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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工商界的搜尋結果,共300

  • 工商社論》讓我工商界保留「兩岸通氣」管道

    工商社論》讓我工商界保留「兩岸通氣」管道

     在中美戰略衝突劇烈、兩岸關係緊繃形勢下,美國國務院次卿柯拉克稍早前率團訪台,意圖加強台美聯結、共同抵制中國大陸。其訪台期間的節目安排,包括會晤我方工商界人士,以尋求促進台美經貿之道;未料有王文淵、林伯豐兩位工商要人婉拒出面,一時引發眾議。其實這件事正好顯示,台灣工商界仍有一群「不願涉入中美衝突」的人士,且他們也會因此而比較能和陸方「說得上話」。為降低兩岸走向全面決裂風險,我方應寬容工商界如此地保留「兩岸通氣」管道;必要時會有用處的。

  • 大陸軍演不斷 台灣股市為何不動如山?工商界大老爆原因

    大陸軍演不斷 台灣股市為何不動如山?工商界大老爆原因

    大陸28日起在南海等地進行軍演,美中台三角關係,可說牽一髮動全身,不過工商界大老王應傑直指,台灣股市竟然不動如山,這是不正常的,只能解釋「狼來了」喊太久,台灣民眾太鎮定了。

  • 工商社論》期待台美經合協議能真正「接地氣」

    工商社論》期待台美經合協議能真正「接地氣」

     台灣和美國政經關係日益密切,雙方日前敲定展開高層次經貿對話,且彼此皆有談判簽署經貿合作協議之明確意向。這是我方對外經貿發展路線的重大變遷,肯定能助台灣經濟「走出去」。惟當前美方高度強調「美國優先」,對台讓利空間有限;雙方談判過程,必會讓我工商界想起兩岸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對台優惠。蔡政府能否借力使力、要求美方參照兩岸ECFA以給台方優惠,我工商界一定會等著看。

  • 工商界盼營所稅調降 財長:硬著頭皮想想

    財政部長蘇建榮表態願意「硬著頭皮想想」營所稅能否降至17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21日直言,不敢說盼政府咬牙降稅,但是財政規畫還是可以做的。

  • 工商界提紓困4.0 政院:持續因應

    工商界提紓困4.0 政院:持續因應

    三三會建議政府做好紓困4.0準備,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說,因疫情持續發展,政府也會持續各種經濟局勢做有效因應。

  • 是否再發消費券 蘇揆稱預算有限

    是否再發消費券 蘇揆稱預算有限

     工商界希望政府可以再發5千元消費券,行政院長蘇貞昌昨日受訪則表示,「喊數字比較簡單,但國家預算有限。」

  • 真正可使用僅865億 工商界喊嚴重不足!3.0救不了火 紓困應成新常態

    真正可使用僅865億 工商界喊嚴重不足!3.0救不了火 紓困應成新常態

     全球疫情延燒,經濟展望持續下修,政府推「紓困3.0」2100億元預算,原計畫近日送立院臨時會審議,現決定9月下會期開議再審;但工業總會指出,這部分預算未來真正拿來做「紓困3.0」的金額僅865億,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疫情,實在嚴重不足;商總強調,苦日子至少還要半年,呼籲第四季趕快再發5000元消費券。

  • 電價估連5凍 工商界籲調降

    電價估連5凍 工商界籲調降

     電價審議委員會小組會議8月中下旬召開,由於台電上半年小有盈餘且國際能源價格仍處於低點,加上全球疫情後續情勢仍值得觀察,知情人士指出,電價維持凍漲的可能性最大,但工商界則呼籲政府應調降電費減輕企業負擔。

  • 備轉率降低 工商界喊千萬不可

    備轉率降低 工商界喊千萬不可

     政府打算修正供電備轉容量率機制,改為備轉容量,每日只留2大1中總共280萬瓩機組當備胎,相當於備轉率從目前的10%減為7%。對此,工商界全面反對,直指「千萬不可」,供電風險增高,一旦停電,科技業與製造業就玩完了。 \n 賴正鎰聽到就覺得恐怖 \n 商總理事長賴正鎰疾呼「千萬不可」,聽到就覺得恐怖。萬一因此有狀況而停電,科技業、製造業、商業就玩完了。 \n 他指稱,備轉率調降議題過於政治化,原本法定備用容量率15%,備轉容量率是10%,現在為了怕台中空汙反中火,就要修改調降,「這實在太危險了!」 \n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也堅決反對,說現在10%電其實已經不夠用,一個機組重開機就要好幾天,如果降低備轉容量率到6%至7%,「到時一定會限電」。 \n 賴正鎰跟林伯豐都直指,政府想調降備轉容量率,表示其已「黔驢技窮」,呼籲代表能源政策要重新檢討。賴表示,其實當初核一如延役,中火燃煤機組根本就不必重啟。因此後續核二、核三千萬不該這麼早除役,可以延個3、5年,也不會有問題。 \n 林伯豐籲檢討能源政策 \n 林伯豐指出,現行政府能源政策有三大問題,一個是火力發電造成空汙,二是核能過早除役,三是再生能源離岸風電每度電花5、6元收購太貴。以危害來說,核電廠發電要20到25年才會產生核廢料,但是火力發電是馬上就造空汙,能源政策應重新檢討才對。 \n 不過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再益認為,台電規畫留2大1中機組當備胎,以台中火力電廠規劃的2部燃氣機組來說,每部容量都是130萬瓩,大機組比過去核電廠100萬瓩還大。所以改以2大1中考量,概念是對的。以近日氣溫高,用電量破3800萬瓩紀錄來說,雖然以後可能更高,但也應該夠用。

