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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搜尋結果,共419

  • 國民黨2024想贏?高雄年輕韓粉斷言3大問題

    國民黨2024想贏?高雄年輕韓粉斷言3大問題

    國民黨2020因總統大選敗選、高雄市長罷免,陷入短暫的低潮期,對於國民黨該如何走出困境,擁有逾13萬粉絲的高雄挺韓年輕直播主「歷史哥」,接受港媒專訪就指出,國民黨現在面臨3大問題,並直言,人民期待的是強大的在野黨制衡,才能夠重喚人民回應。

  • 等疫情退場 「增量政改」上場

    等疫情退場 「增量政改」上場

     不久前,大陸駐澳公使王晰寧在澳洲電視節目的言論,受到海外輿論關注。毋庸諱言,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陸的爆發,自然再度引發西方對大陸政治體制的固有偏見。 \n 誠然,大陸在短短一個月內有效控制境內疫情,已經證明了體制效能,對比近期歐美日等國在病毒傳入後,同樣陷入物資短缺、社會失序、政府應對不力等問題,更能客觀評價中西政治體制的特質。不過,回顧湖北武漢當局在1月中旬前,對疫情的錯誤判斷與糟糕處置,再加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大陸從上到下都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n 改革已成政治正確 \n 但這又回到最近10年大陸圍繞「改革」的輿論怪圈。「改革」2字已經成為政治正確,誰都在喊改革,但怎麼改、改成什麼樣,分歧相當大。特別是胡溫時期輿論較多著墨的「政改」話題,也隨著「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某種程度上和當年的語境與內涵相距甚遠。 \n 好在這次疫情暴露出問題與短板。首先,這次改革應該被界定為「政改」,因為改革範圍除了醫療、疾控等重點外,還應涉及完善監督體系、應急體制、社會組織等領域,超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範疇。其次,這次改革必然是「增量政改」,是在堅持現有架構、既有原則之上的政治改革,否則就會犯下「顛覆性錯誤」。 \n 「增量政改」不妨可以考慮幾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各級人大政協常委會成員,是否可探索試點「專職化」?過去大陸認為人大代表專職化不合國情,但規模較小、專業化程度較高、對體制運作較為熟悉的人大政協常委會組成人員,若能夠試點專職化監督政府工作、調研基層實情、直接聯繫群眾、推動立法工作,將對政府施政都是重要助力。 \n 近年來大陸人大政協都先後推出專題詢問、對口協商等新機制,輿論反響不錯,若輔以專職化的代表委員監督問政,相信可以監督更有力、運作更順暢。那麼,專職化的代表委員會不會成為體制內「不穩定、不和諧因素」?這個問題其實相當重要,因為港台民意代表操弄民粹的教訓殷鑒不遠,但大陸的代表委員大部分都是中共黨員,包括民眾熟知的鍾南山、「網紅醫生」張文宏,都具黨員身分。若讓類似背景的各界菁英擔任專職化代表委員,只會有助於大陸體制公信力。 \n 第二個面向,大陸「監察體制改革」是否可以更加完善、全面?此次疫情發生後,不少人借李文亮事件呼籲制定《吹哨人保護法案》,但這種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倡議,不符大陸實際。其實,李文亮醫生本身也是共產黨員,卻遭到了公安的訓誡。 \n 應廣聘特約監察員 \n 2018年大陸正式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監察對象實現了全覆蓋,並且設立「特約監察員」制度。如果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將西方語境下的「吹哨人」與體制內的「特約監察員」相結合,試點在大陸基層黨員中廣泛聘用「特約監察員」,若在基層發現任何情況,都可以藉由該機制直接呈報國家監委,都有助於大陸高層準確掌握基層實情,同時也避免內參層層篩選、周期較長的問題。 \n 第三個面向,大陸「輿論監督」與「群團改革」需要深入反思調整。首先,此次疫情中,大陸真正「犀利」的監督和質疑,僅剩下個別財經媒體,而過去曾勇於揭弊的「異地監督」不再有力,故未來能否一定程度恢復,事關輿論監督的力度和成效。其次,大陸群團改革以去行政化為目標,但應對此次疫情幾乎失靈。如果借鑒社會企業概念,將企業化、提高效率、完善透明度作為大陸群團改革的方向,不失為一個積極穩妥的切入點。 \n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 華為威脅西方政治體制?

    華為威脅西方政治體制?

     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日前於德國召開。而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回應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華為威脅論」與輸出「數位專制」提到,中國改革開放後引進西方的科技,但中國迄今仍保有原有的政治體制。但為何將華為的5G科技引進西方,就會威脅西方的政治制度? \n 其實,裴洛西只是表達長期美國對於中國治理模式的疑慮。去年5月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曾就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進行聽證會。會中肯定大陸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人臉辨識的發展,但北京卻將這些科技用於社會控制,並將這些科技與控制方法輸出至其他國家。 \n 科技改變治理模式 \n 而華為威脅論所延伸即是「科技威脅論」,究竟科技是否能夠威脅國家政治體制?一篇在2020年《外交事務》文章即說明這樣的看法。該文認為新科技可為統治者提供新的治理方式,並且威權政府正在進行轉變,利用新科技來改造現代威權主義。北京正利用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與決策來提高政府的預測與控制能力。 \n 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仍先後前往中國開拓市場。Google2017在北京建立AI研究中心並與騰訊建立合作關係;微軟在大陸擴展數據中心並協助建構Windows 10的中國政府版;Amazon的雲端服務僅次於阿里巴巴;蘋果著名的手機雖在加州設計,但在大陸生產;連Facebook雖未能進入大陸市場,但祖克柏也多次表示期望進入。美國公司多出於商業利益現實原則,而非民主價值或國家安全選擇中國市場。 \n 無論是美國眾議院聽證會或裴洛西的看法,皆符合對於非民主政府的傳統想像,但忽略從「維基解密」的史諾登事件以來,美國與西方國家對於監控的各種形式,以及中國治理模式的變化與結構的轉變。 \n 在西方國家,企業或政府利用網路進行文本的情感分析,圍繞特定問題並引導情緒進而減少負面情緒,政黨也會付費蒐集輿論或社會事項的數據,以利於在選舉活動當中辨識選民。反對此種觀點者認為,可能會影響民眾的參與及公民審議,支持者認為有助於讓民眾多瞭解公共政策促進選民監督。 \n 政治觀決定安全觀 \n 裴洛西沒看到的是,科技正促成大陸治理模式轉變。例如,在全球「開放政府」的理念下,從2004年即推動非機敏資訊的開放,以及Web2.0 利用以及其他政策方面進行變革,也在國家發改委下設置國家信息中心,提供資訊整合與利用資訊的政策規畫。 \n 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認為國家享有公民的效忠與擁有最高的決策權,從而建構國家中心的安全邏輯。晚近的批判性安全則在提出不同的思維,質疑國家中心主義並審視安全背後的政治觀點,認為安全應是基於共同的人性想像共同體而非主權國家,不同的安全觀來自不同的政治觀,會出現不同的威脅。 \n 科技為一體兩面的工具。數位科技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施政效率,或成為防範犯罪問題或恐怖攻擊挑戰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侵害人權或損害民眾隱私的工具。而科技是否威脅體制,已經成為美國與中國之間語彙的交鋒,也成為美國接下來將以立法與行政命令方式,限制有關監控相關科技賣給大陸的基礎立場。美中之間的科技戰,會是一場持久戰。 \n (作者為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副教授)

