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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若彤》傅斯年是學生救援者還是加害者?許多台灣史學者誤讀史料

    張若彤》傅斯年是學生救援者還是加害者?許多台灣史學者誤讀史料

    前陣子,台灣大學學生會提議,要對台灣大學歷史進行「轉型正義」,其中包括前校長傅斯年在當年四六事件的作為,可能連帶要拆除傅鐘。在校務會議遭到多數反對而暫停。但也僅是暫停,相關的議案在往後還會出現。 \n \n那麼,這些學生所知的傅斯年究竟正不正確?在四六事件中,傅斯年的角色,到底是救援者、還是加害者?這個問題在今年稍早成為焦點的時候,我也很好奇,於是網購了幾本書,跑了一趟國圖,也沒做什麼,就是很枯燥的把相關的專書或論文註釋中所引用的資料,在能夠找得到範圍內盡可能查一下作者說法的源頭。 \n讓我找到了如下的東西。 \n傅斯年為加害者的論述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傅斯年在事件之後「當起了言論警察,處分了未經師長同意召開記者會的學生代表。」 \n \n其實這個說法是台灣史學者歐素瑛,在2011年提出的。「大學當局以學生自治聯合會未經校長和訓導處同意,擅自召開記者會,將學生代表盧覺慧記大過2次、林榮勳記申誡1次。」 \n(資料來源: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32) \n \n7年後,另一台灣史學者陳翠蓮,也使用同一說法。「記者會後,校方認為『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盧覺慧、林榮勳分別遭到兩大過與申誡處分。」 \n(資料來源: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收錄於《臺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8年12月,頁230-231) \n \n到了去年,又有周馥儀(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再用同一說法。「在反共前提下,台大校長傅斯年同意警備總部進入校園逮捕學生,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大校長傅斯年對四六事件救援會保持距離、處分主要幹部。」 \n(資料來源:周馥儀,〈台灣校園失聲記:四六事件70週年與你不知道的傅斯年〉,《思想坦克》網站,2019年4月6日) \n \n那麼,這樣的論點從何而來?好奇之下,我去找了這個說法所根據的原始資料〈國立臺灣大學佈告,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發現其實學生被懲處,並不是因為他們「未經校方同意召開記者會」,而是因為學生代表擅自「使用校長室召開記者會」,並欺騙校方說是他們自己開會要用。(佈告的全文我放在文後) \n \n換句話說,這個指控傅斯年「當起言論警察」、「與學生代表劃清界線」的說法,根本是明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從歐素瑛開始到陳翠蓮到現在,九年的時間,中間或許還有同行審查,居然無人挑戰。 \n \n我覺得這真的是個警訊。 \n \n將傅斯年描述成加害者的說法中,最致命的資料,實際上是引用陳誠的回憶錄,有一段是這樣說:陳誠回憶傅斯年告訴他:「你做,我有三個條件:要快做、要徹底做、不能流血。」 \n(《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449) \n這似乎是要說傅斯年不但沒有保護學生,還要求陳誠趕快抓、徹底抓。 \n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早期的研究早就有可信的結論,傅斯年對於官方提出的要求是「速辦速決、被捕學生先送法院、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n(資料來源: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頁152) \n兩個放在一起比對就知道,其實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n「要快做」對應「速辦速決」 \n「要徹底做」對應「被捕學生先送法院」 \n「不能流血」對應「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n \n所謂的「要快做」,其實並不是指立刻抓、馬上抓的意思,而是指「不能以冗長的程序羈押耽誤學生課業與學籍」之意,這絕不是我擴張解釋,如果去對照當時臺大的校務行政會議紀錄、佈告,就會知道這段話的實際上的意義。而且陳誠的確也在傅校長的要求下,飭所屬連夜偵查訊問,在4月10日就把案件移送了法院。9日臺大就復課,相較之下,當時同樣出事的師範學院,直到4月23日才復課。 \n \n而「徹底做」的涵意也模糊不清,大家可能把它理解成傅校長主張地毯式的、大規模的逮捕學生。同樣去看當時的會議記錄,傅校長一再主張「案件必須送法院審理」、「本校當儘量設法使此事成為純粹的法律事件解決」、「除發生新事件外不得再次以此為由拘捕學生」,因此所謂「徹底做」,自然應該是「#要有真憑實據今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找學生麻煩」之意。 \n臺大被捕的學生大約四十餘,遠少於師院的百餘,不但逮補的過程中學生沒有流血(陳誠回憶錄中的說法是「反倒有一名警長被學生打破頭」,卻不見持加害者論的人引述),不但只要不在最初名單上的要求政府必須一律交保,事後傅校長也以一人擋下了對教職員的「連保制度」: \n「凡是在臺大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我一個人進行保證,有問題發生,我願意負全部責任。」 \n(資料來源:黃得時,〈傅斯年與台灣大學〉,《聯合報》,1968年11月15日) \n \n台灣史學者歐素瑛說:「傅斯年並非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支持政府的掃蕩行動,致使臺大深陷白色恐怖的漩渦。」 \n(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頁40) \n \n但是,大家不妨聽聽傅斯年自己怎麼說,傅說:「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為共產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語出〈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166) \n \n「我不能承認『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學生為無辜』」(語自〈幾個教育理想〉,《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950.2.13) \n \n看完實際資料以後,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看,我自己是感覺,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又不至於落入你可以顛覆我、但我不能動你的腦殘狀態的,真的不多,傅斯年可算一個。 \n \n前幾天又看到林芳玫在《思想坦克》的文章〈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他是這麼寫的:「傅斯年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流血』,也就是校園內不能流血,出了校園,那就讓軍警特務機構來處理了。『不能流血』在建構神格化傅斯年的過程中,被善意曲解為傅斯年全心全意保護學生。陳翠蓮教授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學生會成員,卻被反智的老校友斥責為「拉下神壇」,暴露出這群校友從來不關心知識與真相之追求,擺明了就是要造神與敬神。面對國民黨的日益衰敗渙散,這群中老年泛藍校友發出悲鳴,傅鐘成了他們自己的喪鐘,敲響著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n \n我實在建議林教授看看以下的史料,看看這麼簡單的史料竟然一直被錯誤解讀,然後錯誤引用,這麼多學者都追隨同樣的錯誤!為什麼長達將近十年,在台灣史學圈子中,居然無人發現、無人挑戰,還受到多少學生的盲目追捧?然後再想想看,這些高大的歷史學者們,是否有資格指控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n(作者曾為桃園市平鎮區議員參選人) \n--------------- \n \n國立臺灣大學佈告 \n \n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 \n \n今晨見報載:本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于今日上午十時在本校校長室隔壁招待記者,此事斯年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查目前之不幸事項,目下已進入法律範圍,本校亦正循法律途徑努力。此時學生自治會諸君,如招待新聞記者,理應于事前向校長或訓導長商量。且所借之地方,實為校長辦公室之一部分;即開此會,此地亦至為不便,因其可能即變為校長招待記者。昨日下午四時餘,學生代表盧覺慧、林榮勳來校長辦公室向黃主任秘書(黃仲圖)借房,只言學生自治會欲自行開會,並未言招待記者之事,瞞其目的而不說,事近相欺,尤為痛心。查林榮勳君語言似有隔閡,當時與黃秘書接洽時,並未發言,盧覺慧國語純熟,實不能有所推諉。盧覺慧君著記大過兩次,林榮勳著嚴予申誡,務望以後本校師生之間相見以誠,然後本校方可進步,至要。 \n \n此佈 \n \n校長傅斯年 \n \n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n

  • 華人史學研究泰斗王賡武  獲頒唐獎漢學獎

    華人史學研究泰斗王賡武 獲頒唐獎漢學獎

    2020年唐獎漢學獎出爐,由著名史學家王賡武(Wang Gungwu)獲得,以表彰其在中國的世界秩序、海外華人及華人移民變遷等領域,具開拓性且深入的剖析。他透過細究中國歷史上與南方鄰國的複雜關係,以此獨特的視角理解中國,對華人世界地位詮釋,有著新穎重要的貢獻。 \n \n王賡武1930年生於荷屬東印度泗水(現印尼),父母皆為中國人,成長於英屬馬來亞,在英國受高等教育,1957年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此後學術生涯足跡遍及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洲、美國,並於1986年至1995年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萬靈學院及英國倫敦大學洛克菲勒訪問學人,並獲大英帝國司令勳章的殊榮,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 \n \n歷經多元文化洗禮的成長經歷,讓王賡武既是中國儒家文化與英國菁英學術傳統的「圈內人」,也是境外看中華的「圈外人」。 \n \n王賡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憶錄《家園何處是》(英文書名Home Is Not Here)中如此說道:「中國對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離開了中國,在外國定居的華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才是吸引我研究華人的原因。」 \n \n從親身的生活經歷出發,王賡武精通東南亞各國歷史,細細考究古今海外華人在地區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著作現已成為領域中的經典。包括《南洋華人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1959)、《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1963)、<越洋尋求空間:中國的移民>(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2000)、《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2013)等數十本著作。 \n \n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認為,「大處著眼、以見解取勝、能追古溯今」,是王賡武在學術研究最有特色之處,能從更長遠的眼光看中國與華人歷史的變遷。此外,王賡武也被公認是與唐獎首屆得主、中研院院士余英時齊名的「海外華人史學大師」。