  • 用電量創新高 工商界憂供電穩定

    用電履創新高,工商企業界都擔心供電穩定。三三會長許勝雄就指出,企業界一直都擔心供電穩定,去年雖然度過,今年依然擔心供電穩定問題,特別是全球的經濟逐步穩定下來,用電量必然會提升。 \n三三會今天舉行例會,會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做了上述表示。許勝雄指出,目前依據台電與政府的公布,綠能能夠取代核能除疫的電力供應,因此期待政府能夠完成綠能供電的承諾。至於中火3號機是否應開火,許勝雄表示,這應由政府判斷決定。 \n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則直言,目前雖然還沒有缺電,但是2025年非核,一定會缺電。他說,綠能的進度還算好,但成本太高,因此企業對供電穩定與電價是否合理,是擔心的。 \n對中火3號開火,林伯豐說,中火3號開火,對供電是有幫助,卻完成達到減排與減煤的目標,同時,對健康是有害的。

  • 綠營挺疫後衝經濟 接副閣揆 沈榮津呼聲高

     高雄市長8月15日補選,民進黨預計17日(本周三)中常會徵召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參選。外傳為拚疫後經濟,副閣揆由經長沈榮津接任呼聲最高,一旦確定,經長遺缺內升機率較大,而事務官出身的政次王美花出線的聲勢看漲。 \n 綠委立院黨團幹事長鄭運鵬14日在臉書表示,現在台灣不只是疫情後產業振興,在全球產業重分配、台商回流政策上,有一位產業背景的副院長,是合適的安排。桃園市長鄭文燦也說,內閣團隊未來要拚經濟、發展民生,只要是好的選項,黨內都會支持並尊重總統及行政院長決定。 \n 不過,誰來接經長才是工商界及拚經濟的大事。黨政人士認為,副閣揆布局涉及廣泛考量,府院高層恐陷入長考,尤其經濟部是拚經濟的重要部會,第一線面對工商界,主管業務含蓋水利、經貿、工業、商業、國營事業等,包山包海,必須能找到鎮得住經濟部龐大機器的人選。 \n 據悉,為拚疫後經濟,副閣揆朝財經背景思考已是綠營內部共識,顧立雄及龔明鑫各有出路後,沈榮津是蘇揆可接受的副閣揆人選之一,一旦沈進入行政院,經長採內升機率最大,其中以花媽子弟兵曾文生及一路從經部內部歷練的王美花,二擇其一可能性大。 \n 曾文生在地方歷練甚久,曾任高雄市經發局長,對產業發展不陌生,在經濟部二年多歷練,與媒體溝通不用冰冷數字、擅用比喻、且接地氣,行事果斷。惟被視為是「空降」人選,相關人士說,綠營歷來啟用空降經長,結果都很快陣亡,「空降」被視為經長的魔咒。 \n 至於王美花在常次及政次任內歷練多時,督導商業司主導公司法大修工程,督導國貿局時對雙邊、多邊及新南向等經貿事務不陌生,且十分活潑外向,對公協會活動參與不遺餘力,與工商界關係良好。 \n 綠營人士認為,若由沈榮津出任副閣揆,沈可協助新任經長看住經濟部,未來財經政策規劃由龔明鑫作為府院智囊,沈榮津負責協調及執行,是府院認為可放心的做法。副閣揆及經長布局,最快本周三可望明朗化。

  • 工商界促 務實看待兩岸交流

    工商界促 務實看待兩岸交流

     今年5月台灣對大陸出口占比大增,工總祕書長蔡練生指出,大陸是很大的市場,也是很大的製造基地,再加上在全球疫情不明朗情形下,大陸疫情相對受控制,可能在投資及市場帶動因素下,台商出口大量中間財到大陸,造成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難以下降,這是「市場因素使然」,呼籲政府務實看待兩岸交流,盡快坐下來談。 \n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也直言,西進搞了2、30年,台商已經習慣了大陸的經營模式;不論是語言或法令規章,加上大陸龐大市場,叫台商要轉到東南亞,很多人都不適應,此次疫情東南亞很多如紡織、製鞋業的台商也是哀鴻遍野,或許因為如此,很多台商還是選擇在大陸好好經營。 \n 蔡練生也表示,台灣沒有品牌,沒有終端產品,出口占GDP比例大,大陸又是最大出口地,台灣出口又多是中間財、資本財,大陸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不論是出口到大陸再加工外銷,或者是出口零組件給大陸品牌,如小米、華為等作內銷,都使得台灣對大陸經貿依存度很難下降。 \n 蔡練生表示,他理解政府要降低兩岸貿易依存度的想法,但這對台商並不容易,例如越南先前已經在喊缺工了,兩岸緊張很多企業都憂心忡忡,他建議政府還是要務實,盡快恢復兩岸交流,盡快坐下來談。 \n 不過,電電公會高層則認為這是大陸的一種「補鏈」作用,因為大陸在疫情過後開始搞5G等新基建內需,同時強化自己的供應鏈,以預備將來和美國貿易進一步紛爭,因此進口相當多的晶片等物資,所以5月台灣出口到大陸物資會增加,特別是電子零組件。 \n 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認為,隨陸美爭端加劇,全球供應鏈將一分為二,出現短鏈化、在地化與多鏈化,台商不只受到影響,也會「很辛苦」。 \n 魏啟林說,他曾問過若陸美鬧翻,讓供應商必須選邊站時,到底要選那邊?大約9成廠商還是兩邊都參加,最後就是留在大陸的廠商支援大陸生產,回台灣或是搬到與美國較友好的東南亞國家設廠的,則加入美國供應鏈。

