。」為維護名譽,少林寺立刻在雪梨發表聲明:「那些自稱少林功夫和尚的表演團體與少林寺毫無關係。」但因表演團隊也是河南省政府相關部門指派,領隊理直氣壯地在澳洲中文報紙發表聲明,表示他們是經過官方授權的合法表演團隊。 \n 「真假方丈」之爭,大陸官方顏面盡失,迫使相關部門作出決議:「其一,釋永信因私出國要經我部門同意,二、少林寺在海外發聲明必須由我部門審查。」 \n 黃琨表示,少林寺維權就擋了組織假武僧團到國外演出的人的利益,得罪了河南、山東、福建等地不少武術學校和學員,尤其是登封武校出去的假武僧團最多;而河南寶豐縣的假和尚更誇張,還賣「少林寺」牌假藥。少林寺派人到寶豐縣報警,當場抓到假藥販子,包裝上還寫著「給永信方丈特供過」。 \n 2001年,少林寺及德國的合作夥伴曾與一個以「少林武僧」為名的表演團隊打官司,最後德國法院判決少林寺勝訴,禁止該團隊及主辦單位不得在演出名稱及廣告宣傳中使用「少林武僧」等混淆視聽的字眼。黃琨表示,這起案件在歐洲影響很大,但因這個團隊是政府部門指派的,少林寺訴訟維權等於砸人飯碗,對方當然生氣。 \n 知名度高 動輒得咎 \n 知名度高 動輒得咎 \n 不論釋永信如何努力經營少林寺,在部分官員眼中,他仍然只是個和尚,即使他現在擔任大陸的中國佛協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有了政治地位,但官員們還是不會真正尊重他。 \n 至於一般的民眾,則對於釋永信勇於打破少林寺千年來的傳統、引進新觀念的作法不以為然。例如2009年2月19日《東方今報》報導稱,「嵩山少林景區3月8日至15日期間舉辦首屆『女性文化周』」;但消息在網路流傳後,卻變成「少林寺要搞『女性文化周』」,部分網友大罵:「這些禿驢又在搞什麼名堂?又要打女人主意了?」讓少林寺百口莫辯。 \n 因為名氣越來越大,少林寺可說是「動輒得咎」。像是官方安排世界小姐巡遊少林寺,卻有人罵少林和尚「六根不淨」;川震發生後,少林寺到汶川等地賑災、送藥,有心人居然傳成「少林寺去災區賣假藥」。 \n (文轉A13版)

