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以下是含有官僚化的搜尋結果,共16

  • 電動機車 台灣重返光榮之鑰

    電動機車 台灣重返光榮之鑰

     新冠疫情對各行各業都產生史無前例的衝擊,疫情後的經濟發展趨勢會出現「五去」的趨勢,包括去全球化、去實體化、去官僚化、去弱留強、去汙減碳,其中「去汙減碳」將加速全球運具電動化的發展腳步。台灣最好的方式是,努力推動電動機車的發展。

  • 為愛與正義發聲

    為愛與正義發聲

     一場危機四伏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本來應是社會激發大愛的契機,然而,非理性的官僚和民粹意識的無端翻攪,卻更加挑動兩岸仇恨的情緒。 \n 日前台大人類系系主任林開世教授發給系上陸生的信件,敲響了知識分子敢於挑戰權力和世俗的清音。當社會發生重大危機,大眾會感到不安、焦慮,甚至對生命的意義和人性的價值產生懷疑。當代歷史學家金耀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和時代的眼睛和代言人。」林開世在信中寫的「不要孤獨地承受惡意與仇恨,這都不是我們該受的。」作為社會的眼晴,他看到的當前疫情在兩岸引發的現象,豈不是眼中只有利害的官僚也該看到的? \n 面對社會失序的關鍵時刻,知識分子必要的良知和行動是什麼?美國學者愛德華‧賽德說:「一是勇於用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精神,一是敢於為普世價值的愛和正義發聲的作為。」林開世指出,「疫病破壞的不只是生命,也包含靈魂。陸生在台大是安全並受大家喜愛珍惜的,未能順利入境的陸生不是被排除的危險他者,而是受困於遠方的我們的學生」。他的發言豈不值得一味販賣恐懼的民粹側耳傾聽? \n 人生最虛偽的莫過於集體的沉默,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被部分網民歧視的陸配,被拒於國門之外的陸配之子,或是被認為可能帶病毒返台的湖北台商,此次都得不到社會太多的聲援,令人感慨我們的社會價值是進步的嗎? \n 相較於當前許多反中、抗中、無法跨越海峽的隧通思維,林開世向陸生的溫情喊話,「希望你們明白,不可孤獨地沐浴於恐慌與惡意之中,而應與駐留於校內的我們一起苦惱與思索。你們只有一個身分,不是任何共同體的號碼或註記,而是本系培養中的人類學家。」他視陸生不是防疫的個案,而是「完整」的學生,無疑是位知議分子人道價值的實踐者。 \n 正當官僚和民粹面對肺炎疫情有愈來愈情緒化的表現時,希望代表社會良心的大學及老師們,依然能本諸同理心、同情心、慈悲心,合乎法理情地對待陸生。 \n 南台科大副校長張鴻德代表陸生聯招會表示,今年確定會繼續招收陸生,相關資料都已提供給大陸對口單位,預計2月底前會有答案。期待兩岸的教育交流能不被疫情打斷,更多的大學教授勇於發揚知識分子智、仁、勇的道德勇氣,不躲在學術的高牆裡自求多福,也不譁眾取寵,隨民粹起舞,敢於站在權力的對面發言,承擔起讓兩岸的愛和善在疫情的危難中滋長的責任。(作者為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 酒桌上處理事情 陸學生會官僚化

    酒桌上處理事情 陸學生會官僚化

     從社團到學生會,大陸大學生永遠脫離不了,但越來越多學生發現,這些原本單純的學校組織聚餐,官僚風也越來越濃,如果不去就可能被扣上「不給面子」、「不團結」的帽子,甚至會被排斥。 \n 「到了大學學生會這個小社會才知道,很多應酬是你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長安大學大二學生李佩錦說,學生會聚會,部長叫你去,不去不給部長面子,去了就要喝酒,敬來敬去;而且這次不去部長下次就不會再叫你了,如此又不利於自己以後在學生會的工作,所以每次還是硬著頭皮去。 \n 讓人驚訝的是,學生會的「官僚化」不僅體現在吃飯應酬上,還體現在內部機構設置及運作上。「如果不參加,學生會和社團裡的幹部,永遠沒你的分。」林姓學生抱怨,只因為你參加的聚會不夠多,其他人可以靠著聚會拉關係,因為「很多事都是在酒桌或唱歌時就決定的。」 \n 漸多的學生了解到學校就是小小社會,就算花錢太心疼,也得硬著頭皮參加。「我從普通幹事到部長,從酒桌上的座位安排,到下屬們給主席部長敬酒,酒桌上什麼時候該敬酒,什麼時候該碰酒,都要察言觀色。」西安財經學院大三學生葛志明表示,聚餐讓他在學校「辦事更容易」。 \n \n★中時新聞網關心您:喝酒過量,有礙健康!

  • 短  評-又見官僚殺人

    短 評-又見官僚殺人

     撐了一個禮拜,高雄市長陳菊終於道歉認錯,坦承市府橫向聯繫「出了嚴重的錯誤」,因為公文白紙黑字,市府早在101年高捷輕軌會勘,就已知榮化管線。當市府早發現問題管線卻不作為,最後釀成氣爆悲劇,這是典型的官僚殺人,豈能一句道歉了事? \n 當救災告一段落,高雄氣爆事件逐漸進入重建階段,各項事證逐一被公布,真相也慢慢拼湊出來。榮化若是罪魁禍首,高雄市府誤判局勢,一開始誤把丙烯當成瓦斯外洩,危機處理狀況連連,還有管線管理不當,成了幫兇。 \n 台灣歷年發生不少災害,人禍居多,除涉及巨額賠償,事後也要追究政府與廠商的刑事或政治責任。1995年的台中衛爾康大火造成64人喪命,主要原因是餐廳違反都市計畫法、營利事業登記法、建築法、消防法等部分,政府督導不周,包括當時的台中市工務局長、建管課長都被依瀆職罪的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起訴,這是官僚殺人的刑事責任。 \n 當時在民怨沸騰下,民選的台中市長林柏榕還被執政黨下令調離現職,事後又被監察院彈劾而停職半年,誰說民選市長就有護身符,得以免除刑事或政治責任的追究? \n 正因為高雄氣爆是一起人禍,事後也涉及賠償,榮化與高雄市府都難逃責任。就如同衛爾康大火,當年不只是餐廳賠償,罹難家屬要求國家賠償,台中市政府最後也賠償每位罹難者新台幣一百萬元。 \n 官僚殺人事件,從衛爾康事件過後近20年,居然又重演一次,政府還是扮演劊子手,這叫人民情何以堪?