  • 面臨窘境 工商界:依企業利益考量

    面臨窘境 工商界:依企業利益考量

     美國對大陸的封鎖層次不斷升高,中美雙方全面脫鉤的態勢逐漸明朗,而經濟上向來仰賴美中的台商,衝擊恐難以避免。多個工商團體直言,在美方對大陸封鎖手段越來越強硬的情況下,世界將會形成兩套標準,台商將面臨不得不選邊站的窘境,企業僅能依據自身利益進行評估,哪邊的市場對企業來說比較重要,就去哪裡發展。 \n 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蔡練生表示,美中市場對台商來說同樣重要,很多企業當初並沒有選邊站的問題,認為「為何要選邊站」,但隨著美方的手段越來越強硬,以科技業為例,如果使用到美國技術與設備生產的產品就無法銷往大陸,台商只能二選一,這也導致很多產業面臨到底要不要前往美國投資的問題,「這對企業來說,是相當痛苦的一件事」。 \n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表示,美中逐漸脫鉤是預料中的事,實際上很多企業已有制定相應對策;較大型的企業已針對產業鏈進行布局,待全球疫情消退後,視經濟復甦情況再作調整;在大陸的台商則看準大陸內需市場與「一帶一路」商機,轉向內銷。 \n 林伯豐認為,未來台灣處境將越來越尷尬,一方面,左右逢源的難度提高,另一方面又不能真的選邊站,台商務必要將企業的供應鏈、設備都進行妥善配置,針對美中市場進行更明確的區隔。 \n 對於中美脫鉤的態勢,政府會如何協助台商因應,經濟部表示,中美雙方都是台灣重要的市場,所以沒有選邊站的問題,企業會去哪裡,都是基於產業布局來考量;而很多台商位於供應鏈上,客戶要他們去哪,就是尊重業者考量。 \n 不過,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則認為,基本上,台商布局還是會以市場、人力、稅務等攸關企業利益的因素為考量,「這不是用政治力量就可以解決的」;尤其,美國大選正在倒數,美中雙方脫鉤的諸多論調隱含的政治成分極高,很多都是選舉語言,對台商應不會有什麼衝擊。

  • 工商界批 政府弄錯輕重緩急

    工商界批 政府弄錯輕重緩急

     疫情衝擊國內外經濟,令中高齡就業巿場更嚴峻,對政府在此時緩推中高齡與高齡就業專法,卻撥66億補助新鮮人就業,工商大老直批,政府搞不清輕重緩急,完全弄錯方向!全國商總理事長賴正鎰也指出,疫情衝擊就業市場不分年齡,大家也都知道中高齡失業者工作不好找,且家庭負擔比較重,他們呼籲政府在幫助就業上應該要一視同仁,才不會造成更多社會問題。 \n 中華財金高階管理人協會理事長周宏雋指出,從資產管理、銀行、保險等金融界觀察,一般年齡較大的高階人員有經驗佳、專業好等優點,但如果失業,也可能因為工作領域過於專精,一般面臨較長的待業期,不過總體來說,要改善就業情形,還是先要把經濟搞好。 \n 工總方面指出,各個企業界用人方式不一,需要人才也不一樣,政府過去有針對二度就業採取過一些措施,或許此次是特別針對新鮮人採取新政策,但一般而言,確實有些業者會覺得年輕人比較好用,年紀大的人找工作會反而要花比較長的時間,這群人普遍有家庭負擔,政府理應多重視。 \n 賴正鎰表示,政府這幾年對促進中高齡就業曾經開過許多次會議,而年紀大的人口也較有養家壓力,面對疫情的衝擊,政府的就業措施還是要具有全面性,讓所有的人都安度難關。 \n 一位中小企業老闆更指出,有些企業要裁員也喜歡找年齡大的員工開刀,可能也有薪水較高和退休金等考量,中高齡就業情勢其實是嚴峻的。