  • 兩岸史話-部分陸史學研究 受台學界影響

    兩岸史話-部分陸史學研究 受台學界影響

     就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接受和應用情況做簡單反思與鉤沉,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寫出了優秀成果,儘管他們不一定打著該旗號。 \n 其他類似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也有不少優秀的成果。像王奇生從傳播學角度對《新青年》創新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新青年》之所以從初期寂寂無聞到後來影響廣大,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運動」出來的,跟《新青年》作者隊伍的改變、思想主張的激進化以及社會時代環境之變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有關,也跟陳獨秀等人對媒體傳播技巧的嫻熟運用大有關係。 \n 從建構論角度處理 \n 馮佳對五四後期發生的科玄論戰重新加以考察,從思想社會史角度關注了《科學與人生觀》的編纂層面,以及相關的論戰文獻版本、修辭特點、背後的商業利益、派系矛盾等因素。馮佳此前也曾對《古史辨》以書信體為主的編纂形式進行了研究,但處理方式稍顯生硬。而程美寶的專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並非要談何謂廣東文化,而是關注近代「廣東文化」自晚清以來的建構過程。作者希望藉此個案,來提出一個便於理解晚清以來中國地方文化觀之形成過程的分析框架。相比很多思想史、觀念史研究者不加考辨直接採信文獻的做法,作者在書中尤其重視對表達地域文化的文類及文獻本身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程美寶另外還有多篇論文處理近代出版文化的問題,如她關注《國粹學報》所刊載的博物圖畫的特色、來源及其印刷技術問題。 \n 可以預期,醫療衛生文化、政治文化和印刷文化研究之外,大家未來應該會更為關注一些看起來細小瑣碎但卻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更喜歡從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角度去處理和檢討諸如信仰、儀式、空間、象徵、書寫、修辭、記憶、身體、物品之類的問題,也會借鑑更多西方一些原創性理論家的理論和實證史家的研究成果。像程美寶曾研究過近代早期來華外國家庭中的中國傭人,為歐美來華貿易船隻擔任「引水人」的船民,以及其他一些中西交往中的小人物,包括一些在18世紀英國活動過的中國普通人。這些人物都是在中西交流史上為人所忽略的,但他們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程美寶的努力告訴我們,只要足夠仔細的發掘與解讀資料,一樣可以重建他們的歷史。類似再現「沒有歷史的人」聲音的努力,黃江軍(秋韻)從一個獨特文本《田家讀者自傳》入手,細緻分析其建構過程和主要內容,並結合有關語境,揭示出《田家讀者自傳》一書的編輯情況、所收自傳的作者情況、作者地域分布、自傳的大致內容、自傳的書寫策略和特性,進而在方法論上提出書寫農民史的可能。 \n 探索下層民眾史 \n 李曉方則以家鄉贛南下村為個案,吸收了人類學的做法,試圖在對村落、建築及其承載的故事進行敘事與分析的基礎上,探討相對缺乏歷史書寫的廣大鄉村社會的集體記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邏輯關係,試圖為書寫下層民眾史進行一些探索。 \n 賈欽涵則從性別史與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麻將遊戲進行了研究,考察了麻將在近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廣泛參與這項娛樂活動過程中展現出的悖論。曹南屏則寫出了玻璃在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史,他認為,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通過衛生知識的普及、文明話語的渲染,以及西方生活習尚的深入人心,外加「物」的象徵意義和消費意義的充分凸顯,中國各階層人士對玻璃的喜好和追逐,已經在這一時期被成功構建;由此,玻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契機,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n 以上僅僅就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接受和應用情況做簡單反思與鉤沉,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寫出了優秀成果,儘管他們不一定打著該旗號,如南京大學的孫江已經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特別善於以講故事的方式展開歷史研究,又具有跨國眼光與理論視野,不過,他自認為自己的研究屬於新社會史領域。 \n 故此,總體上看,新文化史作為一種史學研究實踐,同時又作為一種研究典範,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內地史學工作者接受和追隨。21世紀以來,經由台灣學者和中國大陸西方史學工作者的譯介,特別是經由台灣史學界的實踐示範,也逐漸影響到一部分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受此衝擊,一些近代史研究者也身體力行,相繼寫出了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儘管其中一些研究不乏模仿和稚嫩成分,但已經可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應該可以激發更多的學者關注新文化史和加入這個陣營,進而嘗試寫作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 \n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本人水準和所見有限,以上的列舉並非面面俱到,筆者只是僅就自己稍微熟悉的若干研究領域略作舉證,以便讀者管中窺豹,故對於這些領域之外也包括之內的很多優秀實證作品均未涉及,而且為了避嫌,筆者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擱置,讀者鑑之諒之。(系列完)

  • 新文化史看中國──部分陸史學研究 受台學界影響(六 )

    其他類似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也有不少優秀的成果。像王奇生從傳播學角度對《新青年》創新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新青年》之所以從初期寂寂無聞到後來影響廣大,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運動」出來的,跟《新青年》作者隊伍的改變、思想主張的激進化以及社會時代環境之變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有關,也跟陳獨秀等人對媒體傳播技巧的嫻熟運用大有關係。 \n \n從建構論角度處理 \n \n馮佳對五四後期發生的科玄論戰重新加以考察,從思想社會史角度關注了《科學與人生觀》的編纂層面,以及相關的論戰文獻版本、修辭特點、背後的商業利益、派系矛盾等因素。馮佳此前也曾對《古史辨》以書信體為主的編纂形式進行了研究,但處理方式稍顯生硬。而程美寶的專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並非要談何謂廣東文化,而是關注近代「廣東文化」自晚清以來的建構過程。作者希望藉此個案,來提出一個便於理解晚清以來中國地方文化觀之形成過程的分析框架。相比很多思想史、觀念史研究者不加考辨直接採信文獻的做法,作者在書中尤其重視對表達地域文化的文類及文獻本身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程美寶另外還有多篇論文處理近代出版文化的問題,如她關注《國粹學報》所刊載的博物圖畫的特色、來源及其印刷技術問題。 \n可以預期,醫療衛生文化、政治文化和印刷文化研究之外,大家未來應該會更為關注一些看起來細小瑣碎但卻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更喜歡從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角度去處理和檢討諸如信仰、儀式、空間、象徵、書寫、修辭、記憶、身體、物品之類的問題,也會借鑑更多西方一些原創性理論家的理論和實證史家的研究成果。像程美寶曾研究過近代早期來華外國家庭中的中國傭人,為歐美來華貿易船隻擔任「引水人」的船民,以及其他一些中西交往中的小人物,包括一些在18世紀英國活動過的中國普通人。這些人物都是在中西交流史上為人所忽略的,但他們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程美寶的努力告訴我們,只要足夠仔細的發掘與解讀資料,一樣可以重建他們的歷史。類似再現「沒有歷史的人」聲音的努力,黃江軍(秋韻)從一個獨特文本《田家讀者自傳》入手,細緻分析其建構過程和主要內容,並結合有關語境,揭示出《田家讀者自傳》一書的編輯情況、所收自傳的作者情況、作者地域分布、自傳的大致內容、自傳的書寫策略和特性,進而在方法論上提出書寫農民史的可能。 \n \n探索下層民眾史 \n \n李曉方則以家鄉贛南下村為個案,吸收了人類學的做法,試圖在對村落、建築及其承載的故事進行敘事與分析的基礎上,探討相對缺乏歷史書寫的廣大鄉村社會的集體記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邏輯關係,試圖為書寫下層民眾史進行一些探索。 \n賈欽涵則從性別史與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麻將遊戲進行了研究,考察了麻將在近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廣泛參與這項娛樂活動過程中展現出的悖論。曹南屏則寫出了玻璃在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史,他認為,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通過衛生知識的普及、文明話語的渲染,以及西方生活習尚的深入人心,外加「物」的象徵意義和消費意義的充分凸顯,中國各階層人士對玻璃的喜好和追逐,已經在這一時期被成功構建;由此,玻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契機,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n以上僅僅就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接受和應用情況做簡單反思與鉤沉,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寫出了優秀成果,儘管他們不一定打著該旗號,如南京大學的孫江已經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特別善於以講故事的方式展開歷史研究,又具有跨國眼光與理論視野,不過,他自認為自己的研究屬於新社會史領域。 \n故此,總體上看,新文化史作為一種史學研究實踐,同時又作為一種研究典範,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內地史學工作者接受和追隨。21世紀以來,經由台灣學者和中國大陸西方史學工作者的譯介,特別是經由台灣史學界的實踐示範,也逐漸影響到一部分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受此衝擊,一些近代史研究者也身體力行,相繼寫出了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儘管其中一些研究不乏模仿和稚嫩成分,但已經可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應該可以激發更多的學者關注新文化史和加入這個陣營,進而嘗試寫作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 \n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本人水準和所見有限,以上的列舉並非面面俱到,筆者只是僅就自己稍微熟悉的若干研究領域略作舉證,以便讀者管中窺豹,故對於這些領域之外也包括之內的很多優秀實證作品均未涉及,而且為了避嫌,筆者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擱置,讀者鑑之諒之。 \n(系列完) \n