  • 《南風窗》-與政治掛勾 發展少林雙面刃

     (文接A12版) \n 少林寺頻遭攻訐、風波不斷,但寺方鮮少對外辯駁,真正透過法院解決的僅有4次。第一起是狀告某肉品工廠生產「少林牌」火腿腸的商標權之爭,獲得勝訴判決;第二起是收回十方禪院的所有權之爭,雖然少林寺打贏官司,但曾經營十方禪院40年、私下轉賣的鄭州少林旅遊公司,至今還沒返還。 \n 第三起官司也是商標權之爭,最後雙方和解。第四起是釋永信狀告一位退休的前河南省政府官員侵犯名譽,對方反訴,最後是河南省委出面勸阻,雙方才撤回告訴。 \n 興訟只為維權 \n 雖然少林寺很少興訟,但這次面對「方丈包養大學生、30億美元存款」之類的傳聞,因為涉及方丈清譽,寺方最後還是選擇報案,少林寺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管理中心總經理錢大樑表示:「剩下的事,公安、法院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政府有責任澄清真相。」 \n 對於此事,當地官方的態度非常低調,很怕被媒體知道,擔心事件會因而擴大,又扯出別的事,要求少林寺私下解決,就是別把媒體扯進來。但少林寺卻有不得不報警的考量,錢大樑表示:「你不報案,別人會說你不敢報。你不聲明,別人說少林寺沒態度。」 \n 錢大樑說:「本來少林寺對這些謠言不應該回應的,因為都是無稽之談。可是現在社會輿論已經嚴重混亂了,不光是少林寺、不光是方丈,還有對中國佛教的非議,都從國內亂到國外去了……不是說一定要公安抓人,但要搞清楚消息從哪兒來的?」 \n 黃琨表示:「這次報案、聲明,就是表一個態度,沒指望把元兇揪出來……運作這些事大概是什麼人,我們都清楚,老對頭了。」 \n 《大河報》副總編劉書志認為,從話語權來看,釋永信與少林寺都處在弱勢,這次在官網發表聲明,純屬無奈之舉,因為目前大陸各地的「少林弟子」,最保守估計也有20萬人,流言裡的「有少林寺弟子爆料……」,此人「是人是鬼」都不知道。 \n 政治介入 辯無可辯 \n 在曾多次訪問少林寺的劉書志眼中的釋永信是個想幹些事的人,他常說:「我要為少林寺今後的1500年負責。」劉書志舉了一個例子:「2007年少林寺整修,廣場甬道鋪的石板厚20公分,如沒有強大外力作用,1千年也不會毀壞。『人生不滿百』,釋永信要為了自己,他就用3公分厚的石板,2百年也不會毀掉,他還鋪這麼厚的石板幹什麼?」 \n 但也不是所有媒體人都相信釋永信的為人處事。河南鄭州就有位女記者不相信針對釋永信的緋聞全部是空穴來風,她說:「他正當壯年,肯定有男人正常的生理需求吧?」 \n 還有不少中外遊客抱怨少林寺日漸濃厚的商業氣息,不像佛門清淨之地。今年夏天,一個商人團體到少林寺,為了拜訪釋永信、聽和尚講禪,被居中聯絡的人要走4萬元紅包。雖然這些事情釋永信不一定知道,但人們還是會把帳算到他的頭上。 \n 面對種種傳聞,少林寺很多時候都有一種「辯無可辯」的無力感,因為總會牽扯到地方政府,而少林寺之所以與政治、商業掛勾,釋永信的出發點是保護少林寺。 \n 與官方矛盾日深 \n 他回憶說,16、17歲時,與方丈師父走在路上,常聽到有人大喊「瞎子和尚,停下來!」侮辱的言詞烙印在他心中,所以升座為方丈後即用心經營,急於做很多事情、發揚少林寺的文化、完成師父的遺願,讓這個佛教聖地、禪宗祖庭,往昔的皇家寺院中興。 \n 這些計畫若沒有地方政府和各級官員的支持,絕對無法成功。但這些官方資源給少林寺帶來了大發展的同時,也因少林寺所吸納的利益誘人,寺方也與地方政府和各方面官員矛盾漸增。 \n 舉例來說,2009年發生登封市政府秘密與香港中旅集團合作,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並以嵩山少林景區4900萬資產入股,預計2011年公開上市,但「被上市」的少林寺卻一無所知。 \n 消息傳出後,少林寺與登封市政府的衝突一觸即發,釋永信說:「少林寺上市的可怕程度,比1928年火燒少林寺還要厲害!」這場糾紛驚動河南省政府,出面協調,當時的登封市長鄭福林隨即改口:「少林寺資產不納入合資公司經營範圍。」 \n 但少林寺越展越好,罵釋永信的人也越多:佛教界看不起少林寺,認為只會打拳不做佛事;武術界看不起少林寺,說少林寺練的武術沒參加過比賽、沒得過冠軍;中國社科院學者也指出,受大環境的影響,少林寺這個清靜之地捲入市場邏輯,地方政府也把它作為經濟品牌在使用,習武和修禪的根本反而偏廢了。 \n 去年出版的《我心中的少林寺》書中,釋永信寫道:「有些事的發生,實在是意想不到,以至我們捲入一場又一場的是非糾紛之中…如果關係到少林寺的生死,我們必須弄個明白,圖個圓滿解決……出家修道,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n 佛家的智慧或許能夠修身,卻不一定能處理這些摻雜著利益、權力和民情的紅塵紛擾,若根本的困境得不到解脫,少林寺的緋聞一定會越來越多。 \n (取材自《南風窗》)