  • 上海工商界從期望變失望

    上海工商界從期望變失望

     從政之初,上海的工商界對我抱有頗大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以來自上海工商界的立場,遇事為上海工商界維護。我也曾對人說過,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變成失望。 \n 國務會議兩星期舉行一次。按照組織法,其所討論及決議事項規定為(甲)立法原則,(乙)施政方針,(丙)軍政大計,(丁)財政計劃及預算,(戊)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之任免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任用事項,(己)院與院間不能解決事項,(庚)主席交議事項,(辛)委員三人以上連署提出之建議事項。 \n 因為國民政府委員會是最高的國務機關;其討論及決議事項亦有明白規定,一切繁瑣之案都不會提到國務會議,祇有追加預算案特別多,但事前經行政院及該院預算委員會詳加研討,到了國民政府,復經主計處按照規定程式編列,然後提會,各委員為著尊重行政院之試行負責制度,無不照案通過;其對於人員之任免亦大致相同。 \n 因此,國務會議的議案,大都是無需經過長時間討論便可通過的,間有較複雜之議案,則國民政府委員會復組織關於政治法律及經濟三個審查委員會,分別由主席指定國府委員及各部會長官為委員,每一委員會設召集人二人。我是和國府委員邵力子氏同被指定擔任經濟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一年之間移付審查之案,在經濟審查委員會中僅得二三件。此類較為複雜的案件,既經審查,則重提國務會議時,大都按照審查意見通過。因此,國民政府委員的職務是很為清閒的。 \n 副院長的任務 \n 行政院副院長,除因院長缺席當然代理其職責外,平時本無專責。但我的素性,不慣於坐食或伴食。既食國家之祿,自不能不儘可能多少做一些事。 \n 因此,在我到政院以前,先把工作考慮一下;到院的第一日,和張院長正式相見時,談到我所能協助之處,我自動表示願從三方面致力,一是對於政務會議的議案擬多注意,二是對於預算案尤願注意,三是擬以若干時期巡行各地,視察地方行政。張氏對於我的主張都很贊同。後來我在行政院一年間的工作,便集中於上述一二兩項,同時為著一二兩項工作的意外繁忙,卻把第三項工作竟全犧牲了。 \n 關於行政院的會議,張院長時期和宋院長時期完全不同。照例行政院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為時半日,約三小時。宋院長時期,往往兩小時便議畢散會;而張院長時期,則不僅每會至少須延長一小時,且每星期往往多開一次會,同時還增加了許多小組會議。此種差別,不僅是由於宋張二氏的作風不同,而且政院的性質亦自有別。 \n 宋院長有果斷的性質,對於議案之處置,往往不待各部會長官發言,即發表其個人的處理辦法,苟無異議,便作為通過。張院長富於民主精神,每案必徵詢各委員意見,贊同或反對,咸暢所欲言,然後決定。此固僅關作風之不同;但政院的性質,在宋院長時,猶純屬訓政,除我與交通部長俞大維氏係以無黨派之身參加外,各部會長官皆係國民黨員,黨的主張即成為政府的主張,院長既為國民黨所推戴,則構成政院各部會長官之國民黨員自無何異議。 \n 我間或提出一些意見,宋院長決斷很快,是否可行,往往應口而出,因是,會議的時間便節省了不少。張院長的時期,既以按照政協決議,擴大政府基礎為號召,行政院係由政務委員所構成,各部會長官皆兼任政務委員,此外尚有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若干人,而其人選則各黨派及無黨派者皆按協議的比率而分任;故在組織上業與前此一黨訓政時不同;蓋已成為進入憲政的過渡內閣,而參加政院者無不欲盡情發揮所見。 \n 擔任主席處處留心 \n 這兩任行政院還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就是在宋院長時期,政院會議所討論的議程,與議者係以部會長官的資格出席,故於事不關己者往往不發言,彷彿僅為關係部會對於行政院的建議,院長如認可,則除與有利害衝突之其他部會長官表示異議外,幾無他人發言之必要。在張院長時期,則與議者皆為政務委員或兼任政務委員,無論議案與本人主管部會有無關係,咸認為一經通過,則全體政務委員皆應共同負責,如有所見,自不得不發言。 \n 由於上述的關係,政務會議,除須延長時間並增開次數外,遇著較複雜的議案,便不得不指定若干政務委員從事審查,而小組會議遂日漸加多。這些小組會議,如果要我加入的,照例都由我擔任召集人,加以經濟委員會隨同行政院改組為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後,一變前此向不開會的作風,而為兩星期一次的固定會議與無數的小組會議,而這些小組會議也往往由我召集;因此,每星期我所參加和主持的會議和小組會,平均總有六七次,最多者竟達十餘次。 \n 我向來辦事不肯草率,對於會議亦然,每次幾乎是最早到與最遲退,而且一次會議未能解決者,不願因時間不敷而草草了結,往往還要延會一次。在這些小組會議中,由於時間的充裕,問題的專一,討論時可以窮原竟委,不厭求詳,而擔任主席的必須歸納眾議,作為結論,尤不得不處處留心,因此,我在這些小組會議中委實獲得不少的行政知識。我所主持的小組會議,範圍殊廣,除軍事外交外,凡內政財政經濟教育交通等,無不具備。 \n 其後,我又主持預算委員會,任何政務都免不了預算的關係,故上述範圍以外的事件也多涉及。在我主持這些小組會議當中,對內方面,由於我之遇事認真,處理也有條不紊,在同人中頗得好感;但對外方面,則任何決議,總因利害關係不同,自難盡如人意。關係人總覺得我是會議的主持人,而主張最有力,對於我便有許多不滿,尤其是上海的工商界。 \n 上文我曾說過,在我從政之初,上海的工商界對我抱有頗大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以來自上海工商界的立場,遇事為上海工商界維護。我也曾對人說過,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變成失望。我在經濟部任內,因我主張之嚴正,尤其是對於紡織業界的管制認真,已漸引起不滿,到了行政院以後,這些不滿的事件逐漸加多,總括起來,對於資產階級,我好像犯了三大罪,而對於勞工階級,似乎也開罪了一次。(待續)

  • 認真管制 上海工商界期望變失望──博士之父從政心路(六)

    認真管制 上海工商界期望變失望──博士之父從政心路(六)