  • 兩岸史話-微觀史學 專題著作大行其道

    兩岸史話-微觀史學 專題著作大行其道

     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在比較成熟的西方史學界也許存在,在當下中國大陸史學界,我們的微觀研究現狀遠未達到需要警惕細化的程度。因為要將微觀研究做好,在實踐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n 當然,這決非意味著我們要拒絕文化史或「文化轉向」的問題,「因為文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從它的侷限性尤其它太絕對化的語言和話語特徵,以及它的一些優點的地方向前發展」。 \n 宏觀而論太膚淺 \n 岡恩也認為:「文化理論仍然是歷史研究當中的新方向的一個主要資源庫,即使在那些力圖超越當前給定文化形式的人們看來,也是如此。」況且,當前歐美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並沒有終結,仍然在持續進行中,對它的接受「有助於解釋和理解工作、經濟與政治。不管是個人的或是集體的,任何一個經驗的領域都被包涵在其中」。 \n 實際上,所有的文化問題都有一個物質的維度,所有的人工物品也都蘊涵文化的因數。到1990年代前後,一個重要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出現了,新文化史家藉此深化了對社會和經濟因素作用的認識,很多學者遂轉向物質文化這個文化同社會有明顯接榫領域的研究,關於物的社會史與知識史,物同權力、性別、觀看和消費的關係等,算是對過於注重文化分析取徑的補偏救弊。 \n 再次,是關於新文化史導致的所謂歷史碎片化問題。其實,所謂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最初主要來自於1970年代年鑑學派模式主導的西方社會史鼎盛時的研究現狀。 \n 這時歷史學科內部日益四分五裂,史家的研究主題日見支離破碎,到了1980年代,人們對越來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來越多,又認為宏觀而論的做法太過膚淺和簡單,而且對史學進行綜合的企圖,看來是「註定失敗」的「幻想」,「現在是微觀史學,是主題無限豐富的專題著作大行其道的時候了」。「歷史不再是一門不可分割的知識體系,它破碎得近乎無法挽救」。此種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情況,或者更廣泛地說知識碎片化的情況,在其他學科亦普遍存在,甚或更形嚴重,這或許正反映了人文學科專業化、標準化的進一步擴張與知識分科的密度加深,乃至研究社群的大規模增長,「知識擴張本身必然鼓勵碎片化而非導向在學科內部或學科之間的統一」,此乃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學的發展所付出的必需代價。如柏克(Peter Burke)之言:「新史學志於拓展歷史學的視野,以涵蓋所有人類活動;這固然豐富了歷史學的內涵,但也付出了加劇瑣碎化的代價。歐洲學者對於世界各地歷史的興趣日增,誠然是件好事,但也因為歷史種類的繁多而加速了瑣碎化的情形。」 \n 碎片化大有好處 \n 在義大利著名微觀史家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看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大有好處,畢竟歷史學為一門早於孔恩(Thomas S. Kuhn)所謂典範(paradigm)的學科,該學科還未曾出現過、也不需要出現一統天下的研究典範或研究者,歷史學家哪怕各自都在講述不同的東西,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內容,但依舊是在歷史研究的界域之內,這非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情形;況且,歷史學研究主題的意義很多時候並非當下可見,它需要時間的沉澱和檢驗,對於不同的人,不同時代的人,其意義都會因人而異,我們不需要太早對所謂碎片化的歷史研究進行褒貶。 \n 另一個著名的英國社會史家艾文斯則樂觀認為,不必擔心碎片化,有失必有得,「歷史學界不僅比起以前更加相容並包,而且在研究範圍和研究取徑上,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也越來越淡。如果這意味著作為一個知識領域的歷史越來越濃的碎片化,那麼我們已經失去的,可以因越來越多的機會出現而得到彌補─當下的通信技術和歷史學界的機構提供了更多機會,讓不同領域的專家互相交流,並能與別國的同仁交換思想」。 \n 至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問題,2012年下半年,北京《近代史研究》曾專門在兩期雜誌中刊出13篇筆談,其中一些論述確實不乏啟人心智之處,但相互之間也存在不少頡頏之處,個別文章還顯示出作者對此問題的無知、誤讀與附會。 \n 其實,依之前拙見,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在比較成熟的西方史學界也許存在,在當下中國大陸史學界,我們的微觀研究現狀遠未達到需要警惕細化的程度。因為要將微觀研究做好,在實踐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如著名英國文化史家湯瑪斯(Keith Thomas)所言:「要將微觀史做好,你還得真有點天分才行。那不是可以機械地完成的那種事情。表面看起來容易,實則不然。 \n 這種研究有很好的主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缺乏必須的史料。」在西方如此發達的史學研究脈絡下,史家從事微觀研究的難度尚且如此,遑論後來卻不居上的中國史家? \n 當然,就眼下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具體研究來說,確實存在一些看上去很瑣碎的選題和研究成果,但仔細考察這些論著,就會發現它們主要是一些關注地方問題或中小人物的研究,側重的領域不是政治、社會、經濟,就是思想、教育和地方社會,採用的視角、研究方法與得出的結論,同對中心地區的問題、對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轍。 \n 很多著作,要麼是材料堆積,要麼是空論充斥、亂引社會科學的理論,要麼角度單一、結論卻宏闊,或兼而有之,加之歪曲或忽略證據者比比皆是,此類現象自然會貽人「碎片化」的口實。但類似情況不應該歸為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而是低水準重複與拙劣模仿的問題,是缺乏自我反省和過於依傍他人的結果。(待續)

  • 新文化史看中國──微觀史學 專題著作大行其道(三 )

    當然,這決非意味著我們要拒絕文化史或「文化轉向」的問題,「因為文化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從它的侷限性尤其它太絕對化的語言和話語特徵,以及它的一些優點的地方向前發展」。 \n \n宏觀而論太膚淺 \n \n岡恩也認為:「文化理論仍然是歷史研究當中的新方向的一個主要資源庫,即使在那些力圖超越當前給定文化形式的人們看來,也是如此。」況且,當前歐美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並沒有終結,仍然在持續進行中,對它的接受「有助於解釋和理解工作、經濟與政治。不管是個人的或是集體的,任何一個經驗的領域都被包涵在其中」。 \n實際上,所有的文化問題都有一個物質的維度,所有的人工物品也都蘊涵文化的因數。到1990年代前後,一個重要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出現了,新文化史家藉此深化了對社會和經濟因素作用的認識,很多學者遂轉向物質文化這個文化同社會有明顯接榫領域的研究,關於物的社會史與知識史,物同權力、性別、觀看和消費的關係等,算是對過於注重文化分析取徑的補偏救弊。 \n再次,是關於新文化史導致的所謂歷史碎片化問題。其實,所謂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最初主要來自於1970年代年鑑學派模式主導的西方社會史鼎盛時的研究現狀。 \n這時歷史學科內部日益四分五裂,史家的研究主題日見支離破碎,到了1980年代,人們對越來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來越多,又認為宏觀而論的做法太過膚淺和簡單,而且對史學進行綜合的企圖,看來是「註定失敗」的「幻想」,「現在是微觀史學,是主題無限豐富的專題著作大行其道的時候了」。「歷史不再是一門不可分割的知識體系,它破碎得近乎無法挽救」。此種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情況,或者更廣泛地說知識碎片化的情況,在其他學科亦普遍存在,甚或更形嚴重,這或許正反映了人文學科專業化、標準化的進一步擴張與知識分科的密度加深,乃至研究社群的大規模增長,「知識擴張本身必然鼓勵碎片化而非導向在學科內部或學科之間的統一」,此乃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學的發展所付出的必需代價。如柏克(Peter Burke)之言:「新史學志於拓展歷史學的視野,以涵蓋所有人類活動;這固然豐富了歷史學的內涵,但也付出了加劇瑣碎化的代價。歐洲學者對於世界各地歷史的興趣日增,誠然是件好事,但也因為歷史種類的繁多而加速了瑣碎化的情形。」 \n \n碎片化大有好處 \n \n在義大利著名微觀史家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看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大有好處,畢竟歷史學為一門早於孔恩(Thomas S. Kuhn)所謂典範(paradigm)的學科,該學科還未曾出現過、也不需要出現一統天下的研究典範或研究者,歷史學家哪怕各自都在講述不同的東西,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內容,但依舊是在歷史研究的界域之內,這非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情形;況且,歷史學研究主題的意義很多時候並非當下可見,它需要時間的沉澱和檢驗,對於不同的人,不同時代的人,其意義都會因人而異,我們不需要太早對所謂碎片化的歷史研究進行褒貶。 \n另一個著名的英國社會史家艾文斯則樂觀認為,不必擔心碎片化,有失必有得,「歷史學界不僅比起以前更加相容並包,而且在研究範圍和研究取徑上,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也越來越淡。如果這意味著作為一個知識領域的歷史越來越濃的碎片化,那麼我們已經失去的,可以因越來越多的機會出現而得到彌補─當下的通信技術和歷史學界的機構提供了更多機會,讓不同領域的專家互相交流,並能與別國的同仁交換思想」。 \n至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問題,2012年下半年,北京《近代史研究》曾專門在兩期雜誌中刊出13篇筆談,其中一些論述確實不乏啟人心智之處,但相互之間也存在不少頡頏之處,個別文章還顯示出作者對此問題的無知、誤讀與附會。 \n其實,依之前拙見,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在比較成熟的西方史學界也許存在,在當下中國大陸史學界,我們的微觀研究現狀遠未達到需要警惕細化的程度。因為要將微觀研究做好,在實踐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如著名英國文化史家湯瑪斯(Keith Thomas)所言:「要將微觀史做好,你還得真有點天分才行。那不是可以機械地完成的那種事情。表面看起來容易,實則不然。 \n這種研究有很好的主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缺乏必須的史料。」在西方如此發達的史學研究脈絡下,史家從事微觀研究的難度尚且如此,遑論後來卻不居上的中國史家? \n當然,就眼下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具體研究來說,確實存在一些看上去很瑣碎的選題和研究成果,但仔細考察這些論著,就會發現它們主要是一些關注地方問題或中小人物的研究,側重的領域不是政治、社會、經濟,就是思想、教育和地方社會,採用的視角、研究方法與得出的結論,同對中心地區的問題、對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轍。 \n很多著作,要麼是材料堆積,要麼是空論充斥、亂引社會科學的理論,要麼角度單一、結論卻宏闊,或兼而有之,加之歪曲或忽略證據者比比皆是,此類現象自然會貽人「碎片化」的口實。但類似情況不應該歸為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而是低水準重複與拙劣模仿的問題,是缺乏自我反省和過於依傍他人的結果。 \n(待續) \n