  • 中國已無普惠式改革

     中國大陸候任總理李克強十八大閉幕6天後,發表自己在今年3月全面執政的第一份施政演說強調,改革還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中國即將走馬上任的新政府班子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更加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有利益。 \n 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n 李的演說無疑切中中國發展問題的要害,與習近平的講話一樣值得稱許,但難的是真正能做到,因為中國已無人人受益、普惠式且一致認可的改革。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改革儘管在國內已成多數共識,但受到權貴利益集團的反對。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裡,不僅面臨的是權力博弈,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甚至不惜刺刀見紅的時代! \n 存量利益的優化同樣是在既得利益身上割肉。存量利益的優化是財富的再分配,而胡溫政府僅考慮以增量予以分配調整的收入分配改革,從2004年一直醞釀現在,始終只聞樓板響,未見人下樓。如果李克強按照相當一批專家的推動國企與銀行改革,沒有確立有效監督的體制情況下,無異於再次掀起一場更大範圍的資本與權力狂歡的盛宴。強推揠苗助長式的城鎮化,也只會激起經濟更大的泡沫,中國的社會危機加速到來。想在增量上做文章並非想像的那麼容易,而在於經濟結構上的調整和庶民經濟的發展。 \n 權力沒有有效監督,民眾權利沒有得到有效保障,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這些都是社會的共識。問題在於13億中國人如何達到幸福的彼岸?習、李能不能、敢不敢對失控、濫用的權力和既得利益開刀,還是繼續其前任的讓權力和既得利益最大化的維穩政策?這些考驗關乎中國未來。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應仿效新加坡或香港,直接領導和建立一個廉政與整風機構,習近平要做中國的第一責任人、最大的保民官。 \n 李克強首要改革的是政府本身。政府本身早已是效能極低、不斷製造矛盾且消滅一切發展與改革成果的吞金巨獸。爭取監察部從紀委獨立出來應是李的迫切要求,否則中央政府任何政令無法有效推行;其次,應該力促財政陽光化,加大審計力度,嚴查各級政府無效投資與浪費,把發展弄來的錢用到刀刃上;必須實施最穩健貨幣政策,把房價與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否則中國未來十年可持續增長將成問題。 \n 改革對全世界有利 \n 中紀委是中國幹部人數最多的部委之一,也是最官僚化、效率最差與最脫離群眾的部委。若副省部級以上要常委會授權才能查,可以不可以加大查處廳以下官員的力度?王岐山最需要做的是解決中紀委內部權力過於集中的局面,下放內部權力,讓紀委每一個幹部、每天都能獨立、負責地辦案,並建立強大的內控機制,監督他們自身的效率與違規違紀。 \n 與此相配套,中組部要在全國建立起延伸基層鄉鎮黨政一把手考勤聯網資訊平台。地方官員包括一把手真正做實事、解決問題的少之又少,多是假大空的握手、開會與作報告。主要幹部的考核要日常化,從基層到部委每個掌權的領導每天做的事都可能面臨各級組織部門的抽查和群眾監督!弄虛作假者當然是立馬免職。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全國力量解決全中國的問題。 \n 因為沒有普惠式改革,政治與經濟改革不協調矛盾更加突出,權力與權利相衝突也更為激烈。避免中國這個全球經濟發展最矚目的優等生瞬間躍入失敗國家的深淵,這是對中國自身,東亞乃至世界最為有利且為最大的公約數。 \n (作者為大陸公共政策與國際戰略學者)

  • 我見我思-水泥治國

     莫拉克風災重創南台灣,也沖垮了當時的劉內閣。不過,政治人物是健忘的,風災過後,全台各地河川不斷水泥化,而屏東萬巒的五溝湧泉溼地,目前正面臨一場生態浩劫,始作俑者就是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官僚的腦袋就像水泥一樣,不顧一切將河川溼地水泥化。 \n 對台北都會區民眾而言,位於台灣尾的五溝水是陌生的;五溝村目前只有三百多人,多半是老人與小孩,他們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不過,近來怪手與卡車入侵有台灣「諾亞方舟」之稱的五溝湧泉溼地,要在綠帶上建水泥護岸,並在上游興建人工滯洪池,當地寧靜的生活已被打亂。 \n 本報與環宇廣播電台合作的〈新故鄉動員令〉節目中,屏東縣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朱玉璽痛批,「政府花大錢把天然滯洪池破壞,再花一筆錢挖一個人工滯洪池,這根本是惡搞!」 \n 工程已對五溝水的生態造成破壞,屬於台灣特有種的鰕虎最需乾淨水質,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面對外界質疑,地方官員竟說,「鰕虎會閃避,工程完工後會再回來。」這句話就像副總統吳敦義的名言「白海豚會轉彎」一樣經典,讓人啼笑皆非。 \n 故事源頭從莫拉克風災談起,三年多前這場風災摧毀了泰武部落,政府協助居民遷移至五溝水東北方的新赤農場,但該區原為洪氾區,縣政府於是規畫聯外排水工程。諷刺的是,莫拉克風災不就是人為過度開發,造成大地反撲,如今政府在洪氾區上蓋永久屋,破壞天然湧泉溼地,這不是重蹈覆轍嗎? \n 五溝溼地面臨的威脅,正是台灣河川的縮影。湳仔溪曾是新北市僅存的露天河流,為阻止政府在溪上建高架橋,多年前,兩位雞婆媽媽發動連署、上街遊行、向立委官員陳情,可惜最後徒勞無功,還被官員嗆說:「如果硬要保留這條河,乾脆回到三百年前的台北湖時代!」 \n 另一個例子是新竹的馬武督溪。知名作家朱天衣十多年來在關西過著隱居般的生活,不忍馬武督溪遭遇人為破壞,去年不惜槓上水保局,並上書馬英九總統,號召地方人士一起來保護好山好水。 \n 莫拉克風災迄今三年多來,不知換了多少內閣,但官員水泥化的治水思維依然不變;首長們一切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即使拚經濟無方,也無心兼顧環保與永續。眼見全台各地的河川逐步水泥化,美麗的溪流、湧泉溼地也不見了,如果這樣的水泥化治水思維不改,台灣終將變成水泥之島。

