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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報人的實踐與困境

    民國報人的實踐與困境

     政治激情,導致言論白熱爭鋒,反映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現實,本來是應有之義,然當社會共識薄弱時,不知道說「公道話」的基礎和標準何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n 進步運動領袖寫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13年所創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風格辦同人雜誌,對國事發表各種主張。他在《努力週報》宣傳「好政府主義」,不就是進步運動的中國版?話說杜威思想主導「胡適派」的自由主義,特別在實踐哲學、科學方法和實驗教育方面,但他對中國報刊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影響。杜威不以報刊實踐聞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發表;杜威反對精英政治,但他提倡的「大眾民主」在封閉而分裂的中國根本是空中樓閣,毫無實現的機會。胡適回國以後辦刊物,還得結合美英派的知識精英,其精神、路線與風格顯然受到杜威論爭對手李普曼的啟發。我們在另一篇文章問道:密蘇里新聞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國各大學,為什麼勢如破竹,完全沒有遭遇抗拒?蓋密蘇里新聞教育(新聞道德)蘊藏進步運動的基本價值,符合中國知識界領袖(例如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追求,範式轉移自然水到渠成。 \n 除了美國進步運動的知識領袖,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親睹蘇俄革命,前後立場發生變化,也刻畫了自由主義者左右搖擺的窘境。1917年蘇維埃革命成功,三年後(1920)羅素即實地往訪考察,時間上比胡適早六年,比杜威早八年。羅素原先在紐約的《解放者》(Liberator)雜誌撰文贊成這個革命,但身歷其境以後卻改變初衷。他說,蘇聯的共產主義理想太好了,好到簡直可以不擇手段,以致殘暴統治,剝奪自由,在所不惜,宣傳如宗教狂熱,人民生活卻貧困不堪,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羅素於1920年秋結束蘇俄之行,直接到中國訪問,盤桓了一整年,與杜威分別發表一系列哲學演講。羅素初抵華時,警告中國應該採取溫和的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謹防帝國主義的干預。不料數月後他在告別演說時轉了個大彎,建議中國應該實行俄式國家社會主義,才能振興實業,發展教育,等到實業和教育達到英美的程度,再回頭剷除資本的流毒,此外別無他途。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大師曾經左右搖擺,羅素對胡適說蘇聯的dictatorship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因為在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愛自由的人只好犧牲一點,胡適謂「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 \n 胡適與《努力週報》 \n 民國報業和報人走進史學研究的視界,規模初具,不僅在華人地區,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積了可觀的成果。《報人報國》除了提供宏觀分析,也包含意義深遠的個案研究。質言之,這些個案分屬四個主題:(一)以胡適、成舍我和陳冷做報人的經驗為例,見微知著,以折射他們爭取新聞自由的實踐與困境。(二)王芸生、蕭乾、陸鏗和劉賓雁等人,遇到時代劇變,政權動盪,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每個關頭都必須做出痛苦的抉擇,以致人生轉折多變,更具體而微地刻畫新聞人的代價。(三)留美的自由派報人抗戰期間出任官員,其負責檢查外國記者在華報導的心路歷程和理據。(四)另一個異常的延安革命黨報模式。先此簡介胡適、成舍我和陳冷的個案,其他且留後再敘。 \n 五四運動以後,中共誕生,國民黨改組,軍閥跟官僚政客爭權奪利,報紙黨同伐異;南北對立,日趨緊張;戰亂頻仍,政治無望,自由主義極難生存。胡適於1917年回國,宣布二十年不談政治,但在中國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惹你。他只好破戒,於1922年5月創辦《努力週報》,僅一年六個月而壽終。胡適宣布要做一個負責任的輿論家,只問是非,不論黨派,「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 \n 不願捲入政治漩渦 \n 《文人論政》許多篇章以胡適為主,特別是《獨立評論》(1932─1937)那一段。在《報人報國》,潘光哲教授再續前作,對於胡適創辦《努力週報》做了生動的分析,折射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遭受左右夾攻。胡適在美國求學就有開風氣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響。胡適論政,不願捲入實際政治的漩渦,他要做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他認為,主義不能包醫百病,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而提倡一點一滴的溫和漸進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極上防止營私舞弊、貪官污吏,積極上替社會全體謀求充分的福利,容納個人的自由。這是個立憲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畫的政府。胡適的「好政府」脫胎於進步運動。他呼籲「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顯然也源自實踐主義。胡適提出「公」的理想-講公道話,做公正人,這種「低調民主」碰到「高調革命」,自然就窘態畢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國日報》攻擊他,左派有張國燾的中共機關報《先驅》攻擊他,張申府、周恩來也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少年》批評胡適妥協。當時還有別人(如成舍我、陳冷)鼓吹說「公道話」,所見與胡適略同。政治激情,導致言論白熱爭鋒,反映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現實,本來是應有之義,然當社會共識薄弱時,不知道說「公道話」的基礎和標準何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待續)

  •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n 在整個知識群體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發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但他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文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胡和徐兩位書生,爭論得頗斯文;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為民主與新式獨裁展開辯論,都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n 鼓吹美國向俄學習 \n 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看來他是受到「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響,以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1904-1981)為其領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 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甘為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曲辯。 \n 梅理安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為」,是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胡適認為「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連美國實踐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著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1872-1970)訪華,1920到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啟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集體心態」(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與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為列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著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為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為促狹的名字:「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不止是「有用的白痴」,而是「好用的白痴」─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眾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痴」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有轉折的。上個世紀30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聯,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蘇聯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蘇聯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比誰都明白,教育必須相對獨立於體制的箝制才可能有自由。 \n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n 雜誌上揭政客貪腐 \n 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國開啟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為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20世紀世界強權。在國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muckraking)。媒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後蘊藏了一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著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為常、習焉不察、視為當然的「恆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待續)

  • 美國杜威號驅逐艦已安裝雷射砲

    美國杜威號驅逐艦已安裝雷射砲

    軍事評論員米利肯(James Milliken)拍到一張照片顯示,美國伯克級神盾驅逐艦杜威號(USS Dewey,DDG-105),原本安裝近迫武器的砲位,似乎安裝了雷射砲系統。該圖片是最近在聖地亞哥港拍攝的。 \n \nTheDrive報導,這座雷射砲看起來最像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HELIOS」雷射系統,該系統原本就計畫安裝在這個砲位,但是原本的預計是至少要等上幾年,在2025年左右才會安裝,顯然雷射砲系統逐步成熟,超出了原本計劃的時間表。 \n \n其實,幾乎幾個美國軍工大廠,除了洛馬集團以外,通用原子、雷神,諾斯洛普格魯曼等集團都有都有自己的雷射砲計畫,就在上個月,就曾有人在晚間拍射到運往聖地牙哥港的巨大雷射砲,是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固體雷射技術系統(SSL-TM),預計安裝在兩棲運輸艦波特蘭號(USS Portland ,CA-33)。 \n \n理論上,雷射武器可以燒毀來襲的飛彈與砲彈,甚至具有對岸上目標的精準打,但是,TheDrive認為,杜威號上的雷射武器,可能還不到那個燒毀目標的程度,最可能的答案是海軍光學眩目攔截器(ODIN)系統,該系統將於今年年底安裝在美軍驅逐艦上。 \n \nODIN是一種低功率雷射,它不能直接燒毀目標,而是將通過以調整的的雷射「炫光」,使敵人的光電/紅外傳感系統因為過亮而失去作用,類似於閃光彈、熱焰彈系統。 \n \nTheDrive認為 ,低功率的炫光系統,與高能量系統都很重要,這兩雷射武器應該會結合在一起使用,這也洛克希德HELIOS計畫的概念。另一方面,雷射只能一次對準一個物體,因此隨著技術的小型化,可能在未來,軍艦上有多座雷射武器,以幫助應對多種同時發生的威脅。 \n

  • 兩岸史話-東方人被習慣勢力綁住 無法維新

    兩岸史話-東方人被習慣勢力綁住 無法維新

     想改良社會,免了社會的搖動,應該知道社會裏面互相衝突到底是為了什麼緣故?從前的社會都聽任自然趨勢,必等到偏枯不平的氣象出現以後,才知道設法救正。現在我們總要有種工具,可以先事防備,不要等到發作的時候才去救正。 \n 因為宗教家有特別的見解,提倡獨身不婚等事,因此便把家庭的興趣滅殺了。宗教家重用精神不重欲望,恐怕美術感動人的慾望太甚,所以又不注重美術,即便用美術,不過為他們宗教作奴隸罷了。宗教家又不敢提倡科學,恐怕推翻他們宗教上幾個根本觀念,結果又把教育的興趣滅殺,把教育的團體壓將下去。宗教家又反對政權,所以鬧成一千多年的政教戰爭,國家的群和教會的群兩不相讓,所以造成許多年政教衝突的歷史。就是現在意大利還有許多地方尚在爭執這個問題。 \n 國家群、教會群不相讓 \n 舉這個例是要證明,宗教的群在歷史上佔了特殊的和獨尊的地位,結果便把別種群的需要興趣壓倒了,做他們的附屬品。這個例是很普通的,除了三個例外,(一)希臘(二)中國(三)美國,其餘各國都是這樣。希臘古代教會並不曾掌過大權,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奉為一尊的宗教,但美國自成立國家以後,雖然沒吃過政教戰爭的苦,可是他的祖先已經受過許多痛苦了。美國歷史上沒有政教戰爭,不過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罷了。以上所說的,都是宗教的群佔獨尊的地位,壓倒別種群發展進步的證據。 \n (二)政治的群 \n 政治的群在歷史上也曾佔過特殊的獨尊的地位,把別種群壓將下去,做他們的附屬品。有一個西洋人同印度人談天,說東方人所以不能振作的原因。 \n 西洋人說:「東方人所以不能振作,因為土人太守舊、太重習慣。例如印度人搬運東西,總是頂在頭上,不會用車子去推。有一天教他用車子推煤,他雖把煤放在車上,但仍然把車子放在頭上頂著。就此可以證明東方人被習慣的勢力綁住了,所以不能維新。」 \n 印度人回答說:「東方人固然太重習慣,西洋人卻太重政府。西洋人的毛病,就是把政府當做車子用,不會用自己的方量去頂東西,祇會靠政府力量去做事,那如我們用自己的頭來做自己的事呢?」 \n 印度人這幾句話很有幾分道理。把政府看得過重,實在是西洋人的毛病,譬如這回歐戰,國家政府的權力擴張極大,把鐵路、礦產、財產、生命,都可以一手拿來,商業、工業、學術各種團體,沒有不受他支配的。因為國家政府的力量這樣強大,所以發生一種反動。現在有許多明白的人不免發生疑問,要問:「國家政府是否應該有這麼大的權力?別的團體是否應該受他絕對的支配?」這種懷疑的人現在已經天天增加起來了。 \n (三)經濟的群 \n 中國人常常批評西洋人,說他們偏重唯物的方面,想弄錢,想發財。對於美國尤甚;因為美國有偏重經濟的趨嚮。美國有天然的富源,不能不發展工商各業,因為工商各業發達,便造成許多大資本家;所以經濟的組合多有操縱國家政府的勢力。美國大資本家常常操縱政府,利用政府;人民有時不知道真正的政府究竟是京城裏邊的政府機關,還是工商業的組合。這種偏重經濟的趨嚮,遂生出種種流弊,文學、哲學、美術等的發達都落在歐洲之後。這都因為偏重這方面,丟掉那方面,所以一方發展,一方偏枯。 \n (四)家庭的群 \n 家庭的群也時常佔據一個特殊的獨尊的地位,因為家庭的群比較別的群更加親密,更可把經濟、政治、教育、宗教等群包括在內。因為如此,所以格外容易代替別種群,把別種群壓將下去,一齊由他支配。最初生計的團體,無論東西各國都是一樣,都是由家庭生計做起,如紡織衣服、製造飲食等事,都是從家庭起首。奴隸、牛馬、婦人都歸家庭所有,聽受家長支配。後來因為教育兒童,有了教育的需要,家庭之中又兼任教育的職務。由家庭變為家族,由家長變到族長,便含有半政治的性質,可以賞罰家人,可以強令家人做事,故又兼有政治的職務。古代家長率領子孫拜神祭天,故家庭的群又兼為宗教的群。家庭的團體如此,難怪在歷史上佔了一個最重獨尊的地位,把別種團體都看輕了,都丟開了。 \n 家庭的組合在人類社會上本是很重要的;許多道德的觀念、慈悲的觀念,如親愛、和睦、保育幼弱、一視同仁等思想,都是從家庭制度中發生出來的。這都是家庭組合的好影響,但有幾種壞處: \n (1)守舊:家長要保持一部分人的權力,故往往教子孫遵守祖法,久而久之,遂變成死的,不活潑的現象。 \n (2)不平等:家庭之中,一部分人掌權,一部分人服從,婦女、奴隸均受不平等待遇,不能謀全部的充分發展。 \n (五)區域的群 \n 人類因為地方的關係,因為居住相近的緣故,遂發生鄰居的觀念。再大則有同村、同城、同縣、同省的關係,發生同鄉的觀念。這都是以區域作基礎組織成群的,無論是否同黨同教,均因地理上的關係組成一團。好的影響可以橫衝進去,把宗教、黨派等界限化除,連合成為一氣,發生很親密的結果。壞的影響就是疆界的觀念太重,因而分成鄉界、國界,容易發生猜忌。歷史上許多戰爭都是從疆界問題發生的。 \n 以上所說的是要想改良社會,免了社會的搖動,應該知道社會裏面互相衝突到底是為了什麼緣故?從前的社會都聽任自然趨勢,必等到偏枯不平的氣象出現以後,才知道設法救正。現在我們總要有種工具,可以先事防備,不要等到發作的時候才去救正。所以必定先要觀察社會衝突的原因,由於那種社會太占優勝,所以盤據最重要的地位;那種社會需要被壓太甚,所以退到吃虧的地位。能夠如此然後才能夠對症下藥,預先來設法救正他,調劑各群的地位,讓他們有平等發展、平等進步的機會;不但不互相衝突,並且可以互相幫助。一部分有好結果,各部分都受好影響;一部分有壞結果,各部分都受壞影響;這就是因為社會的關係是「犬牙相錯」的緣故。 \n 我很希望大家把這種社會衝突的觀念想一想,從這種觀念中研究出來解決社會的具體的辦法,好代替那種完全辯護、完全推翻的籠統思想。(系列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東方人被習慣勢力綁住 無法維新(六)