  • 歷史課綱去中化 史學教授:這是「台灣國」歷史?

    歷史課綱去中化 史學教授:這是「台灣國」歷史?

    高中歷史將有重大變革!教育部課審大會11日至13日連3天審議社會科課綱,其中高中歷史課綱草案將「中國史」放在「東亞史」的脈絡下討論,也有課審委員提案,將國中台灣史學習時數由1/3提高到1/2,引發高度爭議。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王仲孚表示,從教育角度看,這樣的歷史課綱實在很荒唐!質疑這是「台灣國」的課綱嗎? \n12年國教課綱審議進入最後階段,高中歷史課綱方面,由朝代編年史改為主題式,並將中國史放在東亞史的脈絡下討論,引起許多學者及校長反對。《觀察》雜誌報導,王仲孚指出,新課綱把中國史融入東亞史中,又不以中國史為主體,將使中國史更加「虛無飄渺」。而且,重大的中國歷史事件,如果失去論述的主體,勢必會發生「削足適履」現象,憂心下一代會變成「沒有史觀」,質疑這樣的歷史課綱,只是為了「去中國化」。 \n對於高中新課綱,中國史恐變東亞史,也在PTT引起討論,網友反應「把自己的歷史都忘了,等如自殺!」、「看來未來會有很多250高薪實習生」、「最好的歷史老師叫“goggle”」、「可憐的台灣小孩子們,以後完全沒有世界觀!」、「建議歷史廢考」。 \n

  • 《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連長收賄軍紀漸弛(四)

    某夜共軍來攻,聞砲聲隆隆,共軍退走。團長吹牛曰:吾以平射砲嚇退敵人。此砲乃攻城之用,用以對人,牛刀割雞也。時軍隊已呈虛矯腐敗之象,尤其高級將領,頗有不務正業者,辦大學者有之,辦報者有之。吾師政治部辦有親愛社,即招待所也。蔣經國曾臨參觀。其後王成德向余談及主持親愛社者,為吾營原訓導員冉炎,盜賣日人留下物資。 \n吾連移防渾河北岸,地曰小河沿,駐一廟宇中。橋之對岸為中共軍。某日,余與士兵在戰壕察看對岸橋頭之中共哨兵,余囑兵瞄準其頭射擊之。竟一擊而中,餘皆逃走。余等過橋察看,已無敵蹤。蓋其新兵不堪一擊也。吾兵之水準可以概見。其時吾師已編入新六軍,今查郭廷以之《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略可印證吾師行動之日程,摘錄如次: \n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二十日,新六軍開始登陸秦皇島。 \n一月二十六日,新六軍在秦皇島登陸完畢。 \n三月十二日,夜十二時瀋陽俄軍撤盡。 \n三月十三日,國軍第二十五師進駐瀋陽,共軍襲擊南郊,被拒退(仍據渾河南岸)。 \n三月十五日,瀋陽國軍接收渾河南岸之變電所,將共軍驅走。(可能為吾連土兵一槍之效) \n \n部隊渡河團長跳腳 \n \n \n余隨軍至東北及入瀋陽,應在上列之時日。駐小河沿時,忽有一當地人士,向余密報某處有一共諜。即率兵帶回連部調查,彼承認不得已曾為之工作,現已無關。連長予以優待而釋之。連內官兵不服,云其受賄。余即向上級呈報,營長召集全營官兵集合,宣布連長之失,並予查辦。連長承認受賄,吐出賄款了事。按此連長一再犯錯,屢受庇護,軍紀漸弛。 \n約在初夏,吾連移駐瀋陽鐵西區,工廠林立,機器多被蘇聯拆卸運走,廠房空空,連同辦公空屋,滿貼各機關接收封條。街道擺滿地攤,為待遣日僑所設,瓷器、衣飾、照像機、收音機等,琳琅滿目,茶室、料理,多日本情調。時鼠疫流行,人心浮動,充滿劫後景象。不久(應在五月十九日我軍收復四平街之後),吾團赴鐵嶺,往法庫、康平一帶掃蕩共軍。 \n部隊渡河時,秩序頗亂,團長急而跳腳。幸無共軍來襲,否則後果堪虞。所到之處,共軍即退。農村地主之土地、耕牛等,已經中共沒收分配。受分配者隨共軍撤走,留下地主,噤若寒蟬。如何處理善後,無人負責。余等召集鄉民茶會,聽其意見。第三連訓導員余名謙,中央大學數學系生從軍者,演講甚長,述三民主義如何完美,民多不懂。 \n國民黨工作人員隨軍而來,似忙接收。往開原途中,見地方民兵捉雞搜糧,形同土匪。云此民軍為馬占山所部。至北豐,當時曰西安,見一新兵由前線敗退歸來,尚洋洋得意。吾營第二連訓導員孫燦,浦口人,忠黨愛國,生活嚴肅,陣亡,無兄弟姊妹,未婚,遺寡母一人,余等哀之。 \n某夜共軍來攻,聞砲聲隆隆,共軍退走。團長吹牛曰:吾以平射砲嚇退敵人。此砲乃攻城之用,用以對人,牛刀割雞也。時軍隊已呈虛矯腐敗之象,尤其高級將領,頗有不務正業者,辦大學者有之,辦報者有之。吾師政治部辦有親愛社,即招待所也。蔣經國曾臨參觀。其後王成德向余談及主持親愛社者,為吾營原訓導員冉炎,盜賣日人留下物資。 \n自北豐回瀋陽,已屆深秋,青年軍其他各師在六月初已開始復員,惟吾師須延期,調往南口,編為快速部隊,經北平,得遊故都名勝。由居庸關至八達嶺,火車推動而上,設計者詹天佑,中國之第一批留美學生也。瞻其銅像,念其貢獻,蓋憤戰火之無情。迨回師瀋陽,已屆初冬,奉令復員。多有繼續留營升任軍官者。 \n負責承辦復員業務者為一參謀,核發經費,態度蠻橫,對復員者動輒怒斥之。此與從軍時之受歡迎情形,大異其趣。此人在雲南曲靖時,與余同營,任營附,態度謙和。今則態度大變,對過去相識者,亦多不理不睬。聞此人頗得師長信任。余深慨小人得志之如此。此事在余復員時,留有難忘之印象。 \n \n在學一年拜訪女友 \n \n \n余在安徽學院從軍時,已讀教育科三年級,按規定優待一學期,可獲畢業。然「大學學士」之夢未醒,故在復員時,即申請入東北大學教育系四年級。二○七師同時復員分發入東大及其他大學者,尚有多人。復員就學可享受公費、生活津貼,亦屬「天之驕子」。時東大已自四川三台復員回瀋陽北陵原址,原為張學良所建,設備至佳,教師分配有洋房式宿舍。 \n同學多住校,宿舍有暖氣設備。余之宿舍分配在某棟三樓長形房間,靠近樓梯,兩人合住,余遷入時,已有一同學先住入,床近窗口,位置較佳。余之床位近門及走道,位置較差。然較戰時學校條件,實有天壤之別矣。使余最難堪者,此位室友性格孤僻之至,余遷入向其招呼並請教其姓名時,彼竟不理。 \n後向人打聽,彼讀歷史系四年級,江蘇人,四川三台復員而來。其時學生來源有三:一類為後方復員者,自視較高;二類為日偽區學校轉入者;三類為青年軍復員者。後者兩類之入學,多分發而來,為第一類者所輕視。余屬第三類,仍著軍服,被視為「丘八」之流。此君對余不理,顯有成見。 \n余亦偶見此君與友人有說有笑,益增余之自卑。此君與余同室兩學期,未交一語,余僅就寢時回宿舍。及今思之,當時如此之蠢,誠是不可思議,如向校方請換宿舍,不亦得乎。此君後來台,在中學任教。在台同學錄中有其姓名,曰王慶毅。 \n(待續) \n \n