  • 台灣泛官僚體制病 系列之二-官僚病不治將拖垮台灣

     官僚體制,泛指任何金字塔結構的層級組織,命令自上而下,報告自下而上。若感覺這說法太抽象,不容易懂,不妨就把它想像成俗話所說的「家長式組織」,或「老闆說了算」的組織,上級就是家長,就是老闆。 \n 官僚體制乃是權力掛帥,當上級的權力一露面,下級的創造力就休假了。如果上級濫權或下級攬權,官僚體制就會紊亂,因此,為了維持正常運轉,官僚體制會很自然的傾向於「人治」。 \n 人治下的官僚體制是好還是壞,得看人的好壞。人有德,且能幹,官僚體制就能發揮好作用,人無德或平庸,官僚體制就只能產生壞作用。因此,官僚體制和高喊道德清廉,乃是一對分不開的難兄難弟。 \n 這現象發生在中國大陸不稀奇,那兒本來就是官僚體制的發祥地,現在還依賴集權在治理國家。稀奇的是,在已經號稱「民主化」、已經一人一票的台灣,民選政府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竟然還脆弱到需要經常喊道德?這顯示了,不論誰當政,台灣人民依然不相信台灣已經擺脫了傳統的官僚體制,且認為除非官員有德,否則政府不可信。 \n 認清台灣尚未洗淨的中國官僚體制業障,可能就是開啟台灣新動力的關鍵。 \n 但是,我們首先得看到官僚文化在台灣的普遍性及偽裝性。在一般的理解下,政府內的行政體系,才屬於官僚體系。然而,若把官僚視為一種文化現象,則凡是依賴級別結構而生存、依靠公款養育、享有終生保障、無需自謀生路的機構,都落入官僚體制的範疇。 \n 如果官僚文化僅僅存在軍公教,社會溝通倒還容易。在台灣,官僚體制還有強大的偽裝性,它以各種國營機構及轉投資事業、基金會、協會的形式蔓生,其中相當一部分連國有財產局都弄不清楚其明細。這些繁如星斗的官僚單位及其隱密性的天量資產,已經具有自我的生命邏輯,很多時候政府都拿它們沒轍,因為這些單位的運作,已經在民主化之後機巧的走私進入法制流程,以合法掩護、漂白官僚牟利。 \n 官僚體制具有自我滋生、公款養育、終生保障的特性;即使整體官僚都是道德的、清廉的、自覺的,小小台灣的有限資源,也已然經不起這許多顯性、隱性官僚單位的交煎。何況,近十年來的大小官僚弊案早已證明,在表面上的法規化掩護之下,官僚體系已經成為一個共犯文化的核心,經由官僚體制,民選政府內的要員、民意代表、地方市長縣長鎮長直至鄉長里長,結合成為一個心照不宣、誰不幸被人民抓到算誰倒楣的共犯結構。這個結構,或可稱為「官僚─政商綜合體」。 \n 官僚體制出現腐敗之後,它的整體內部福利會趨向增加,一直增加到大多數奉公守法的成員願意交出他們的發言權為止。 \n 官員希望位置會越爬越高,因為高位才能運用更高的分配權力;如是,體制內多數人「奉公守法的」享受他們的穩定福利,緘默不語,成為共犯結構中那沉默的一大部份。這大多數人有沒有違法? \n 沒有,因為他們所享受的一切依法。他們對社會有沒有貢獻?當然有,他們穩定了體制。 \n 但若有一天,台灣官僚體制的吸血功能大過其造血功能時,當體制僵化到無法應付世界經濟形勢、政治局勢時,體制內的沉默大多數亦無法辭其咎。因為造成這樣結果自己也有份。 \n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 官僚體制還沒國家化 這才是問題