  • 德媒專訪 黃之鋒:政治危機要靠體制改革解決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專訪表示,香港當前政治危機要靠體制改革才能解決,他期盼西方國家支持香港實施選舉,讓香港擁有自己的民選政府。 \n 正在柏林訪問的黃之鋒在專訪中表示,在警察暴力鎮壓下,香港逐漸成為警察社會。他不支持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但期盼港人民主選舉的訴求能得到北京正面回應,西方國家也能支持。 \n 黃之鋒強調,港人清楚知道北京握有最後的決定權,只是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直躲在香港警察背後,他們應該要認清,政治危機還是要靠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 \n 黃之鋒今天在柏林會晤德國國會議員,尋求德國支持港人爭取民主和人權。明天他將舉行記者會,並在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aet zu Berlin)發表專題演講。 \n

  • 王之道:唾棄菁英體制 擁抱庶民時代

    王之道:唾棄菁英體制 擁抱庶民時代

    王之道:唾棄菁英體制 擁抱庶民時代 \n \n報導:周刊王 \n \n 台灣政治積習已久,在兩黨競爭制度下,各自培養出一群體制菁英,憑藉著相同的意識形態,在家族或黨內派系庇蔭下,利用權錢酬庸與社經文化優勢,綁架多數民意、壟斷政治利益。草根庶民抓不到話語權,因而失去參政機會,長期被體制壓抑。當體制菁英主導國家走向與重大政策,草根基層只能搖旗吶喊或沉默冷淡。 \n \n 拜科技進步之賜,草根基層終於能夠透過手機、網路以及社群媒體,突破體制菁英的壟斷,抓到話語權,大聲說出自己的感受與主張,甚至力量大的足以影響政治運作。2014年及2018年兩次選舉,草根庶民先後警告了藍綠兩黨,並於2016年讓國民黨下台,2020年民進黨也非常可能失去政權。台灣人民非常清楚地用選票告訴了藍綠兩黨,誰才是主人。 \n \n 國民黨曾長期執政,留下許多歷史負債與包袱;蔡英文政府背負人民期待,完全執政後卻步上國民黨後塵,短短兩年內,就流露出與國民黨無異的倨傲,罔視人民的需求,將政黨與政客利益置於草根庶民之上。 \n \n藍綠執政 拒接地氣 \n \n 作為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面對失去人民信任的民進黨,並未革新氣象,體制菁英主導的領導階層依然守舊與不接地氣,同樣無法獲得人民的信任。當時國民黨吳敦義主席曾獲得「無主席」稱號,可見國民黨中央的弱勢與無奈。 \n \n 國民黨氣若游絲之際,韓國瑜趁勢而起,抓住「討厭民進黨」「對國民黨沒有好感」的社會心理,憑著他接地氣、懂基層、苦民所苦的人格特質和論述,喚起草根基層的熱情,運用手機、網路對抗體制菁英,在九合一選舉掀起政治大浪。 \n \n 代表草根庶民的「韓流」,讓代表體制菁英、背離民心的民進黨嘗到慘痛的苦果。選後韓流繼續延燒,國民黨2020大選聲勢大振,認為可以收割政治利益,搭上民意便車。「無主席」再度成為呼風喚雨的吳主席,體制菁英也開始千方百計企圖「卡韓」。 \n \n 但我們必須提醒,所有主流媒體與民意調查組織,甚至親綠團體所做的民調,韓國瑜在所有潛在總統參選人中,支持度都拔得頭籌。相對於韓國瑜的龐大民意支持,出身企業體制的郭台銘,只能領先綠白參選人3%至9%的差距。 \n \n 不同民意機構在不同新聞事件後做的民調,郭台銘、朱立倫、王金平與蔡英文、賴清德及柯文哲皆互有領先,看不出明顯趨勢,唯一明顯的現象是國民黨體制派號召力不足,韓遙遙領先。 \n \n韓民調強 凝聚基層 \n \n 歷經初選紛擾後,國民黨好感度已開始輸給民進黨,為韓流風潮後所首見,韓國瑜的支持度在高屏與雲嘉南地區也略受影響,但影響不大,仍在所有民調中保持領先,他不僅能凝聚藍營選民,更獲得不少中間、青壯選民等非傳統國民黨支持者的認同。 \n \n 體制菁英和草根基層不必然走向對抗,畢竟台灣需要的是改革,而非革命。藍營體制菁英應認識到,台灣當前的政治浪潮,不只是累積3年的「討厭民進黨」,也是積累20年的「討厭體制菁英」。國民黨可以在這波全球性政治變革中,扮演正面角色,讓草根庶民得到公平的競爭機會。 \n \n 如果為了保有權力魔戒,不惜折傷韓國瑜,受益的將是當權的綠營菁英,國民黨則將淪為沒有影響力的小黨。是否真心愛台灣,就看藍營體制菁英能否敞開胸懷,迎接庶民時代的來臨。 \n \n \n更多精采內容,詳見最新出刊266期《周刊王》和2152期《時報周刊》。《周刊王》與《時報周刊》聯姻,一套雙雜誌「旺透價39元」,2019/05/15全省4大超商、全聯及美廉社強勢上架。雜誌內附超商折價券,幫您激省959元,粉絲切勿錯過。 \n \n \n