  • 《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登美艦離滬 遭噴DDT消毒(三)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晨,知日本投降消息,營中之美軍首得消息,對空鳴槍,狂歡示慶。我軍繼之。余至營房外對河流放槍,魚即翻身浮起,攜回佐餐。既而奉令整裝出發,以為往受日軍投降,大為興奮,車行至一山隘,即露天紮營,布崗要道,檢查來往車輛,防龍雲之異動也。龍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統治雲南,對國府中央保持不即不離關係。中央調其職,實即削藩。 \n \n抗戰勝利隨軍出關 \n \n防其有變,臨之以兵,迫其離滇。事畢回營,準備出滇,師長分批召集軍官,宣讀軍令軍法。崔連長謂余曰:此「先教而誅」也,宜慎之。全師乘卡車出發,多高山峻嶺,車隊蜿蜒繞山而行。路極險,有落山谷車毀人亡者。至貴州安順後,路漸平坦。安順物價亦廉。貴州馳名之特產,有黃果樹之柑,玉屏之簫。至貴陽,參觀苗族居處及生活,甚友善。車向貴陽東行,經貴定、鎮遠、玉屏,入湖南境之晃縣、芷江、邵陽,經湘鄉至長沙,始見大隊徒手日軍,沿路邊而行,垂頭喪氣,視昔日之野蠻殘暴,適成強烈對比。然國人甚少以殘暴報復之。蔣中正之寬大宣示,被釋為「以德報怨」,則又過當矣。數年前,余曾在《歷史月刊》為文辨正之。 \n連訓導員之職責,司連之文化康樂活動,指導士兵座談會,講解時事。對連之經費有監察權。行軍至長沙後,接觸都市生活,非如營房之單純矣。余住連部,與連長同行止。各排官兵有向余反應連長生活不檢(宿妓)並吃空缺。余即報告團政工主官。如何處理,余不知也。惟見連長向余訴苦,謂經費如何不敷。司經費之特務長,乃連長之親信,謂余曰:訓導員之薪餉及伙食費係政工系統,彼不便管,此顯對余之報復。各排長要余隨排生活行動,乃輪流至各排與士兵共同生活,反受歡迎。連長孤立不安,責特務長,央余回住連部。此事據余推測,連長可能受輕微警告而已。蓋生活不檢,在軍人中不足為異;吃空缺,積習已久,上下皆有之,青年軍亦所不免,惟限雜兵,不及從軍之戰鬥兵。其時二○七師軍紀堪稱最優者,尚有此弊,他軍可想而知。 \n \n快速部隊歸來復員 \n \n部隊由長沙換乘輪船至漢口,再換江輪至安慶,登岸暫駐,至三青團訪友。此時有皖院從軍同學獲准離軍復學者。某晨,吾連士兵汲井水,見當地駐軍奪一老嫗所汲之水,勸解之,起口角。其兵即回,邀來同夥多人向吾連對準機槍,余亟出面解釋誤會,始免發生事端。此批桂軍駐皖多年,軍紀敗壞,欺民似成習慣,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所謂「秀才遇了兵,有理說不清」,視兵之欺民,不足為奇。 \n台灣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發生之「二二八」事件,非特例也。至上海駐久之,因候蘇聯軍隊之撤退而調東北。余初至上海,首次見此繁華都市。駐江灣之日式房舍,以壁櫥為舖。乘電車或計程車往市區,亦首次之經驗。至商務印書館購精裝之大學叢書多冊,收款及收據以纜輸送,頗奇之。其時上海物價甚廉,凸顯軍人待遇之優,初至東北亦然。其後愈來愈劣矣。 \n上海市民亦顯受不良軍紀之苦,紛電蔣中正要求吾師留滬,願負軍餉。蔣召羅師長嘉勉之。羅在蔣之心目中自有不同。其名原為又倫後改友倫,聞為蔣之所賜。此殊榮也。 \n美軍登陸艦載吾師離滬,人與物皆消毒,噴DDT,有受辱感覺。至秦皇島上岸,乘火車出山海關,皆敞車,極寒冷,至白旗堡下車,駐民宅,榻為火炕,頗溫暖,主人業釀酒,甚和善,不見青壯婦孺,避戰禍也。瀋陽蘇軍尚未撤離,吾師向盤山方向活動,所過皆鄉村,駐前先查戶口,居民皆自動拿出戶口名簿,人不在者戶主說明之,惟少見青壯之人,顯然有避軍隊「拉夫」之恐懼。軍需供應無缺,食物豐盛,與居民共享,視吾等為「王師」。某夜,忽聞密集槍聲,窗外彈光明耀。連長自炕上急滾而下,蹲地握槍向外作射擊狀,余與彼同炕,亦下炕持槍備戰。俄而電話鈴響,知敵(中共軍)騷擾,放信號彈。各排均有電話來,報告情況。余等駐處之民家,僅一母一媳一女三人,其女視連長為「大官」,領軍餉時,表現多金,欲嫁之。余知連長素好色,不願此女未來不幸,密告其母謂軍人生活不定,宜慎之。余見兩人眉來眼去,別時尚在僻處幽會也。 \n蘇軍撤離瀋陽,余偕部隊入城,全城漆黑,吾連駐瀋陽二女高,原為張學良所創之同澤女中,甚豪華,大理石地板,光澤奪目。有一年輕之男教師,要求加入吾連當兵,告以不允,彼糾纏不捨,乃介紹至錦州之吾師新兵訓練營。未久在市區遇之,彼曰已離營,太苦吃不消。(待續) \n

  • 《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軍階兩年連升三級(二)

