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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四青年文章掀時代巨浪──優越文學是改革的武器(四)

    思想一種心理作用,發達最後,因而力量比較的薄弱。必有別種動機,然後有思想,而思想所得,又多不能見諸行事。思想固然有一部分創造的力量,然而不如感情更有創造的力量;感情主宰思想,感情決定行事,感情造成意志。 \n \n英雄是民賊的綽號 \n \n感情是動力,因而影響一切的效果很大─這是思想所不及的。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缺乏「人」的思想,不如說他缺乏「人」的感情;我們與其說俄國近代文學中富有「人」的思想;不如說他富有「人」的感情。思想儘管高明,文章儘管卑劣;一旦有深沉摯愛的感情發動,自然如聖靈啟示一般,欲罷不能(宗教徒所謂聖靈啟示就是感情的大發動)。中國人是個感情薄弱的民族,所以從古以來很少偉大的文學出產。現在希望一種有價值的新文學發生,自必發揮我們大家的人的感情。受一件不良社會的刺激,便把這刺激保持住來,擴大起來,研究起來,表現出來,解決了來─于是乎有正義的文學。 \n我現在有一種怪感想:我以為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現在所謂中華民國者,真是滑稽的組織;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水窮山盡」的地步了。其所以「水窮山盡」的緣故,想由于思想不變,政體變了,以舊思想運用新政體,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回想當年鼓吹革命的人,對于民主政體的真像,實在很少真知灼見,所以能把滿洲推倒,一半由于種族上的惡感,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機。 \n我彷彿記得孫中山在《民報》上拿唐太宗比自己,章太炎在《訄書》上居然有「後王者起」的話頭。唐太宗是什麼人,還不是楊廣一流的人才而又敗類的嗎?章太炎在當年並不主張共和是大家知道的。至于有人竟自把「飲冰內熱」、「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鎖點朝班」兩個典故,當做名字,去鼓吹「開明專制萬能」的主義,更全是舊思想了。 \n革新的主動人物既已如此,被鼓吹的人也就可想而知。學者的心裏忘不了「九世之」,一般人的心理又要借著機會躁進;所謂民主主義,只好當幌子罷了。所以民國元二年間像唐花一般的「怒發」,和民國三四年間像冰雹一般的摧殘,都是專制思想的表現,都是受歷史上遺傳思想的支配,都是用「英雄」、「豪傑」、「宦達」、「攀權」的人生觀弄出來的。想「宦達」要「攀權」的人固不足深責,至于「英雄」、「豪傑」又何嘗不是民賊的綽號呢?用這種精神去造民國,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國,豈有不弄成政治混亂,四方割據的呢?到了現在,大家應該有一種根本的覺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須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運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質的革命失敗了,政治的革命失敗了,現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現在的時代,和光緒末年的時代有幾分近似,彼時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現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想把這思想革命運用成功,必須以新思想夾在新文學裏,刺激大家,感動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須喚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說曉喻是無甚效力的,必須用文學的感動力。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裏;猶之乎俄國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養的。我們須得認清楚我們的時代。認清楚了,須得善用我們的時代。 \n \n抬高人生的文學 \n \n二十年裏的各種改革,弄到結果,總是「葫蘆題」;這都原于不是根本改革。放開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會,再以社會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這是根本改革。更有一層,若果不作征服的決心,而取遷就的手段,又是枉然。中國人的革新事業多半如此。我們須得立定志願去克服舊主義(不適時的主義)─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間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各不相下,便成旋風,旋風是最討厭的。所以調和是遷就的別名,遷就是糟糕的綽號。政治上講調和,才有今日的怪現狀;學術上講調和,才有所謂「古今中外黨」。 \n梁任公先生能發明新文體,因而有所謂「新民派」,是極好的事了,然而偏要和策論的調頭調和,其末流便成一種浮的、油汪汪的報紙文─這是文學上的調和。須知天地間的事物,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獨立的,是互相關聯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統,中國成中國的系統,動搖一件,牽動多種:調和是沒成效的,必須征服,必須根本改換。改革的作用是散佈「人的」思想,改革的武器是優越的文學。文學的功效不可思議;動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一經被他感化了,登時現于行事。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于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我們須得認清楚我們的使命!認清楚了,須得竭力完成我們的使命! \n總而言之,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裏面;若是彼此離開,思想不免丟掉他的靈驗,麻木起來了。所以未來的中華民國的長成,很靠著文學革命的培養。文學原是發達人生的唯一手段。既這樣說,我們所取的不特不及與人生無涉的文學,並且不及僅僅表現人生的文學,只取抬高人生的文學。凡抬高人生以外的文學,都是應該排斥的文學。(原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續) \n