  • 40年改革 陸從講故事到講道理

    40年改革 陸從講故事到講道理

     大陸是怎麼看待改革開放40年?大陸學者指出,自1998年以後,改革開放相關研究已經從「講故事」逐步演進到「講道理」,除了把具體政策產生、實施經驗講清楚,再講清「中國道路」是什麼模式,何以造成如此大的經濟成就;不僅研究「改革開放」政策本身,也進入到「改革開放時期」的多領域、寬層次、多視角階段。 \n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副教授董佳21日在政大東亞所舉行的「中共黨史論壇」中提到,對改革開放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至1998年,當時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文化反思帶來的「政治熱」、「文化熱」,以及九十年代的「經濟熱」,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經濟飛速發展,對體制改革、政策調整、產業升級更新的經濟研究也愈來愈多。 \n 另外,近20年來,大陸研究改革開放則進入新的發展高峰期。董佳指出,2008年一年就發表了1萬多篇研究改革開放的學術文章、幾百本專書;研究領域上,除了南巡講話後的經濟體制改革、三農問題,還延伸至政治、外交、國防、黨建、法制,以及一些地方與行業部門的改革開放的專題論著。 \n 在這些改革開放的新研究成果中也有兩項特點:一項是對於改革開放前30年,以及改革開放後40年的連續性開始著重,等同拉大時距並研究其因果關係;研究視角也不再著眼於政治高層,而是包含社會、環境、災害、文化、觀念、詞語等領域。 \n 研究的使用素材也變得更加多元,董佳舉例,因應大量檔案文獻開放,包含期刊、報紙、回憶錄,重要人物傳記、年譜,一直到口述史與網路資料庫都加以運用,與國際學術社群交流也開始出現。 \n 不過,他也指出,在這些新一波的改革開放研究中,仍要注意國際視野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發展密不可分,若脫離世界看中國,難免產生偏頗與迷思;另外,研究改革開放也有領域不平衡的問題,例如黨國史學者較不了解經濟主題,經濟學者較少從事改革開放經濟史研究,這些都是可再發展的層面。

  • 來場思想總解放:拚經濟 拒惡鬥

     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將市場經濟元素納入計畫經濟體制,台灣也從80年代開始進入自由化、民主化歷程。北京正熱烈舉辦各項迎接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台灣則剛剛結束九合一選舉,即將迎來2020總統大選。 \n 大陸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冷戰的衝擊下,經濟成長指標受到嚴重拖累,但為了因應挑戰,北京和華府一邊談判,一邊擴大體制改革,期望經濟體質能更上一層樓;反觀台灣近40年「重政治、輕經濟」的發展策略下,陷入了意識形態爭執的惡性循環,內鬥內耗,走上鎖國的荒漠道路。 \n 1978年大陸從文革十年浩劫廢墟中重新出發,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放下「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為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基礎,為經濟發展吹起衝鋒號。歷經40年的發展,人口從9.6億增至13.9億;7億多貧困農民脫貧;GDP從3679億元人民幣增大到82.7兆元;工業產值2017年達至28兆,增加53倍;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從28.4%上升至58.8%,成為第一大產業,實現大陸從世界工廠向以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大轉軌。 \n 如今,大陸人民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已經達到25974元人民幣,人均國民總收入達8836美元,超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總消費金額達36.6兆元人民幣;互聯網人數超過7.72億人,普及率達55.8%;就業人口高達8億;巨大的量體優勢不但改變了中國大陸在全球政經舞台上的地位,具備改變國際政經規則的強大潛能,成為了和美國雙雄鼎立的崛起強國。 \n 相對大陸從文革十年動盪走上改革開放的曲折,國府遷台後,故總統蔣中正以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為鑑,大舉動推黨政改革,以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解放農村生產力,並且憑台灣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讓台灣成功抵擋住毛澤東武力解放台灣的攻擊。繼任的蔣經國最受國人懷念的十大建設,帶領灣經濟起飛,晚年並勇於推動十大革新,為繼任的李登輝推動政治改革、結束戒嚴體制打下基礎。 \n 80年代台灣在美國和日本技術轉移的雙重挹注下,經濟快速崛起。然而,時移境遷,40年來兩岸形勢起了翻轉性的變化,兩岸經濟與國防落差大到難以追趕,加上兩岸經貿互補,科技產業和大陸的水平和垂直整合,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美國對大陸施加貿易關稅戰時,台灣產業供應鏈同樣受到嚴重的衝擊。台灣必須在美中一連串戰略對抗的摩擦中認清方向,找到自身最有利的發展道路,不能盲目押寶選邊。 \n 大陸的崛起對台灣既是威脅,也是機會,新加坡故總理李光耀曾力勸李登輝,要改變對大陸的視角。在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戰略中,中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國崛起是新加坡制定發展戰略時的重要背景,不將「中國」與「世界」二元對立,而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的挑戰,為自己尋求合適的立足點,可惜李登輝未正視李光耀的警語。 \n 面對全球化競爭和M型化經濟的分配失衡,中產階級在全球發出同樣的吼聲,要求執政黨關照民生、提振經濟。形而上的政治意識形態爭論已退燒,取而代之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財經公共政策。 \n 民進黨總是把台灣的經濟發展困境和低薪化問題一味歸責對岸,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選民顯然不再買帳,民進黨須檢討不合宜的執政方針。台灣須共同面對、因應兩岸軍事力量落差的現實,為經濟再轉型尋找出路與活水,朝野都不應在歷史灰燼中翻找攻擊對手的素材,必須停止統獨無意義的爭鬥。 \n 台灣需要一次思想總解放,面對國際大環境的嚴苛挑戰,朝野若繼續沉溺在零和鬥爭的惡習中,將被新世代跨越藍綠束縛的新領袖取代。兩岸關係正走向關鍵轉折點上,朝野應拋棄獨統的無謂對立,開創與對岸和解共生的新格局,為兩岸的和平與台灣的發展創造生機。 \n 2020大選是台灣走出藍綠束縛,實現思想總解放的契機,數當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 胡佛─引領民主大潮的精神導師