    因為宗教家有特別的見解,提倡獨身不婚等事,因此便把家庭的興趣滅殺了。宗教家重用精神不重欲望,恐怕美術感動人的慾望太甚,所以又不注重美術,即便用美術,不過為他們宗教作奴隸罷了。宗教家又不敢提倡科學,恐怕推翻他們宗教上幾個根本觀念,結果又把教育的興趣滅殺,把教育的團體壓將下去。宗教家又反對政權,所以鬧成一千多年的政教戰爭,國家的群和教會的群兩不相讓,所以造成許多年政教衝突的歷史。就是現在意大利還有許多地方尚在爭執這個問題。 \n \n國家群、教會群不相讓 \n \n舉這個例是要證明,宗教的群在歷史上佔了特殊的和獨尊的地位,結果便把別種群的需要興趣壓倒了,做他們的附屬品。這個例是很普通的,除了三個例外,(一)希臘(二)中國(三)美國,其餘各國都是這樣。希臘古代教會並不曾掌過大權,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奉為一尊的宗教,但美國自成立國家以後,雖然沒吃過政教戰爭的苦,可是他的祖先已經受過許多痛苦了。美國歷史上沒有政教戰爭,不過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罷了。以上所說的,都是宗教的群佔獨尊的地位,壓倒別種群發展進步的證據。 \n(二)政治的群 \n政治的群在歷史上也曾佔過特殊的獨尊的地位,把別種群壓將下去,做他們的附屬品。有一個西洋人同印度人談天,說東方人所以不能振作的原因。 \n西洋人說:「東方人所以不能振作,因為土人太守舊、太重習慣。例如印度人搬運東西,總是頂在頭上,不會用車子去推。有一天教他用車子推煤,他雖把煤放在車上,但仍然把車子放在頭上頂著。就此可以證明東方人被習慣的勢力綁住了,所以不能維新。」 \n印度人回答說:「東方人固然太重習慣,西洋人卻太重政府。西洋人的毛病,就是把政府當做車子用,不會用自己的方量去頂東西,祇會靠政府力量去做事,那如我們用自己的頭來做自己的事呢?」 \n印度人這幾句話很有幾分道理。把政府看得過重,實在是西洋人的毛病,譬如這回歐戰,國家政府的權力擴張極大,把鐵路、礦產、財產、生命,都可以一手拿來,商業、工業、學術各種團體,沒有不受他支配的。因為國家政府的力量這樣強大,所以發生一種反動。現在有許多明白的人不免發生疑問,要問:「國家政府是否應該有這麼大的權力?別的團體是否應該受他絕對的支配?」這種懷疑的人現在已經天天增加起來了。 \n(三)經濟的群 \n中國人常常批評西洋人,說他們偏重唯物的方面,想弄錢,想發財。對於美國尤甚;因為美國有偏重經濟的趨嚮。美國有天然的富源,不能不發展工商各業,因為工商各業發達,便造成許多大資本家;所以經濟的組合多有操縱國家政府的勢力。美國大資本家常常操縱政府,利用政府;人民有時不知道真正的政府究竟是京城裏邊的政府機關,還是工商業的組合。這種偏重經濟的趨嚮,遂生出種種流弊,文學、哲學、美術等的發達都落在歐洲之後。這都因為偏重這方面,丟掉那方面,所以一方發展,一方偏枯。 \n(四)家庭的群 \n家庭的群也時常佔據一個特殊的獨尊的地位,因為家庭的群比較別的群更加親密,更可把經濟、政治、教育、宗教等群包括在內。因為如此,所以格外容易代替別種群,把別種群壓將下去,一齊由他支配。最初生計的團體,無論東西各國都是一樣,都是由家庭生計做起,如紡織衣服、製造飲食等事,都是從家庭起首。奴隸、牛馬、婦人都歸家庭所有,聽受家長支配。後來因為教育兒童,有了教育的需要,家庭之中又兼任教育的職務。由家庭變為家族,由家長變到族長,便含有半政治的性質,可以賞罰家人,可以強令家人做事,故又兼有政治的職務。古代家長率領子孫拜神祭天,故家庭的群又兼為宗教的群。家庭的團體如此,難怪在歷史上佔了一個最重獨尊的地位,把別種團體都看輕了,都丟開了。 \n家庭的組合在人類社會上本是很重要的;許多道德的觀念、慈悲的觀念,如親愛、和睦、保育幼弱、一視同仁等思想,都是從家庭制度中發生出來的。這都是家庭組合的好影響,但有幾種壞處: \n(1)守舊:家長要保持一部分人的權力,故往往教子孫遵守祖法,久而久之,遂變成死的,不活潑的現象。 \n(2)不平等:家庭之中,一部分人掌權,一部分人服從,婦女、奴隸均受不平等待遇,不能謀全部的充分發展。 \n(五)區域的群 \n人類因為地方的關係,因為居住相近的緣故,遂發生鄰居的觀念。再大則有同村、同城、同縣、同省的關係,發生同鄉的觀念。這都是以區域作基礎組織成群的,無論是否同黨同教,均因地理上的關係組成一團。好的影響可以橫衝進去,把宗教、黨派等界限化除,連合成為一氣,發生很親密的結果。壞的影響就是疆界的觀念太重,因而分成鄉界、國界,容易發生猜忌。歷史上許多戰爭都是從疆界問題發生的。 \n以上所說的是要想改良社會,免了社會的搖動,應該知道社會裏面互相衝突到底是為了什麼緣故?從前的社會都聽任自然趨勢,必等到偏枯不平的氣象出現以後,才知道設法救正。現在我們總要有種工具,可以先事防備,不要等到發作的時候才去救正。所以必定先要觀察社會衝突的原因,由於那種社會太占優勝,所以盤據最重要的地位;那種社會需要被壓太甚,所以退到吃虧的地位。能夠如此然後才能夠對症下藥,預先來設法救正他,調劑各群的地位,讓他們有平等發展、平等進步的機會;不但不互相衝突,並且可以互相幫助。一部分有好結果,各部分都受好影響;一部分有壞結果,各部分都受壞影響;這就是因為社會的關係是「犬牙相錯」的緣故。 \n我很希望大家把這種社會衝突的觀念想一想,從這種觀念中研究出來解決社會的具體的辦法,好代替那種完全辯護、完全推翻的籠統思想。 \n(系列完) \n

  • 兩岸史話-權貴把勞動家壓到第四層社會

    兩岸史話-權貴把勞動家壓到第四層社會

     社會所以有亂,都因為這許多團體不能同時平等發展進步,結果常使這一群壓倒那一群,經過幾十年、幾百年,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影響,骨子裏已有了紛亂的種子,已經有許多不平之氣,所以才有衝突的事件發生。 \n 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蒸汽發明,機器漸漸出來代替人工,於是生計的狀況,生出一大變遷。變遷的結果,有許多法律都不適用了。比如干涉的政策,最妨礙實業發展,於是才有極端放任的學說發生,主張縮減國家權力,讓個人去自由發展。這也不過是反對一時的現狀,並不是天經地義,後來也成了籠統的理論,結果便使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被資本家利用,祇看見有錢有勢的人競爭,把那些無錢無勢的勞動家都壓到第四層社會去了。可見得離開當時的環境,把救濟一時的方法,拿來做百年大計,是最危險的一樁事。 \n 進化是零賣的 \n 所以第三派哲學不像從前的哲學對於現行制度不是總攻擊,便是總辯護,知道用力去辯護、攻擊,不如用力造成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不是自然的進步,也不是籠統的進步;是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從各方面、各個體進步的;是拿人力補救他、修正他、幫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 \n 現在世界有許多野心家,高談闊論,一張口就說要改造社會,我想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祇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議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社會上的事不能開口就說全對,或開口就說全不對,要知道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n 因為各方面問題太多,太複雜,常常不易下手,即使下手也容易生出許多錯誤,所以必須研究個體,把一件一件的事體分析出來,然後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錯誤。 \n 今天聽講的大概多是學生,學生應該格外知道這個道理。世間零碎事體可以幫助做的狠多,做零碎的事初看狠覺得不能滿足我們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個人的能力、知識來幫助做各種事體,到了結果那一天,也許做到我們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了。 \n 社會衝突的起因 \n 前兩次講演說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分三大派:(1)偏於理想,想把現行制度一齊推翻;(2)偏於保守,對於現行制度一律辯護;(3)注重具體的問題,對於現行制度不作籠統的攻擊,也不作籠統的辯護。今天所講的屬於第三派,隨時對於第一、第二兩派也略加一點批評。 \n 第三派哲學的重要觀念,是學說起於紛亂,學說的目的在隨時隨地補救、修正社會的缺點和社會各種勢力的衝突;要想補救、修正社會的缺點和社會各種勢力的衝突,除了注重具體的問題之外,還需要有一些能指導全體的觀念。 \n 譬如船家航海,先要有個地圖,帶個指南針,定個方向,然後再轉舵張帆朝這個方向走去。社會哲學家也必要有指導全體的觀念,作他們的地圖和指南針,先觀察社會衝突、動搖不安的病根在什麼所在,然後來解決具體的問題。但是我們說的指導全體的觀念並不是上次所批評的籠統理論,仍然是從具體觀念中找出的普通觀念。從前的哲學家總好用許多籠統的兩兩相對的名詞,譬如說個人同社會衝突,人民同國家衝突,法律同自由衝突,這樣囫圇說去,便把社會衝突的具體原因遮蔽住了。我們要想找出大衝突的原因,不必從這許多抽象的兩兩相對的名詞上去找,應該從群與群交錯的關係上去找。 \n 據我們看來,社會衝突並不是什麼簡單的雙方衝突:一造是個人,一造是社會;一造是人民,一造是國家;一造是法律,一造是自由。社會是群與群的結合,群的界限是錯雜不齊、犬牙交錯的東西,所以群的衝突便是錯雜不齊、犬牙交錯的衝突。我所說的群是有公共目的、公共利害團結在一塊的。人類祇要有一種興趣、利益的關係,自然會團結成群。譬如有打球的興趣,自然會結成球會。社會成立的原因既是這樣,所以社會上的衝突,是階級和階級、行業和行業、民族和民族的衝突,並不是一方面是個人,一方面是社會。 \n 何以說人類祇要有興趣、利益的關係自然會團結成群呢?譬如人類的天性,有男女性欲的需要,男女同居,然後有夫婦,有子孫,有家庭,有家族。又如人生都有要吃、要穿的天性,因為這種天性的需要,自然有供給吃的、穿的等群,自然會發生商業、工業、交通等群。再放大範圍說,人類的天性好爭,因為好爭所以纔有國家和政府的需要,因為有國家和政府的需要,所以纔有國家和政府等大群。人類又有一種宗教的天性,對於現世多不滿意,要想求那未來的精神的幸福,因為有這種天性,所以大家纔同拜一種宗教,因此發生教會、庵觀、寺院等群。照這樣看來,可見得人類祇要有一種興趣利益的需要就會發生種種的群。 \n 以上所說的是人群發生的原因,自此以後,再說人群衝突的原因。人群是「參伍錯綜」的東西,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彼此毫無關係的東西。比方一個人,在社會是社員,在國家是國民,在教會是教士,在某種行業之中又是某種行業的職員。社會所以有亂,都因為這許多團體不能同時平等發展進步,結果常使這一群壓倒那一群,經過幾十年、幾百年,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影響,骨子裏已有了紛亂的種子,已經有許多不平之氣,所以才有衝突的事件發生。 現在且舉出幾個例說明,社會中往往有一種群,受特別的待遇,占特殊的地位,把別種群壓下去,這便是紛亂的原因。 \n (一)宗教的群 \n 歐洲中古自五○○年到一五○○年的一千年的歷史,是宗教團體很勝利的時代。宗教的群既佔勢力,便把家庭、美術、教育、政治等群壓將下去。 \n (待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權貴把勞動家壓到第四層社會(五)