  • 南風窗事件 預告陸傳媒之冬

     《廣州日報》集團旗下知名時政新聞雜誌《南風窗》日前遭整頓,享有「新中國60年有影響力的期刊人」稱號的社長陳中被撤換,由負責政治審稿的周成華接任。有人認為,這是大陸傳媒的冬天來臨的預兆。 \n 社長換人 引發議論 \n 大陸左派觀點對於「南風窗事件」鼓掌叫好。一篇署名「美華」、題為「廣東《南風窗》社長被『下課』所引發的難題」的文章說,為利用紀念辛亥百年,掏盡大廣告客戶口袋的鈔票,各媒體都組織寫文章應景,無不卯足全力,競相有石破天驚之舉。《南風窗》採編中心主任趙靈敏去台灣採訪,「這不找那不找,找了個政治光譜偏綠的台灣政治大學(政大)歷史系教授唐啟華對談,奉若神明。」然後以《狹隘民族主義與外交政策》為題全文在《南風窗》刊出。 \n 左派斥唐啟華觀點 \n 文章說,右翼網友自然一片叫好,聲稱揭露沙文主義的餘毒,但也有左派斥唐啟華是十足的「漢奸鬼子混血崽子」。在那篇訪談中,唐啟華有以下主要觀點:孫中山沒那麼好,袁世凱沒那麼壞﹔北洋政府外交尚有成績,並非喪權辱國。連《南風窗》趙靈敏都會問唐:「您的這一系列觀點,恐怕會被認為是在做歷史翻案文章。」 \n 唐:中應告別革命外交 \n 唐啟華的回答是:「中國必須告別革命外交,過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為內部鬥爭和政治宣傳的工具,告訴大家列強欺負中國,我們要報仇雪恥,這種灌輸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觀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對群眾情緒的操控,雖然可以獲得一時之利,但長遠看會損害國家利益。如果我們認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於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著有一天要一雪前恥,就只會讓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義會激發愛國心,但狹隘民族主義會成為中國前進的絆腳石。中國要崛起,必須告別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歷史視角中,擺脫過往政治神話的束縛,以平衡自信的大國心態走向世界。」 \n 唐啟華說:「今天我們對歷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於片面扭曲的歷史詮釋之上。因為國共兩黨都是革命黨,對歷史的詮釋往往出於宣傳的需要,不一定是歷史事實,甚至將黨派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認為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n 唐啟華說:「當然,北洋時期的外交有功有過,但我們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壞,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強調今天的成就和過去的失誤,不能自己讓步就是顧全大局,別人讓步就是喪權辱國,不能有雙重標準。」 \n 官員批文章反政府 \n 署名「美華」的文章說,唐啟華高論一出,莫說民間評價不佳,甚至京城也有人認為依其邏輯,已完全踐踏黨刊應有紅線,太低估了中國社會的智慧,且誤人子弟,屬危險政治導向。「李克強副總理昨天(18日)在香港大學演講說:『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是港大校長,他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他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態的。」 \n 《南風窗》一名記者透露,集團編輯委員會周一(15日)派官員到雜誌社,宣布了對陳中和趙靈敏的處罰決定。官員還批評文章「反政府、反黨」,稱孫中山是「忠誠的革命先驅」,唐啟華的言論構成誹謗。 \n 由此看來,《南風窗》是在做「紀念辛亥百年」相關報導時踩到紅線。今年中共投入大筆經費從事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動,媒體也投入不少相關報導。中共的用意是炒熱辛亥革命百年,用緬懷孫中山革命及追求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國的精神,來聯結兩岸的民族情感,喚起統一的意識。但《南風窗》卻專訪台灣一位偏綠的歷史學者,吐槽孫中山和國共兩黨,反而對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多所稱讚。 \n 南風窗照遠不照近 \n 因此北京方面這次對《南風窗》強力介入,讓一把手受到懲處,左右兩派輿論都不感到意外。不過《南風窗》被左派恨的牙癢癢的其來有自,早就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例如有人抨擊,《南風窗》「照遠不照近」,專門用右翼眼光曝外省外地,對廣州本地醜惡之事則噤若寒蟬。 \n 又如,署名「美華」的文章也痛批,《南風窗》在最新一期(8月10日至8月23日)443期中,還斗膽登出老牌「民運」人士龔小夏的長文《美國債務上限的拉鋸戰》。「龔小夏是從廣州跑去美國的八九餘孽,2008年小布希參觀北京奧運前,專門在白宮草坪與疆獨熱比婭、魏京生等5人合影安撫美國國內反華勢力,那5人中就有龔小夏!現在《南方周末》停止給龔小夏提供版面了,可《南風窗》卻撿別人的垃圾,繼續配合境外『五毒』,是可忍,孰不可忍?」 \n 資深傳媒人崔少明則認為,《南風窗》換領導層是地方政府貫徹中央加強控制傳媒的政策。大陸政府可能意識到非嚴控不能維持社會穩定。事實上,以撤換較「聽話」的領導來控制傳媒機構已成了大陸政府近年的手段,而且頗有效。 \n 預計控管持續5年 \n 崔少明預計,傳媒的冬天會持續至下屆領導人上任後頭5年,之後會否放寬則須看當時的政治情況。 \n 前《南風窗》記者、知名媒體人郭宇寬對美國之音說,近年來包括他在內的一大批記者離開了《南風窗》,和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有很大關係。 \n 不過郭宇寬認為,政府雖然一再想要收緊言論,但大陸今天的新聞自由程度、言論自由尺度和幾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而且這個空間還在不斷擴展。 \n 李大同:野火燒不盡 \n 資深新聞工作者、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也認為,現在當局根本無法控制資訊。他說,老百姓的腦子不再是一片空白。當局對於民心相悖也心知肚明,只是還一直在裝傻。「民智早已開了,官智沒開,如此而已。」 \n 2006年,「冰點」在刊登了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後一度遭到封殺,李大同也被撤職。 \n 談到當局慣用的以撤職查辦記者為手段限制新聞自由時,李大同說:「野火燒不盡。中國的新聞又不是一個人能決定命運的。一代一代的人你都給幹掉?你幹得掉嗎?幹不掉嘛。」