     發生在台灣的「公務系統薪水福利」攻防戰陷入僵局,問題的背景其實簡單:台灣過去是一個一黨專政下「官僚體制」(泛指軍公教、國營)掛帥的分配體制,企業界也是在官僚體制的輔佐下壯大,因而官僚體制內人員在「飯碗秩序」(pecking order)或食物鏈中,有它的特定地位,普遍為社會接受。老百姓認為,只要你把我照顧得還可以,你拿多少不是我能過問的,你犧牲多少我也不關心。 \n 底層革命 鈔票選票 \n 照理說,在一人一票之後,人民應該自治,官僚體制應該轉化為公共行政的平台,政府應該國家化。但在台灣這些都沒有發生,有了選舉,政府被政黨化,官僚體系成為誰執政誰使用的政黨工具。直到今天,底層的價值觀依然是一種革命觀,誰革掉對方的命,誰就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工具由落後的子彈大刀,變成了先進的鈔票選票。 \n 人民的自治能力,不是取得政權者關心重點,下一場選舉的選票,才是重點。取得選票的最有效途徑還是通過鈔票,最簡捷的方法是讓選民覺得他們還是需要政權鈔票照顧的「老百姓」。因此,台灣的兩大黨都知道政府這玩意不能國家化,官僚體制不能公共化。 \n 所謂政黨輪替,不過是用選票搞革命的結果。革了對方命之後,誰當政都用「銀票換選票」,不知不覺就把台灣的老底掏空了。 \n 冰凍三尺非一日寒;台灣的財富分配其實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邁入零和(Zero-Sum)狀態,只是政權還有美妙的「財政工具」,也就是印鈔票舉債,自己給自己發一張大信用卡,現在這張信用卡快刷爆了,卡債可能還不出了,於是大家開始辯論。查帳結果,雖然大家多少都有過分之處,但是赫然發現有一方開支,月月有、年年有,只增不減,而且還有百貨公司及銀行的聯名背書保證,即使欠錢,貨也保證準時送到家。不但如此,開支方連配偶的終身保障,都寫進合約中,載明無論卡債將來如何堆積,本方權益不受影響。 \n 這筆開支,就是台灣泛官僚體制下的薪水福利獎金退休金。而為它背書的,就是將官僚體制「公器私用」的歷屆被選出來的政權。 \n 虎口取食 政黨不從 \n 如果台灣的公務體系已經是一個公共化、國家化、超越政黨的行政品台,那麼事情就好辦了。我們可以從學術理論、實務經驗等等角度來分析討論它的報酬水準究竟合不合理。 \n 然而,如前所述,台灣的公務體系的本質還是一個政黨政治下的泛官僚體制,這就代志大條了。如何去和一個個滿腦子選票革命的政黨討論它應該如何自宮其基本選票工具?虎口取食,可能嗎? \n 台灣輿論界當下把「公務系統薪水福利」話題以及其他無數的相關話題,當作一個「政策問題」或馬英九政府是否無能的議題來討論攻訐,這其實是完全錯了方向,誤把影子當作本尊來攻擊。這些一連串的問題,都是體制的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會不斷得深化體制的病屙。 \n 馬英九政府,如果要談歷史罪業,就是他在難逢的完全執政的條件下,沒有進行政府國家化的改革。如果要批評他個人,重點不在領導能力夠不夠,而在他的見識及價值層次高度不足。即使個人能力及氣魄不夠,只要氣度及自信心夠,董事長還是可以找到能力及氣魄足夠的經營團隊來做顛覆性的改革。但若董事長自我降格為總經理,還依賴下屬的掌聲過日子,這就是見識及心理的問題了。 \n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 愛思想-大陸官僚社會的憲政轉型

    愛思想-大陸官僚社會的憲政轉型

     評論解讀憲政觀念在1990年代再度成為大陸改革話語熱詞後,憲政轉型也成學界相應的熱議對象。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撰文指,大陸憲政要轉型,須先充分認識中國官僚社會的源流與現實。 \n 無論東西方歷史,任何一國的憲政轉型都與其轉型前的社會密切相關,有些國家的憲政轉型成功率甚至完全取決於此前社會的狀況。在憲政轉型的前夜,中國具有什麼樣的特殊國情? \n 官僚組織更加龐大 \n 金觀濤、劉青峰兩先生曾對195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有過一個精彩的政治社會學概括:共產黨的官僚機構比國民黨大10倍,比傳統一體化結構大100倍。……到80年代初中國擁有4000萬黨員、2500萬國家幹部,這是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官僚機構龐然大物。隨著國家官僚網達到社會底層,近代以來不斷萎縮的民間社會終於消失,50年代中國社會組織達到徹底的官僚化。 \n 金、劉所指出的官僚組織的規模,現已達至更高的水平。程度極高的官僚社會依然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特性。這一官僚社會固然是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建立與發展出來的,但它有著更為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或者說,當代中國之所以會產生龐大的官僚社會,首先是因為有悠遠的官僚政治歷史傳統。 \n 無論古今,中國官僚政治的基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前者解決錢袋問題,後者解決腦袋問題。古代的王是家族,現代的王是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群體,目前是中共。中國官僚政治的兩大支柱,一是土地權有制,古代是王權或皇權家產制下的權有制,當代則是打著公有制旗號的黨產下的權有制;二是權力本位下的等級制。掌控了土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官僚集團就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權力本位的等級制觀念則是服務於此的意識形態。在權力不受限制的地方,絕對不存在公有制,只有權有制。因一切涉「公」利益,都需要委託一批人代為管理,管理權如果無法置於公共所有人的最低限監控中,就必然導致腐敗,因為管理者不會認為自己貪賄的利益是屬於任何人的。 \n 中國官僚政治的悠久傳統與極權主義有著天然的親緣關係,因為它們都是以官僚機構為其核心的運行樞紐。官僚集團在國人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人類生活最重要領域的決定性壟斷地位,沒有過任何根本性鬆動,甚至連鬆動的端倪也沒有出現過。 \n 憲政轉型過程艱難 \n 清末以降170年,中國人沒有一代人是未經動亂度過一生的,不是外侮,便是內亂,這樣的苦難既是古代官僚政治的遺產,也是現代官僚政治發展到官僚社會的現實結果。要結束這樣的惡性循環,要結束官僚集團統治人民的格局,改為使之服務人民,需要艱苦卓絕的努力。 \n 土壤不同,即使耕種的植物相同,也可能種植的結果不同。普世價值的異域移植過程中,既要防止以土壤差異為由拒絕普世價值,又要防止對任何別國的制度設計生搬硬套,而目標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 \n 官僚社會的憲政轉型,以走向公民社會,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很容易被暫時的一時一地得失而盲目樂觀,或盲目沮喪。中國正在走向何方?中國能夠走向何方?還要走多久?走的道路對不對?如果走錯會有多大的代價?這些都是長期的疑問,答案在所有人的思考和行動之中。