  • 眺望十九大-習思想結合新時代與時俱進

    眺望十九大-習思想結合新時代與時俱進

     中共十九大看點之一,「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已寫入中共黨章,有別於毛澤東、鄧小平,「新時代」元素的加入,除突顯習的與時俱進,也意味著習將有別於毛鄧,在下一任期打破舊規,推出新的政治制度及人事安排,而「新時代」一詞,確實為今後無論是打破「七上八下」人事潛規則,以至於恢復毛時代以來的「主席制」,留下無限想像空間。 \n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36次提到「新時代」一詞,正如「毛澤東思想」解決大陸革命和中共建政後的內政、外交問題,「鄧小平理論」是解決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新問題,現如今習近平所屬時代與毛鄧時期截然不同,新時代必然要有新理論、新思想,解決新時代的各種問題。 \n 「新時代」所賦予的意義,不僅僅是與舊時代做出區隔,更深一層意義在於,習有意在任內完成「毛澤東建國、鄧小平富國、習近平強國」的歷史工程。 \n 中共歷任領導人,唯有毛鄧以姓名做為執政理念,冠名寫入黨章。因此,習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後,確立了習在黨內集權力、意識形態於一身,地位已超過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與毛鄧比肩,具同等地位。 \n 但嚴格來說,有別於鄧小平是在過世後其執政理念才寫入黨章,習近平第一任期即取得歷史地位,成就上是繼毛澤東以來,第二位中共領導人,黨內地位似乎已追過鄧小平。 \n 另一方面,習思想入黨章除在黨內塑造比肩毛鄧的影響力,「新時代」更意味著習近平無須受制於過去黨內舊規,可放開手腳推行新的政治制度改革及必要的人事布局。 \n 從外界關注的「主席制」,或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人事潛規則看來,「新時代」一詞的出現,很可能吹皺這一池春水。也就是說,習近平第一任期或許還做不到的事情,二十大很可能就是實現「新時代」的重要時間點。

  • 研究:洗手幫助人們重啟大腦 消除舊思想

    洗手不單單僅是一個清潔動作,而是一個「重啟大腦」過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一項研究發現,洗手有助於清除腦內舊想法、加強追求新目標的動力。 \n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過去研究發現,人們會透過清潔改變心理體驗,例如:有些人發生不潔行為後,會拚命洗澡,可望去除心中罪惡感。 \n多倫多大學研究團隊此次透過四項實驗,將清潔與心理過程改變作進一步分析。經過文字遊戲、簡短調查,讓受訪者專注特定目標後,研究發現,使用消毒濕紙巾者,較不容易記起舊目標的重要性,對新目標充滿動力。 \n研究人員Ping Dong舉例,一個注重飲食健康的人,在使用清潔紙巾後,選擇吃巧克力的可能性,會比營養燕麥棒機率來得高。 \n

  • 百年前《婦女雜誌》 宣揚戀愛、離婚自由

    百年前《婦女雜誌》 宣揚戀愛、離婚自由

    難以想像1920年代中國的女性雜誌,竟然可以討論離婚、自由戀愛、性慾等議題!商務印書館自1915年起發行的《婦女雜誌》,由一群男性寫手專門撰寫女性相關文章,備受矚目,尤其1925年的〈新性道德號〉,激進觀點就曾引起社會論戰。 \n \n正在台北舊香居藝空間展出的「出版不朽─商務風華」特展,呈現民初出版樣貌與生活百態,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高珊表示,「一般對商務印書館的印象是嚴肅的文史類書籍,但在這次的展覽中,舊香居展示了教育、思想、女性類型的出版品,讓大家知道原來幾十年前的出版社就曾經有這些前衛的觀點。」 \n \n策展人、舊香居經營者吳雅慧表示,20世紀初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品多帶有教育意義,像是戰爭時期仍有提供函授課程,讓兒童不至於失學。「那是一個對新知識、新思想十分開放的年代。《婦女雜誌》和《新青年雜誌》同年創刊,剛開始內容比較保守,多為衛教、女紅、營養相關的內容,後來隨著新文化運動逐漸轉變為傳遞女性啟蒙思想的雜誌。」 \n \n吳雅慧表示,「在〈新性道德號〉中,編輯以戀愛自由為前提,甚至有文章認為只要戀愛中的雙方都同意,有小三也沒關係,代表思想上的學習和開放。《學生雜誌》有一期甚至搜羅所有的女飛官照片,鼓勵女學生勇敢追夢。」 \n \n吳雅慧表示,這次展覽出的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書籍約有一千本,除了雜誌,也有翻譯文學、旅行、音樂、小說等出版品,即日起於台北舊香居藝空間展出至4月23日。