    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蒸汽發明,機器漸漸出來代替人工,於是生計的狀況,生出一大變遷。變遷的結果,有許多法律都不適用了。比如干涉的政策,最妨礙實業發展,於是才有極端放任的學說發生,主張縮減國家權力,讓個人去自由發展。這也不過是反對一時的現狀,並不是天經地義,後來也成了籠統的理論,結果便使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被資本家利用,祇看見有錢有勢的人競爭,把那些無錢無勢的勞動家都壓到第四層社會去了。可見得離開當時的環境,把救濟一時的方法,拿來做百年大計,是最危險的一樁事。 \n \n進化是零賣的 \n \n所以第三派哲學不像從前的哲學對於現行制度不是總攻擊,便是總辯護,知道用力去辯護、攻擊,不如用力造成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不是自然的進步,也不是籠統的進步;是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從各方面、各個體進步的;是拿人力補救他、修正他、幫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 \n現在世界有許多野心家,高談闊論,一張口就說要改造社會,我想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祇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議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社會上的事不能開口就說全對,或開口就說全不對,要知道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n因為各方面問題太多,太複雜,常常不易下手,即使下手也容易生出許多錯誤,所以必須研究個體,把一件一件的事體分析出來,然後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錯誤。 \n今天聽講的大概多是學生,學生應該格外知道這個道理。世間零碎事體可以幫助做的狠多,做零碎的事初看狠覺得不能滿足我們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個人的能力、知識來幫助做各種事體,到了結果那一天,也許做到我們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了。 \n \n社會衝突的起因 \n \n前兩次講演說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分三大派:(1)偏於理想,想把現行制度一齊推翻;(2)偏於保守,對於現行制度一律辯護;(3)注重具體的問題,對於現行制度不作籠統的攻擊,也不作籠統的辯護。今天所講的屬於第三派,隨時對於第一、第二兩派也略加一點批評。 \n第三派哲學的重要觀念,是學說起於紛亂,學說的目的在隨時隨地補救、修正社會的缺點和社會各種勢力的衝突;要想補救、修正社會的缺點和社會各種勢力的衝突,除了注重具體的問題之外,還需要有一些能指導全體的觀念。 \n譬如船家航海,先要有個地圖,帶個指南針,定個方向,然後再轉舵張帆朝這個方向走去。社會哲學家也必要有指導全體的觀念,作他們的地圖和指南針,先觀察社會衝突、動搖不安的病根在什麼所在,然後來解決具體的問題。但是我們說的指導全體的觀念並不是上次所批評的籠統理論,仍然是從具體觀念中找出的普通觀念。從前的哲學家總好用許多籠統的兩兩相對的名詞,譬如說個人同社會衝突,人民同國家衝突,法律同自由衝突,這樣囫圇說去,便把社會衝突的具體原因遮蔽住了。我們要想找出大衝突的原因,不必從這許多抽象的兩兩相對的名詞上去找,應該從群與群交錯的關係上去找。 \n據我們看來,社會衝突並不是什麼簡單的雙方衝突:一造是個人,一造是社會;一造是人民,一造是國家;一造是法律,一造是自由。社會是群與群的結合,群的界限是錯雜不齊、犬牙交錯的東西,所以群的衝突便是錯雜不齊、犬牙交錯的衝突。我所說的群是有公共目的、公共利害團結在一塊的。人類祇要有一種興趣、利益的關係,自然會團結成群。譬如有打球的興趣,自然會結成球會。社會成立的原因既是這樣,所以社會上的衝突,是階級和階級、行業和行業、民族和民族的衝突,並不是一方面是個人,一方面是社會。 \n何以說人類祇要有興趣、利益的關係自然會團結成群呢?譬如人類的天性,有男女性欲的需要,男女同居,然後有夫婦,有子孫,有家庭,有家族。又如人生都有要吃、要穿的天性,因為這種天性的需要,自然有供給吃的、穿的等群,自然會發生商業、工業、交通等群。再放大範圍說,人類的天性好爭,因為好爭所以纔有國家和政府的需要,因為有國家和政府的需要,所以纔有國家和政府等大群。人類又有一種宗教的天性,對於現世多不滿意,要想求那未來的精神的幸福,因為有這種天性,所以大家纔同拜一種宗教,因此發生教會、庵觀、寺院等群。照這樣看來,可見得人類祇要有一種興趣利益的需要就會發生種種的群。 \n以上所說的是人群發生的原因,自此以後,再說人群衝突的原因。人群是「參伍錯綜」的東西,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彼此毫無關係的東西。比方一個人,在社會是社員,在國家是國民,在教會是教士,在某種行業之中又是某種行業的職員。社會所以有亂,都因為這許多團體不能同時平等發展進步,結果常使這一群壓倒那一群,經過幾十年、幾百年,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影響,骨子裏已有了紛亂的種子,已經有許多不平之氣,所以才有衝突的事件發生。 現在且舉出幾個例說明,社會中往往有一種群,受特別的待遇,占特殊的地位,把別種群壓下去,這便是紛亂的原因。 \n(一)宗教的群 \n歐洲中古自五○○年到一五○○年的一千年的歷史,是宗教團體很勝利的時代。宗教的群既佔勢力,便把家庭、美術、教育、政治等群壓將下去。 \n(待續) \n

  • 兩岸史話-崇拜國家主權 成了「百效膏」

    兩岸史話-崇拜國家主權 成了「百效膏」

     政治學,也不是單記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才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那種是好的,那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 \n 第二層意思:是說自從科學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裏邊去之後,因而發生第三派哲學。 \n 注重個體研究 \n 這派哲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n (一)注重實驗:從前的學說都是理想的、守舊的,自己成一個世界,不欲根據事實。這第三派的哲學處處想拿應用的結果來證明學理的功效,試驗他到底是真是假。試驗有效,就拿這種學理來指揮人類的行為。 \n (二)注重個體的研究:從前的哲學家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就是完全保持現制。這第三派的哲學不說這樣籠統的話,祇注意個體,研究特別情形,絕不承認有包醫百病的藥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n (三)注重隨時補救的智識:這派哲學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祇想養成智識能力,隨時隨地補救特種毛病,解決特種問題。 \n 科學本分為兩種:(A)純粹科學(B)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是專說明事實的,事實是怎樣,就該怎樣說,一點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的。應用科學是純粹科學的律例應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欲望,並且要用學理幫助來滿足人的意志欲望,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n 純粹科學祇能拿旁觀的態度來研究事實。譬如研究天文學,看月圓月缺,月出月落,祇能說明圓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叫月亮不要缺祇要圓,不要落祇要出。應用科學便不然。因為我們就是這種科學中一分子,不是和我們不相干的,所以要拿主觀的興趣來研究他,不能純取旁觀的態度。譬如講醫學,醫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分,怎樣治病是學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志欲望,必定要滿足這種意志欲望,才算達到目的,才算學理成立。講社會科學也要這樣。必定要定個方向,叫他朝這個方向走,是要他怎樣便怎樣,不能隨他怎樣便怎樣。社會科學都是應用科學,所有的學理應該可以幫助人生行為,指導人生方向,使達到人生希望的目的。這便是工具主義的態度,便是實驗的態度。 \n 要找出一個方向 \n 社會的哲學不是純粹科學,乃是應用科學,所以不單是說明事實的現象就算了事,必定達到一定的目的才是。 \n 譬如經濟學不單是說明經濟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從經濟現狀中找出一個方向,叫人照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學,也不是單記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才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那種是好的,那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 \n 技術本來有許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所以必定要選擇。就拿醫學做個例,醫學也有兩種:一是畫符念咒的,用手術幻術的;一是用科學的解剖,化學的應用,幫助他的技術,使人得到健康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譬如政治學,從前的時候,沒有學理指導人類種種行為,所以萬事都聽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機會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長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這都是沒有科學的智識、科學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行為的原故。人類行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運氣、不靠機會,必定要有一種科學的智慧知識來指揮引導才成。 \n 我們為什麼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 \n (一)現在文化進到了這樣地步,交通也便利,調查也容易,又沒有一個地方、一種民族未發現,要想調查觀察各種社會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倘再不用作科學研究,拿研究的結果來指導人類行為,假設偶然有一事發生,也許把幾千年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文化一齊推翻了。我們要想免除人類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作科學研究,利用可能的機會,把他研究出來,做指導人類行為的工具。 \n (二)社會哲學的方法,從前是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個籠統的名詞,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籠統說政府無用,就是籠統說政府有用,不然就籠統說私有財產制是怎樣壞。現在社會哲學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個體,研究特別事實,注意個體和通則的關係,想怎樣從個體中找出通則,怎樣使這通則適用到個體上去?說那些籠統不分,囫圇吞棗的話,不是現在的哲學家;現在的哲學家是要從個體上做分別研究苦工的。 \n 這都是我們所以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研究的原因,再舉出幾個例,說一說抽象的籠統的理想的毛病。 \n 譬如鐵路工程,我們要想造鐵路,不能定下一個抽象的理想的路線,必定要分別研究,看河流地勢山脈的情形怎樣,看出產的貨物怎樣,看貨物的銷場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決定路線,應該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設若定下一個抽象的路線,沒有山也要開山洞,沒有水也要架鐵橋,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n 再從歐洲思想史上舉出一個例來講。當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都是連年擾亂,不是宗教戰爭,便是異族戰爭,不然便是爭王奪霸的戰爭。因為當時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發現一種需要。需要什麼?就是統一的國家。要想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把主權、法律秩序種種觀念講得異常的尊嚴。所以十七世紀歐洲政治學說,大概都注重國家主權、法律秩序。提倡這些學說的人,以為凡是國家都是這樣,這種籠統的理論出來,就養成了崇拜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種種習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受這種影響,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們要知道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的極端推崇都是十七世紀特別需要的東西,我們把他拿來到別的時候、別的地方當做「萬應錠」、「百效膏」用,當然生出許多不好的結果。(待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崇拜國家主權 成了「百效膏」(四)