  • 投書-北大也要去官僚化

     網友在微博透露,北大官網公布校領導機構設置中有11位校長助理、5位副校長等共計27人,引發一陣聲討,稱「北大淪陷」,並評價說:「你們讓胡適、蔡元培、嚴復,這些老領導汗顏啊!」學者稱,高校行政化日趨激烈,去官僚化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n 北大在所有高校中是顯得「大」,但再大,管轄的範圍都不可能有部級大,北大配備11名校長助理,加上其他領導27位,分工平均下來,即使再細,每個領導能分到幾項?那有那麼多事幹?此種助理不是一般的助理,而是特殊助理,上了如此等級的官員,就得有獨立的辦公室,有專門的公車接送,還得有專門為其服務的清潔工,祕書等等,如果開會,這27名領導同時坐在主席台,座位也得擺上好幾排。 \n 北大為何設立11位校長助理?實在說不出更合適的理由,只能說想從政的人需求量太多,實在安排不過來,只能以助理的方式適當滿足。按照常規,高校的教授學者受人尊敬,待遇收入也不低,為何好端端的喜歡謀個官做? \n 筆者認為,官的能量比做學問更大,有官就有權,隨之而來,待遇上檔次,職稱可以從低變高,經費可以優先撥付,比做學問更有優勢,學者加上官銜,如虎添翼。 \n 如今的高校級別高至副部,大都為廳級,最少也是副廳,級別高,不同台階的官職就多,用坊間的話來形容「廳級幹部一走廊,處級幹部一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 \n 大學官員多,隨之而來抄襲之風「拿來主義」就會蔓延,久而久之,官氣太重,就將偏離建「一流學校」的宗旨,大師級人才就難以出現。 \n 高校去「行政化」已經議論多年,可是「早在幾年前,中國的高校領導機構人數僅為13至14人」,如今光校長助理就達到11人,此種「行政化」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擴大,值得深思檢討。

  • 企管高手-馮達磊的大量個別化

    企管高手-馮達磊的大量個別化

     全世界最大鏡片公司法商依視路(Essilor)董事長馮達磊(Xavier Fontanet)可以說是「大量個別化(mass personalization)」此一新興趨勢的專家。「大量個別化」的概念是,以甚至比眾所皆知的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更為微妙的方式,來為消費者量身訂做產品。此舉讓依視路可在製程中創造經濟規模,同時又讓鏡片符合個別顧客的生理機能所需。 \n 依視路1959年發明近視遠視均適宜的漸進式鏡片,宛如是為個人量身訂做獨一無二鏡片,不同於標準鏡片依據個人處方來選配,許多人須共享同樣鏡片設計。不過相對地,依視路的個人化鏡片也貴許多。 \n 現年63歲的馮達磊認為,企業應將官僚習氣極小化,而且風氣應盡可能開放,他不久前出版了1本談論這些觀念的管理書籍。馮達磊表示,他是個經理人,而非天才,因此一向努力遵循好好待人及營造好氣氛等個人原則。為此,未來在他揮別依視路之後,還有許多事想做,尤其是針對20幾歲年輕人寫1本有關管理策略的書。 \n 依視路去年營收39億歐元,員工4.3萬人,一向是股市明星,過去20年其股價漲幅是巴黎證商公會40種指數(CAC 40)10倍。 \n 青少年時期的馮達磊在父母安排下先後進到兩所頂尖的天主教耶穌會學校就讀,他表示,自己因此學到三件事:聆聽技巧、團隊合作的能力,以及領導者的職責也是一種服事社群的形式。 \n 馮達磊進入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工作前的面試是由該公司創辦人亨德森(Bruce Henderson)擔任主考官,這位管理專家曾賣過聖經,他以將經驗曲線此一理論轉化為管理工具而聞名於世。 \n 馮達磊趁機向亨德森表示,經驗曲線不若他想的那樣實用。因而當場惹毛了亨德森。不過,馮達磊接下來的說明必定讓老闆印象深刻,因為他最後獲得這份工作。 \n 馮達磊在BCG工作7年,主要是輔導歐洲大型企業,之後,他先後成為其中兩家客戶的員工,分屬造船業和餐飲業,20年前再到依視路服務,當時,大量個人化即已進入發展階段,而他的角色是使其與公司策略更加契合,成為根深柢固的一部分。 \n 現在看來是有不錯效果。馮達磊表示,依視路去年共生產320公尺長的鏡片(約占全球產量的25%),當中約100公尺是藉由須經1套複雜程序的個人化技術所製造出來。 \n 他解釋說,依視路為生產個人化鏡片,運用100個各自獨力卻又息息相關的生產及服務步驟,而依視路的強項之一就是能盡快從配鏡師那裡取得訂單,某些在幾年前須花10分鐘才能完成的程序,公司同仁現在能於30秒內完成。 \n 馮達磊提醒,不是所有行業都適用大量個人化,比如生產化妝品和時尚配件就不適合,因為民眾通常希望同一產品系列的商品要長得一模一樣,一般人若買到同型號卻長得和別人買的不一樣的古馳皮包應該會抓狂吧,但這卻可以運用於餐飲業和成衣業,一旦製程具備經濟性,個人化商品的好處就會很明顯。 \n 因此,馮達磊認為大量個人化的概念可更進一步發展。他指出,醫療業對於針對不同身體的生理機能進行藥品個人化很感興趣,而這樣讓產品確實符合民眾需要的觀念有可能在今後幾年蔚為風潮。馮達磊定於明年初辭去依視路董事長職位。