  • 729去惡舊  司法獨立靠去假求真

    729去惡舊 司法獨立靠去假求真

    蔡英文總統上任2個月,其倡導的轉型正義議題,是眾所關心的議題,而對於公權力製造出來的假案,能否去舊惡,轉換成為正義,就是最簡單的轉型正義的第一哩路。 \n \n7月29日上午,台大國際會議中心柏拉圖廳舉辦一場研討會,針對國稅局濫權課稅,強搶民產,是台灣的「地下總統府」,權力比任何的公權力還大,僭越一府五院,踐踏賦稅人權。近年來,國稅局超徵稅款,屢創紀錄,將錢給總統出外散錢,不是用來拯救貧民。渠等看不見國人薪資倒退嚕、國窮民怨,橫徵暴斂,欠稅人的家庭爆增,稅災戶處處皆是,引為台灣的最大不正義。 \n \n729去惡舊,轉型正義的基本款 \n \n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中心主辦本次會議。對於5月12日國稅局以電話的非法調查,學者抨擊為明顯侵害人權的稅法228事件。前立委許添財更指出:解決太極門是轉型正義,最小的轉型正義,最容易解決。需要的,只是最低智慧、最低謙卑。 \n \n心存日月格局 「去假求真」才能夠轉型 \n \n台大歐洲聯盟法中心主任陳志龍教授指出,7月29日很嚴肅,有意義。因為729就是「去惡舊」,惡舊是存在的問題。他從「解決問題、轉型正義、如何解決」三點來解析。以太極門案為例,1996年是假事實、偽證據,當年是「去真求假」,製造出來的假案,存在這麼久,到了2007年7月13日刑事法院,已經發見是假案,還太極門清白。這個刑案,已經去假求真。但迄今,同一事實,假事實、偽證據的稅案,卻仍然是假案,仍沒有解決。 \n \n問題癥結,國稅局,其權力地位,是「一局獨大」,變成是台灣的「地下總統府」。他引用美國人權律師肯尼斯‧雅各布森教授的呼籲,行政法院應該解決這問題,不要再被國稅局綁架,國稅局裡有良心的人,就要去假求真,不能夠讓假案、硬拗的張長官,繼續假下去。 \n \n國稅局不應該是明朝的惡舊思想,要面臨轉型正義,要轉型成為有人權,步入法治國家,受到權力分立的謙卑。不許恣意妄為。如何針對問題來解決,即去惡舊,並求到真正解決問題,真正轉型正義、真正人權。 \n \n陳志龍強調,最後的解決在司法。即權力分立,司法獨立,判定真假。並以司法的LOGO,解釋司法的精神,中間基本點,是良心,是愛跟和平;兩邊是原告與被告。一邊是國稅局,即是1996年的當年政治整肅的假案,衍生出來的假案稅單。另外一邊,是人民,受到稅局的欺負,是真的。司法判定,在刑事司法判定一邊是真的,一邊是假;但行政法院還不太敢判定,我們要給他鼓掌,讓他有司法獨立,可以勇敢定真假。 \n \n太極門假案,這好比是二十年的大便,現在要除大便運動,「去假求真」,才能解決問題。主要的點,就是有一個真的目的,法院要有真的格局--日月的格局。 \n \n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觀察員翁意茹律師指出,侯寬仁檢察官於86年,以養小鬼的假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判決無罪。然國稅局靠假案的起訴書,亦未依職權調查,即沒有程序正義,就假案,發出假稅單,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企圖,以假案假稅單,導致人民無法擺脫違法稅單的糾纏。 \n \n國稅局一局獨大的亂象,連行政院跨部會決議也違反。100年12月9日行政院跨部會決議,不能再用刑案起訴書課稅。總計超過250位立委已經清楚五權分立制衡的憲政體制,也清楚五院各有職掌、各司其職,不得僭越,否則就是犯法,就是破壞國家體制。 \n \n真理大學法律學系主任吳景欽教授指出,太極門案,最該轉型的是稅務人員汰換,更應該汰換的是司法人員。台灣人權觀念太落伍,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他呼籲,太極門是最小轉型正義,很容易做。 \n \n臺灣財經刑法學會連福隆教授指出,不得剝奪人性尊嚴。將人的基本權利放到憲法核心,「當初亂開稅單的人,他說不是加害人,台灣只有被害人,台灣沒有加害人?這叫什麼轉型正義?」「獨裁國家稅務人員最厲害?因為這些稅務人員就是把人民口袋裡的錢搶出來,供給獨裁者、行政人員去花用,所以這些稅務人員再怎麼犯錯,不敢去處罰他,因為他幫他們撈錢。」 \n \n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傅馨儀律師指出,「我也當過國稅局稅務人員,以前我發現,國稅局很大,很受尊敬,有些人會把權力仰上天。有寫稅務人員不知道違法,曾經有同事查完內衣工廠,拎完兩袋內衣,說是人家送的,他說他沒有收錢。站在法務,這是收賄,這樣的心態是有爭議,不能說,你不懂法律。」她引用馬丁路德說「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不論是政治迫害,任何一個地方的非正義,就是對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的正義的威脅。 \n \n前立委許添財指出,台灣缺乏正義的社會,長期殖民政府,接下來,37年用戒嚴令統制的國家,戒嚴時期有正義嗎?他談到2000年,合法保障的討債公司,他舉2014年的欠稅案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欠稅欠款總計477萬件,平均4.5人、平均1.75戶就有此問題,人民怎麼不苦?另一方面指出,在477萬件,真正受案,跟政府打行政訴訟,贏的只有千分之五。不要變成「視錢比命更重要」,他強調沒有證據,就要放人走。 \n \n主持人陳志龍總結指出,太極門案是人權史上最重要,也是全世界上重要的案件。喚起全民進入到良心時代。太極門案件是假案,現在行政法院還不敢說國稅局是對,也不敢說真的。司法要分辨假與真。但是司法獨立,就要去假求真。