  • 兩岸放送頭-《南風窗》踩地雷 社長遭撤換

    廣州日報集團旗下知名時政新聞雜誌《南風窗》社長陳中,因該雜誌刊發關於民國歷史的訪談文章《狹隘民族主義與外交政策》,觸動中共宣傳高層神經,日前被以把關不利,政治導向錯誤等理由免職。

  • 南風窗社長 政治導向遭免職

     由《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主管的大陸知名時政雜誌《南風窗》社長陳中日前被免職,德媒報導,該雜誌刊登關於民國歷史的訪談文章「狹隘民族主義與外交政策」,因文章引述台灣教授關於民國史的非主流新視角,因而觸動中共宣傳高層神經,被以「把關不利,政治導向錯誤」為理由免職。 \n 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資深電視媒體人、香港衛視副總裁楊錦麟昨天(17)凌晨在微博透露,「南方某城某著名周刊社長被免職了,說到底還是因言論問題而遭到『問責』。很多大陸的媒體人,尤其是資深的,有點風骨的媒體人,所承受的壓力何其之大,類似的遭遇也不止一次,不止一例。」 \n 隨後,相關媒體從業者證實,所謂「南方某城某著名周刊」,指的是位於廣州的《南風窗》雜誌。同時,陳中也在微博重貼舊文,「逆境的時候,常常會想起周總理。什麼叫忍辱負重,什麼叫處變不驚。」 \n 另外,報導指出,引來高層怒火的導火線,是該雜誌記者趙靈敏,上期刊登「狹隘民族主義與外交政策」的文章,此文是採訪專治近代中國外交史的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為近代中國的屈辱外交史提供了與中國主流解讀不同的視角。 \n 唐啟華對北洋政府的內政、外交提出新評價,對中華民國的國父、大陸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出負面看法,例如對列強的讓步等,唐啟華認為,「這些權益是袁世凱也不敢讓的。」 \n 報導說,因為唐啟華對民國史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些資料雖然在學術界已被廣泛接受,但在大陸上卻是罕見,才可能導致陳中被免。現在此文在《南風窗》網站上已經無法找到,但在各大新聞網站的轉載仍可以打開。