  • 兩岸史話-百年風雨

     假如沒有黨內整肅的失手,毛澤東何來對胡適、胡風那麼大的火氣? \n 高崗不過是毛澤東最先操起的一把刀。這把刀的鋒芒所向,是毛澤東最忌憚的黨內官僚集團實力人物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使用這把刀的意圖,是要粉碎黨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與當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韋昌輝滅掉東王楊秀清,如出一轍。區別在於,高崗這把刀不夠鋒利,根本不具備滅殺劉、周的本事。作為對高崗挑戰的反彈,權力最高層迅速集結起劉少奇、周恩來,乃至鄧小平、陳雲的統一戰線。 \n 毛澤東一看事情起了變化,馬上棄高自保,反手將高崗打成反黨罪魁禍首。既然韋昌輝滅不掉楊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楊秀清一邊,反過來滅掉韋昌輝。這可能是毛澤東遠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高崗以為自己看見了龍首,一轉眼,變成了龍尾。龍尾一甩,高崗見棄。至於高崗的自殺,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後的忠誠。 \n 棄車保帥反敗為勝 \n 遙想當年,青年毛澤東曾經聲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誰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澤東恰好使用洪、楊內訌的招數,整肅黨內同僚。毛澤東這一招棄車保帥式的反敗為勝,讓勝出的劉、周諸人看在眼裡,卻不寒而慄。他們不會看不出毛澤東的野心和毛澤東的意圖所在,但他們自忖在權變上遠不是毛澤東的對手。說變就變,靈動得讓他們連想都想不過來。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緊跟與附和,彷彿高崗反對的不是他們,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也樂得順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讓高崗做了冤大頭。 \n 毛澤東接下去馬上轉身展開思想戰線的鬥爭,又是批判胡適唯心論,又是狠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這種從思想意識上繼續對前朝的清算裡,摻雜著拿他人出氣的憤懣。1954年高崗自殺,1955年猛批胡適,狠打胡風。倘若高崗是冤大頭,胡適、胡風難道不是冤大頭?假如沒有黨內整肅的失手,毛澤東何來對胡適、胡風那麼大的火氣?尤其是那篇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彙編的按語,寫得殺氣騰騰,連明火執仗之類的狠話都用上了。不過文弱書生,犯得著麼? \n 劉文典當面頂撞蔣介石,也沒落到胡風那樣的悲慘境地。毛澤東在黨外大打出手,是為了掩飾在黨內見首見尾的尷尬。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收拾了胡風之後,不動聲色地又把矛頭指向黨內的官僚集團。 \n 扮演明君實為搧動 \n 1956年的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掀起整個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可謂是毛澤東的捲土重來。按理說,那年的國際背景,有個匈牙利事件,把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嚇得不輕,共產黨理當收緊輿論才是。但毛澤東卻先是在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6年4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擴大會議上講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1957年2月),指責共產黨諸如壓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退社之類人民鬧事的做法,藉此提出「大鳴大放」,號召黨外民主黨派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在扮演開明君主。從實質上說,毛澤東在煽動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鬧事。 \n 從權爭上說,毛澤東企圖借助黨外的力量,打擊黨內官僚集團,以報復他們在黨的八大上矮化毛澤東的大獲全勝。由於毛澤東掌握了共產黨的話語權,由於毛澤東占據了黨內話語的絕對優勢,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周恩來,面對毛澤東的這些講話,說不出有分量的像模像樣的反對意見。毛澤東的講話聽上去與其像是在自說自話,不如像是代表了全體共產黨的發言。黨內的高層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澤東到底想要幹什麼,但他們苦於缺乏話語能力,只能假裝糊塗。再說,他們已經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計較毛澤東的借題發揮。 \n 但高等學府裡的一些聰明學生,卻有點聽明白了。大學生們懷著後來紅衛兵之於毛澤東的那種忠誠,以向黨提意見的方式,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發難。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晝夜不息。毛澤東更是推波助瀾,將此變成共產黨開門整風。於是,各級黨組織鼓勵大家踴躍提意見。全國上下,向黨提意見,竟成政治時尚。彷彿不向黨提意見顯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勢發展。 \n 誰也沒想到,1956年的雙百方針,到了1957年會發展出一個鳴放時代。這是毛澤東發現洪秀全方式失靈之後,找到的打擊黨內官僚集團的新手段。 \n (待續)