     短短3個月內,楊國樞院士、胡佛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3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3位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n 40歲以下的讀者大概對這3位歷史風雲人物沒有太多的印象,年輕一輩也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n 毫無疑問,這3位之中胡佛院士更是引領台灣民主大潮的第一人。 \n 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從推動審檢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到全面回歸憲政,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n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進行穿梭、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黨外運動興起,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n 60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80年代作為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輿論陣地的《中國論壇》半月刊,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的兩位靈魂人物。他為「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n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n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n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的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璿,費希平到林義雄,郝柏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附庸;他看破國民黨權貴之後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n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民主憲政無所依附;不具備社會主義內涵的保障民生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脫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n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3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布。(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

  • 中時專欄:朱雲漢》胡佛─引領民主大潮的精神導師

     短短3個月內,楊國樞院士、胡佛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3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3位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n 40歲以下的讀者大概對這3位歷史風雲人物沒有太多的印象,年輕一輩也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n 毫無疑問,這3位之中胡佛院士更是引領台灣民主大潮的第一人。 \n 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從推動審檢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到全面回歸憲政,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n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進行穿梭、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黨外運動興起,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n 60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80年代作為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輿論陣地的《中國論壇》半月刊,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的兩位靈魂人物。他為「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n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n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n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的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璿,費希平到林義雄,郝柏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附庸;他看破國民黨權貴之後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n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民主憲政無所依附;不具備社會主義內涵的保障民生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脫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n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3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布。 \n(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 \n

  • 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國民黨倡民權推動平民政治(一)

    編者按:《汪榮寶──中國近代憲法第一人》一書由趙林鳳所著,新銳文創出版。汪榮寶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憲法與法律制度的創始人,也是政治改革中的領導人物,他的一生見證了民初政壇幕後的實際運作過程。 \n他主張體制的穩定,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保證政治秩序的有效運作,面對縱橫捭闔的政黨政治,選擇參加了穩健派政黨。 \n民國初年,汪榮寶一方面因其原有地位和聲望,另一方面因其和平漸進理念,被吸納進政府,成為民主共和制下的體制內成員。在民初政黨運作、議會政治和法律創建活動中,他依然秉持一貫的漸進改革觀,參加了較為穩健的共和黨、進步黨政治黨派,在議會中也較多地站在國家立場上議政,他支持國民黨宣傳的民主選舉,但反對武力方式的二次革命,力圖通過國會等立法機關來解決政治分歧,期待民主政治能在和風細雨中得到完善。當新的政治權威袁世凱違背民心、妄圖稱帝、破壞共和秩序之時,他能堅持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和漸進理念,抵制袁氏帝制,維護社會和平進步。 \n \n出現三百多個政黨 \n \n \n民國初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人們嚮往已久的政黨制得以確立,「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各種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成為民初社會上引人注目的政治現象,據台灣學者張玉法統計,民初具有政治性的黨會有三百一十二個之多。在民國初年的政黨實踐中,汪榮寶並無過多的言論闡述對政黨的認識,他是以實踐行動來表明立場及觀點的。在穩健思想的支配下,他主張體制的穩定,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保證政治秩序的有效運作,面對縱橫捭闔的政黨政治,選擇參加了穩健派政黨。 \n在民國初期數量眾多的政黨中,汪榮寶先後加入了民社、統一黨、共和黨、進步黨四個政黨。民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在武昌成立,由兩湖人士宣導組織,發起人主要包括黎元洪、譚延闓、王正廷、吳稚暉等,成立後不久將總部遷往上海。汪榮寶在該會設立京津分部時成為其成員,並任該部負責人。統一黨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本部初設上海,後遷往北京,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等為主要領導,汪榮寶參加了該黨,並擔任交際科幹事。 \n共和黨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五月,由民社、統一黨、國民協進會、國民公會等團體合併而成,汪榮寶作為民社和統一黨成員,被並至共和黨中,成為共和黨黨員。進步黨的成立直接受到國會選舉的影響。鑒於以宋教仁為代表的國民黨的巨大影響,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領袖梁啟超、張謇、黎元洪都意識到合作的必要性。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三黨宣布合併,組建進步黨,黎元洪任理事長,梁啟超、張謇等任理事。汪榮寶作為共和黨成員,又被合併到進步黨中,並擔任了該黨政務部法制科主任之職。 \n民初雖然黨派林立,但總體不外兩派:一是以孫中山、宋教仁為代表的原同盟會系統的激進派政黨:國民黨。該黨強調民權,公開宣揚「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推行和維護共和制;二是以共和黨、進步黨為代表的穩健派政黨。共和黨和進步黨強調國權,持國家主義至上觀,擁護政府,秉承政治漸進主義。汪榮寶之所以選擇穩健派政黨,無疑與其政治理念有關。他一貫秉持務實漸進的改革理念,注重體制穩定,強調國家統一,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而這樣的理念與共和黨、進步黨的宗旨相一致。如共和黨的宗旨是「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穩健為第一要義」,進步黨以「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為宗旨。另外,這些黨派所宣布的政綱都強調國家主義,主張聯合袁世凱政府,建立強固的中央政權,並在此基礎上實行政治改造,確立和完善民主共和制。 \n \n 激進派對立穩健派 \n \n \n民國初年,中國的政黨已經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開始在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發揮作用。然而,民初政黨制度移植於西方,難以與中國的社會實際融合調適,因此難免存有諸多缺陷,呈現出一定的幼稚性,其中致命的弱點是缺乏民眾基礎。李劍農指出:民初政黨與民眾不生關係,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因此都沒有成功的希望;梁啟超亦指出:民國初年的多黨政治與社會勢力缺乏通道,不代表社會上的利益與階層。總體來說,政黨政治並未在民初政治秩序的重建中發揮顯著作用。汪榮寶真誠地希望通過政黨組建內閣,行使國家權力,按照西方政黨的運作模式,構建完善民主制度,他反對各黨意氣用事,不顧國家利益而爭一己私利,力促各黨形成有序良性的競爭,以保證民主共和制的有效運作。但是,限於政治環境,其理想的政黨模式在中國無法正常運作。(待續) \n