  • 南風窗-細讀台灣 讚制度美好

    南風窗-細讀台灣 讚制度美好

     六月底,陸客赴台自由行啟動,面對兩岸民眾更加密切的往來,在大陸深具影響力的新聞雜誌,最新一期的《南風窗》把「台灣」作封面主題,以20頁篇幅,全面剖析台灣現況。文章引言讚揚台灣:「台灣民眾相信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義,這是台灣和諧美麗的保障。」字句之中,隱含著對大陸現狀的反思。 \n 頌民主人權 環保優先 \n 本期《南風窗》封面,印著斗大的台灣地圖,並扼要簡明地標上「細讀台灣」。該主題策畫自大陸的角度,對台灣的印象和思考、佛教慈善團體介紹、到台灣的環保運動走在亞洲之先等面相,向大陸讀者介紹台灣社會各層面的發展。 \n 在大陸從事基層民主工作多年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也撰文〈台灣民主發展之我見〉,讚頌台灣的民主和法治,提昇了台灣的人權水平。 \n 大陸觀點之外,《南風窗》還邀請台灣資深媒體人楊照及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分別撰寫〈走向和善社會的曲折道路〉及〈名嘴的價值和警訊〉兩文,從台灣知識界的視角,讓大陸民眾瞭解台灣如何從威權時期,跌跌撞撞地走到今日的階段。 \n 封面主題的引言指稱,台灣民主顯然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學會用選票懲罰政治人物。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民眾已是常識。老百姓相信他們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義,這是台灣和諧美麗的保障。 \n 引言直指,隱藏在美麗和和諧背後的,是台灣六十多年來特別是「解嚴」以來,滴水穿石的制度創新和價值演。其帶來的自由民主化、開放和重塑政府和宗教、媒體的關係。 \n 觀念對撞 反思陸現狀 \n 南風窗讚揚,台灣民眾的親切友善,背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脈相承和有冤有處訴的心情舒暢。一字一言,在在反思當今大陸社會面對的發展問題。 \n 《南風窗》記者也以在台灣採訪體驗指稱,大陸的現代化仍處於大量的積累、追求GDP、炫耀財富的階段。但台灣的現代化已發展到追求精緻和細節,對權利、尊嚴和觀感分為敏感和較真的階段。文中認為,這兩種觀念的對撞,可能產生部分學者擔心的「越交流越疏遠」的狀況發生。

  • 慈善、環保 民間力量大

     台灣蓬勃發展社會運動,帶動台灣公民社會的茁壯成長。但大陸社會組織大多受官方指導或掌握。對此,《南風窗》以六、七頁的篇幅,深入探討包含慈善及環保在內的台灣民間力量。大陸「自然之友」理事長盧思騁還以「走在亞洲之先」形容台灣蓬勃的環保運動。 \n 對於台灣的慈善組織,《南風窗》把「慈濟」作為探析的對象。《南風窗》指出,慈濟擁有很強的利他助人精神。證嚴法師有特殊領導魅力,親身帶領、身教言教,但慈濟慈善事業的協調和執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動性。《南風窗》發現,證嚴法師的領導方式中,透露出一種母性關懷體貼式的家長式領導,領導者和成員間產生一種很強的人情紐帶的連接。 \n 盧思騁也以「國光石化」為案例指出,打敗國光石化具有劃時代意義,意味著台灣的環保運動終可力挽狂瀾,使主導發展的政府也要臣服於民間的環保呼聲。