    國務會議兩星期舉行一次。按照組織法,其所討論及決議事項規定為(甲)立法原則,(乙)施政方針,(丙)軍政大計,(丁)財政計劃及預算,(戊)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之任免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任用事項,(己)院與院間不能解決事項,(庚)主席交議事項,(辛)委員三人以上連署提出之建議事項。 \n因為國民政府委員會是最高的國務機關;其討論及決議事項亦有明白規定,一切繁瑣之案都不會提到國務會議,祇有追加預算案特別多,但事前經行政院及該院預算委員會詳加研討,到了國民政府,復經主計處按照規定程式編列,然後提會,各委員為著尊重行政院之試行負責制度,無不照案通過;其對於人員之任免亦大致相同。 \n因此,國務會議的議案,大都是無需經過長時間討論便可通過的,間有較複雜之議案,則國民政府委員會復組織關於政治法律及經濟三個審查委員會,分別由主席指定國府委員及各部會長官為委員,每一委員會設召集人二人。我是和國府委員邵力子氏同被指定擔任經濟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一年之間移付審查之案,在經濟審查委員會中僅得二三件。此類較為複雜的案件,既經審查,則重提國務會議時,大都按照審查意見通過。因此,國民政府委員的職務是很為清閒的。 \n \n副院長的任務 \n \n行政院副院長,除因院長缺席當然代理其職責外,平時本無專責。但我的素性,不慣於坐食或伴食。既食國家之祿,自不能不儘可能多少做一些事。 \n因此,在我到政院以前,先把工作考慮一下;到院的第一日,和張院長正式相見時,談到我所能協助之處,我自動表示願從三方面致力,一是對於政務會議的議案擬多注意,二是對於預算案尤願注意,三是擬以若干時期巡行各地,視察地方行政。張氏對於我的主張都很贊同。後來我在行政院一年間的工作,便集中於上述一二兩項,同時為著一二兩項工作的意外繁忙,卻把第三項工作竟全犧牲了。 \n關於行政院的會議,張院長時期和宋院長時期完全不同。照例行政院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為時半日,約三小時。宋院長時期,往往兩小時便議畢散會;而張院長時期,則不僅每會至少須延長一小時,且每星期往往多開一次會,同時還增加了許多小組會議。此種差別,不僅是由於宋張二氏的作風不同,而且政院的性質亦自有別。 \n宋院長有果斷的性質,對於議案之處置,往往不待各部會長官發言,即發表其個人的處理辦法,苟無異議,便作為通過。張院長富於民主精神,每案必徵詢各委員意見,贊同或反對,咸暢所欲言,然後決定。此固僅關作風之不同;但政院的性質,在宋院長時,猶純屬訓政,除我與交通部長俞大維氏係以無黨派之身參加外,各部會長官皆係國民黨員,黨的主張即成為政府的主張,院長既為國民黨所推戴,則構成政院各部會長官之國民黨員自無何異議。 \n我間或提出一些意見,宋院長決斷很快,是否可行,往往應口而出,因是,會議的時間便節省了不少。張院長的時期,既以按照政協決議,擴大政府基礎為號召,行政院係由政務委員所構成,各部會長官皆兼任政務委員,此外尚有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若干人,而其人選則各黨派及無黨派者皆按協議的比率而分任;故在組織上業與前此一黨訓政時不同;蓋已成為進入憲政的過渡內閣,而參加政院者無不欲盡情發揮所見。 \n \n擔任主席處處留心 \n \n這兩任行政院還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就是在宋院長時期,政院會議所討論的議程,與議者係以部會長官的資格出席,故於事不關己者往往不發言,彷彿僅為關係部會對於行政院的建議,院長如認可,則除與有利害衝突之其他部會長官表示異議外,幾無他人發言之必要。在張院長時期,則與議者皆為政務委員或兼任政務委員,無論議案與本人主管部會有無關係,咸認為一經通過,則全體政務委員皆應共同負責,如有所見,自不得不發言。 \n由於上述的關係,政務會議,除須延長時間並增開次數外,遇著較複雜的議案,便不得不指定若干政務委員從事審查,而小組會議遂日漸加多。這些小組會議,如果要我加入的,照例都由我擔任召集人,加以經濟委員會隨同行政院改組為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後,一變前此向不開會的作風,而為兩星期一次的固定會議與無數的小組會議,而這些小組會議也往往由我召集;因此,每星期我所參加和主持的會議和小組會,平均總有六七次,最多者竟達十餘次。 \n我向來辦事不肯草率,對於會議亦然,每次幾乎是最早到與最遲退,而且一次會議未能解決者,不願因時間不敷而草草了結,往往還要延會一次。在這些小組會議中,由於時間的充裕,問題的專一,討論時可以窮原竟委,不厭求詳,而擔任主席的必須歸納眾議,作為結論,尤不得不處處留心,因此,我在這些小組會議中委實獲得不少的行政知識。我所主持的小組會議,範圍殊廣,除軍事外交外,凡內政財政經濟教育交通等,無不具備。 \n其後,我又主持預算委員會,任何政務都免不了預算的關係,故上述範圍以外的事件也多涉及。在我主持這些小組會議當中,對內方面,由於我之遇事認真,處理也有條不紊,在同人中頗得好感;但對外方面,則任何決議,總因利害關係不同,自難盡如人意。關係人總覺得我是會議的主持人,而主張最有力,對於我便有許多不滿,尤其是上海的工商界。 \n上文我曾說過,在我從政之初,上海的工商界對我抱有頗大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以來自上海工商界的立場,遇事為上海工商界維護。我也曾對人說過,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變成失望。我在經濟部任內,因我主張之嚴正,尤其是對於紡織業界的管制認真,已漸引起不滿,到了行政院以後,這些不滿的事件逐漸加多,總括起來,對於資產階級,我好像犯了三大罪,而對於勞工階級,似乎也開罪了一次。(待續) \n