  • 胡勇》彰顯依法治國 大陸啟動修憲

    2017年最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2018年1月召開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主要議程是討論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雖然新華社通稿沒有披露修憲建議的具體內容,但外界一般認為,除了將十九大確立的「習思想」寫入憲法,此次修憲的最大看點當屬為《監察法》立法確立合憲性依據。 \n作為習近平上台以來推動的一項最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已經由部分省市推向全國。《監察法》草案也向公眾徵求了意見,經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修改,並將提請明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對於這一法律草案,輿論總體表示肯定,但也遭到了不少法律學者的詬病。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監察法》立法缺乏憲法依據。 \n \n監察法缺憲法依據 \n有的學者認為,監察體制改革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創設了新的國家機構,必須要有合憲性基礎。在缺乏這一重要基礎的前提下就貿然啟動《監察法》立法程序,並公開徵求意見,顯然是對現行憲法的不尊重,也違反《立法法》第3條「立法要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的規定。還有的學者形容,制定《監察法》必需的憲法根據還沒形成,但《監察法》已經進入制定過程,這實際上類似體育比賽的搶跑。除了程序瑕疵,《監察法》草案的部分條款也被認為與《憲法》的精神和文本不一致。總之,大陸法律界的主流意見是應當先修改《憲法》,再通過《監察法》,然後成立監察委員會。 \n由此可見,大陸監察體制改革雖然在法律層面引起了一些爭議,但最後決策者還是從善如流,使改革回到了憲制軌道,彰顯了鮮明的法治取向。對於成熟的法治國家來說,憲法至上,依法治國乃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對於法治長期落後的大陸而言,實在是了不起的進步。 \n中共建政後大陸一度陷入法律虛無主義,毛澤東就曾自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改革開放後大陸吸取文革教訓,開始全面加強法制建設,但面對改革與變法的矛盾,法律實用主義又盛行一時。有學者將當時的解決之道概括為先改革再變法,即實際上允許或默認對現行憲法和法律加以突破,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再根據既成事實來修改憲法和法律。 \n有辯護者甚至美其名曰「良性違憲(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1999年「依法治國」被寫入大陸憲法,但法律實用主義的慣性仍然強大。最經典的案例就是沿用了半個多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儘管嚴重違憲,但由於「實用」,直到2013年底才被正式廢止。 \n習近平上台後,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對於立法條件尚不成熟的改革舉措,允許先行先試,但一定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這一條就杜絕了過去以改革為名闖法律紅燈的習慣做法。比如,雖然不少法律學者對《監察法》草案「搶跑」頗有微詞,但都肯定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 \n \n依法治國一新耳目 \n再比如,就在發出修憲信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決定武警部隊不再歸屬國務院序列,而是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雖然軍報和黨報都強調這是落實《憲法》關於中央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的規定,但畢竟突破了現行《國防法》和《武警法》對於武警領導指揮體制的規定。為此,早在11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作出決定,在武警部隊改革期間暫時調整適用相關法律規定,改革措施成熟後,及時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從而使這項重大改革「於法有據」。 \n大陸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穩步推進,此番修憲便是彰顯了改革的法治取向,令人一新耳目。 \n(作者為大陸自由作家、大學教授) \n

  • 深化改革 陸貫徹黨指揮外交

    深化改革 陸貫徹黨指揮外交

     近年大陸綜合實力持續提升,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大陸人赴外經商、學習、生活及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對外交工作關注程度也不斷提高。北京涉外人士分析,自今年初中央深改小組通過一系列外事工作改革法案,到國務委員楊潔篪在中共十九大打破14年來的慣例「入局」,除意味著外交系統的重要性提升,「黨指揮外交」態勢也會更趨明顯。 \n 此外,負責政黨外交的中聯部30日將舉辦「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主題就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 \n 外交工作 強化中央領導 \n 2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主持中央深改小組第32次會議,一次性通過《關於加強黨對地方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關於改革駐外機構領導機制、管理體制和監督機制的實施意見》、《關於改革對外工作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關於改革援外工作的實施意見》等,被視為習改革外交體制的起手式。 \n 涉外人士表示,一系列改革法案出台的背後,主要是加強中央對外交工作的統一領導,透過中央深改小組,進一步加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權責,「選在中共十九大前通過,簡單來說,就是鞏固領導核心」。 \n 談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涉外人士指出,外交在習近平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就在美國逐漸淡出國際治理後,中國勢必會持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為因應日益龐大、多樣且複雜的國際形勢,外交體制的調整和倚重,可想而知。 \n 外交體制 大刀闊斧改革 \n 改革方針底定後,機關定位上,國務院下屬的外交部雖扮演主要角色,但外交部長層級僅是中央委員,涉外人士分析,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十九大打破14年的慣例「入局」,今後很可能出任分管外交的副總理。 \n 涉外人士認為,楊潔篪或許是繼錢其琛後,第一位以政治局委員之姿主管外交工作的副總理;不過,楊的角色性不會太強,畢竟習近平自己才是「幕僚長」,有絕對主導權。 \n 涉外人士進一步指出,有外媒分析,一旦出現分管外交的副總理,外交部權重將有所削減,也許換個角度看,如此調整,除象徵外交工作的地位在中國政治體系持續提升,更意味著習近平在外交體制上,會有大刀闊斧的改革。

  • 三省市試點累積經驗 大陸監察體制改革即將上路

    中共十九大報告拋出要進一步在全大陸推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表示,此前在北京、山西、浙江改革試點累積不少經驗,包括,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加強紀檢機關、監察機關和司法執法機關的統籌協調,保障改革順利推進等4大經驗。 \n \n中國紀檢監察報指出,近日,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下稱《方案》)。《方案》的印發,標誌著在全國推開改革試點工作正式啟動。此時,距離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剛剛過去5天。 \n \n報導稱,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改革潮流勢不可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域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在全國推開改革試點,必將產生一系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n \n去年11月中辦印發《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從體制機制、制度建設上先行先試、探索實踐,為在全國推開積累經驗。 \n \n報導說,接到中央部署的任務後,三省市立即開展試點。至今年3月底,山西省市縣三級全部成立監察委員會;至4月底,北京、浙江也全部完成各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對監委監督、調查、處置3項職責以及訊問、留置等十幾項調查措施先行先試,順利完成試點任務。 \n \n報導指出, 在開展改革試點的過程中,三省市還積累了一些重要經驗:一是牢固樹立「四個意識」;二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前面,切實提高涉改部門和人員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覺悟;三是堅持內涵發展,實現改革效應最大化;四是加強紀檢機關、監察機關和司法執法機關的統籌協調,保障改革順利推進。