  • 《南方周末》-大轉型時代 思想解放要徹底

    《南方周末》-大轉型時代 思想解放要徹底

     評論解讀南方報業集團日前舉辦「觀念影響中國」論壇,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指出,處在社會大轉型時代的全體中國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只有徹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極大地推動社會進步。 \n 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對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可用一句話概括:沒有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轉變,就不可能有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改革開放大業。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 \n 無論從中國的迅速崛起來看,還是從深圳特區的滄桑巨變來看,我們不僅要解放思想,而且解放思想要徹底。只有徹底的解放思想,才能極大地推動社會進步。思想解放越徹底,社會進步就越深刻。 \n 什麼樣的思想解放才是徹底的呢? \n 青年思想不夠解放 \n 新思想、新觀念的倡導者需要有一種超越個人利益,推進社會進步的強烈責任。新思想新觀念的提出,往往會觸動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傳統的保守力量,引起抵制和反對,如果沒有超越個人或集團利益的胸襟,沒有推動社會進步和為人民謀福利的境界,對於新的思想觀念就會患得患失,畏縮不前。 \n 這種境界其實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對於官員而言就是一種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現在十分強調執政能力建設,也同樣應當十分強調執政道德建設。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執政為民」,即為公眾謀利益。之所以現在許多官員不敢講真話,不敢提出自己的獨立主張,就是怕得罪上級,怕犯「錯誤」,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響。以至於出現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現象。 \n 鄧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觀念,其中有不少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當然會有極大阻力。之所以「敢為天下先」,首先是因為胸中裝有「天下先」。如果沒有一種為「天下」謀事,為百姓謀利,為黨和國家盡職的境界和胸懷,僅僅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陞官發財,是斷不可能的。 \n 新思想的判斷標準 \n 大家都要認真而嚴肅地問一問:為什麼要解放思想?從歸根結柢的意義上說,答案只有一個,即「為了人民的利益」。具體地說,是為了國家更加富強和民主,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社會更加公平和正義。 \n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們之所以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從西方引進到中國,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最有利於廣大中國人民的解放,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獨立和振興,最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什麼?是「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換言之,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n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社會更公平正義,國家更民主富強,就值得追求和實踐。 \n 馬克思從來沒有設想過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但今天我們認識到了市場經濟也只不過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手段,大膽引入市場經濟,使國家富裕和強大。這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根本價值的堅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非背離。 \n 因此,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應當問是「馬」還是「非馬」,「姓社」還是「姓資」,「屬中」還是「屬西」,而應當看它是不是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 \n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n 解放思想的要害,在於提出並確立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新觀念。解放思想既不是憑空亂想,也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根據現實需要,提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進步要求的新觀點、新理論和新思想。 \n 這些新觀念通常超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框架,因此,有些新的思想觀念一經提出就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反映了民眾的迫切要求。但有些則常常會遭到守舊勢力的竭力抵制和反對,新觀念的倡導者甚至會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或壓制。然而,由於這些新觀念新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的需要,順應了歷史的潮流,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因此它們或早或遲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得以傳播,對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行為產生巨大的引領作用。一旦獲得官方認可,這些新觀念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就會大大增強。 \n 無論政界還是學界,只有那些既具備勇氣,又具有遠見的人,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新觀念新思想。 \n 解放思想不是無的放矢,要有針對性,旨在解決眼前最緊迫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否則只會流於空談;不切實際的觀念理論甚至還會誤國誤民,也就是深圳所說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n 必須有突破性改革 \n 解放思想是為了行動,是為了改變現狀,推動進步。解放思想決不是簡單地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理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新觀點。解放思想是針對新的挑戰,提高新的思路和辦法,解決一個又一個的新問題,一點一滴地推動社會進步。 \n 改革的行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如果現存的制度不是鼓勵而是束縛改革,不是推動而是阻止進步,那麼解放思想最終也不會有實際效果。 \n 此外,一些大膽的改革和探索,既需要有規範和引導,更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層面。只有將改革行為上升為正式制度,它們才能得以在更大的範圍內得以推廣,也只有制度化的改革才能持續下去。 \n 因此,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創新,特別是制度的改革創新。在事關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重點環節,必須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創新舉措。解放思想必須去做,必須體現在制度改革上,最終要看它能否增加民眾的實際利益,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否則,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話。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是檢驗思想解放的標準。 \n 需全民族觀念變革 \n 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掌握著社會權力,其思想和觀念決定性地影響著國家和社會發展進程,他們應當帶頭轉變觀念,成為解放思想的表率。 \n 不過,解放思想決不僅是黨員領導幹部的事,更是全民族的事。處在社會大轉型時代的全體中國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各級領導幹部有責任推動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執政黨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寬容的制度環境,鼓勵廣大民眾革新舊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思想解放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是中華文明的進步過程。 \n (摘自《南方周末》2012-3-9,作者俞可平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原題:思想解放要徹底)