  • 工商社論》未來四年兩岸經貿「禮失求諸野」

    工商社論》未來四年兩岸經貿「禮失求諸野」

     連任的蔡英文總統於520宣誓就職,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國際經濟之際;原本我方工商界熱切期盼,蔡總統第二任期對外經貿政策能兼顧兩岸經貿發展,以讓台灣利基最大化。惟蔡總統本次就職演說內容,依然「略過」大陸市場,未有相關的積極性表示。這顯示,未來四年的兩岸經貿,在我方僅能由民間力量來推動,如同古語所言:「禮失求諸野」。只盼蔡政府能讓工商界按供需法則,放手搶攻大陸市場;莫予以干預。 \n 蔡總統自今年111勝選到520就職這段期間,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詭異變化,讓普世始料未及。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遽然爆發,且在短時間內蔓延至全球,導致國際經濟深受衝擊,而全面籠罩衰退、蕭條陰霾。 \n 同時,中國大陸、美國雙方為疫情擴散責任爭執不休,甚至觸動兩國戰略鬥爭敏感神經,演成雙方在東亞的軍事較勁戲碼。期間我方蔡政府毫不遲疑地選邊靠向美方,因而台美關係快速升溫,連帶經貿層面「親美疏中」格局益發凸顯。 \n 如此情境,是蔡總統發表連任就職演說的背景。無怪乎,蔡總統這次演說,非但仍未承認一中、九二共識,而且,在其中的經貿政策方針相關段落裡,沒有推動兩岸經貿發展的意思表示。這讓蔡總統的「經濟選民」群體有些失望。 \n 其實,在國際經濟飽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後,台灣工商業者已普遍體會到,自外接單難度越來越高,任何一個市場都彌足珍惜、都必須費心掌握;尤盼蔡總統在第二任期內,除推動已列入計畫的台美FTA(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亦能設法恢復兩岸制度性經貿協商,俾助我工商界同步掌握美、陸兩大市場。 \n 不過,蔡總統這次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是,「和美、日、歐等共享價值的國家,深化夥伴關係」,而對於中國大陸,則無攜手合作的意思表示,僅有理想化且不易實現的「和平對話」訴求。由此可見,未來四年,兩岸制度性經貿協商是很渺茫的事情。 \n 惟兩岸經貿發展條件依然不缺,因大陸方面幫扶台商、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政策方針迄今未改。國台辦於520前夕新公布「惠台11條」,表明要協助台商復工復產、參與新基建、減稅降費、轉內銷等。這項文件的公布,亦間接破除了稍早前外界傳說之「大陸將停用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講法。因而即便ECFA在未來四年難再深化,但也不致歸零。 \n 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以來,兩岸經貿活動仍保持一定熱度。雖然這幾個月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加上美中交惡導致雙方供應鏈分化劇烈,但台灣和大陸間的商品貿易數額,乃至台灣廠商赴陸投資規模,並未發生意料之外的冷卻情況;其中,陸方廠商擴大採購台產資通器件,以加速打造「中國特色」供應鏈,更是疫情中的兩岸經貿一大特色。 \n 展望未來四年,兩岸經貿通過雙方廠商間的交流合作,可望持續發展,且一旦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其發展動能肯定加大,而更助益台灣經濟。 \n 對於這種態勢,蔡政府既然無法或不願運用政策性舉措去促進,那就不妨採取開放態度,讓民間廠商放手一搏。譬如,經濟部投審會在審查陸資入台或台資赴陸申請案時,理應多強調市場供需法則、少設非經濟性的門檻,以讓兩岸雙方民間資本合理交流。 \n 其次,蔡政府配合美方「經貿制中」政策所實行的對陸出口管制,宜適可而止,無須「超前部署」或擴大範圍,以免無端損害我方產品的銷陸商機。 \n 另方面,去年蔡政府制訂的「反滲透法」,應盡可能地排除台商適用;最好鄭重聲明,台商涉陸商務行為,原則上不受反滲透法管束,以消除台商的心頭陰影。 \n 在這個前提下,蔡政府自然可以寬容台商和陸方簽署業務合作協議。甚至,在必要時,可以委託工總、電電公會、商總等工商團體,和陸方展開民間版的「產業搭橋計畫」,把當前已停頓的官方版搭橋計畫恢復起來。 \n 總之,兩岸經貿持續發展,乃大勢所趨,更何況其是我方廠商相當重要的存續發展根基。在未來四年,蔡政府對此雖無法予以政策性促進,但沒必要刻意打壓;不妨以開放、包容思維,讓民間來擔當兩岸經貿推手。 \n 蔡政府亦應知悉,兩岸經貿堪當兩岸關係的「潤滑劑」或「緩衝器」,有助於緩解兩岸關係險情;這理應是蔡政府新任期所應具備的新思維。

  • 工商界嘆蔡無新意 台商自求多福

    工商界嘆蔡無新意 台商自求多福

     對於總統蔡英文20日在就職典禮上發表的兩岸論述,工商團體普遍表示,過去4年,兩岸經貿關係因政治問題而停滯,而此次蔡英文仍沒有提出真正有助於改善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未見新意,對於未來4年兩岸關係好轉的可能性期待不大。更有台商表示,多數台商對兩岸關係發展態度悲觀,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只能「自求多福」。 \n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表示,兩岸經貿問題源自於政治歧見,政治問題若不能妥善處理,兩岸可能會如同過去4年一樣處於停滯狀態;尤其兩岸關係表面上沒什麼進展,但事實上,私底下互動越來越冷,若民進黨仍堅持過去一貫的政策方針,兩岸關係要好轉不太可能。 \n 賴正鎰直言:「從這次的論述來看,並未有真正講出對兩岸關係有幫助的政策,也無法讓人對未來兩岸發展有所期待,台商普遍態度悲觀也相當擔憂。」 \n 全國工業總會祕書長蔡練生表示,就經貿關係而言,台灣離不開大陸,政府應該適度釋放善意,並建立新的官方接觸管道,畢竟兩岸這麼近,不可能永不往來;蔡練生還強調,包括ECFA、服貿與貨貿的存廢,政府都需要明確的面對,尤其,兩岸關係若不穩,就不可能加入區域經濟體、與他國簽訂FTA等,也會影響投資者來台投資的意願。 \n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則說,蔡英文的兩岸論述如同預期,因為這是她長期的理念,但兩岸間仍需對話,如何找到緩衝的方式、恢復對話,政府要想辦法促成。 \n 展望兩岸未來,綜合受訪工商團體看法認為,中美對抗升溫,兩岸關係勢必受到更嚴峻的挑戰,加上大陸投資環境一直在變,台商要面對的處境也越來越複雜,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升台灣的投資環境,台商也只能自求多福。