  • 楊雨亭》參與新局 讓台灣人再崛起

    \n 中共十九大後,中國會有一個新的局面。從歷史來說,中國自1940年鴉片戰爭近180年來,在富與強上,目前確實是達到了一個高點,年輕一代也對國家絕對認同。由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短時間內可能會缺乏外界期待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誘因,而朝集權的法治化發展,有漸漸回歸中國傳統政治軌道的現象。 \n 由於馬克思主義終究不是中國文化自生的產物,今後中共本身治國理念的擴充以及文化和價值觀的開展,是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議題。這對於兩岸關係走向融合與統一、中國與世界各個國家的合作、以及中國帶給全球文明的福祉,長遠來說是比富與強更重要的因素。中國要扮演當年大英帝國日不落國的光輝和百年來美國文明的世界化,還需要有普世價值的創新與遵循,如此才能風行草偃,萬方來儀。 \n 大陸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第二屆領導上,可以有比較大的力度具體落實以「一帶一路」為軸線的西向政策,而產生「東守西進」的大國戰略。基本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再一次地以天下觀為座標向外華夏化的擴張。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自然是一個偉大的契機。 \n 對於台灣來說,面臨中國的崛起,只是一個「他者」,帶著些許默然與徬徨的複雜心情,不如思考如何主動參與這場難遇的盛會,產生近代第三次台灣人的「崛起」。 \n 第一次是在60年代大陸發生文革動盪時刻,台灣以及東亞周邊國家地區進行工業與商業的變革,在美國的支持下,產生了亞洲四小龍的盛況;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先後有占台灣人口5%的百萬台商在大陸努力的打拼,創造了兩岸雙贏的30年榮景,這是因為當年兩岸在思維和環境上,互補的部分遠大於彼此的差異性,最盛時,光是東莞的台商就超過一萬家。雖然目前大陸的經濟規模和創新能力已經大幅領先台灣,但是台灣仍有許多優質的因素可以貢獻與參與大陸下一階段的發展,這是台灣產業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三次大復興的機會。 \n 而這一次的機會不同以往,過去多以製造與外銷的方式成功,而現在必須以有計畫的發展出下一階段台灣的產業升級,進而帶動台灣社會的充分就業與生活品質的大幅提升。這是因為大陸內需市場與一帶一路「拓荒」所產生的市場,加起來具有非常廣大與縱深的空間,台灣目前的基礎建設與社會發展雖然還待改進,但比起多數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與地區,仍具有短期內難以取代的優勢。 \n 因此,以台灣人深知愛拚才會贏是惟一的硬道理,且有附龍騰之翼上飛九仞之天的歷史良機,豈還能妄自菲薄,坐困愁城?雖然民進黨政府只想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看守政府」,但是台灣的企業和人民必須掙脫狹隘政治的束縛,選擇一條有利於自身、有利於台灣、有助於中華民族發展的康莊大道。 \n(作者為自由作家) \n

  • 周陽山》十九大前的改革風向

    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各方訊息紛至沓來,也出現了不同的解讀和揣測。但在迷霧背後,卻浮現了一些不尋常的改革訊息,值得重視。 \n 從政治局常委人數自7人降為5人、第六代領導接班人選出現變化,到68歲的常委退休年限面臨調整,以及總書記一職將由專人擔任、並與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脫勾,這些傳聞甚囂塵上,不一而足。但仔細推估,其中有的是故意放話,有的則是試探外界反應。但從這些政治動態與輿情反映,卻可看出十九大將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對進一步改革開放勢將發生重大影響。 \n 首先,在政治改革方面,黨政分工將進一步釐清,而且落實在制度改革層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功能將大幅度移轉至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並在人大這一權力機關下,與國務院、中央軍委、人民法院及檢察院,形成平行的頂層監督機制。在這樣的改革計畫中,國家監察委將成為「有牙老虎」,並使外界詬病已久的「雙規」機制(指涉嫌的高層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到規定地點報到,接受調查)趨於合法與合理。這也將進一步落實反貪、究責與廉政任務。 \n 其次,中央軍委的領導體系將更為清晰,權力更為集中,習近平的最高領導角色也益加凸顯。在胡錦濤擔任軍委主席時期,軍方不受駕馭,貪腐極為嚴重,經過幾年來強力的軍改整頓,從戰區規畫、軍種建制到軍事機構的設置,都已出現根本性的變化,軍委主席也成為實權的「最高領袖」。外界傳言,今後軍委將增加兩位新任副主席,分別由國務院總理和總書記擔任,與原任的兩位軍職副主席(軍事與政工幹部各一)共同負責領導任務。果如是,在「一正四副」體系下,將會出現文人領軍、黨政分工與專業負責的軍委新建制。 \n 第三,如果習近平真將總書記一職釋出,專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安委主席,則是否將恢復過去(十二大以前)的黨主席一職?還是有意將黨國體制進一步釐清,將總書記定位為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而不再是黨國最高領導人?目前尚未明朗。如果總書記一職確由他人出任,這將意味黨政分工的進一步落實,以及政改任務的一項跨越性發展。 \n 再者,在人事方面,重慶市的孫政才去職,意味第六梯隊接班規畫有變。習近平等領導人對於共青團和沿海出身的政治明星並不看好,而寧願選擇另一些在偏遠省份(如貴州)表現傑出的幹才,如陳敏爾。另外,過去中共的職官名單制(或亦即幹部制度)太重視學歷背景、人脈派系與外在形象,忽視專業知能和政務歷練,也將在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出現明顯的變化。 \n 至於中共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是否發生根本改變?習近平是否會成為美式總統制之下的最高領導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集體領導體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共識,也是當前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基礎,任何領導人都不會輕易撼動這樣的共識基礎,而只會推動緩進的、有限度的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 \n(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n

  •  夜問打權》國家錢隨便搬?蔡英文恣意妄為?

    夜問打權》國家錢隨便搬?蔡英文恣意妄為?