  • 南方朔觀點-由南亞大火和認同經濟學說起

     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他們的生命與事業結合為一體,他們的創業僚屬也自然而然的榮辱與共。所有的人當然每天都上班下班,但他們所做的事卻遠遠多過上班下班不知多少倍,他們像家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持警覺和警戒。有這種精神的國家和企業,等於是個生命狀態良好的有機體,它不太會出意外,縱使發生不可抗力的事故,其傷害也會自動的被調控到最低點。 \n 但時間久了,開創者及第一代僚屬相繼走入歷史,這時情況也跟著改變: \n 一、無論國家或企業,它當然還是有老大老二之流的分官設職,但這些人所佔的就只是個「位子」而已,沒有任何比「位子」更多的意義。 \n 二、它們在整個體制上,愈來愈「官僚層級化」和「例行化」,認為只要每個人好好上班,一切就沒問題。事實上,人們都知道體制裡有太多超過體制的事務,必須靠人的熱情與熱情認同產生的視野與警覺心來補充,當缺少了這些,它就等於是「平庸化」。 \n 最近,「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事故頻仍,先有雲林的六輕大火,接著又有南亞嘉義太保嘉二廠大火。工廠事故的頻傳,已顯示出「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已少了當年最寶貴的「認同」這個資產。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克諾夫(George A. Akerlof)及杜克大學教授瑞秋.克蘭登(Rachel E. Kranton)在新創的「認同經濟學」(Identity Economics)這個領域指出,認同雖是心理現象,但它同時也是足以左右公司成敗的規範,認同的效用其實是很大並關鍵的。 \n 由「後王永慶時代」台塑的平庸化,以及當今政治的平庸化,我就想到開放大師卡爾波帕(Karl Popper)的名言。他指出世上沒有永遠有效的制度,只有人們自身不息的警惕才是唯一的依靠;制度有如一座堡壘要塞,但把它建得很牢固並不一定有用,還得靠後人不斷的努力。而他所說的努力,其實就是由認同而產生的警覺與警戒。這包括制度的創新,以及規範的重建。 \n 而談到這個問題,就讓人想到美國的「警戒」(Vigilation)這個傳統。「警戒」這個字,它的起源乃是十八世紀的美國新邊疆各州,根據前代哈佛教授布朗(Richard M. Brown)所說: \n 一、美國的「警戒傳統」起源於十八世紀新邊疆各州,這些地區治安執法能力不足,於是盜匪盛行。各地的移民士紳為了保家保鄉,遂出錢出力自組諸如「民兵團」、「保鄉團」之類的半武力組織來與盜匪集團相抗衡。這種民間「自組織」的傳統一直延續,已成了美國社會的優良傳統。它在過去當然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如私利、武鬥等;但歷經好多代的演變,它已變成了一種以「認同」為動力的「社會自我防衛」機制。一九六○年代美國騷亂不已,這種組織遂以「巡夜團」面目出現;「九一一」時,紐約人心慌亂,也靠這種組織來動員善後及安定人心。因而,學者遂認為美國是世界少見的「警戒型國家」。 \n 二、學者也普遍認為,正是因為早期的「警戒」傳統,它對美國的「社會形成」也產生了主導作用,一個主要以關心公共利益的地方士紳階級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因而形成,而認同無疑的乃是主要動力。 \n 在此不嫌辭費的由政治及公司的開創者,再談到這些人物過世後所造成的平庸化及災害事故不斷,它顯露的乃是認同及因此產生自動警戒心的重要。一個公司當員工不認為自己是外人,他們就拚了命的不會讓公司做出有損公共利益的丟險之事;當一個政府官吏們有認同,他們不必別人講,就自動的會苦民所苦,並會做出幫老百姓的處境改善。認同是有心或沒有心的關鍵。今天的台灣無論政治或企業,都已開創型的人物老成凋謝,平庸當道,如何透過認同的重建而找回以前那種兢兢業業、警戒與警覺精神,或許正是政商各界的嚴肅課題!(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7大學去行政化

    原文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讓教育家辦學。(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n解析 \n兩會中不少代表指出大學「行政化」情況嚴重,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都認為「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但何謂大學「行政化」?簡單地講,就是大學校長普遍「官員化」。 \n校長官員化 大學官場化 \n台灣的國立大學校長,身分很單純,就是「學者」、「教育者」,雖然是公務員,但並沒有官銜;大陸的大學校長則有一套官職體系。例如過去四年制本科院校定為正廳級,校長官職等同於「廳長」。之後1998年大陸選出39所「985工程」頂尖大學,985大學的黨委書記、校長官職就等同於「副部長」。 \n也有的大學校長本身就是官員,「仕而優則學」,因此大學校長官職又變成區分學校等級的方式:例如校長是副總理、正部長、副廳長,則該校就成了「副總理級大學」、「正部長級大學」、「副廳長級大學」,依此類推。 \n大學校長「官員化」,風氣也帶進教授圈,大陸媒體指出,不少教授在學校辦學過程中,紛紛競爭副處長、正處長,讓大學「官場化」的問題更加嚴重。 \n無官職校長 枯坐冷板凳 \n沒有任何官職的大學校長往往慘遭奚落。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便以「教育去行政化的社會瓶頸」為題,指出大陸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在全國政協討論會上也說,自己因為沒有官銜,某次參加外地會議,座位被排到最後一個。 \n「沒有行政級別(官銜)的人,在一個行政級別(官場化)的社會中,變成了一個沒有人管的人!」朱清時很感慨。 \n兩會開幕前夕,大陸教育部公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畫綱要》徵求意見稿,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媒體專訪也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大學最好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讓教育家辦學。 \n制度不改 官僚風氣難除 \n不過大學校長「官員化」,或說大學「官場化」是一個制度問題,只要有這個制度,大學行政高層就會用官僚思維行事。此外,大學「官場化」與目前中國的幹部管理體制有密切聯系,大學的行政級別和幹部管理體制相對接,沒到正處級就不可能升到副廳級,沒到副廳級就不能升正廳級。行政級別附加了很多實質利益,對很多人有吸引力,很難根絕。 \n已有學者憂心指出,近年來大陸中央對教育的投入愈來愈大,但只是增強了大學裡的「官員」們權力,讓處於下位者更攀著「權力」往上爬。