    第二層意思:是說自從科學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裏邊去之後,因而發生第三派哲學。 \n \n注重個體研究 \n \n這派哲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n(一)注重實驗:從前的學說都是理想的、守舊的,自己成一個世界,不欲根據事實。這第三派的哲學處處想拿應用的結果來證明學理的功效,試驗他到底是真是假。試驗有效,就拿這種學理來指揮人類的行為。 \n(二)注重個體的研究:從前的哲學家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就是完全保持現制。這第三派的哲學不說這樣籠統的話,祇注意個體,研究特別情形,絕不承認有包醫百病的藥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n(三)注重隨時補救的智識:這派哲學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祇想養成智識能力,隨時隨地補救特種毛病,解決特種問題。 \n科學本分為兩種:(A)純粹科學(B)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是專說明事實的,事實是怎樣,就該怎樣說,一點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的。應用科學是純粹科學的律例應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欲望,並且要用學理幫助來滿足人的意志欲望,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n純粹科學祇能拿旁觀的態度來研究事實。譬如研究天文學,看月圓月缺,月出月落,祇能說明圓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叫月亮不要缺祇要圓,不要落祇要出。應用科學便不然。因為我們就是這種科學中一分子,不是和我們不相干的,所以要拿主觀的興趣來研究他,不能純取旁觀的態度。譬如講醫學,醫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分,怎樣治病是學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志欲望,必定要滿足這種意志欲望,才算達到目的,才算學理成立。講社會科學也要這樣。必定要定個方向,叫他朝這個方向走,是要他怎樣便怎樣,不能隨他怎樣便怎樣。社會科學都是應用科學,所有的學理應該可以幫助人生行為,指導人生方向,使達到人生希望的目的。這便是工具主義的態度,便是實驗的態度。 \n \n要找出一個方向 \n \n社會的哲學不是純粹科學,乃是應用科學,所以不單是說明事實的現象就算了事,必定達到一定的目的才是。 \n譬如經濟學不單是說明經濟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從經濟現狀中找出一個方向,叫人照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學,也不是單記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才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那種是好的,那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 \n技術本來有許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所以必定要選擇。就拿醫學做個例,醫學也有兩種:一是畫符念咒的,用手術幻術的;一是用科學的解剖,化學的應用,幫助他的技術,使人得到健康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譬如政治學,從前的時候,沒有學理指導人類種種行為,所以萬事都聽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機會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長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這都是沒有科學的智識、科學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行為的原故。人類行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運氣、不靠機會,必定要有一種科學的智慧知識來指揮引導才成。 \n我們為什麼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 \n(一)現在文化進到了這樣地步,交通也便利,調查也容易,又沒有一個地方、一種民族未發現,要想調查觀察各種社會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倘再不用作科學研究,拿研究的結果來指導人類行為,假設偶然有一事發生,也許把幾千年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文化一齊推翻了。我們要想免除人類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作科學研究,利用可能的機會,把他研究出來,做指導人類行為的工具。 \n(二)社會哲學的方法,從前是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個籠統的名詞,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籠統說政府無用,就是籠統說政府有用,不然就籠統說私有財產制是怎樣壞。現在社會哲學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個體,研究特別事實,注意個體和通則的關係,想怎樣從個體中找出通則,怎樣使這通則適用到個體上去?說那些籠統不分,囫圇吞棗的話,不是現在的哲學家;現在的哲學家是要從個體上做分別研究苦工的。 \n這都是我們所以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研究的原因,再舉出幾個例,說一說抽象的籠統的理想的毛病。 \n譬如鐵路工程,我們要想造鐵路,不能定下一個抽象的理想的路線,必定要分別研究,看河流地勢山脈的情形怎樣,看出產的貨物怎樣,看貨物的銷場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決定路線,應該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設若定下一個抽象的路線,沒有山也要開山洞,沒有水也要架鐵橋,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n再從歐洲思想史上舉出一個例來講。當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都是連年擾亂,不是宗教戰爭,便是異族戰爭,不然便是爭王奪霸的戰爭。因為當時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發現一種需要。需要什麼?就是統一的國家。要想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把主權、法律秩序種種觀念講得異常的尊嚴。所以十七世紀歐洲政治學說,大概都注重國家主權、法律秩序。提倡這些學說的人,以為凡是國家都是這樣,這種籠統的理論出來,就養成了崇拜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種種習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受這種影響,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們要知道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的極端推崇都是十七世紀特別需要的東西,我們把他拿來到別的時候、別的地方當做「萬應錠」、「百效膏」用,當然生出許多不好的結果。(待續) \n

  • 兩岸史話-十九世紀經濟學 重賺錢輕公益

    兩岸史話-十九世紀經濟學 重賺錢輕公益

     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祇能描寫記載自然現象,卻不能拿理想去指揮他、改變他。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記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n 以上說過的兩派同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一派說現在什麼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個天堂出來;一派又說現在什麼制度都好,祇要照著理想的標準去做就完了。可是因為犯了這個籠統的毛病,把具體的問題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n 創造社會的科學 \n 總歸一句話,現在哲學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使人類的知識智慧可以指揮監督人生的行為?想出什麼工具來應付現在所處的環境?這是第三派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且待下回再講罷。 \n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都想創造社會的科學──關於人生的科學。把從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律令,漸漸用到人生社會方面去,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這便是科學的精神對於人生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三派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怎樣受科學精神的影響。 \n 近世科學的起源是先從人生關係很少、很遠的地方來的。 \n 最初發現的是天文學,再進一步,便是無生機的物理化學,更進便是有生機的生物學。到了現在才學得人生社會的問題也許可以拿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和人生關係很少、很遠的科學,也漸漸和人生接近,科學的方法也漸漸適用到人生社會事件上來了。結果就生出許多關於人生社會的科學,如研究人種起源進化及生活情狀的叫做人類學,研究人類生計的叫做經濟學,研究人生在國家內一切組織的叫做政治學,研究人類信仰的叫做宗教學,研究人類過去的情狀叫做歷史學,研究人類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語學。這都是用自然科學的律令方法來解釋人生社會事件的社會科學。 \n 剛纔所說各種科學,無論他有功效無功效,是成功是失敗,但總有一句話可說:就是自打這些科學發生之後,人類心理上、態度上生出一大變遷。從前的人都以為祇有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等有天然的律令可說,至於人類的生活,最難得有條理、有律例的,應當列在科學範圍之外。到了現在大家也覺得人生的事業、心理的活動,也是有條理、有律例可尋的,也可以用解釋自然現狀的方法來解釋他,這便是科學發生影響於人生問題的地方。 \n 但是社會科學家雖然發明了許多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哲學總是看不起。他們以為哲學是玄想的,不是根據事實的,不像自然科學有一定的律例,有可憑的事實,這樣空中樓閣的玄想,是很不值得研究的。 \n 我對於社會科學家的見解,原不想去批評的,但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社會科學的原理通則往往本來是從特別地方、特別情形之中找出來的,預備為某個時代、某種人民應付某種環境的,後來方才被社會科學家推廣出來,要想變成「建諸萬世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律令。我們且拿經濟學做個例,經濟學原是十八、九世紀纔發展的,他的原理通則都根據西歐一部分地方的經濟狀況,想怎樣才能夠出產?怎樣纔能夠分配?怎樣纔能夠使銷路發達?這都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一個地方經濟的情況,不想那些經濟學家拿這種情狀來做成通例,說是古今中外一定不變的經濟原理,說是經濟學中天經地義,全世界都可以適用的! \n 且就十九世紀經濟學發生的事實說:那時候經濟狀況大概有三種特別的所在: \n (一)經濟組織是大資本制度,出產很多,銷路很遠。 \n (二)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競爭的,不是互助的。 \n (三)經濟組織的目的全在發財賺錢,不在圖謀社會公共利益。 \n 那個時候經濟原則都是根據這些事實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人生經濟的活動一定要照這些定律去做,例如需要供給等定律,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應用,人類祇能遵守這些定律,絕不能改造這些定律的。所以後來嘉來爾、拉斯金諸人很攻擊這種經濟學,說是愁慘的科學,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後來才有歷史派經濟學出來,根據歷史的事實,考求歷史的制度,纔知道原理原則是根據歷史上特別事實發生的,定律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一時一地的特別律令不能推行到各時各處去。 \n 一代有一代的通例 \n 照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某種通例是根據某種事實發生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變遷不息的,事實變了,通例也跟著改變。譬如歐洲的國家,當初從市府制度時代漸變到封建制度時代,再從封建制度時代變到實業制度時代。市府時代的通例,到封建時代當然不能用了,封建時代的通例,到實業時代當然又成了廢物了。 \n 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說某種通例是絕對的定律,永遠不能修改的。 \n 我為什麼要提到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家種種的見解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 \n 第一層意思可分作兩方面說: \n (一)消極的方面:在說明社會還在長進的時代,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祇能描寫記載自然現象,卻不能拿理想去指揮他、改變他。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記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n (二)積極的方面:社會科學發生以後,人類的心理態度都生出一大變遷。也把人類的活動看作有法則、有條理的,不當作一種紊亂無紀的東西。社會科學能把科學的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上來,使那種空中樓閣的哲學也降下來和人類生活接近。因為如此,所以發生幾種影響:(1)注重事實,不去空想,(2)求出這證據,不尚武斷,(3)把絕對的態度變作試驗的態度,(4)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設,不看作天經地義。所以自從有了社會科學以後,社會的哲學也變作帶科學精神的哲學了。 \n (待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十九世紀經濟學 重賺錢輕公益(三)

    以上說過的兩派同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一派說現在什麼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個天堂出來;一派又說現在什麼制度都好,祇要照著理想的標準去做就完了。可是因為犯了這個籠統的毛病,把具體的問題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n \n創造社會的科學 \n \n總歸一句話,現在哲學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使人類的知識智慧可以指揮監督人生的行為?想出什麼工具來應付現在所處的環境?這是第三派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且待下回再講罷。 \n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都想創造社會的科學──關於人生的科學。把從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律令,漸漸用到人生社會方面去,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這便是科學的精神對於人生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三派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怎樣受科學精神的影響。 \n近世科學的起源是先從人生關係很少、很遠的地方來的。 \n最初發現的是天文學,再進一步,便是無生機的物理化學,更進便是有生機的生物學。到了現在才學得人生社會的問題也許可以拿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和人生關係很少、很遠的科學,也漸漸和人生接近,科學的方法也漸漸適用到人生社會事件上來了。結果就生出許多關於人生社會的科學,如研究人種起源進化及生活情狀的叫做人類學,研究人類生計的叫做經濟學,研究人生在國家內一切組織的叫做政治學,研究人類信仰的叫做宗教學,研究人類過去的情狀叫做歷史學,研究人類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語學。這都是用自然科學的律令方法來解釋人生社會事件的社會科學。 \n剛纔所說各種科學,無論他有功效無功效,是成功是失敗,但總有一句話可說:就是自打這些科學發生之後,人類心理上、態度上生出一大變遷。從前的人都以為祇有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等有天然的律令可說,至於人類的生活,最難得有條理、有律例的,應當列在科學範圍之外。到了現在大家也覺得人生的事業、心理的活動,也是有條理、有律例可尋的,也可以用解釋自然現狀的方法來解釋他,這便是科學發生影響於人生問題的地方。 \n但是社會科學家雖然發明了許多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哲學總是看不起。他們以為哲學是玄想的,不是根據事實的,不像自然科學有一定的律例,有可憑的事實,這樣空中樓閣的玄想,是很不值得研究的。 \n我對於社會科學家的見解,原不想去批評的,但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社會科學的原理通則往往本來是從特別地方、特別情形之中找出來的,預備為某個時代、某種人民應付某種環境的,後來方才被社會科學家推廣出來,要想變成「建諸萬世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律令。我們且拿經濟學做個例,經濟學原是十八、九世紀纔發展的,他的原理通則都根據西歐一部分地方的經濟狀況,想怎樣才能夠出產?怎樣纔能夠分配?怎樣纔能夠使銷路發達?這都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一個地方經濟的情況,不想那些經濟學家拿這種情狀來做成通例,說是古今中外一定不變的經濟原理,說是經濟學中天經地義,全世界都可以適用的! \n且就十九世紀經濟學發生的事實說:那時候經濟狀況大概有三種特別的所在: \n(一)經濟組織是大資本制度,出產很多,銷路很遠。 \n(二)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競爭的,不是互助的。 \n(三)經濟組織的目的全在發財賺錢,不在圖謀社會公共利益。 \n那個時候經濟原則都是根據這些事實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人生經濟的活動一定要照這些定律去做,例如需要供給等定律,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應用,人類祇能遵守這些定律,絕不能改造這些定律的。所以後來嘉來爾、拉斯金諸人很攻擊這種經濟學,說是愁慘的科學,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後來才有歷史派經濟學出來,根據歷史的事實,考求歷史的制度,纔知道原理原則是根據歷史上特別事實發生的,定律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一時一地的特別律令不能推行到各時各處去。 \n \n一代有一代的通例 \n \n照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某種通例是根據某種事實發生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變遷不息的,事實變了,通例也跟著改變。譬如歐洲的國家,當初從市府制度時代漸變到封建制度時代,再從封建制度時代變到實業制度時代。市府時代的通例,到封建時代當然不能用了,封建時代的通例,到實業時代當然又成了廢物了。 \n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說某種通例是絕對的定律,永遠不能修改的。 \n我為什麼要提到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家種種的見解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 \n第一層意思可分作兩方面說: \n(一)消極的方面:在說明社會還在長進的時代,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祇能描寫記載自然現象,卻不能拿理想去指揮他、改變他。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記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n(二)積極的方面:社會科學發生以後,人類的心理態度都生出一大變遷。也把人類的活動看作有法則、有條理的,不當作一種紊亂無紀的東西。社會科學能把科學的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上來,使那種空中樓閣的哲學也降下來和人類生活接近。因為如此,所以發生幾種影響:(1)注重事實,不去空想,(2)求出這證據,不尚武斷,(3)把絕對的態度變作試驗的態度,(4)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設,不看作天經地義。所以自從有了社會科學以後,社會的哲學也變作帶科學精神的哲學了。 \n(待續) \n