    中飽私囊神不知鬼不覺! 警政署、國庫署首長攏政治任命,蔡政府打國庫通黨庫算盤? 國家的錢隨便搬?蔡英文比陳水扁更明目張瞻,恣意妄為? \n \n蔡政府搞經濟沒半招,獨攬政權行獨裁卻花樣百出!司法改革總統擴權玩不夠,再貫徹黨意濫用政治任命,對文官體制再一擊! 三級機關首長政治指派,二級機關增1副首長,是酬庸再加碼?引專業人才? 還是外行領導內行?蔡英文承諾 當選後與民共體時艱,怎麼上任後是大砍人民年金,行政院自己新增二十六位政治指派副首長,每年新增四千多萬薪資又要全民買單,增人民的負擔? \n \n大陸祭殺手鐧封鎖蔡政府新南向?越南開第一槍支持一中簽「中越公報」。東南亞國家們可是西瓜靠大邊紛紛親中,一帶一路市場龐大威力顯現狙殺新南向? 小英新南向還在掩耳盗鈴?自家人吃飽吃撐,卻無心解決內的經濟問題,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生計睹,堅持當世界唯一「反中」要角,上國際刊物風雲人物為豪? \n \n全球搶進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連美國、日本都轉彎了, 唯台灣堅定反中不願醒? \n川普特助波廷杰說:「美國也認識到一帶一路對經濟的重要」;日本智庫:「日本不加入亞投行,未來將在全球競爭中錯失機會!」,而蔡英文政府故意矇上眼看不到? \n \n大陸電子貿易強權再下一城,力拚拿下東南亞6億人支付系統,支付寶已在東南亞落地,強悍推電子支付,讓東南亞各國搶「複製」。大陸行動支付交易總額約5.5兆美元,美國僅1120億美元,未來誰在金流、物流占上風,誰就是未來強權國?大陸要用新金融工具出奇招,贏美國?各種商機,都想要搶搭一帶一路拓版圖,大陸自豪的「國家名片」支付寶,怎會錯過這機會!台灣這回真的狠很被甩出車道! \n \n國民黨主席選舉倒數! 人頭黨員爭議上演大鬥法外,兩岸政策成為黨主席政見爭議焦點,到底國民黨談不談統一?! 今天夜問打權分析黨魁候選人們怎麼說…,節目來賓剖解候選人的立場:洪秀柱用「和平政綱」抗吳郝「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誰的論述受黨員青睞? \n \n \n主持人:黃智賢 \n來賓: \n董智森(政治評論員) \n柯志恩(立法委員) \n賴岳謙(實踐大學副教授) \n王鴻薇(台北市議員) \n李明賢(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n盧燕俐(財經專家) \n \n《夜問打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點,第39頻道、中天娛樂台播出。 \n

  • 施正屏》年改正義 蔡總統再想想

    施正屏》年改正義 蔡總統再想想

    立法院1日初審《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朝野立委再度爆發肢體衝突。面對即將到來的520,蔡政府在過去1年不但遲遲未能交出及格的成績單,反而陷入民調暴跌與政見不斷跳票的龐大政治黑洞。其中,年金改革更引發嚴重的社會階級對立與世代矛盾,重創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也使得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度呈現L型暴跌,值得蔡政府深切反省。 \n 日前蔡總統親上火線並高分貝喊話,嚴辦反對年改的抗議人士,由此即可看出蔡高度憂慮自身危機的急迫性。反對者認為蔡政府大力推動的年金改革主張,基本上從簡單的數學線性思考出發,透過延退、多繳、少領三方多管齊下,宣稱永續發展的神話。但蔡政府採取的政策手段粗暴,年金改革若為了要為小英添周年政績,而一定要在520之前強行通過相關法案,可能將掀起新一波巨大且漫長的社會抗爭。 \n 客觀檢視蔡政府能勇敢面對過去政府不願處理的年金改革,固然值得國人肯定,但如何回歸理性探討,停止汙名軍公教,建構永續發展應該是蔡政府應有的基本態度。蔡政府能否傾聽反對者心聲,虛心檢討過去近1年改革過程中的3大爭議,才能以穩健的程序與溫和的手段確保改革成功。 \n 這3大爭議如下:一、檢討政府履行承諾的公平性:年金改革絕對有其必要性,但改革過程中使用的程序與手段是否符合程序正義,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立法院法制局日前援引大法官釋字525號、717號解釋,指政府衡酌財政負擔的公共利益,退撫相關法規並非不能修改或溯及適用。 \n 立法院溯及既往的詮釋立場極為明確,但這與公民對於憲法「不溯及既往」公平性認知差距過大;且關於公益大於個人信賴利益的自由心證更讓人難以信服。蔡政府不願支付軍公教人員的退休給付,恐將付出慘烈的政治代價。 \n 二、停止背離體制的黑機關運作:年改是由體制外建立的「年金改革委員會」主導,捨棄主管國家文官體制的銓敘部,不僅嚴重改變文官與人民對應的方式,同時可能會埋下未來文官與新政府間的敵對關係,進而導致政府職能全面癱瘓。 \n 三、追究政府隱匿失職因果的謬論:政府長期濫用退撫基金護航財團,讓20年退撫基金投資報酬率只有1.68%;而美國過去5年華爾街基金平均投資報酬率高達23%。4大基金整體投資報酬率只要提高1%,就有近千億的收入,全部問題可迎刃而解。政府完全不追究、不檢討投報率過低是因為利益輸送問題,卻反過來指責軍公教。政府長期壟斷2兆退撫基金,唯一解決方案就是開放國際標,訂定最低投報率7%,由國際專業基金代理,以透明機制提升投報率。 \n 年金改革過程中不斷爆發激烈衝突,衷心企盼蔡政府能更加重視組織和制度面的公平性,以系統性思維模式,全盤考慮整體年金制度與組織層面的完善建構,以公開、透明、開放3原則,允許國際專業金融團隊參與,打破官僚式年金投資的黑箱壟斷,健全年金投資報酬機制,如此則年金改革將不僅可確保台灣優秀文官對國家體制的忠誠,更將提升台灣未來的綜合國力。 \n(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 大陸啟動政改?