  • 擔任部會長官 沒有自己的班底

    擔任部會長官 沒有自己的班底

     我曾經對幾個朋友發表感想,認為上海工商界今日對我的莫大期望,不久或會失望,甚至或會因失望而作熱烈的反對。想不到我這一項預言,後來竟應驗了。這是我的錯誤,或是故意開罪上海的工商界嗎? \n 假使此時有人步舊金山會議中張君勱氏的後塵,是否能得同樣的效果固不能必,但果能因此而促聯合政府之成立,則個人犧牲亦甚值得。我想到這裡,心裡不免有些活動。次日,我的至友某君又奉蔣先生命,繼續相勸,其理由和我昨夜所想像者相同。經過這一番的磋商,我才決定參加政府。 \n 與敵人妥協萬萬不可 \n 在我決定參加政府以前,我的全副精神集中在我之參加是否對政治發生影響,卻沒有絲毫想到行政方面。等到決定了,才開始就行政方面略事考慮。我認為經濟部演變到了那時候,其範圍已縮小了許多,和抗戰初期的經濟部,包括農林水利勞工各種行政者,大不相同。實際上那時候的經濟部,除了附屬的資源委員會還有些實際事業可辦外,祇剩下工電商的行政與其監督權而已。 \n 我自知對於經濟行政毫無經驗,惟對於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各單位國營事業,或者還可利用平素對工商管理的研討與經驗,為多少的改進。但在我的任命發表之前一日,行政院決議資源委員會改隸行政院;這在蔣主席堅邀我出長經濟部和後來行政院宋院長和我晤談的時候,都沒有提及,或者是因為蔣宋兩先生和我個人都過分注重政治方面,而沒有顧到行政方面之故。 \n 我既然經過堅辭和熟慮之後,業允參加政府,對此一事當然不甚縈懷。我認為既已決定為黨外人士參加政府的前鋒,譬如祇當一個不管部閣員,也無不可。後來有些人頗以為資委會獨立後的經濟部職權太小,不足以供我的發展,我卻不作如是想,祇望能因我之率先參加政府,而促使聯合政府之早日成立,並且自願作一時的過渡,至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之加入與否也毫不在意。 \n 但是我此次之參加政府,至少在兩方面變更了我的原計畫。其一是公的方面,就是原想在各方面一起加入才參加的,卻因一時的情感所動,而妄自比儗舊金山會議的先例,以致提前單獨參加。事後思之,這卻是一種不自量力的錯誤。其二是私的方面,就是原擬以半年或一年時間,完成未了的寫作,以加強個人的經濟基礎,俾從政後不致有內顧之憂;此時既提早加入,亦使原計畫變更,惟常有出乎意料之一事,可抵補此項經濟上的損失。 \n 原來我在戰前,曾以多年積蓄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建有房屋一所。一二八戰事的前夕,在我家人臨時遷居租界中區幾日以後,我還獨自回家住宿,與藏書為伴,僅於戰火爆發之前半小時獲得消息,倉卒離開,倖免於次晨日本便衣隊之搜捕殘殺者,間不容髮。停戰後,我家便留居租界,而以該房屋租給他人。八一三戰事起,該房屋復為雙方 火的集中線。不久,我到了香港,接到該房產通契註冊的瑞士籍某洋行函告,謂房屋尚完好,查明為日本商人所占住,彼以中立國洋商的資格,可與商定租約,徵收房租。我的回信是「不願與敵人作商行為」,換句話說,就是給敵人強占固無辦法抵抗,但如與訂租約,便是與敵人妥協,那是萬萬不可的。 \n 後來太平洋戰事起,我長留重慶,聽說美國飛機不時轟炸日本司令部一帶,我的房屋就在那裡,能否倖存,早已置之度外。不料復員後,發見該房屋並無毀損,祇給強占的日人把內部完全改裝為日本式。在我收回該房屋後,一來沒有這麼多餘款可將內部的日本式恢復原狀,二來因被迫提早從政,為著加強經濟自給的基礎,便把該房屋出售了。所得的售價,便足供若干年生活費的貼補;因此,我所預期的寫作收入,也就獲得補償,而短時期內不致有內顧之憂。 \n 開罪上海工商界? \n 我在就職以前,因上海是工商業的中心,須先往該地訪問許多工商界領袖,徵求對於經濟行政,實際上祇是工商行政的意見。那時候,上海工商界以我在戰前久居上海,而且辦過工商事業,以為我之出長經濟,自然對於上海的工商界有所協助,因此備極歡迎。但是聽了許多意見以後,我曾經對幾個朋友發表感想,認為上海工商界今日對我的莫大期望,不久或會失望,甚至或會因失望而作熱烈的反對。想不到我這一項預言,後來竟應驗了。這是我的錯誤,或是故意開罪上海的工商界嗎?且待下文分解。 \n 我擔任部會長官最大缺點之一,就是沒有班底。我不是沒有自知之明。在重慶的時候,我常常這般想,如果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是不能不參加的話,與其任部會長官,無寧任國府委員或不管部的政務委員,就是這個緣故。但是蔣主席和我的有些朋友,或者因過分重視我復興商務書館的成績,卻希望我擔任實際的政務。 \n 記得在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後不久,蔣先生曾對我表示,在聯合政府成立時,擬以我為國府委員並兼任行政院一個部的長官。我那時候曾經表示,如果國家需要我的話,我因為沒有行政經驗和工作班底,寧願專任國府委員,而不兼長部會。此次驟長經濟,雖然我平素主張事務官應久於其職,不當隨政務官為進退,但無論如何,政務次長和幾位重要秘書總應該是部長所素識,辦事才能便利。經濟部原任政務次長業已改任交通部政務次長;而原任常務次長何君是一位經濟專家,為我所素識,我極想把他留住,或改任政務次長。可是何君去志甚堅,久未到部,前任翁部長亦力言無法挽留。於是我竭力物色,過了幾日,才找到潘序倫氏當常務次長。 \n 此次僅找到三位高級助理人員。一位是莊某,民國初年曾和我共事,他一向擔任行政工作,是一位老資格的事務官,隔別了十多年,特來造訪,便把他留下,充任秘書之一。一位是原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參事龍某,自願來部相助,故把他調補經濟部參事之一缺。又一位是後來因洩漏機密為世人所熟聞的徐百齊氏。徐氏先後追隨我工作十幾年,但初時和我並無半點關係。他大約在民國十八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那時候東吳法學院的程度在國內可算特出。我的老友吳經熊氏執教於該院,於前二三年介紹給我一位新畢業的梁君,我把他任用在商務書館編譯所,成績極好;後來改入外交界,又在國外留學,成為法學大家,蜚聲於國際。 \n 民國十八年我一度離開商務書館編譯所,改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制組主任,因為需要幾個助理研究員,便請吳君再介紹優秀畢業生一人。(待續)

  • 擔任部會長官 沒有自己的班底──博士之父從政心路(二)

    擔任部會長官 沒有自己的班底──博士之父從政心路(二)