  • 兩岸史話-孔子學說為制度作保障 千年不變

    兩岸史話-孔子學說為制度作保障 千年不變

     法國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進的,多是想把現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失敗後,又起了一層反動,漸漸趨於保持現行制度一邊。孔子也是這樣,他以為制度都有個理想的標準,我們祇要照那理想的標準做去就夠了,用不著根本推翻的。 \n 這第三派學說,說思想學理起初都是事實的結果,並不是事實的原因,不過發生之後,和事實合在一起又可變成別種事實的原因。思想本是遇到困難才發生的,發生之後,於文化制度上總要生出變遷的。思想無形的傳播出去,傳到人的身上去,就把人變得和從前不同。所以思想發生以後,他的影響可以傳到人生行為、品性、習慣上去。 \n 學理保障 永遠不朽 \n 英、法、德三國哲學,如果從抽象上說,並沒有什麼意思,若從實際上看來,因為三國的哲學不同,所以在人生日用上發生的行為、品性、習慣也不同了。我們如知道思想怎樣影響於人生的行動,就可知道思想有什麼效果。既然知道思想可以影響人生行動,那麼那種思想是好的,那種思想是壞的,正是我們應該討論的。 \n 思想學理的第一個功用:就是把本來暫時的變成永久的,本來變動的變成凝固的。比方有一件東西,若沒有學理的補助,不久就會消滅了,若是得了學理的補助,把他變做抽象的學說和主義,這件東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遠存在。但是這種效果是很危險的。從歷史上看來,如天主教徒把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拿來做為他們的正宗哲學,這就是一個例子。為什麼天主教徒要把非天主教的學說拿來做正宗哲學呢?就因為他們知道學理的作用可以把不凝固的東西凝固起來,一旦凝固起來,得了學理的保障,就可以永遠不朽。這個例子在中國更是顯而易見的。有許多制度因為有孔子的學說替他們作保障,所以幾千年來都不容易改變,可見得學理的功用實在有點可怕。 \n 思想學理的第二個功用:就是能在危急的時候,維持一般人心,叫他們拚著生命財產不要,去做很重大的事體。譬如這回歐戰用幾個「公理」、「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詞,就可轟動無數的人民拚命去打仗。就依極端唯物派的見解,承認這些名詞是資本階級用來騙人的;他們既然承認好聽的名詞可以號召人民,就是他們承認人類的行為不單受物質的影響,也還受許多學理的影響。所以到了危急的時候,祇有幾個抽象的名詞可以轟動一世,連那金錢、勢力也都喪失作用了,這還不是學理的功用嗎? \n 理想有急進、保守兩派 \n 以上說的是理想兩種功用,是很普通的,是很顯而易見的。不但好的思想可以發生影響,就是壞的思想也可以發生影響的,並連那迷信幻想也都可以發生效果的。現在我們且討論學理怎樣發生影響,和現在的時代是否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n 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派別,大概和人類性質的區別一樣,簡單說來,可分兩派,人類性質有急進、保守兩種,理想也有急進、保守兩派。 \n (一)根本解決派:這派人的思想總不滿意於現在的社會制度,一味的批評,說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一方面攻擊現行制度,一方面設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對於現在制度不想逐漸改良,祇想根本推倒。必定要把現在所有的制度一齊拿來根本推翻,另外建設一個「烏托邦」,才可以稱心稱意。 \n 這派人對於現在制度,完全不睬,祇想有一個超出現在的社會政治。他們的學說全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照學說發生的次序看來,激進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後。例如希臘,先有柏拉圖,後有亞里士多德。柏氏所著的《共和國》,完全和當時社會斷絕關係,憑他一人的理想,想出一個共產共妻的烏托邦。有這種根本破壞論在先,才有亞氏保守論在後。中國也是這樣,先有老子破壞的學說,然後才有孔子保守的學說。 \n 因為這派人不承認現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特別注重個人,注重我的良知。以為如果個人到了明心見性的地步,就可以做人生的監督,可以組成理想的「烏托邦」。 \n (二)保持現制派:這派人的思想也是不滿意於現行制度,但他們以為制度原來是有道理的,後人不照著他原來的意思做去,所以才變壞了。比方政府本是一件好東西,政府原來的意思本不壞,所以壞者,不過是執政的人不照著原來的意思做罷了。因為抱這種觀念,所以祇要找出制度原來的意思,並不必把所有的制度根本推倒。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屬於這一派,他以為理想就在這社會制度之中,不要離開社會去找「烏托邦」。法國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進的,多是想把現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失敗後,又起了一層反動,漸漸趨於保持現行制度一邊。孔子也是這樣,他以為制度都有個理想的標準,我們祇要照那理想的標準做去就夠了,用不著根本推翻的。 \n 以上所說的兩派,第一派總相信自己,注重個人的理想,自己以為是就是,自己以為非就非。第二派對於個人不大相信,以為個人的知識很容易錯誤,祇有前言往行是很可靠的。一是不承認現在的制度,祇想創造理想的制度,一是承認現在的制度,祇想找出他原來的真意,一靠自己,一靠古人,一注重個人的反省,一注重考察研究,這兩種思想的結果,於社會政治上都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 \n 歷史上雖然有許多學派,但歸總起來不外上說的兩大派。我形容這兩種學說容或有太過的地方,但我的目的,原不在於批評,祇想表示社會政治的背景,好引出第三派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出來。人類有個通弊,不是太過就是不及,不是太偏於激進就是太偏於保守,不是說什麼都是好的,就是說什麼都是不好。幾千年來的人類大概多吃過這種虧的。要知道人類的生活並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可以解決,也不是完全保持現制可以解決的。人類最需要的是對於事實的判斷力,能判斷在某時間、某環境之中,應該找出某種方法來解決某種問題,隨時隨地找出具體的方法來對付具體的問題,這便是第三種哲學。(待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孔子學說為制度作保障 千年不變(二)

    這第三派學說,說思想學理起初都是事實的結果,並不是事實的原因,不過發生之後,和事實合在一起又可變成別種事實的原因。思想本是遇到困難才發生的,發生之後,於文化制度上總要生出變遷的。思想無形的傳播出去,傳到人的身上去,就把人變得和從前不同。所以思想發生以後,他的影響可以傳到人生行為、品性、習慣上去。 \n \n學理保障 永遠不朽 \n \n英、法、德三國哲學,如果從抽象上說,並沒有什麼意思,若從實際上看來,因為三國的哲學不同,所以在人生日用上發生的行為、品性、習慣也不同了。我們如知道思想怎樣影響於人生的行動,就可知道思想有什麼效果。既然知道思想可以影響人生行動,那麼那種思想是好的,那種思想是壞的,正是我們應該討論的。 \n思想學理的第一個功用:就是把本來暫時的變成永久的,本來變動的變成凝固的。比方有一件東西,若沒有學理的補助,不久就會消滅了,若是得了學理的補助,把他變做抽象的學說和主義,這件東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遠存在。但是這種效果是很危險的。從歷史上看來,如天主教徒把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拿來做為他們的正宗哲學,這就是一個例子。為什麼天主教徒要把非天主教的學說拿來做正宗哲學呢?就因為他們知道學理的作用可以把不凝固的東西凝固起來,一旦凝固起來,得了學理的保障,就可以永遠不朽。這個例子在中國更是顯而易見的。有許多制度因為有孔子的學說替他們作保障,所以幾千年來都不容易改變,可見得學理的功用實在有點可怕。 \n思想學理的第二個功用:就是能在危急的時候,維持一般人心,叫他們拚著生命財產不要,去做很重大的事體。譬如這回歐戰用幾個「公理」、「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詞,就可轟動無數的人民拚命去打仗。就依極端唯物派的見解,承認這些名詞是資本階級用來騙人的;他們既然承認好聽的名詞可以號召人民,就是他們承認人類的行為不單受物質的影響,也還受許多學理的影響。所以到了危急的時候,祇有幾個抽象的名詞可以轟動一世,連那金錢、勢力也都喪失作用了,這還不是學理的功用嗎? \n \n理想有急進、保守兩派 \n \n以上說的是理想兩種功用,是很普通的,是很顯而易見的。不但好的思想可以發生影響,就是壞的思想也可以發生影響的,並連那迷信幻想也都可以發生效果的。現在我們且討論學理怎樣發生影響,和現在的時代是否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n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派別,大概和人類性質的區別一樣,簡單說來,可分兩派,人類性質有急進、保守兩種,理想也有急進、保守兩派。 \n(一)根本解決派:這派人的思想總不滿意於現在的社會制度,一味的批評,說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一方面攻擊現行制度,一方面設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對於現在制度不想逐漸改良,祇想根本推倒。必定要把現在所有的制度一齊拿來根本推翻,另外建設一個「烏托邦」,才可以稱心稱意。 \n這派人對於現在制度,完全不睬,祇想有一個超出現在的社會政治。他們的學說全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照學說發生的次序看來,激進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後。例如希臘,先有柏拉圖,後有亞里士多德。柏氏所著的《共和國》,完全和當時社會斷絕關係,憑他一人的理想,想出一個共產共妻的烏托邦。有這種根本破壞論在先,才有亞氏保守論在後。中國也是這樣,先有老子破壞的學說,然後才有孔子保守的學說。 \n因為這派人不承認現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特別注重個人,注重我的良知。以為如果個人到了明心見性的地步,就可以做人生的監督,可以組成理想的「烏托邦」。 \n(二)保持現制派:這派人的思想也是不滿意於現行制度,但他們以為制度原來是有道理的,後人不照著他原來的意思做去,所以才變壞了。比方政府本是一件好東西,政府原來的意思本不壞,所以壞者,不過是執政的人不照著原來的意思做罷了。因為抱這種觀念,所以祇要找出制度原來的意思,並不必把所有的制度根本推倒。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屬於這一派,他以為理想就在這社會制度之中,不要離開社會去找「烏托邦」。法國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進的,多是想把現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失敗後,又起了一層反動,漸漸趨於保持現行制度一邊。孔子也是這樣,他以為制度都有個理想的標準,我們祇要照那理想的標準做去就夠了,用不著根本推翻的。 \n以上所說的兩派,第一派總相信自己,注重個人的理想,自己以為是就是,自己以為非就非。第二派對於個人不大相信,以為個人的知識很容易錯誤,祇有前言往行是很可靠的。一是不承認現在的制度,祇想創造理想的制度,一是承認現在的制度,祇想找出他原來的真意,一靠自己,一靠古人,一注重個人的反省,一注重考察研究,這兩種思想的結果,於社會政治上都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 \n歷史上雖然有許多學派,但歸總起來不外上說的兩大派。我形容這兩種學說容或有太過的地方,但我的目的,原不在於批評,祇想表示社會政治的背景,好引出第三派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出來。人類有個通弊,不是太過就是不及,不是太偏於激進就是太偏於保守,不是說什麼都是好的,就是說什麼都是不好。幾千年來的人類大概多吃過這種虧的。要知道人類的生活並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可以解決,也不是完全保持現制可以解決的。人類最需要的是對於事實的判斷力,能判斷在某時間、某環境之中,應該找出某種方法來解決某種問題,隨時隨地找出具體的方法來對付具體的問題,這便是第三種哲學。(待續) \n