    據王前數年告余,彼乃中共地下黨員。在東北時,與余甚接近,與同營政工人員五人曾合照,今尚保存之。其後來台者有潘振球及歐陽勛,潘先後任台中二中及成功中學校長、教育廳長、救國團主任、國史館長;歐陽留美後任政大教授及校長。許功銳投中共,任天津政協委員,數年前云在報上見余名,接其來信,知馮寒冰在上海。馮與余同縣,同時從軍,勝利後即離軍入安徽大學。數年前,余經上海往訪之,生活艱苦,云曾加入民盟。在校及從軍時,性善變,上海有妻室及子女。上海相晤時,其夫人謂余曰:蔣介石撤退時,將黃金運往台灣,致台胞富有,而大陸人民窮困。使余啼笑皆非也。 \n當時基層政工人員缺乏,幹校政工班者多任中上級,其低層則從士兵中大專程度者挑選。繼而連訓導員亦不敷用,乃調余為團戰車防禦砲連訓導員,繼又調為同團第一營第一連訓導員。余不知調動原因。蓋前者為特種兵,訓導員為少校編階;後者為步兵,上尉編階,少尉代之不致懸殊也。余在此連任職最久。直至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在瀋陽退伍為止,亦由少尉而中尉、上尉。不兩年連升三級,實無制度可言。幹校者升之更高,多為中、上校級。均黑官也。 \n \n \n \n吾連連長崔儒才及排長三人,均為軍校畢業,與余相處甚洽,士兵多陜西藉,中學生為多。連政工幹事出身戰幹團,年齡較余稍長,似甚油滑,陜西人。某晨,營房牆壁貼有反政府標語,毛筆書寫。為師部揭去,少有知者。時師長已易羅又倫(後改友倫),逐日集軍官至師部寫毛筆字,鮮有知其用意者。繼而吾連幹事被拘。此乃余之部屬,往見師長詢原因。羅曰:汝年輕單純,非汝所知也。事後始聞標語事,彼之筆跡相似故也。余尚往拘留所慰問之。旋被釋回連,向余力陳冤枉。後離軍,不知所之。二○七師轄六一九、六二○、六二一等三個團,另有直屬部隊工兵營、輜重營、搜索連、通訊、衛生等單位。團轄三營,戰砲、迫砲各一連。營轄四連,步兵連三,機槍連一。連分三排,排分三班,每班十二人,步兵每班有輕機槍一挺,餘為步槍及衝鋒槍。機槍連為重機槍。連訓導員配衝鋒槍,勤務兵一,徵兵而來,初來者為一四川農民,咳嗽吐痰,潛逃。繼來者陜西籍,忠誠樸實,隨余由雲南而東北,余待之如手足。 \n二○七師駐昆明及曲靖時,除六二○團及部分直屬部隊外,皆駐曲靖營房。似為唐繼堯或龍雲時代所建,昆明、曲靖兩營房之格局相似,顯應一旅兩團編制之需要。一師三團之編制,則不敷用。營房之格局,為一大四合院,院為大操場,供全營房士兵操練及集合之用。正門向昆明,其餘三面有偏門。師司令部及其直屬單位靠近正門。師政治部及軍需處與司令部相遙對。兩邊為兩團之團部及所屬各營連。六一九團在司令部之左,六二一團在其右。 \n余屬六二一團第一營第一連,靠政治部之左,依次為機槍連、迫砲連、戰砲連、第二連、團部及第二、第三營各連。每營及連各占二層樓房兩棟,作辦公之用,兩連合用一棟。樓之後為士兵宿舍及餐室,一連一棟,旁有浴廁,後為廚房,均平房。各棟宿舍之間有空地,供各連集合點名之用。連辦公室及連排長臥室在一樓,面對士兵宿舍。營部在二樓,對各連宿舍。各連訓導員室及康樂室在二樓,對大操場。 \n \n \n \n師長原為方先覺,後為羅又倫。六二一團長為劉少峰。師政治部主任初為葛建時,繼為謝嗣昇。科長有潘振球、歐陽勛,團督導員為許功銳,第一營督導員為冉炎。機槍連訓導員為王成德,余為第一連訓導員,第二連傅偉成,到東北後由幹事孫燦升任之,第三連為余名謙。安徽學院同學從軍任連訓導員者馮寒冰,其他任幹事者亦有數人。 \n余印象較深者為王成德,辦公室及臥室與余同一樓屢,輔仁大學及幹校研究部畢業,初為少校,到東北後升為上校,調師政治部任科長。來台後,升至少將。在二○七師時,余由少尉升少校,皆為其「老搭擋」。接替王之連訓導員職務者,為其幹事張迺東。復員後,入清華大學地質系。據王前數年告余,彼乃中共地下黨員。在東北時,與余甚接近,與同營政工人員五人曾合照,今尚保存之。其後來台者有潘振球及歐陽勛,潘先後任台中二中及成功中學校長、教育廳長、救國團主任、國史館長;歐陽留美後任政大教授及校長。 \n許功銳投中共,任天津政協委員,數年前云在報上見余名,接其來信,知馮寒冰在上海。馮與余同縣,同時從軍,勝利後即離軍入安徽大學。數年前,余經上海往訪之,生活艱苦,云曾加入民盟。在校及從軍時,性善變,上海有妻室及子女。上海相晤時,其夫人謂余曰:蔣介石撤退時,將黃金運往台灣,致台胞富有,而大陸人民窮困。使余啼笑皆非也。 \n與余同時自安徽學院從軍者,有汪慧佛、張正春、馬欽民等。慧佛勝利後離軍入安大,率父及弟增智逃至香港調景嶺,余友江堅有一好友胡元度,派在香港工作,由江之介紹,胡助其來台,任中學教師及國中校長,退休後病卒。 \n增智入軍法學校,後任少將軍法官,現業律師。正春隨軍至東北,來台入台大補修學分畢業,任國中校長,退休後赴美定居。欽民隨軍至東北,曾被俘,來台任教中學。多年無聯絡。在二○七師復員者,有荊知仁,入東北大學,在政大政研所畢業,任政大教授,為憲法專家,任國大代表,曾簽名反對修憲,旋又支持修憲,追隨國民黨「當權派」。友人有不以為然者。(待續) \n \n

  • 《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為演習中彈亡兵寫祭文(一)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八月,我軍守衡陽苦戰四十七天,城陷。軍長方先覺發出最後電報,誓與城共存亡,余大感動。對在皖之桂系軍人益為失望。其高級將領喜弄文舞墨,以示風雅,軍長張淦來校演講,倡「唯手」論。李品仙喜講「六藝」教育。 \n \n一寸山河一寸血 \n \n似尚言之成理。蓋頗以「儒將」自任也。十月,有全國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頗具號召作用,同學報名參加者約六、七十名,占全校同學約百分之十,余亦與焉,並有軍訓教官及職員加入,合全皖中學生有數百名。 \n為鼓勵青年從軍,報章大力讚揚,捧之過高,乃不免自認特殊,趾高氣揚,不守秩序,社會亦縱容之,愈為狂妄。此種現象,各地皆有之。皖院同學尚自制,輿論視為典範。實際一如往昔,守份而已。同學好友為余餞行。凡可用之物分贈之,最受歡迎者為余之筆記,余有一《生物學》抄本,圖文並全,贈一友好,為之讚賞不已。 \n出發時,皖院從軍者單獨編隊而行。時值冬季,各負行李,徒步跋涉,日行七、八十華里,經河南省之固始、新蔡、汝南、上蔡,近平漢路,路由日軍控制。日暮,吾等至路之附近村落停留,即有軍隊來會合,軍隊領先,耳伏鐵軌之上,敵火車來可測知,以便及時疏散潛伏。無敵車來,迅越鐵路,屏息急走。余見軍隊身先冒險,既感且愧。經唐河至南陽,休息數日,參觀諸葛武侯故廬。 \n此地以玉石出名,刻一圖章以為紀念,攜之多年。來台後,嫌其字不美,要匠工磨之重刻,石過硬,中途而罷,更不美矣。仍存之。是年四、五月間,日軍發動一號作戰,首入河南,守軍湯恩伯部潰不成軍,軍民關係極劣,天災人禍,震驚中外。余過其境,相距不過半年,尚無荒涼之感,人民亦尚友善。余友劉岱教授數年前告余,彼時尚為初中學童,曾列隊歡迎吾等過境,對從軍青年學生不勝敬慕。彼亦有此志向,但以年齡不足。 \n當時新聞封閉,河南災情,尚無所悉。南陽亦顯繁榮,國人更生力量之強,概可想見。由南陽乘軍用汽車出發,多山地,過秦嶺,山更險,下車步行,遇美軍,向余等翹大拇指,示友好。經藍田至西安,住三青團部,受親切之接待。負責接待者為三青團書記洪同,皖人。西安報紙盛讚吾等守紀自重。春節後,乘美軍運輸機飛昆明。經成都新津機場稍有停留。 \n至昆明北較場營房,編入青年遠征軍第二○七師六二一團第二營機槍連為列兵,接受入伍訓練。連之軍官云:學生極易訓練,各項動作一教即會,不若徵來新兵之訓練吃力也。實際戰時學生,多曾受過軍事基本訓練,對軍中生活,迅可適應。師長即為守衡陽之名將方先覺,頗得軍心。入伍訓練畢,蔣委員長來檢閱並訓話,印象最深刻者四句:「你們都是我的學生,你們都是我的子弟,我有前途,你們即有前途」。當時聽之,頗感親切,不覺其充滿「個人崇拜」之觀念。 \n \n昆明窮人亦吸鴉片 \n \n入營時,換發新裝,為機織斜紋布,寢具亦多換新。原在立煌新發之土布棉衣被,自送市場售之,售款上餐館一次即完。昆明市甚繁榮,物價全國最高,人民貧富懸殊,產鴉片,窮人亦多吸之。夜聞外行者常被劫,士兵之槍亦有被劫者,傳係龍雲(滇省主席及滇軍首領)軍隊所為。余等入營時即被告誡。軍中階級雖嚴,士兵極受尊重,假日或操畢,均可外出自由活動,依時作息,不覺其苦。 \n官兵之間,可自由交談。生活較學校為優,有肉食,且供應香菸。假日余曾至西南聯大訪友,在昆明市郊,茅草矮屋,學生生活簡陋,求學精神不衰,亦有從軍派往印度受訓者。 \n部隊移駐曲靖,一團駐曲靖附近之馬龍外,另兩團及師部駐曲靖營房。接受美軍武器裝備及訓練。在一次實彈演習中,有一士兵頭部中彈,血肉模糊,軍帽脫落一旁。余見之並無驚慌,演習如故。事後連開追悼會,連政工室訓導員要余撰祭文。時余已由士兵調為政工室幹事,少尉級。訓導員為上尉級,與連長階位同。彼為湖南衡陽人,為重慶復興關蔣經國主持之三青團幹部學校政工班所派,蔣時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青年軍各師中上級政工人員皆出自幹校由其派任。職權較一般部隊之政工人員為大,有「太子監軍」意味。吾連訓導員之年齡、經驗,似較余為淺,余任士兵時,要余助其工作,旋薦為幹事,參加師政工班講習,教官多為師之中上級政工人員,年齡、經驗與余相若。 \n(待續) \n