  • 南方朔觀點-官僚們那種「被組織化的不負責任」

    狂牛病最早於英國被確認,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狂牛病與庫賈氏症的相關性被正式提出。而同一時間也是德國思想家烏爾瑞希.貝克(Ulrich Beck)的「全世界風險社會」理論提出的時候,這也使得有關狂牛病的討論,成了當代政治社會哲學裡一個具有教科書意義的課題。 \n貝克教授的「全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理論裡,有關狂牛病的討論極多,其中對台灣特別有警示意義的,乃是下列幾點: \n第一,狂牛病的爆發及它所造成的政治社會效應,已將傳統科技理性和技術官僚那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本質盡現無遺。所謂的專家官僚對「狂牛病──庫賈氏症相關性」這種新的不確定性完全無能為力,也不能在合乎邏輯的基礎上做出人們可以信任並放心的解釋。於是就只剩下官僚系統那種純屬轉移問題的表演,包括農業部長的女兒在電視機前猛吃漢堡,大官拚命宣稱人們的受害機率是如何如何的小,後來上任的首相布萊爾也上電視猛吃基因改造的食物等,所有這些作為,都是「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也是一種近乎欺騙的掩飾問題。於是就在官僚要人們放心的同時,人們的不信任遂轉移方向,造成英國及歐洲牛肉產業的崩潰,單單一九九六年英國畜牧業即損失達卅億英鎊。 \n第二,狂牛病的處理,暴露出了官僚們那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換句話來說,這等於是將狂牛病的風險丟給每個國民自己去承擔,在概念上這乃是「風險的個人化」。狂牛病會加速英國保守黨政府的下台,不是沒有原因的。狂牛病再加上其他問題,如地球暖化和氣候異變,以及變種病毒的禍害增加,已透露出人類由於對自然環境的擾亂加大,其實已出現了一種新的「地球政治學」。官方的說詞與人們的認知已開始出現巨大的裂痕,這也意謂著對這些具有一定科學內涵的此類問題,過去的那種技術官僚的獨斷風格已到了難以為續的時候。如何以透明、公開、另類思考,以及與民對話的方式開展出新的政治模式已愈來愈感迫切。 \n第三,它暴露出過去那種相信人定勝天,科技理性足以解決一切問題,至少也可透過機率計算和管控來搞定問題的「第一種現代性」的有時而盡;未來已需要一種自我挑戰,自我改變的「反省性的現代性」。由媒體在狂牛病、地球暖化等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已顯示出風險社會裡的信息分享及解釋已日益重要,人民的角色也跟著日益突出。在深層的意義上,這也是一種社會自我保護及社會爭取殘存權的顯露。 \n在此特別提出當代「全世界風險社會」理論裡與狂牛病有關的幾個要點,乃是要指出一個根本性的新趨勢,那就是自從工業及科技革命以來,它在發展的前提下已為人類開創出一條「現代性」的道路,包括深層技術官僚體系也都是這種現代性的一部分。但隨著人對自然征服的加大,人類對自然的干擾也增多,諸如氣候、病毒、健康、食物之類的問題已日益成為新的風險課題,它和過去人們說的車禍意外事故的機率有多大,船隻遇險的機率有多少等完全不同,現在所說的風險乃是指人類選擇所造成的後果裡所附帶的必然部分。 \n正因有著不確定性極大的這個部分,因而人在做選擇時,自然已需要有新的民主參與模式和新的責任意識,它和過去那種官僚體系獨佔的舊模式完全不同。如不能領會這一點,而仍企圖用舊模式處理新問題,那麼極可能的後果就是做不出對的事情來。英國處理狂牛病一塌糊塗,成了風險理論裡的重要負面教材。而今天台灣所出現弊病,如官僚體系那種「被組織化的不負責任」,「風險的個人化」,在科技管理上缺乏透明,其實都是外國失敗經驗的反芻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讀者投書-辦慈善事業不能成衙門

    「在中國行善其實很不容易!」這不是說中國人缺乏善心、不想幫助人,而是指在當前制度下「善門難開,善門難進」的尷尬。大陸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感嘆道:「我們應該反思,為什麼慈善機制落後於整個社會的慈善熱情?」 \n民眾善心遭制度扼殺 \n中國社科院首部《慈善發展藍皮書》指出,中國大陸的慈善機構尚處於初級階段,不僅數量十分有限,而且行政化色彩濃厚,遠沒有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沒有專門提供慈善服務的人和機構。中國大陸民眾的慈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殺了。 \n慈善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我們每個人都熱衷於參與。2005年31億元(人民幣,下同),2006年100億元、2007年309億元、2008年則超過千億大關。應該說,中國大陸的慈善事業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和巨大的救濟能力。 \n管理機制成重大瓶頸 \n但是,與美國相比,我們這點善款就是小巫見大巫了。2007年,美國的善款總額達到了3064億美元。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莫過於「官僚化」了。首先是主管部門和領導的「官僚化」,其次是慈善機構自身希望「官僚化」。民間組織找到「婆家」吃政府財政,就抹殺了慈善事業的社會屬性。 \n大陸的慈善事業現在還面臨慈善管理體制的瓶頸。目前民間組織管理採取雙重管理體制,既要有登記機關,還要找一個政府業務主管部門,而且基金會接收的每一筆捐款以及如何使用,都要向主管機關匯報。批准了才能執行。形成「收捐款容易,用捐款難!」 \n勿庸諱言,隨著大陸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展慈善事業已經具備了重要的經濟、物質、文化和社會基礎。但從總體上看,大陸的慈善事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的慈善意識、慈善規模、慈善組織、捐贈機制、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增強和完善。 \n去行政化以調動熱情 \n同時,慈善事業必須要走上法制化的軌道。首先,慈善事業的運行和管理要擺脫政府控制而完全由民間組織來進行,也就是要去政府化、去行政化;其次,慈善事業需要通過制定有關法律來進行規範;最後,慈善事業要克服分散的、各自為政的狀態,而走向系統化,以充分發揮現有慈善機構的救濟能力。 \n人皆有惻隱之心,中國從古至今不乏善人善舉。慈善事業不破「官僚化」思維,不走「法制化」軌道,就難以在更廣闊的範圍內有效調動全社會行善的激情與潛力,中國大陸的慈善事業也就難以快速成長。

回到頁首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