  • 楊照:台灣和善力量來自民主

     《南風窗》最新期推出〈細讀台灣〉策畫專題,專題中邀請資深媒體人管中祥、作家楊照犀利剖析台灣社會、媒體現象。楊照認為,台灣社會的和善、親切並不是有意識的追求而來的,而是在台灣歷史中諸多曲折變化中才產生的。 \n 掛名資深媒體人的楊照在《南風窗》發表〈走向和善社會的曲折道路〉文中指出,台灣是個相對和善的社會,相對於大陸而言。而這樣的和善出自於社會演變的過程,從國民黨初到台灣到蔣經國後期,對台控制日薄西山,到台灣承受民主化衝擊各陣營對立,雖然台灣政治經過不斷經過反覆操弄,但過程中確立的民主制度。 \n 台灣社會有了基本的言論自由,集體性的不滿有了日常宣洩的管道,不再會有過去鬱結累積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也就釋放出各階層大大小小的不滿。10幾年下台,該罵的罵了、也都發洩的差不多了,社會氣氛自然就和諧了。 \n 媒體觀察家、中正大學傳播電訊研究所助理教授管中祥則在〈名嘴的價值與警訊〉一文中解讀台灣名嘴現象。他說,很多人喜歡到台灣旅遊,飯店吸引陸客的一點就是在百個頻道節目中,各個「無所不知」名嘴大肆批評時政。 \n 管中祥認為,台灣政論節目的確一定程度發揮監督的力量,同時也是一種言論自由,甚至百無禁忌的新天堂樂園,即使看來有點亂,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但另一方面,這類節目也讓嚴肅的政治節目愈來愈像表演、綜藝節目,也是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的種警訊。

  • 南風窗-中國企業拚價 歐美坐享漁利

     出口企業的惡性競爭 利潤歸零運輸費、上假費、過路費用、攤位費名堂多羊毛出在羊身上 自然推高大陸國內終端售價 \n (文接C2版) \n 中國企業競爭,隨著中國外貿體制改革深化而加劇。截至2008年底,全中國對外貿易經營實體逾74萬家,其中民營企業38.6萬家,中小企業占出口貿易企業80%以上,且其出口額也占全國出口總額70%以上,行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中小企業由於技術水平、生產規模、議價能力差異巨大,降價是他們唯一搶奪訂單的法寶,價格一降就難以再上調。 \n 一年兩度在廣州舉行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品交易會,2010年秋季交易會,設有標準展台5.7萬個,有2萬3599家境內外企業參展。為攬到出口訂單,眾多中國出口商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爭奪中國出口市場份額。近年遇上產能嚴重過剩,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世界進口市場收縮,中國出口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達到白熱化。每一家企業都追求利潤最大化,互挖牆腳,不斷把出口價格推向新低,最終導致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企業利潤等於零。 \n 低價者勝 剩下者王 \n 中國企業相互殺價,得利的是以沃爾瑪為代表的跨國公司,他們在談判桌上旁觀中國企業競相降價,獲得企業最低出價,並以此作為在美國售價依據;而「中國製造」的同類產品,在中國零售市場售價卻是國內批發市場的平均價。 \n 「低價者,勝;剩下者,王。」獲得海外訂單的中國企業謀求微利的方式,就是不斷壓榨勞動力,使得沿海企業工人的工資長期得不到提升。 \n 運輸費 墊高商品售價 \n 中國商品流通的一大特色,就是龐大的流通及銷售體系,環節眾多,更重要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及各級供應商,從生產到流通,再到銷售各環節,層層加碼,每過一關都被收費,結果大幅度推高商品的國內市場終端零售價格。 \n 稅收是中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各種名目的稅收,是商品價格推高的一大原因。按照中國的稅收政策,商品從生產到流通要徵收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稅種。此外,企業除繳納政府公布的稅費,還要支付各主管部門名目繁多、上不了台面的費用。 \n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在2010年GDP總值為39兆798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個百分點。中國財政部發布資料,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8兆3080億元,比上年增加1兆4562億元,增長21.3%,增幅幾乎是上年的2倍。對比兩部門資料發現,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遠高於GDP增速。與此同時,全球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僅以1%左右低速增長或負增長。 \n 貨品上架費用名堂多 \n 商品從生產廠家到銷售終端,要經過運輸,在中國運輸費用也占商品銷售價格的很大一部分,其中過路費極為可觀。中國的收費站比服務站多,過路費比燃油費貴。美國的高速公路叫 Free Way(免費公路),收費站很少,而且收費不多,有時在高速路上開車一整天,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沿途見不到一個收費站。美國的汽油絕對比中國便宜,而且其中包含各種稅費,這樣一來,美國的運輸費大大低於中國。 \n 商品經過長途運輸,好不容易運到商場或超市大門口,進入上市階段時,還要繳納一大筆費用。商場及超市徵收進場費,擺上貨架商場及超市還要依該商品的銷售額抽取佣金,俗稱扣點;還有各種管理費、廣告費、節日費等。由於商品進超市或商場非常難,還得付出一大筆公關費。 \n 沃爾瑪模式壓低成本 \n 近期大陸國內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媒體矛頭齊指農產品的流通費用和農貿市場的場地費(攤位費),並曝光一些城市農貿市場高昂的攤位費。在南京的一些農貿市場,一個1米長的攤位,1個月需1000元,一年就是1萬多,農民僅賣一些青菜蘿蔔,就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遑論南京黃金地段一些大商場、大超市的攤位費有多貴。 \n 羊毛出在羊身上,國內廠家、商家所付出的這些稅費、過路費、攤位費等都要被計入商品銷售價格中,自然推高商品國內市場的終端銷售價。 \n 在南京的一些大商場,隨便拿起一件男士襯衣,標價都在千元以上,折合約200美元,而200美元的襯衫在美國各大超市從未見過,也罕有美國人購買200美元一件的襯衫;美國Sam's Club超市裡20美元的男士襯衫,其款式及質量絕不亞於中國的千元襯衫。導致中國出現如此高價的男士襯衫,除其品牌價值外,最主要的就是附加各類流通及進場費。 \n 在美國,沃爾瑪等大型超市一般都位於城市周邊的郊區,土地價格便宜,而且一些超市自建售貨場地,更重要的是,沃爾瑪在中國直接採購的「中國製造」,經遠洋輪運輸到舊金山或洛杉磯的長灘港口後,在海關交納2%關稅後,沃爾瑪公司自己的物流車隊,將貨物穿城跨州,運往各地的沃爾瑪銷售終端。(取材自《南風窗》)

