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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李的書面聲明中還誓言:「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國民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經過辯論,大會接受李的聲明。此為國民黨容共之確定。而中共則用「聯共」一詞,以示兩黨平行合作之意。 \n 所以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對民族主義的解釋,認為:「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其意義有兩方面:「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至於所謂「反帝統一戰線」,以後再說吧!所以宣言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為有組織的聯絡。」 \n 國民黨員懷疑不安 \n (二)容共─孫中山允許中共黨員及其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而為國民黨員,以致力於國民革命事業,亦與聯俄有關。主動亦發自蘇俄及第三國際。此亦係基於策略需要,變阻力為助力。因中共以往之活動,亦隨蘇俄之意圖,而與軍閥吳佩孚、陳炯明進行聯合。因此,在孫中山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頗使一些國民黨員懷疑不安。例如國民黨廣東支部一些黨員鄧澤如等曾為此事向孫中山質疑,他們認為: \n 陳獨秀本為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且嘗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總理為過時的人物。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黨員等致疑者久矣。 \n 查陳獨秀受蘇俄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自知其共產黨人少力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佩孚,日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為社會主義實行家。無恥之言,為國人所共聞。孫中山對鄧等上述質疑的親筆批答,充分足以顯示他之容共的本意。其批答原文如下: \n 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崇拜俄國過當之態度,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譭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政黨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為我曉喻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對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 \n 蘇俄及第三國際要中共人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在牽制和影響國民黨的政策與行動。中共也就做了蘇俄外交政策的工具。第三國際曾決議:「中共應設法勸國民黨,為反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將它的力量和蘇俄力量聯合一起。只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著正確的政策,中共就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懷抱此種目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Maring原名Hendricus J. F. M. Sneevlet)一九二三年中在廣州時,一再催促改組國民黨。孫中山屢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繼他而來的鮑羅廷,因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資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改組及聯俄。 \n 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因陳炯明的叛變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後,馬林即於是月二十五日訪晤孫中山,陳述中共黨員願意個別加入國民黨,孫中山予以同意。張繼即介紹中共負責人李大釗(守常)與孫中山會晤。李聲言願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此為孫中山容共之始。 \n 從此,即有中共黨員陸續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一全大會中為討論黨章應否准許黨員跨黨問題,引起辯論。即由李大釗代表共派聲明彼等加入國民黨的目的。該次會議紀錄所記李的聲明原文如下: \n 本人(李自稱)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另附書面聲明) \n 李的書面聲明中還誓言:「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國民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經過辯論,大會接受李的聲明。此為國民黨容共之確定。而中共則用「聯共」一詞,以示兩黨平行合作之意。 \n 塑造左、右派的形象 \n 孫中山以及一些國民黨人對中共李大釗上項承諾的反應如何?劉成禺記有孫中山與他的一段對話如下: \n 中山云:「連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願全體加入國民黨,汝(指劉成禺)以為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即如李大釗前日在大會演說,中國國民黨老前輩,當與人為善。今共產黨全體,自願拋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倘遭拒絕,未免示人以不廣。汝以為李大釗之言,可代表共產黨全體意見乎?」劉答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n 中山云:「吾向以誠意待人,不問其誘不誘,祇問我誠不誠。故吾謂三民主義,其中能包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代表三民主義。代表大會開會,言之綦詳。」 \n 中山又云:「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n 共黨分子對付國民黨的方法,不是正面在否定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綱,而是在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圖,替國民黨製造理論,塑造國民黨左、右派的形象,做為聯合及打擊的準備。因此就發生糾纏不清的糾紛了。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一全大會時,鮑羅廷曾向國民黨人說:「國民黨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別,將來最高幹部卻要居中調和,教他一致動作。」(待續)

  • 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國父革命論點(九)

    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國父革命論點(九)