  • 營救胡適

     (文接B8版) \n 對思想獨立與寫作獨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對胡適博士的迫害。胡適博士後來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大使。他常說,是《紐約時報》救了他的命,此話是恰如其分的。 \n 一九二九年,胡博士任教於上海黃浦江口吳淞的一所小型大學(即中國公學,胡適任校長)。雖然他家在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學卻在華界。眾所周知,胡博士的講課內容及他在《新月》雜誌的文章,讓南京的眾多高官恨之入骨。為此,他的中外友人紛紛勸他辭去大學教職,免得每天離開外國控制的地盤,在中方地盤長途行駛,冒著被南京當局手下逮捕的危險。但他對危險嗤之以鼻,繼續盡他的職責,無所畏懼。 \n 那時,胡博士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廁身全世界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從未加入國民黨,獲任駐美大使時,連黨員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職上,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末。 \n 胡適身處險境的最初徵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頒布: \n 案奉國民政府訓令,內開: \n 案准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函開: \n 逕啟者:頃奉中央常會交下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來呈一件,內稱: \n 案據職會屬第三區黨部呈稱:「查屬區第三次全區代表大會決議案呈稱市執行委員會轉呈中央,咨請國民政府令飭教育部將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撤職懲處案,附具理由:胡適借五四運動倡導新學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隨聲附和,迄今十餘年來,非惟思想沒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國公學校長,對於學生社會政治運動多所阻撓,實屬行為反動,應將該胡適撤職懲處,以利青運。等因,合亟繕呈鈞會,祈查核轉呈」,等情前來: \n 「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誌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於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夫以胡適如是之悖謬,乃任之為國立學校之校長,其訓育所被,尤多陷於腐舊荒怪之途。 \n 為政府計,為學校計,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為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該會所請,不為無見。茲經職會第四十七次常會議決,准予轉呈在案,理合備文呈稱鈞會,祈鑒核施行。」等因: \n 「查胡適年來言論確有不合,如最近《新月》雜誌發表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按本黨黨義博大精深,自不厭黨內外人士反覆研究探討,以期有所引申發明。惟胡適身居大學校長,不但誤解黨義,且逾越學術研究範圍,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戒。 \n 為此擬請貴府轉飭教育部對於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事關黨義,至希查核辦理為荷。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覆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教育部分別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部即便分別遵照辦理,此令。 \n 文告發布了,胡適也被召去聽訓,但他繼續無視友輩的警告,終至被捕。他的危險極大,我也全情關注此案。及至聽說他已被秘密判處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馬上寫了一篇電訊稿,對此案作了概述,然後託人帶往香港,再發往紐約。 \n 我還告訴時報,拯救這個偉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時報上發表社論,對迫害行為作強烈譴責,然後通過電報將社論發給我,授權我不惜財力物力,設法讓遠東的所有報刊將此篇社論刊出。 \n 以下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紐約時報》的社論: \n 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正因如此,國民黨對他的抨擊,及要求對他作出懲戒的舉動,意義非比尋常。