  • 南風窗-大陸物價為何比美高?

     大陸為刺激出口 以退稅作補貼國內稅收名目繁多 造成中美兩地價差在美國,中國製造價格遠遠低於國內同類產品價 \n 「中國製造」的貨品,在美國購買比在大陸買還便宜,吸引大批中國遊客在海外瘋狂購物。這是因大陸政府為刺激出口,以「退稅」補貼出口,而其國內稅收又名目繁多,以致造成兩地的價差。 \n 中國政府各種名目的稅收,是推高商品價格的一大原因。按照中國的稅收政策,商品從生產到流通,要徵收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而且從生產廠商到銷售終端,每一個環節政府都要徵稅,此外,企業還要支付各主管部門各種名目繁多、上不了台面的費用。 \n 遊客海外瘋狂購物 \n 大凡來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人,無不驚歎於美國各大超市、商場充斥著鋪天蓋地的「中國製造」,從服裝、紡織品、玩具、禮品到各式家用電器,還有最新款電腦、iPhone、iPpad等,應有盡有。更令中國人驚歎的還有這些原產於中國的「中國製造」,價格甚至遠遠低於國內同類產品價格,其中有些產品價差之大,令人匪夷所思。 \n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在去年底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透露,2010年中國赴美人數大概100萬人次,平均每人購買退稅商品逾7000美元,就是70億美元,僅僅在美國,中國遊客購買高級商品就消費46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國遊客海外瘋狂購物,令中國政府意識到中外物價差距,從2010年8月開始 海關對入境旅客攜帶超出5000元的個人自用物品開徵進口關稅。 \n 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製造」,在中、美兩國間的巨大差距呢?中國政府專為出口商品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先天性製造「中國製造」在中美兩國間的價格落差。 \n 按照美方統計,2008年達3377億餘美元,但中國輸美產品主要集中在服裝、紡織品、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及家具等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低端產品的出口競爭,價格是一個重要條件。 \n 為加強產品競爭力,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實施出口退稅政策,降低出口產品價格。進入21世紀後,政策不斷調整,退稅力度不斷加大,這一政策直接導致在美國出售的「Made In China」總是價格較低,而且比中國國內售價便宜。 \n 中國政府補貼出口 \n 出口退稅是國家或地區對已經報關離境的出口貨物,把出口前在生產和流通各環節已經繳納的國內增值稅或者消費稅等間接稅款,退還給出口企業。這是政府鼓勵出口,避免跨國物品流動重複徵稅,提高競爭力。實際上就是政府以財政補貼出口。 \n 1985年3月,國務院批准《關於對出口產品徵、退產品稅或增值稅的規定》;1994年稅制改革,確立在商品流通環節普遍課徵增值稅,選擇性課徵消費稅,出口商品則應退增值稅和消費稅。1994年的稅制改革的政策含義是對出口貨物實行零稅率政策,即貨物在出口時整體稅負為零,實行「應退盡退」的中性原則。 \n 1994年後,中國對出口貨物稅收實行零稅率政策:出口貨物適用的退稅率為17%和13%;對小規模納稅人購進的特准退稅出口貨物退稅率為6%。據此測算,平均出口退稅率為16.13%。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出口貿易發展具舉足輕重作用。 \n 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應退盡退」政策出台,給中國出口商較大的議價空間。老外也深知中國出口補貼政策,並以此壓迫中國企業降價出售,而扣除出口退稅的產品成本價,就成為一些企業出口報價的底價。一些外貿企業專吃「退稅飯」,其主要利潤來源就是政府每年的退稅款。 \n 退稅政策易放難收 \n 美國的關稅加上銷售稅低於中國的出口退稅額力度,因此在美國的「中國製造」價格低於中國就是很自然的了。 \n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的直接財政補貼,推動中國的出口貿易以年均超過25%的高速增長,讓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外國人享受到「中國製造」的實惠,卻加重中國政府的財政負擔。 \n 由於出口退稅超出中央財政承受能力,1995年開始出現欠退稅現象,2003年全國出口退稅欠款超出2000億元。為減低出口退稅對中央財政的巨大壓力,中國也曾經多次大幅度調整出口退稅率,但後來下調的退稅率又不得不上調,尤其在金融危機時期,政府不得不大幅提升出口退稅率。 \n 儘管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但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低端產品,價格競爭成為中國出口企業爭奪海外市場的主要手段,「以量取勝」是很多出口企業的經營思想。 \n (文轉C3版)

  • 限制政府花錢《南風窗》2011年第5期

     以政治領導經濟的中國《預算法》修改,雖然連續兩屆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畫」當中,但經過3次推延後,討論再啟動的時間,被推遲到2011年「兩會」之後。 \n 為什麼《預算法》的修改如此之難?因為預算制度是對財政支出的節制,是對政府權利的限制,使其不能隨意揮動手中的權杖。它更涉及對現行公共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各級政府間、政府和部門間、政府和人大間利益權利關係的重構。也就是說,沒有人會想要制定一套嚴格的遊戲規則,把原本能夠放在口袋中靈活運用的錢,交給某些部門分配。 \n 大陸「十二五」期間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政府轉型,《預算法》如果修改和執行到位,對政府限權的作用將不可限量。也許,正是因為預算制度可以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預算法》修改起來才更加困難重重。雖然預算制度一直在改進,但目前中國的預算透明仍處於初級階段,對地方政府來說,預算外收入一度相當於甚至超過預算內收入,成為政府收入的半壁江山,號稱「第二財政」。在過去很長時間,預算外收入都游離於人大和公眾的監管視野之外。人大對於預算草案的審議被認為是「象徵性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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