  • 兩岸史話-社會政治紛亂 促成老孔兩派哲學

    兩岸史話-社會政治紛亂 促成老孔兩派哲學

     編者按在政治與社會混亂的時代,聆聽百年前杜威提出的解方。「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美國哲學家杜威主講,一代學者胡適口譯,帶給新生中國的兩大講座。上世紀給轉型國度的建言,遙指著百年後變動世界不變的核心價值。 \n 英、德兩國開戰並不是理想的衝突,說理想衝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詞欺騙小百姓的。德國資本家、軍閥派要想利用德國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幾個哄人的名詞,如「文化」、「法律」、「服從」等,來號召一般人民。 \n 我這回講演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學說發生本是很遲的,是先有制度然後才有學說,不是先有學說然後才有制度。譬如吃飯,先會消化然後才有生理衛生等學說;譬如說話,先有言語然後才有文法學、修詞學、名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這樣。人類先有社會的生活、風俗、習慣,遺傳下來,然後纔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所以可斷定思想發生必定在制度習俗成立之後。 \n 思想和哲學的作用 \n 人類有一種天性,遇到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動作,去應付這種需要。如餓了自然會吃飯,疲了自然會睡覺。最初因為遇到一種特別的事件,發生一種動作,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自然會照樣做去。也沒有人要問為什麼有這個制度?為什麼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如果有人問他,他就說大家這樣做,祖宗傳下來是這樣做,單照習慣做事,並用不著學理的解釋。不但他們不願去問,並且最討厭人家問他。有許多志士對於現行制度習俗發生疑問,被當時大家仇視,把性命送掉的,歷史上常常看見。最重要的就是希臘的蘇格拉底(Socrates)。因為他歡喜問這個為什麼,那個為什麼?後來人家討厭他,說他妖言惑眾,煽動青年,所以把他毒死。──這就是最初社會不歡喜學理的證據。 \n 照這樣看來,思想既是一種可惡的討厭的東西,大家應該跟著制度習俗走就是,如何還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呢?大概思想發生,必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平常的人多不肯用思想,祇願隨便做去,譬如吃飯走路,都是用不著想的,若遇到困難,如走路走不通了,或者距離太遠,還是坐馬車呢?還是坐汽車呢?到這個時候才有問題發生,到了發生問題,纔不能不發生思想。人類對社會政治也是這樣。最初的制度習俗,到了不中用的時候,才去研究到底為什麼不中用?既然不中用了,到底有什麼方法補救沒有?所以思想發生必定在社會制度不中用和有病的時候,社會有病,才有社會哲學發生,政治有病,才有政治哲學發生。 \n 從歷史上看來,人如果沒有病,一定不會發生醫學解剖學。醫學和解剖學發生,都是因為人有了傷,染了病,逼著人不能不研究為什麼有病?為什麼要死?想一想看有法子救沒有?到這個時候,醫學和解剖學等纔會發生。社會政治也是如此。社會的生活有了病了,不得不去研究研究,看這種病根到底在什麼地方?到底要想出什麼補救的方法?這樣一來,所以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 \n 理想派、唯物派爭論 \n 我們且看一看歷史,無論東洋、西洋,學說發生的原因大概都是從社會紛亂不安而起的。譬如希臘古代,社會政治起狠大的動搖,所以才有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等的哲學出現。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麼中國的學說發生也應該如此。老子、孔子也生在中國社會政治紛亂的時代,因為社會不安寧,所以才有老子、孔子兩派的哲學發生。 \n 以上講的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的原因,現在再講學說發生以後,對於社會和政治制度上有什麼影響。學說發生既然在社會有病的時候,那麼學說的用處,還是僅僅說明病狀?還是真能治病呢?譬如醫學,祇是空說病狀的脈案,還是真能治病的藥方呢?又如蒸汽祇是嗚嗚的放氣,還是能鼓動各種機械的動力呢?這個問題就是「學理在實際上有什麼影響?」就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在社會和政治的實際上有什麼用處?」 \n 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有兩個極端的學說,互相爭論: \n (一)是極端的理想派:這派哲學家極端偏重理想,他們說無論什麼東西都由學理發生的。因為他們極端崇拜理想,所以把非智識方面的種種勢力看輕了。所以這一派的斷語,就是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學說的結果。依他們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洲的大戰,完全是兩種思想學說互相衝突的結果。至於物質方面的影響他們是不大承認的。 \n (二)是極端的唯物派:這派哲學家說理想是果不是因,是由別的東西發生的,並不能發生別的東西。這回歐戰全是物質生活衝突的結果。他們以為世界上大事不外爭生活上的種種利益,不但說政治和經濟是這樣,就連美術也是由生活發生的。依這派唯物歷史觀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戰可以完全作經濟競爭解釋,不是學理上的衝突,完全是物質上的衝突。德國在歐戰以前,國內的出產已超過一定的程度,所以不能不找出銷路,向海外發展。英國方面的經濟發展,全靠海上貿易,德國要爭海上的利權,劈頭就和英國海上利權相衝突,所以這次歐戰可說完全是物質競爭的結果。 \n 照他們的眼光看來,英、德兩國開戰並不是理想的衝突,說理想衝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詞欺騙小百姓的。德國資本家、軍閥派要想利用德國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幾個哄人的名詞,如「文化」、「法律」、「服從」等,來號召一般人民。協約國方面也提出什麼「自由」、「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字,叫許多人民替他們送死。這都是資本家和軍閥派作偽騙人的手段,揀幾個動聽的名詞,做他們保全自己物質上利益的工具,那裏真有什麼理想的衝突呢? \n 我提出這兩派極端相反的學說,並不是想批評他,不過想引起人家研究,知道社會和政治的哲學在人生實際上到底有什麼影響罷了。現在我也用不著和這兩派辯論,姑且提出第三派的學說來。(待續)

  • 杜威給中國上的32堂課──社會政治紛亂 促成老孔兩派哲學(一)

    編者按:在政治與社會混亂的時代,聆聽百年前杜威提出的解方。 \n「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美國哲學家杜威主講,一代學者胡適口譯,帶給新生中國的兩大講座。上世紀給轉型國度的建言,遙指著百年後變動世界不變的核心價值。 \n \n \n正文開始: \n我這回講演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學說發生本是很遲的,是先有制度然後才有學說,不是先有學說然後才有制度。譬如吃飯,先會消化然後才有生理衛生等學說;譬如說話,先有言語然後才有文法學、修詞學、名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這樣。人類先有社會的生活、風俗、習慣,遺傳下來,然後纔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所以可斷定思想發生必定在制度習俗成立之後。 \n \n思想和哲學的作用 \n \n人類有一種天性,遇到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動作,去應付這種需要。如餓了自然會吃飯,疲了自然會睡覺。最初因為遇到一種特別的事件,發生一種動作,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自然會照樣做去。也沒有人要問為什麼有這個制度?為什麼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如果有人問他,他就說大家這樣做,祖宗傳下來是這樣做,單照習慣做事,並用不著學理的解釋。不但他們不願去問,並且最討厭人家問他。有許多志士對於現行制度習俗發生疑問,被當時大家仇視,把性命送掉的,歷史上常常看見。最重要的就是希臘的蘇格拉底(Socrates)。因為他歡喜問這個為什麼,那個為什麼?後來人家討厭他,說他妖言惑眾,煽動青年,所以把他毒死。──這就是最初社會不歡喜學理的證據。 \n照這樣看來,思想既是一種可惡的討厭的東西,大家應該跟著制度習俗走就是,如何還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呢?大概思想發生,必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平常的人多不肯用思想,祇願隨便做去,譬如吃飯走路,都是用不著想的,若遇到困難,如走路走不通了,或者距離太遠,還是坐馬車呢?還是坐汽車呢?到這個時候才有問題發生,到了發生問題,纔不能不發生思想。人類對社會政治也是這樣。最初的制度習俗,到了不中用的時候,才去研究到底為什麼不中用?既然不中用了,到底有什麼方法補救沒有?所以思想發生必定在社會制度不中用和有病的時候,社會有病,才有社會哲學發生,政治有病,才有政治哲學發生。 \n從歷史上看來,人如果沒有病,一定不會發生醫學解剖學。醫學和解剖學發生,都是因為人有了傷,染了病,逼著人不能不研究為什麼有病?為什麼要死?想一想看有法子救沒有?到這個時候,醫學和解剖學等纔會發生。社會政治也是如此。社會的生活有了病了,不得不去研究研究,看這種病根到底在什麼地方?到底要想出什麼補救的方法?這樣一來,所以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 \n \n理想派、唯物派爭論 \n \n我們且看一看歷史,無論東洋、西洋,學說發生的原因大概都是從社會紛亂不安而起的。譬如希臘古代,社會政治起狠大的動搖,所以才有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等的哲學出現。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麼中國的學說發生也應該如此。老子、孔子也生在中國社會政治紛亂的時代,因為社會不安寧,所以才有老子、孔子兩派的哲學發生。 \n以上講的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的原因,現在再講學說發生以後,對於社會和政治制度上有什麼影響。學說發生既然在社會有病的時候,那麼學說的用處,還是僅僅說明病狀?還是真能治病呢?譬如醫學,祇是空說病狀的脈案,還是真能治病的藥方呢?又如蒸汽祇是嗚嗚的放氣,還是能鼓動各種機械的動力呢?這個問題就是「學理在實際上有什麼影響?」就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在社會和政治的實際上有什麼用處?」 \n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有兩個極端的學說,互相爭論: \n(一)是極端的理想派:這派哲學家極端偏重理想,他們說無論什麼東西都由學理發生的。因為他們極端崇拜理想,所以把非智識方面的種種勢力看輕了。所以這一派的斷語,就是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學說的結果。依他們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洲的大戰,完全是兩種思想學說互相衝突的結果。至於物質方面的影響他們是不大承認的。 \n(二)是極端的唯物派:這派哲學家說理想是果不是因,是由別的東西發生的,並不能發生別的東西。這回歐戰全是物質生活衝突的結果。他們以為世界上大事不外爭生活上的種種利益,不但說政治和經濟是這樣,就連美術也是由生活發生的。依這派唯物歷史觀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戰可以完全作經濟競爭解釋,不是學理上的衝突,完全是物質上的衝突。德國在歐戰以前,國內的出產已超過一定的程度,所以不能不找出銷路,向海外發展。英國方面的經濟發展,全靠海上貿易,德國要爭海上的利權,劈頭就和英國海上利權相衝突,所以這次歐戰可說完全是物質競爭的結果。 \n照他們的眼光看來,英、德兩國開戰並不是理想的衝突,說理想衝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詞欺騙小百姓的。德國資本家、軍閥派要想利用德國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幾個哄人的名詞,如「文化」、「法律」、「服從」等,來號召一般人民。協約國方面也提出什麼「自由」、「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字,叫許多人民替他們送死。這都是資本家和軍閥派作偽騙人的手段,揀幾個動聽的名詞,做他們保全自己物質上利益的工具,那裏真有什麼理想的衝突呢? \n我提出這兩派極端相反的學說,並不是想批評他,不過想引起人家研究,知道社會和政治的哲學在人生實際上到底有什麼影響罷了。現在我也用不著和這兩派辯論,姑且提出第三派的學說來。(待續) \n

  • 中國警察「保護」日本人開的店

    中國警察「保護」日本人開的店

     南京大學教師都說,學生不願只做兩、三件自己擅長的事,反而雄心壯志地展開全面性的計畫,等到真正成立了理想中組織嚴謹的機構,他們的精力勢必已經耗盡,或是因遭遇太多困境,導致對原本能力範圍內的事物也開始感到氣餒。 \n 我一開始談到了景觀──就是很典型的中國樣貌:附近山丘的樹林遭到砍伐,山腳地區坑坑疤疤的,布滿了墳墓,就像動物的洞穴和高爾夫球的沙坑;農民的茅草頂石屋,看起來很像在愛爾蘭或法國;果園中有開著迷人鮮紅花朵的石榴,還有其他果樹;有些田裡的稻苗已經長高了,其他的才剛插秧,一片田裡有十幾個人在工作;眾多園圃,多數是瓜果;遠處城牆蜿蜒數哩,山上有座塔,還有個蓮花池,更遠處是重重青山,全都還在這座城市的範圍內,只是看不太到了。 \n 很快忘了抵制這事 \n 在我們四處觀光的過程中,發現一件趣事:在這裡並不常看到那種典型的中國人長相,我甚至經常忘了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就像到處都可看到的那種骯髒而窮困的貧民,活潑樂觀,但並沒有嬉鬧娛樂的氣氛。可以的話,我真想捐個幾百萬,造些遊樂場、玩具,並且帶著孩子們玩。 \n 我不禁認為,中國人缺乏主動態度和推卸責任的毛病,與孩童心智成長得太快有關。在這座人口三十幾萬人的城市中,兒童學校不到一百所,而且校內學生頂多只有兩、三百人。街上看到的孩子總是四處張望,雖然機智伶俐且人模人樣,還帶著基本的活潑氣息,但是正經老成得令人難受。 \n 當然了,很多孩童都已在做織布的工作,更小的時候可能是負責紡紗。這裡有很多絲綢廠,我們參訪了一間政府工廠,有好幾百個工人,至少比較像是一間能夠讓工人養活自己的工廠。城內完全沒有動力紡車或動力織布機,也沒有甲卡提花織機。有時會讓一位男孩坐在織布機上面,手動編織絲線,也有時候是幾個人一起操作六或八個踏板。 \n 很多紡車甚至沒有腳踏致動的功能,必須手搖紡紗,但是他們的手搖紡車比日本人用的那種精緻巧妙得多。此地許多事都還沒順利運作起來,而且需要改善,但所有事情都糾纏在一起,改變並不容易,也難怪每個待在這裡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些「中國化」了,而且還因中國人和藹可親的特質喜歡上了他們。 \n 由於目前的政治局勢、對日本的抵制等,學生正組成愛國聯盟。不過,這裡的南京大學教師都說,學生不願只做兩、三件自己擅長的事,反而雄心壯志地展開全面性的計畫,等到真正成立了理想中組織嚴謹的機構,他們的精力勢必已經耗盡,或是因遭遇太多困境,導致對原本能力範圍內的事物也開始感到氣餒。不曉得我跟你們提過上海裁縫店的那個店員了沒有;他先是表露了常見的宿命論,表達對於現狀無能為力,又說抵制是件好事,但「中國人意志不堅,很快就會忘了這些事」。 \n 有不少地方掛著許多寫有中文字的草帽,會有人攔下路人,拿走他們戴的日本製帽子。這個做法相當溫和,沒有人反對。日本人開的商店門前都有警察,不讓任何人進店。他們是在「保護」日本人。這就是中國的特色。這些警察都扛著配備刺刀的槍,警方人數雖多,但全部無精打采的,看起來都無聊得要死。除了警察,看起來同樣無聊的就只有狗了,狗的數量更多,全都伸展身軀平躺著,完全不蜷曲肢體,成天無所事事。 \n 考生死在考場內 \n 我們參觀了舊時的科舉考場,拆除工程現在正進行著。場內約有兩萬五千個隔間,以往考生在考試期間都必須待在裡面。這些隔間比鄰而建,蓋成一排一排,每排都設有斜屋頂,多數未築牆那面朝向走道,且各排開口相對,有幾排則面向鄰排背面的牆壁。每個隔間都是二點五呎寬,四呎長,內部兩側牆上各有兩排隆起處,分別位於座椅和書桌的高度。 \n 考生會在隆起處擺上兩片二點五呎長的木板,便成了他們應試期間的家具,他們起居、作答、烹飪、食宿,全都在隔間內。沒有下雨時可以將腳伸出走道,在堅硬的地板上稍微伸展肢體。考試為期八天,分為三個科目。考生在陰曆八月初八傍晚入場,第一個科目作答時間到初十下午,接著離場過夜;十一下午返回考場進行第二場考試,作答時間到十三下午,再休息一天;十四下午再度入場參加第三科目,整場考試在陰曆八月十六傍晚結束。 \n 考生可以在關閉上鎖的走道內自由交談,但是外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與內部接觸。考生死在考場內之事時有所聞。不過,只要他們能在同個走道內安插一位友人,全中國最笨的人也能拿到冒名作答的試卷,然後通過考試取得碩士,或可說是個與碩士學位相當的頭銜。中國的知名文人都是由此發跡。政府並不負責考試的相關準備工作,考生必須想方設法自行準備應試。考官專用的屋舍仍保持得很好,若要改建成學校很簡單。但你們覺得他們會這麼做嗎?毫無可能。 \n 政府並未下令在此建校,所以這些屋舍會遭拆毀,或用於特定官方用途。若不是親眼所見,你們絕對無法體會到官僚制度的影響有多深。我們還參觀了一間孔廟,佔地廣大,每年舉行兩次典禮。這裡跟所有的寺廟一樣,布滿了日積月累的灰塵。如果你們哪天意外拜訪一間中國寺廟,可能會以為自己進了一間人煙罕至的廢墟。我們週日去了一座供奉地府閻王的寺廟,同行的先生建議僧侶應該撢一下畫上的灰塵,僧侶回覆:「是呀,撢一撢會比較好。」(南京,五月十八日)(系列完)