     大陸召開一年一度全國「兩會」,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為輿論的熱點話題之一。 \n 據《中國青年報》問卷調查,有24.3%的受訪代表委員表示關注這一改革,具體包括《國家監察法》的出台、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京晉浙試點情況等。更引人矚目的是,高層在部署和啟動這一改革時,明確將其定位為「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年下半年即將召開中共十九大的背景下,大陸政改終於進入了快車道。 \n 著名反腐敗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今年年初在接受《民主與法制》雜誌記者訪談時,專門談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n 在他看來,大陸的腐敗之所以如此嚴峻,問題就出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同步前行。「權力這隻看得見的手,把通過市場無形之手創造的巨大財富侵吞了。」 \n 監察系統升格 \n 不僅如此,李永忠還認為,由於大陸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甚至「政令倒灌中南海」的現象,「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n 就政改的領域而言,反腐敗作為「共識度最高、支持度最廣、口子最小、見效最快」的突破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政改的時機而言,中共十八大以來持續開展高壓式反腐敗鬥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為從權力反腐到制度反腐打下了牢固的基礎,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 \n 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監察體制改革,可以說正當其時」。 \n 那麼,「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一說又該如何理解?《人民日報》早在去年年底改革啟動時就給出了權威答案——作為一項重大政治改革,其目標是「建立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實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從而更好地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今年全國「兩會」時也談到了監察體制改革。根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的解讀,在黨的領導和「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之間必須要有個「轉換接頭」,也就是設立國家層面的監察制度來管。「這就是這項重大政治改革要進行立法和國家機構設立的原因所在」。 \n 能監督權力嗎? \n 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敗具體如何評價?李永忠認為可以從3個方面判斷,包括是否實現了異體監督、是否覆蓋了對黨委書記(一把手)的監督、是否建立了一套廉潔高效的權力運行模式等。 \n 對此,有學者表示不容樂觀。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王軍洋博士在FT中文網撰文,指出在既有的框架下,看似多元且互有分工的監察反腐主體,最後的負責方向都指向了同級黨委,尤其是黨委書記。 \n 如果這回的監察體制改革僅僅是將監察系統升格增量,並不能改變背後真正發揮領導作用的同級黨委的一元權力結構,也就是仍然解決不了同體監督的老問題。「所以也很難對反腐工作帶來實質性變化」。 \n 不過,作者也承認,增強紀檢監察系統的獨立性不必然是解決反腐問題的終極藥方。「腐敗的根源在於權力的不受監督狀態,而客觀上與什麼機構執掌權力並無必然關係」。 \n 大陸監察體制改革還在試點階段,很多問題尚待探索。除了上述重大議題,諸如公職人員接受調查後自身合法權益的保障、律師參與條款會不會寫入《國家監察法》等細節都還需要論證。不過,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政改試點工作的推進,中共十九大會對政改有更多著墨,大陸的改革將會更加全面深入。 \n (作者為大陸自由作家、大學教授)

  • 陸媒新視界》大陸啟動政改?

    陸媒新視界》大陸啟動政改?

    大陸召開一年一度全國「兩會」,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為輿論的熱點話題之一。 \n據《中國青年報》問卷調查,有24.3%的受訪代表委員表示關注這一改革,具體包括《國家監察法》的出台、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京晉浙試點情況等。更引人矚目的是,高層在部署和啟動這一改革時,明確將其定位為「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年下半年即將召開中共十九大的背景下,大陸政改終於進入了快車道。 \n著名反腐敗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今年年初在接受《民主與法制》雜誌記者訪談時,專門談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n在他看來,大陸的腐敗之所以如此嚴峻,問題就出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同步前行。「權力這隻看得見的手,把通過市場無形之手創造的巨大財富侵吞了。」 \n \n監察系統升格 \n不僅如此,李永忠還認為,由於大陸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甚至「政令倒灌中南海」的現象,「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n就政改的領域而言,反腐敗作為「共識度最高、支持度最廣、口子最小、見效最快」的突破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政改的時機而言,中共十八大以來持續開展高壓式反腐敗鬥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為從權力反腐到制度反腐打下了牢固的基礎,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 \n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監察體制改革,可以說正當其時」。 \n那麼,「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一說又該如何理解?《人民日報》早在去年年底改革啟動時就給出了權威答案——作為一項重大政治改革,其目標是「建立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實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從而更好地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出席今年全國「兩會」時也談到了監察體制改革。根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的解讀,在黨的領導和「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之間必須要有個「轉換接頭」,也就是設立國家層面的監察制度來管。「這就是這項重大政治改革要進行立法和國家機構設立的原因所在」。 \n \n能監督權力嗎? \n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敗具體如何評價?李永忠認為可以從3個方面判斷,包括是否實現了異體監督、是否覆蓋了對黨委書記(一把手)的監督、是否建立了一套廉潔高效的權力運行模式等。 \n對此,有學者表示不容樂觀。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王軍洋博士在FT中文網撰文,指出在既有的框架下,看似多元且互有分工的監察反腐主體,最後的負責方向都指向了同級黨委,尤其是黨委書記。 \n如果這回的監察體制改革僅僅是將監察系統升格增量,並不能改變背後真正發揮領導作用的同級黨委的一元權力結構,也就是仍然解決不了同體監督的老問題。「所以也很難對反腐工作帶來實質性變化」。 \n不過,作者也承認,增強紀檢監察系統的獨立性不必然是解決反腐問題的終極藥方。「腐敗的根源在於權力的不受監督狀態,而客觀上與什麼機構執掌權力並無必然關係」。 \n大陸監察體制改革還在試點階段,很多問題尚待探索。除了上述重大議題,諸如公職人員接受調查後自身合法權益的保障、律師參與條款會不會寫入《國家監察法》等細節都還需要論證。不過,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政改試點工作的推進,中共十九大會對政改有更多著墨,大陸的改革將會更加全面深入。 \n(作者為大陸自由作家、大學教授) \n

  • 陸人大:陸國家監察法今年可送人大審議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今天針對部分省市率先設置「監察委員會」說,把「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的工作已經開始,今年應可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 \n 中國大陸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上午舉行會前記者會,傅瑩在回答媒體提問時,作出上述表示。 \n 傅瑩說,「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在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黨中央領導下,推進反腐敗制度建設的「一個大的動作」,也是具有「全局性影響」的政治體制改革。 \n 她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底授權在北京、山西、浙江展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暫時調整適用相關法律,從體制、機制、制度上先行先試。現在試點工作已全面展開,屬於系統工程,將為下一步全面推動改革提供寶貴經驗。 \n 傅瑩提到,把中國大陸「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的工作已經開始,今年應可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這是推動反腐敗立法的實質舉措,實現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展開國家監察,懲治腐敗。106030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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