    假使此時有人步舊金山會議中張君勱氏的後塵,是否能得同樣的效果固不能必,但果能因此而促聯合政府之成立,則個人犧牲亦甚值得。我想到這裡,心裡不免有些活動。次日,我的至友某君又奉蔣先生命,繼續相勸,其理由和我昨夜所想像者相同。經過這一番的磋商,我才決定參加政府。 \n \n與敵人妥協萬萬不可 \n \n在我決定參加政府以前,我的全副精神集中在我之參加是否對政治發生影響,卻沒有絲毫想到行政方面。等到決定了,才開始就行政方面略事考慮。我認為經濟部演變到了那時候,其範圍已縮小了許多,和抗戰初期的經濟部,包括農林水利勞工各種行政者,大不相同。實際上那時候的經濟部,除了附屬的資源委員會還有些實際事業可辦外,祇剩下工電商的行政與其監督權而已。 \n我自知對於經濟行政毫無經驗,惟對於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各單位國營事業,或者還可利用平素對工商管理的研討與經驗,為多少的改進。但在我的任命發表之前一日,行政院決議資源委員會改隸行政院;這在蔣主席堅邀我出長經濟部和後來行政院宋院長和我晤談的時候,都沒有提及,或者是因為蔣宋兩先生和我個人都過分注重政治方面,而沒有顧到行政方面之故。 \n我既然經過堅辭和熟慮之後,業允參加政府,對此一事當然不甚縈懷。我認為既已決定為黨外人士參加政府的前鋒,譬如祇當一個不管部閣員,也無不可。後來有些人頗以為資委會獨立後的經濟部職權太小,不足以供我的發展,我卻不作如是想,祇望能因我之率先參加政府,而促使聯合政府之早日成立,並且自願作一時的過渡,至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之加入與否也毫不在意。 \n但是我此次之參加政府,至少在兩方面變更了我的原計畫。其一是公的方面,就是原想在各方面一起加入才參加的,卻因一時的情感所動,而妄自比儗舊金山會議的先例,以致提前單獨參加。事後思之,這卻是一種不自量力的錯誤。其二是私的方面,就是原擬以半年或一年時間,完成未了的寫作,以加強個人的經濟基礎,俾從政後不致有內顧之憂;此時既提早加入,亦使原計畫變更,惟常有出乎意料之一事,可抵補此項經濟上的損失。 \n原來我在戰前,曾以多年積蓄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建有房屋一所。一二八戰事的前夕,在我家人臨時遷居租界中區幾日以後,我還獨自回家住宿,與藏書為伴,僅於戰火爆發之前半小時獲得消息,倉卒離開,倖免於次晨日本便衣隊之搜捕殘殺者,間不容髮。停戰後,我家便留居租界,而以該房屋租給他人。八一三戰事起,該房屋復為雙方 火的集中線。不久,我到了香港,接到該房產通契註冊的瑞士籍某洋行函告,謂房屋尚完好,查明為日本商人所占住,彼以中立國洋商的資格,可與商定租約,徵收房租。我的回信是「不願與敵人作商行為」,換句話說,就是給敵人強占固無辦法抵抗,但如與訂租約,便是與敵人妥協,那是萬萬不可的。 \n後來太平洋戰事起,我長留重慶,聽說美國飛機不時轟炸日本司令部一帶,我的房屋就在那裡,能否倖存,早已置之度外。不料復員後,發見該房屋並無毀損,祇給強占的日人把內部完全改裝為日本式。在我收回該房屋後,一來沒有這麼多餘款可將內部的日本式恢復原狀,二來因被迫提早從政,為著加強經濟自給的基礎,便把該房屋出售了。所得的售價,便足供若干年生活費的貼補;因此,我所預期的寫作收入,也就獲得補償,而短時期內不致有內顧之憂。 \n \n開罪上海工商界? \n \n我在就職以前,因上海是工商業的中心,須先往該地訪問許多工商界領袖,徵求對於經濟行政,實際上祇是工商行政的意見。那時候,上海工商界以我在戰前久居上海,而且辦過工商事業,以為我之出長經濟,自然對於上海的工商界有所協助,因此備極歡迎。但是聽了許多意見以後,我曾經對幾個朋友發表感想,認為上海工商界今日對我的莫大期望,不久或會失望,甚至或會因失望而作熱烈的反對。想不到我這一項預言,後來竟應驗了。這是我的錯誤,或是故意開罪上海的工商界嗎?且待下文分解。 \n我擔任部會長官最大缺點之一,就是沒有班底。我不是沒有自知之明。在重慶的時候,我常常這般想,如果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是不能不參加的話,與其任部會長官,無寧任國府委員或不管部的政務委員,就是這個緣故。但是蔣主席和我的有些朋友,或者因過分重視我復興商務書館的成績,卻希望我擔任實際的政務。 \n記得在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後不久,蔣先生曾對我表示,在聯合政府成立時,擬以我為國府委員並兼任行政院一個部的長官。我那時候曾經表示,如果國家需要我的話,我因為沒有行政經驗和工作班底,寧願專任國府委員,而不兼長部會。此次驟長經濟,雖然我平素主張事務官應久於其職,不當隨政務官為進退,但無論如何,政務次長和幾位重要秘書總應該是部長所素識,辦事才能便利。經濟部原任政務次長業已改任交通部政務次長;而原任常務次長何君是一位經濟專家,為我所素識,我極想把他留住,或改任政務次長。可是何君去志甚堅,久未到部,前任翁部長亦力言無法挽留。於是我竭力物色,過了幾日,才找到潘序倫氏當常務次長。 \n此次僅找到三位高級助理人員。一位是莊某,民國初年曾和我共事,他一向擔任行政工作,是一位老資格的事務官,隔別了十多年,特來造訪,便把他留下,充任秘書之一。一位是原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參事龍某,自願來部相助,故把他調補經濟部參事之一缺。又一位是後來因洩漏機密為世人所熟聞的徐百齊氏。徐氏先後追隨我工作十幾年,但初時和我並無半點關係。他大約在民國十八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那時候東吳法學院的程度在國內可算特出。我的老友吳經熊氏執教於該院,於前二三年介紹給我一位新畢業的梁君,我把他任用在商務書館編譯所,成績極好;後來改入外交界,又在國外留學,成為法學大家,蜚聲於國際。 \n民國十八年我一度離開商務書館編譯所,改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制組主任,因為需要幾個助理研究員,便請吳君再介紹優秀畢業生一人。(待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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