  • 一九一九年的中日糾葛──中國警察「保護」日本人開的店(四)

    我一開始談到了景觀──就是很典型的中國樣貌:附近山丘的樹林遭到砍伐,山腳地區坑坑疤疤的,布滿了墳墓,就像動物的洞穴和高爾夫球的沙坑;農民的茅草頂石屋,看起來很像在愛爾蘭或法國;果園中有開著迷人鮮紅花朵的石榴,還有其他果樹;有些田裡的稻苗已經長高了,其他的才剛插秧,一片田裡有十幾個人在工作;眾多園圃,多數是瓜果;遠處城牆蜿蜒數哩,山上有座塔,還有個蓮花池,更遠處是重重青山,全都還在這座城市的範圍內,只是看不太到了。 \n \n很快忘了抵制這事 \n \n在我們四處觀光的過程中,發現一件趣事:在這裡並不常看到那種典型的中國人長相,我甚至經常忘了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就像到處都可看到的那種骯髒而窮困的貧民,活潑樂觀,但並沒有嬉鬧娛樂的氣氛。可以的話,我真想捐個幾百萬,造些遊樂場、玩具,並且帶著孩子們玩。 \n我不禁認為,中國人缺乏主動態度和推卸責任的毛病,與孩童心智成長得太快有關。在這座人口三十幾萬人的城市中,兒童學校不到一百所,而且校內學生頂多只有兩、三百人。街上看到的孩子總是四處張望,雖然機智伶俐且人模人樣,還帶著基本的活潑氣息,但是正經老成得令人難受。 \n當然了,很多孩童都已在做織布的工作,更小的時候可能是負責紡紗。這裡有很多絲綢廠,我們參訪了一間政府工廠,有好幾百個工人,至少比較像是一間能夠讓工人養活自己的工廠。城內完全沒有動力紡車或動力織布機,也沒有甲卡提花織機。有時會讓一位男孩坐在織布機上面,手動編織絲線,也有時候是幾個人一起操作六或八個踏板。 \n很多紡車甚至沒有腳踏致動的功能,必須手搖紡紗,但是他們的手搖紡車比日本人用的那種精緻巧妙得多。此地許多事都還沒順利運作起來,而且需要改善,但所有事情都糾纏在一起,改變並不容易,也難怪每個待在這裡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些「中國化」了,而且還因中國人和藹可親的特質喜歡上了他們。 \n由於目前的政治局勢、對日本的抵制等,學生正組成愛國聯盟。不過,這裡的南京大學教師都說,學生不願只做兩、三件自己擅長的事,反而雄心壯志地展開全面性的計畫,等到真正成立了理想中組織嚴謹的機構,他們的精力勢必已經耗盡,或是因遭遇太多困境,導致對原本能力範圍內的事物也開始感到氣餒。不曉得我跟你們提過上海裁縫店的那個店員了沒有;他先是表露了常見的宿命論,表達對於現狀無能為力,又說抵制是件好事,但「中國人意志不堅,很快就會忘了這些事」。 \n有不少地方掛著許多寫有中文字的草帽,會有人攔下路人,拿走他們戴的日本製帽子。這個做法相當溫和,沒有人反對。日本人開的商店門前都有警察,不讓任何人進店。他們是在「保護」日本人。這就是中國的特色。這些警察都扛著配備刺刀的槍,警方人數雖多,但全部無精打采的,看起來都無聊得要死。除了警察,看起來同樣無聊的就只有狗了,狗的數量更多,全都伸展身軀平躺著,完全不蜷曲肢體,成天無所事事。 \n \n考生死在考場內 \n \n我們參觀了舊時的科舉考場,拆除工程現在正進行著。場內約有兩萬五千個隔間,以往考生在考試期間都必須待在裡面。這些隔間比鄰而建,蓋成一排一排,每排都設有斜屋頂,多數未築牆那面朝向走道,且各排開口相對,有幾排則面向鄰排背面的牆壁。每個隔間都是二點五呎寬,四呎長,內部兩側牆上各有兩排隆起處,分別位於座椅和書桌的高度。 \n考生會在隆起處擺上兩片二點五呎長的木板,便成了他們應試期間的家具,他們起居、作答、烹飪、食宿,全都在隔間內。沒有下雨時可以將腳伸出走道,在堅硬的地板上稍微伸展肢體。考試為期八天,分為三個科目。考生在陰曆八月初八傍晚入場,第一個科目作答時間到初十下午,接著離場過夜;十一下午返回考場進行第二場考試,作答時間到十三下午,再休息一天;十四下午再度入場參加第三科目,整場考試在陰曆八月十六傍晚結束。 \n考生可以在關閉上鎖的走道內自由交談,但是外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與內部接觸。考生死在考場內之事時有所聞。不過,只要他們能在同個走道內安插一位友人,全中國最笨的人也能拿到冒名作答的試卷,然後通過考試取得碩士,或可說是個與碩士學位相當的頭銜。中國的知名文人都是由此發跡。政府並不負責考試的相關準備工作,考生必須想方設法自行準備應試。考官專用的屋舍仍保持得很好,若要改建成學校很簡單。但你們覺得他們會這麼做嗎?毫無可能。 \n政府並未下令在此建校,所以這些屋舍會遭拆毀,或用於特定官方用途。若不是親眼所見,你們絕對無法體會到官僚制度的影響有多深。我們還參觀了一間孔廟,佔地廣大,每年舉行兩次典禮。這裡跟所有的寺廟一樣,布滿了日積月累的灰塵。如果你們哪天意外拜訪一間中國寺廟,可能會以為自己進了一間人煙罕至的廢墟。我們週日去了一座供奉地府閻王的寺廟,同行的先生建議僧侶應該撢一下畫上的灰塵,僧侶回覆:「是呀,撢一撢會比較好。」(南京,五月十八日)(系列完) \n

  • 兩岸史話-強國犧牲弱國 換取自身利益

    兩岸史話-強國犧牲弱國 換取自身利益

     我從來就不想當侵略主義者,但美國要不就徹底撒手不管東方問題:「這不干我們的事,你們自己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否則就應積極主動要求日本說明各項侵略行動的理由。令人作嘔的是,日本之所以能迫使我們屈居被動辯解的地位,並在大談門戶開放政策之餘,將中國境內的多數門戶緊閉,同時私自藏起打開門戶的鑰匙──這一切竟全是我們所縱容的。 \n 校長表示,如果他們不進去,就要開除他們的學籍,他也說到做到了。那群學生一直佇立到隔日早晨,住在附近的其中一人將眾人帶回家中。聖約翰大學因此閉校,校長並未讓步。 \n 顯而易見的謊言 \n 我不禁想像,要不是影響範圍會擴及全世界,中國人幾乎已經準備好,要以他們對待賣國特使的方式來對抗日本人。中國人確實對日本人深惡痛絕,我們見過的美國人似乎也都與他們同仇敵愾。日方出席巴黎和會之前發下豪語,答應將德國租界歸還中國,這麼一條顯而易見的謊言是美國不該忘記的。而這一切和中國的赤貧現象,我在來到中國之前都一無所知。 \n 有位異常嚴肅而認真的年長攤販,幾乎天天露面,接下來我們總要搬演一番相同的戲碼。例如,有一串輕巧的空心銀色琺瑯念珠項鍊,原本要價十四銀元。他最後似乎很高興地以四銀元售出,但又不能說他是「似乎很高興」,反而顯得異常低落,還說這樁交易裡吃虧的是他,不是我們。 \n 最有趣的是,我們一度懶得再討價還價,便放下項鍊打算離開。他那動作和手勢簡直連演員都要為其喝采,我無法具體描述,總之他要表達的是:「與其在我和各位朋友之間發生什麼誤會,我寧可免費送你們任何東西。」他突然面紅耳赤,將商品遞給我們並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價格,臉上掛著一抹極為親切的微笑。 \n 學生聯合會昨天舉行會議,投票決定以電報告知政府,如果不同意他們那四或五條眾所皆知的要求,包括拒簽和約、懲處因受賄而與日本簽訂祕密協議的叛國分子,那麼學生將在下週一集體罷課。不過在我看來,聯合會的態度似乎比學生還保守,今天早上我還聽到了傳言,說學生無論如何都會在今天發動罷課。 \n 他們特別憤怒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警方禁止他們舉行露天集會,所以這也列入了他們的其中一項要求;其次是省議會在答應推動教育之後,卻挪用原已不多的教育經費來為自己加薪。此時,在另一區有學生發起暴動並破壞議院。原已有個抗爭聯合會,但學生們情緒激動,想要有所行動。 \n 據我判斷,有些教師非常同情這些學生的下場和做法,有些則自認有道德義務,應大力倡導學生三思而後行,並協助學生規畫完善的組織與制度,還有些師長則採取古老的中華文化思維,認為這類活動不一定會有好下場。 \n 對局外人而言,這看來就像一群乳臭未乾的娃兒,毫無經驗也沒有前例可以參考,卻必須拯救中國──這是目前看來,還只是個假設,是個後果不堪設想的假設。精力充沛又正向思考的日本人都覺得,中國註定要受他們統治,這判斷毫不令人意外。 \n 我從來就不想當侵略主義者,但美國要不就徹底撒手不管東方問題:「這不干我們的事,你們自己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否則就應積極主動要求日本說明各項侵略行動的理由。令人作嘔的是,日本之所以能迫使我們屈居被動辯解的地位,並在大談門戶開放政策之餘,將中國境內的多數門戶緊閉,同時私自藏起打開門戶的鑰匙──這一切竟全是我們所縱容的。我了解、也相信這裡所有的美國人所說的:除非中國採取有力的實際行動,否則掌控日本在華對外政策的軍閥只會將一切視為恐懼與軟弱,而且敢得寸進尺;如果面臨有力反抗,日本便會打退堂鼓。在此我並不是指軍事武力,而是提出堅決肯定的聲明,指出日本不能為所欲為,讓日本明白這話不是開玩笑。 \n 目前,日本人正試圖煽動中國人的排外情結,同時大談種族歧視議題,讓中國人認為喪失山東主權的罪魁禍首是英美兩國。我不曉得他們祕密派遣的人馬在無知的民眾間發揮了什麼作用,但是商人階級幾乎到了為應付情況而須尋求外國干預的地步。一體有兩面,所以首先要擺脫日本的箝制,還必須同時或緊接著推翻目前統治中國並即將賣國的貪腐軍閥。這是所謂國際聯盟的絕佳表現機會──但要是真有這麼個聯盟,在我這局外人看來,這種聯盟的動機也極為可疑。 \n 其實,學生最常提出的疑問是:「我們一心對長久和平與國際關係的希望,全都已在巴黎破滅,說明了強權即是公理,且強國會犧牲弱國換取自身利益。既然如此,難道中國不該將軍國主義納入教育制度嗎?」(上海,五月十三日) \n 拆城牆磚塊兜售 \n 毫無疑問的,我們就在中國。他們說,杭州是最有中國風情的城市中數一數二繁華的。參觀這座城之後,我們是信了。城外圍有一面高大的城牆,聽說總長二十一哩,也有人說是三十三哩,我個人猜測是後者。而城牆內圍起的農地達數百英畝。今天下午,我們登上了城牆;根據地勢高低不同,城牆高度為十五至七十九呎不等,寬度則由十二至三十呎左右,築牆所採用的是硬質窯燒磚,約為我們常用磚塊的三倍大。他們以往在大城牆內還會有一座同樣以城牆圍繞的小城,人稱皇城或滿城。但發生動亂至今,人們一直在搗毀內層城牆,我想有一部分是為了展現他們對滿人的輕視,還有一部分是為了取用那些磚頭。這些城磚每塊賣三、四分,用大型的中式單輪推車運載著四處兜售,當然了,是靠著人力推車。這座房子的圍牆便是以這種磚塊砌成,大學校園內的空地也存放了好幾千塊磚頭。他們都是徒手將磚頭剝下來的,你們可以藉此窺知原物料和人力的相對價值。 (南京,五月十八日)(待續)