他本是一個哲學家,傑出,富有勇氣,思想及言辭坦誠,大部分時候超然於政治之上。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他只兢兢於使中國人的思想及教育體系現代化。 \n 他之受到譴責,非關個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於直抒胸臆,指出國民黨治下之中國,並非如該黨向外部世界所描繪的那樣,純然是一片玫瑰色。對那些打著已故孫逸仙博士之名的經濟理論,他特別質疑了其正確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見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n 胡適先生的友輩中,許多仍在他的求學之地美國,對於他至今沒有倒在國民黨獨裁者的槍口下,常感驚奇。一九二七年回國後不久,面對主宰一切的排外主義,胡適便充滿勇氣,敢於放言,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比較,堅持認為,橫遭抨擊的西方物質文明中,其所蘊含的精神性,比之骯髒、殘暴、極端漠視人類生命及充滿宿命論的東方「精神」文明,要遠勝一籌。胡適的真話,對於這一精心塑造的東方假象來說,無異於叛國之舉。 \n 去年冬天,他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在為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的書作序時,他呼籲中國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現實,稱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須發端於內部。他譴責政客的腐敗和低效,否認中國之災禍全因國外「帝國主義」而起的流行理論。這些文章招來憎恨,不僅因其真,更因他沒有「參與遊戲」,去粉刷中國的弱點,將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國人身上。 \n 中國企圖指逼外國記者沉默,已經夠惡劣了。而當他們企圖懲罰一個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這種褊狹何時到頭。要知道,這個受迫害者對當代中國所作的貢獻,將被永遠牢記,而迫害他的人,將早早被人遺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為地方性事件,或許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尋釁鬧事,鑒於當前局勢動蕩,此舉或許也可解釋得通。但是,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在胡適冒險對國人道出實情時,他的聲音,應該是去傾聽,而不是去壓制。 \n 我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廣為散發。社論的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北平、天津、漢口、南京、廣東和香港。英文版還通過有線電報發往日本和菲律賓的所有英文報刊。中文版則通過快遞、郵寄、無線電報發給了中國的所有中文報,並發往曼谷、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則通過有線電報發往日本十幾家最具影響力的日報。 \n 四天後,胡適被無條件釋放,繼續講學寫作。他對國民黨的批判,未有絲毫減弱。此事發生後,南京政府裡想將我驅逐的一夥人,對我更是喜歡不起來了。(本文摘自《採訪中國》,哈雷特.阿班著,遠流出版) \n 本書簡介。 \n 採訪中國 \n ─《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 \n (1926-1941) \n 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又譯為亞朋德,一生未婚,無子嗣。他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3年級,便輟學當起了實習記者。來華前,已在美國報界足足浸淫了21年。1926年來華,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1941年離開,一待就是15年。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 \n 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 文化看板-舊香居名人信札手稿展

    台北師大商圈舊香居書店今年的主題展覽,挑選不同時期對臺灣文化、藝術、思想、教育等各領域有影響的人物,如龍瑛宗、張深切、鍾肇政、胡適、傅斯年、蔣復璁、周棄子、高陽、朱銘、席德進、陳映真、吳魯芹、姜貴、林海音等,展出信札、手稿約百件。藉由「墨韻百年.臺灣抒寫」一展,呈現島嶼過往的精采輝煌。展期至9月23日,周一休館。電洽:02-2368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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