  • 著名民國史學者蔣永敬逝世 享壽96歲

    據中國近代史學會最新訊息通知,知名民國與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原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蔣永敬教授,於今日(4/26)上午2時36分,病逝於臺北市萬芳醫院,享壽96歲。蔣永敬教授畢生育才無數,即使高齡9旬、仍閱讀筆耕不倦,撰寫胡漢民、蔣中正和汪精衛與國共分合的最新著作《多難興邦》,即將於本月28日公開上市。 \n \n出生於安徽省定遠縣、畢業於東北大學教育學系,1949年隨著政府移居臺灣。在臺北獲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曾任職於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政工處,經歷中國國民黨海員黨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修與主任等職,後轉入學術界,曾任教於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等校歷史學系,著有《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國民黨興衰史》等研究國共兩黨重要歷史著作。 \n \n著作等身的蔣永敬教授,從政大歷史所退休後,仍繼續民國史的研究,並多次受邀來往兩岸大學院校對學子講學授課,獲南京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聘為客座教授。並在去年以95歲高齡,出版了一本《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向外界介紹他60多年來研究經驗和數百張收藏的珍貴照片。 \n \n中國近代史學會也決定,蔣永敬教授最新著作《多難興邦》發表會,將如期於本月28日下午,於國史館(臺北市長沙街一段2號)四樓大禮堂舉行,歡迎故舊門生、史學同好參加,並同時致上最深摯的哀思。 \n

  • 兩岸史話-錢穆姪兒棄文從理 科學救國

    兩岸史話-錢穆姪兒棄文從理 科學救國

     不料,「九‧一八」事變爆發,一夜間錢偉長轉變想法,「科學救國」成為第一選擇,史學似乎與救國相隔太遠。 \n 雖然林校長發了話,但不等於艾青就可出國,他必須趕回金華畈田蔣村,向父親「申請」撥款。寒假,艾青回家,一天見曾是維新派的父親情緒尚好,上東廂房講了留學一事。父親蔣忠樽(1889-1941),沉吟半晌,抬抬眼皮:「官費還是自費?」艾青猶豫片刻,只好說了實話。 \n 蔣忠樽立即坐起身,一頓訓斥:「本要你學經濟或學法律,日後承接祖業,你偏偏要學繪畫,讀了一學期,又異想天開要留洋,不肖之子,與權貴子弟何異?」艾青忙從杭州搬請救兵:老師孫福熙(孫伏園之弟)。蔣父見來了老師,讓入書房。孫福熙在蔣家作客兩天,又說項又擔保,加上艾青哄父:「留學回來可賺大錢」,蔣忠樽終於動心。 \n 邁出國門眼界更高 \n 夜晚,父親將兒子叫進東廂房,讓他撬掉地板,刨開泥土,從深處挖出一盒,內有一千鷹洋。蔣父兩手抖索著,一邊數錢一邊叮嚀:「過幾年就回來,千萬不可樂而忘返!」母親再拿出私房400光洋。艾家還算殷實,負擔一名留學生仍相當吃力。1929年春,艾青與孫福熙、孫伏園兄弟及一批同學自滬上船,搭乘法國郵輪,擠在低級的三等艙,航期月餘,前往巴黎,「向世界尋求意境」。 \n 以今天思路,生源即財源,優生更是潛在大財源,可為學校帶來十分重要的招生號召力。林風眠不怕倒楣,主動勸辭優生,自斷財路不說,還可能帶來不小的負面效應。有人會傳:「這所學校介差的,鄉下學生都教不了!」然而,事實證明林風眠慧眼獨具,艾青確有藝術天賦,日後之所以一時獨步詩壇,便得益於美術功底。 \n 名詩〈大堰河:我的保姆〉中那句「呈給您黃土下紫色的靈魂」,詩句染色,意境頓成,恰到好處的通感運用。美術功力,透射詩篇。 \n 林風眠的一句話轉變了艾青人生軌跡,使他邁出國門,眼界更高胸懷更闊。人生貴機遇,特別剛剛起步的學生階段,機遇即人遇。對艾青來說,林風眠及時點撥之重要,當在不言。識英才於未顯,辨秀苗於初成,林風眠對艾青不怕倒楣的托舉,堪為當今教師之範。 \n 林風眠,出身廣東梅縣山村石匠,中學時代就展露繪畫天賦,美術作業常得120分。同學不服,美術老師說:「和我畫得一樣好的打100分,畫得比我好的當然要打120分。」1919年,林風眠勤工儉學自費留法,1921後入法國第戎國立高等藝術學院,大受賞識,9月轉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1926年回國,人還在船上,已被蔡元培薦為國立北平藝專校長。林風眠聘請65歲尚未成名的齊白石為國畫教師,遭國畫系教師群起反對,認為齊白石乃不入流的「野狐禪」木匠。林風眠堅持聘任齊白石。 \n 1927年5月,林風眠發起的「北京藝術大會」失敗,加上被奉張北洋政府認為是「共產黨」,只得辭職北平藝專。蔡元培再邀他赴杭州,籌備西湖國立藝專並任校長。1949年後,林風眠的現代藝術思想被批判,逐出中央美院,淒居滬上,賣畫為生,妻兒遠走巴西。 \n 文革中,林風眠吃盡苦頭。文革後,允以34幅畫換取經香港飛巴西的單程機票。1979年,林風眠在巴黎舉辦個人畫展,極大成功。中共邀他回大陸舉辦畫展,他拒絕了不願再回傷心地。1991年,終老香港。林風眠藝術教育核心理念:「釋放天性」,他的學生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 \n 錢偉長(1912-2010),出生無錫縣七房橋村,幼時從父叔誦習四書五經。其父早逝,四叔錢穆帶入任教的蘇州中學,畢業後升無錫一中。「偉長」之名,即為錢穆所取。錢穆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30萬字),深得顧頡剛賞識,力薦錢穆自代,沒有正式學歷的錢穆得入北大,先任史學系副教授,旋升教授。由是,錢偉長認識了高個子顧頡剛伯伯。作為青年學子,錢偉長的最大願望是能穿得體面一點上大學,一件長袍耳。 \n 救國之心改變人生 \n 1931年9月17日,錢偉長報考清華,歷史、國文兩科頭名,歷史竟得滿分。物理、數學因沒好好學過,一塌糊塗,但總分仍達225分,超過錄取線25分。此時,錢穆不在北平,錢偉長去找顧伯伯商量,表明自己想學歷史,尤其古代史。史學家顧頡剛自然點贊勉勵,事情定下來,9月20日選課。不料,「九‧一八」事變爆發,一夜間錢偉長轉變想法,「科學救國」成為第一選擇,史學似乎與救國相隔太遠。 \n 清華物理系素享盛名,多少學子想入而不得。因此,錢偉長將專業目標鎖定物理系。四叔錢穆回來後,錢偉長與其商議,錢穆不同意,認為家傳史學,底蘊積厚,改學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難測。無法說服叔父,錢偉長曲線運動跑去找顧頡剛,他知道叔父很聽顧伯伯的話。 \n 史學教授顧頡剛聽了這位青年的想法,滿口贊成:「我們國家站不起來受人欺負,就因為科學落後。青年人有志於科學,我們應該支持。」得了顧伯伯的意見,叔父錢穆不再反對。(待續)

  • 林為洲:國史館閱覽新制影響學者研究 應思考調整

    國史館今年8月1日公布新的「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引發爭議,此舉使國內、外研究者由隨時到館查詢,更改為「審查預約制」,時間最長甚至可達月餘。國民黨立委林為洲今表示,新制上路後造成學者研究延宕,希望國史館聽到學界聲音,重新思考調整新的應用要點。 \n \n林為洲今舉行公聽會指出,他就讀台大歷史研究所,深知台灣擁有豐富的兩岸近代史學資源,需要研究兩岸近代史學的各國專家學者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灣,而閱覽新制上路後造成學者對近代史學的研究延宕。 \n \n林為洲說,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9條規定,許多檔案都應該自動解密了,竟然還有民國30幾年的檔案被列為機密,這樣措施實有疑慮,國史館是近代史學研究的瑰寶,不應該因為制度面的不完善,進而影響學者專家的研究。