  • 一九一九年的中日糾葛──強國犧牲弱國 換取自身利益(三)

    校長表示,如果他們不進去,就要開除他們的學籍,他也說到做到了。那群學生一直佇立到隔日早晨,住在附近的其中一人將眾人帶回家中。聖約翰大學因此閉校,校長並未讓步。 \n \n顯而易見的謊言 \n \n我不禁想像,要不是影響範圍會擴及全世界,中國人幾乎已經準備好,要以他們對待賣國特使的方式來對抗日本人。中國人確實對日本人深惡痛絕,我們見過的美國人似乎也都與他們同仇敵愾。日方出席巴黎和會之前發下豪語,答應將德國租界歸還中國,這麼一條顯而易見的謊言是美國不該忘記的。而這一切和中國的赤貧現象,我在來到中國之前都一無所知。 \n有位異常嚴肅而認真的年長攤販,幾乎天天露面,接下來我們總要搬演一番相同的戲碼。例如,有一串輕巧的空心銀色琺瑯念珠項鍊,原本要價十四銀元。他最後似乎很高興地以四銀元售出,但又不能說他是「似乎很高興」,反而顯得異常低落,還說這樁交易裡吃虧的是他,不是我們。 \n最有趣的是,我們一度懶得再討價還價,便放下項鍊打算離開。他那動作和手勢簡直連演員都要為其喝采,我無法具體描述,總之他要表達的是:「與其在我和各位朋友之間發生什麼誤會,我寧可免費送你們任何東西。」他突然面紅耳赤,將商品遞給我們並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價格,臉上掛著一抹極為親切的微笑。 \n學生聯合會昨天舉行會議,投票決定以電報告知政府,如果不同意他們那四或五條眾所皆知的要求,包括拒簽和約、懲處因受賄而與日本簽訂祕密協議的叛國分子,那麼學生將在下週一集體罷課。不過在我看來,聯合會的態度似乎比學生還保守,今天早上我還聽到了傳言,說學生無論如何都會在今天發動罷課。 \n他們特別憤怒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警方禁止他們舉行露天集會,所以這也列入了他們的其中一項要求;其次是省議會在答應推動教育之後,卻挪用原已不多的教育經費來為自己加薪。此時,在另一區有學生發起暴動並破壞議院。原已有個抗爭聯合會,但學生們情緒激動,想要有所行動。 \n據我判斷,有些教師非常同情這些學生的下場和做法,有些則自認有道德義務,應大力倡導學生三思而後行,並協助學生規畫完善的組織與制度,還有些師長則採取古老的中華文化思維,認為這類活動不一定會有好下場。 \n對局外人而言,這看來就像一群乳臭未乾的娃兒,毫無經驗也沒有前例可以參考,卻必須拯救中國──這是目前看來,還只是個假設,是個後果不堪設想的假設。精力充沛又正向思考的日本人都覺得,中國註定要受他們統治,這判斷毫不令人意外。 \n我從來就不想當侵略主義者,但美國要不就徹底撒手不管東方問題:「這不干我們的事,你們自己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否則就應積極主動要求日本說明各項侵略行動的理由。令人作嘔的是,日本之所以能迫使我們屈居被動辯解的地位,並在大談門戶開放政策之餘,將中國境內的多數門戶緊閉,同時私自藏起打開門戶的鑰匙──這一切竟全是我們所縱容的。我了解、也相信這裡所有的美國人所說的:除非中國採取有力的實際行動,否則掌控日本在華對外政策的軍閥只會將一切視為恐懼與軟弱,而且敢得寸進尺;如果面臨有力反抗,日本便會打退堂鼓。在此我並不是指軍事武力,而是提出堅決肯定的聲明,指出日本不能為所欲為,讓日本明白這話不是開玩笑。 \n目前,日本人正試圖煽動中國人的排外情結,同時大談種族歧視議題,讓中國人認為喪失山東主權的罪魁禍首是英美兩國。我不曉得他們祕密派遣的人馬在無知的民眾間發揮了什麼作用,但是商人階級幾乎到了為應付情況而須尋求外國干預的地步。一體有兩面,所以首先要擺脫日本的箝制,還必須同時或緊接著推翻目前統治中國並即將賣國的貪腐軍閥。這是所謂國際聯盟的絕佳表現機會──但要是真有這麼個聯盟,在我這局外人看來,這種聯盟的動機也極為可疑。 \n其實,學生最常提出的疑問是:「我們一心對長久和平與國際關係的希望,全都已在巴黎破滅,說明了強權即是公理,且強國會犧牲弱國換取自身利益。既然如此,難道中國不該將軍國主義納入教育制度嗎?」(上海,五月十三日) \n \n拆城牆磚塊兜售 \n \n毫無疑問的,我們就在中國。他們說,杭州是最有中國風情的城市中數一數二繁華的。參觀這座城之後,我們是信了。城外圍有一面高大的城牆,聽說總長二十一哩,也有人說是三十三哩,我個人猜測是後者。而城牆內圍起的農地達數百英畝。今天下午,我們登上了城牆;根據地勢高低不同,城牆高度為十五至七十九呎不等,寬度則由十二至三十呎左右,築牆所採用的是硬質窯燒磚,約為我們常用磚塊的三倍大。他們以往在大城牆內還會有一座同樣以城牆圍繞的小城,人稱皇城或滿城。但發生動亂至今,人們一直在搗毀內層城牆,我想有一部分是為了展現他們對滿人的輕視,還有一部分是為了取用那些磚頭。這些城磚每塊賣三、四分,用大型的中式單輪推車運載著四處兜售,當然了,是靠著人力推車。這座房子的圍牆便是以這種磚塊砌成,大學校園內的空地也存放了好幾千塊磚頭。他們都是徒手將磚頭剝下來的,你們可以藉此窺知原物料和人力的相對價值。 (南京,五月十八日)(待續) \n

  • 兩岸史話-賄賂北京 日本掌握八成礦場

    兩岸史話-賄賂北京 日本掌握八成礦場

     割讓山東理所當然地加速了這場動亂。有些中國人認為,如果人們要被逼到如此絕路,才能激起他們的奮發之心,那麼現在就是最後機會了。抵制日貨與日幣的行動已經展開,但有很多人說,抵制不會貫徹到底。中國對於糧食和衣飾的需求,迫使人人都要為了生存而奮鬥,長遠來看,必須忘卻生計以外的層面。 \n 另一方面,在我看來,能夠拯救整個東方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一個名副其實而帶有生氣的國際聯盟。目前的局勢絕對比我們在美國所了解到的還要嚴重。如果這個情形再延續個五年、十年,世界上將會出現一個受日本軍方主宰的中國,但是還有兩件事:日本禁不住這種緊繃的局面而垮台,或亞洲全面布爾什維克化── 如果中國遭日方軍事化控制,我認為演變成這兩種情況的機率各半。能夠左右美國情勢的歐洲外交策略,在這裡反而顯得無足輕重了。英國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印度,大家都是隨波逐流,採取所謂樂觀的長遠觀點,而且彼此意見相左、爭論不休,只有日本了解自己的目標和後續結果。 \n 我依然相信日本的自由主義運動有其真誠的一面,但他們缺乏的是道德勇氣。這些具有高知識水準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真相幾乎跟我們一樣無知,但是既有的認知卻使他們寧願被蒙在鼓裡,偉大的愛國情操於是油然而生,進而利用歐洲各國掠奪成性的事蹟,輕鬆說明這一切都是出於自我防衛。 \n 鐵礦一噸賣四銀元 \n 我昨天的信結束得很倉促,因為當時好像正好到了郵差要收件的時間。現在又過了一天,發生了更多的事可以說,也有比較充裕的時間敘述。中國有豐富而未經運用的資源,還有太多太多的人。各家工廠早上還不到六點就開工了,要做的工作卻還不夠窮人做,而且他們都有種排斥勞作的習性。工廠二十四小時分別由兩班工人輪值。工人一天賺個二、三角錢,年紀較小的兒童可能沒錢領,有的話也頂多九分,大一點的可以領到一角一分。 \n 鐵礦的挖掘工作停滯中,煤礦和油礦皆未開發,而這些礦場都在鐵路無法抵達的地方。這裡到處都在燒木材,砍伐森林使得整座國家逐漸失去生機。他們為世界創造了陶瓷產業,又向日本購買餐盤;他們種植劣質棉花,然後從日本進口棉布;他們向日本購買數量不一的實用小物。日本人散布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鄉鎮,就像是捕到漁獲之後逐漸收攏的魚網。 \n 中國的所有礦物資源都是日本人覬覦的目標,而且他們靠著賄賂北京政府,已經握有八成的礦產資源了。隨便找個中國人聊這件事,他會告訴你,中國無法發展是因為沒有運輸建設;如果談到建設鐵路,他會說,中國應該鋪設鐵路,但無法建設起來是因為無法取得原物料;如果你看著人們為了爐灶燃燒所需而從路邊收集來的那些雜草,再提到燃料,他們則會告訴你,中國無法運用境內礦產是因為政府干預。這座城市方圓十哩之內有許多大型煤炭礦坑,煤礦位於地下淺層,而且就在揚子江邊,但是運用這些煤礦的卻只有日本人。剛提到的鐵礦離揚子江不遠,有一整山的鐵礦正由日本人開採著,他們開著遠洋大船溯江而上,駛到礦山下進行裝載,將礦砂運下山後,直接將船開回日本,並以一噸四銀元的價格,向負責執行一切工程的中國公司購買礦砂。 \n 沒辦法 我們沒有錢 \n 隨著數週來在中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巴黎和會結束,期許當局確實展現政府風範的最後一絲希望也正式消逝。南方政府代表似乎可以全權行事,北方政府的代表則須事事諮詢來自北京的軍事首長,所以最後他們放棄了。前所未有的絕望情緒籠罩全國,人人都說大勢已去。我們走訪各地積極獻策,說明要如何處理我們國家普遍對他們的錯誤印象,建議的方法之中包括發起宣傳,堅持解釋百姓與政府的差異。但我們獲得的回應是:「沒辦法,我們沒有錢。」看來,中國人的自豪如今已不復存在。有一名常駐中國的美國官員說,除非有各大強權的保護,連日本也必須加入行列,否則中國就是沒有希望了;少了列強的維護,中國就只是日本囊中之物。日本人不斷購買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最精華的土地來做生意。日本向其他國家借款,然後以極其無情的條件轉貸中國。割讓山東理所當然地加速了這場動亂。有些中國人認為,如果人們要被逼到如此絕路,才能激起他們的奮發之心,那麼現在就是最後機會了。抵制日貨與日幣的行動已經展開,但有很多人說,抵制不會貫徹到底。中國對於糧食和衣飾的需求,迫使人人都要為了生存而奮鬥,長遠來看,必須忘卻生計以外的層面。 \n 政府似乎欣然接受了大學教職員以學生名義發起的抗爭行動。這裡的學生也或多或少惹上了麻煩,中國所有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可能發起罷課。上海聖約翰大學的事件很值得一提。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創辦的教會學校,也是數一數二的名校。學生在酷熱炎日下步行十哩到上海遊行,然後再走十哩返校。有些人半途就因中暑而倒下。傍晚返程時,有人發現一些較年輕的學生前往音樂會會場。那天是假日,「國恥日」,也就是簽署日本「二十一條」的週年紀念日,全國學校都放假,國內各地則會選在這天舉行會議和演講。這些學生站在會場的門外,有位師長出來要他們入內參加音樂會,他們回答,他們正在門外祈禱,因為在國恥日以音樂會慶祝很不恰當,接著,這位師長和校長便先後命令這群學生入場,造成現場一片騷動。學生說,他們是為了中國而堅守場外,就像耶穌眾門徒在他臨死時誠心禱告,而這個紀念日就像耶穌受難日。 \n (上海,五月十三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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