  • 美儒學先驅 97高齡狄百瑞獲唐獎肯定

    美國儒學開創性代表人物、高齡97歲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百瑞畢生致力史學研究,引領東、西方學術潮流,搭起儒家與當代世界的橋樑,榮獲第二屆唐獎漢學獎。 \n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迄今獲獎無數,2014年剛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在白宮接受美國總統歐巴馬接見,表彰其對人文學術研究的傑出貢獻。 \n 他認為,受到國家級的唐獎肯定,是對他個人的「至高榮譽」,重要性等同國家人文獎章,也是對哥大以及與他共同協力研究的學者們,努力推動研究亞洲傳統漢學、史學的高度肯定。「如果說他對漢學有什麼貢獻,可能就是把儒家及宋明理學介紹給美國,讓美國瞭解亞洲史學及文化的重要性」。 \n 狄百瑞同時深信其學術工作的重要部分,是「讓亞洲價值及其傳統自己發聲」,使全球瞭解,同時協助將亞洲古典文化融入哥大學程。 \n 他期盼這次獲獎,能鼓舞其他高等學府也能引進或發展類似哥大的漢學研究課程。 \n 高齡97歲、已從哥大退休多年的狄百瑞,是美國中國儒家思想史研究巨擘。1953年獲哥大博士學位後,就留校教授中國思想,並從事儒家研究,著作等身,迄今撰寫或編輯專書達30本以上,堪稱美儒學開創性代表人物,對全球儒學研究貢獻卓著。 \n 狄百瑞開玩笑說,自己退而不休,從來沒有真正退休,只是「半退休」。 \n 他幾乎天天都到哥大東亞系Kent Hall大樓5樓專屬研究室,維持閱讀習慣,同時熱愛教學,協助學生做研究;2013年,他甚至還推出「偉大文明的對話」(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a World Community)一書,顯見其對學術的尊重與熱情。 \n 畢生研究中國儒家史學,尤其專注宋明理學的研究,並對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研究頗深,晚近從狄百瑞的著作更可看出他對人類文明前景的關注。 \n 他專注中西文明的比較和互補,2004年出版的「高貴與文明」( Nobility and Civility :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強調僅以西方觀點看待或引導世界文明走向,已不符多元文化主義流行的今日。 \n 提到中西文化差異,狄百瑞相信儘管背景不同,彼此絕對有「共通性」或相同的價值。他早在1990年出版的「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中,就試著在儒家人格修養和西方個人主義間找到彼此可以共通之處。 \n 他也引述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史學泰斗余英時教授的主張,余英時曾力倡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以其獨特性不應套用西方文化模式,但也提及漢學應避免陷入「大中國主義」(Sinocentrism)的危險,強調東西融合的重要性。 \n 狄百瑞鼓勵後輩除了瞭解自身文化背景外,還要研讀世界其他文化與史學精典,發展深度對話,進而透過不同文化的獨特性,學習跨越與共享文化價值,這將是未來公民社會的主要基礎。 \n 狄百瑞相信亞洲有各自源遠流長的獨立傳統,不會走上西方希望的道路。除了儒家和印度傳統具有的活力外,也抱持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主義,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溝通、對話,努力在異中求同,才能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解決世界上各種危機。1050620 \n

  • 大陸史學天才少年林嘉文跳樓自殺

    大陸史學天才少年林嘉文跳樓自殺

    在大陸被稱為「史學研究天才少年」的西安中學高三學生林嘉文,於2月23日晚,因憂鬱症在家中跳樓自殺。在被曝光的遺書中寫道:越發不明白自己這麼拼是為甚麼。 \n 據悉,林嘉文出生於1998年,目前是陝西西安中學的高三學生,本來將於今年9月前往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本科。最終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嘉文選擇自殺,目前尚不清楚。 \n 他生前曾經出版過兩本史學專著,分別是《當道家統治中國 : 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2014年)與《憂樂為天下:范仲淹與慶歷新政》(2016年),史學界為此驚為天人。 \n \n★中時新聞網關心您: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n自殺諮詢專線:0800-788995(24小時) \n生命線:1995 \n張老師專線:1980 \n

  • 兩岸學生漠視歷史 難學以致用

    兩岸學生漠視歷史 難學以致用

     上海復旦大學日前舉辦「博雅盃」大賽,鼓勵參賽的考生提交歷史小論文,但絕大多數無法完成,清一色撰寫的是八股作文;台灣的狀況亦同,就算是歷史系學生,4年下來,往往只學會寫報告與整理文獻,難以應用於職場。歷史學習不獲大學生重視,可謂兩岸皆然! \n 上海復旦的「博雅盃」人文知識大賽,由中文、歷史與哲學三系共同主辦,為該校自主招生條件之一。據該校教授觀察,考生提交的文章呈現同質化,幾乎都是文學類的作文,歷史習作題少之又少。 \n 上海一名歷史系教授指出,大陸的高中生熱衷參加作文比賽,不重視歷史,認為該科只是應試科目,加上中學沒有培養歷史寫作能力,學生自然不會耗費太多精力。 \n 就讀上海復旦的張姓大一生指出,中學師生看歷史,目光都侷限於高考(大陸的大學聯考)題綱,認為史學就是背誦與記憶,「學歷史可以做甚麼?」多數學生也沒興趣知道。 \n 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的曾冠傑,目前從事口述歷史工作,雖為少數能將所學與就業對應的歷史系畢業生,卻也坦言,史學知識難以應用於一般工作,在學期間必須自動去修輔系、雙主修,建立第二專長。 \n 另一名某台灣國立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則認為,歷史並非實用的學問,而台灣的歷史教育目標又為培養學術人才,4年下來,只學會寫報告與整理古典文獻,若從事的工作非屬教職、學術研究,所學無法應用於職場,工作難找,甚至有同學只能在大賣場當收銀員。

  • 旺報觀點-百年噍吧哖 靠史學教育重生

     被遺忘的抗日記憶如何被喚醒?國史館主秘陳立文就表示,台灣對於歷史教育本來就不是太重視,歷史教育著重在1949年政府遷台後的建設與政策,比較少會去談到台灣抗日史,加上教育漸漸走向西化,讓年輕人對抗日的記憶越來越模糊,被遺忘的台灣抗日記憶在下一輩身上展露無遺,原因之一就是台灣抗日史料不夠開放。 \n 台灣一部分人親美,一部分人想去中國化,反映在歷史教育上,以噍吧哖事件來看, 從1915到2015一百年間,修訂編述台灣史的專家學者們,從來沒有給噍吧哖事件一個完整的面貌。 \n 百年來,噍吧哖事件很少被提及,像是在刻意地漠視它。下一代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無法從教育環境去灌輸下一代史實,下一代長大後,對這些史實只會越來越不清楚。就算國史館或學術單位有心辦了許多活動,下一代會有興趣參與的人也有限。 \n 台灣教育要求速成,彰顯在歷史教育上,不僅教科書很少談起、媒體也很少報導,許多孩子接受歷史教育都是為了應付考試,尤其是較少提到的台灣抗日史,考完就忘了。 \n 從目前情況來看,如何喚起被遺忘的台灣抗日記憶,首先要從史學教育下手。

  • 國際史學盛會首次走進亞洲國家

    國際史學盛會首次走進亞洲國家

    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23日在濟南開幕,來自90個國家的2600多名歷史學家參會,這是國際史學盛會首次走進亞洲國家。 \n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是當今世界最重要和規模最大的歷史學會議,是全球史學家的學術共同體。這屆大會由國際歷史學會主辦,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共同承辦,主要議題有「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歷史化的情緒」、「數碼技術在史學中的運用」等。大會還安排了特別議題、聯合議題、圓桌會議、青年學者壁報展示等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共計170多場。國際歷史學會主席瑪麗亞塔•希耶塔拉表示,在中國召開的本屆歷史科學大會,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n大會肇始於法國外交史學會1898年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國際歷史學大會,自1900年巴黎「國際比較史學大會」開始,成為獨立發展的學術組織。由於它在促進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相互理解方面的努力,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也有「史學奧林匹克」的盛譽。 \n此次濟南大會,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首次在亞洲舉辦,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歷史:我們共同的過去和未來」。會議將一直持續到29日。

  • 台灣史學者張炎憲病逝 享年67歲

    台灣史學者張炎憲病逝 享年67歲

     曾任國史館館長的台灣社社長、台灣史學者張炎憲(見圖,本報資料照片),上個月赴美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時,身體突然不適昏倒,經送醫診斷後證實為急性心肌梗塞,於昨日美國費城當地時間凌晨5點50分病逝,享年67歲。 \n 張炎憲9月26日在美國費城附近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尋找228事件的美國文件紀錄時,突然感到身體不適昏倒,友人立刻將他送醫,經診斷後確定是心肌梗塞,雖緊急手術治療並裝上葉克膜,但病情尚未穩定,昨天傳出噩耗。 \n 張炎憲為知名台灣史研究者,出生於1947年228事件那一年的他,是嘉義縣中埔鄉人,從台大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後,赴日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1984年回台後,開始任職於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並擔任輔大、東吳、清大、中央等校教職。 \n 2000年至2008年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張炎憲擔任我國史館館長,近年他不斷投入與228事件、白色恐怖與台灣獨立相關的口述史採訪紀錄。 \n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昨晚聞訊後,對張炎憲辭世深表哀悼,她代表民進黨感念張對台灣史研究的無私付出與巨大貢獻,民進黨中央將全力協助家屬辦理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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