    所以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對民族主義的解釋,認為:「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其意義有兩方面:「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至於所謂「反帝統一戰線」,以後再說吧!所以宣言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為有組織的聯絡。」 \n \n國民黨員懷疑不安 \n(二)容共─孫中山允許中共黨員及其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而為國民黨員,以致力於國民革命事業,亦與聯俄有關。主動亦發自蘇俄及第三國際。此亦係基於策略需要,變阻力為助力。因中共以往之活動,亦隨蘇俄之意圖,而與軍閥吳佩孚、陳炯明進行聯合。因此,在孫中山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頗使一些國民黨員懷疑不安。例如國民黨廣東支部一些黨員鄧澤如等曾為此事向孫中山質疑,他們認為: \n陳獨秀本為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且嘗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總理為過時的人物。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黨員等致疑者久矣。 \n查陳獨秀受蘇俄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自知其共產黨人少力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佩孚,日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為社會主義實行家。無恥之言,為國人所共聞。孫中山對鄧等上述質疑的親筆批答,充分足以顯示他之容共的本意。其批答原文如下: \n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崇拜俄國過當之態度,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譭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政黨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為我曉喻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對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 \n蘇俄及第三國際要中共人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在牽制和影響國民黨的政策與行動。中共也就做了蘇俄外交政策的工具。第三國際曾決議:「中共應設法勸國民黨,為反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將它的力量和蘇俄力量聯合一起。只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著正確的政策,中共就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懷抱此種目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Maring原名Hendricus J. F. M. Sneevlet)一九二三年中在廣州時,一再催促改組國民黨。孫中山屢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繼他而來的鮑羅廷,因挾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資的幫助,於是國民黨始有改組及聯俄。 \n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因陳炯明的叛變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後,馬林即於是月二十五日訪晤孫中山,陳述中共黨員願意個別加入國民黨,孫中山予以同意。張繼即介紹中共負責人李大釗(守常)與孫中山會晤。李聲言願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此為孫中山容共之始。 \n從此,即有中共黨員陸續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一全大會中為討論黨章應否准許黨員跨黨問題,引起辯論。即由李大釗代表共派聲明彼等加入國民黨的目的。該次會議紀錄所記李的聲明原文如下: \n本人(李自稱)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另附書面聲明) \n李的書面聲明中還誓言:「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國民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經過辯論,大會接受李的聲明。此為國民黨容共之確定。而中共則用「聯共」一詞,以示兩黨平行合作之意。 \n \n塑造左、右派的形象 \n孫中山以及一些國民黨人對中共李大釗上項承諾的反應如何?劉成禺記有孫中山與他的一段對話如下: \n中山云:「連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願全體加入國民黨,汝(指劉成禺)以為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即如李大釗前日在大會演說,中國國民黨老前輩,當與人為善。今共產黨全體,自願拋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倘遭拒絕,未免示人以不廣。汝以為李大釗之言,可代表共產黨全體意見乎?」劉答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n中山云:「吾向以誠意待人,不問其誘不誘,祇問我誠不誠。故吾謂三民主義,其中能包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代表三民主義。代表大會開會,言之綦詳。」 \n中山又云:「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n共黨分子對付國民黨的方法,不是正面在否定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綱,而是在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圖,替國民黨製造理論,塑造國民黨左、右派的形象,做為聯合及打擊的準備。因此就發生糾纏不清的糾紛了。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一全大會時,鮑羅廷曾向國民黨人說:「國民黨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別,將來最高幹部卻要居中調和,教他一致動作。」(待續)

  • 無法接受俄式「世界革命」

    無法接受俄式「世界革命」

     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協助高麗、印度、安南民族獲得獨立,是必要的。很顯然地,孫中山之聯俄與反帝,是基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而不能接受俄式的「世界革命」。 \n 第四種解釋認為孫中山聯俄、容共是一時的政策。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孫中山始終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人妥協。他仍然主張他提倡多年的三民主義,也毫未採用馬列共產主義的任何部分。這種解釋,是崔書琴根據其研究所得的結果。實際上,第三種解釋與第四種解釋大致相同。第二種解釋的含義,亦與第四種沒有實質上的差異,所謂政策下的一件事,即是一種策略。至第一種解釋,出於共黨的宣傳。至於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本意,依據事實與原始的文獻來看,則是因應當時環境的權宜措施,而是一時策略的運用,自無疑義。至於農工政策,係根據其民生主義而定,載於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的對內政策中,與共黨之藉農工運動以行階級鬥爭,尤不能混為一談也。 \n 威脅廣州革命政府 \n 以下則就孫中山聯俄、容共及其農工政策的本意,以及共黨對此三者的解釋,加以探討之。 \n (一)聯俄─孫中山聯俄之起點,是自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與蘇俄代表越飛(Adolf A. Joffe)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宣言一開始,即稱:「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繼稱:「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這是孫中山聯俄的直接文獻,足以證明他並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妥協。其時孫中山因陳炯明在廣州之變而亡命上海;北方正當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之橫行。孫中山所處的環境,至為險惡。同時,蘇俄代表也在和直系軍閥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頻有接觸。孫中山亦藉聯段(祺瑞)、聯張(作霖)以牽制直系的壓迫。故其聯俄,也有打破蘇俄與直系軍閥勾結之意。所以孫中山將其與越飛談判的情形,函知他的同盟者張作霖,使張瞭解其聯俄的本意。此函雖不可見,但從張的覆函原文中,可以看出孫中山的聯俄,亦有防俄之意。張之覆函有云:另紙見示與越飛談話情形,提要鉤元,全局在握,老謀深算,佩仰至深。東省接近俄疆,洛(陽)吳(佩孚)利其內侵,藉資牽掣。今得公燭照機先,預為防制,不特東省免憂後患,即國家邊局,亦利賴無窮。 \n 孫中山於驅逐陳炯明的叛軍出穗後,即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經由香港抵達廣州。在香港停留五天之久,曾尋求英國當局的合作而未能成功。孫中山雖回廣州,但其所處的環境,仍是非常險惡。東江一帶陳炯明的叛軍不時進犯廣州,而廣州內部的軍隊又多腐敗,不聽號令。列強對孫中山的態度尤不友善。各國駐華公使團既拒絕孫中山收回廣州關餘的要求,英、美、法、日等國兵鑑且集中廣州省河,以威脅孫中山的廣州革命政府。為了此種情形,孫中山曾告知《字林西報》來訪的記者說:「予力不足與抗,然為四大強國壓倒,雖敗亦榮。果爾將另有辦法。」記者再三請其明示辦法,孫中山祇隱示擬與蘇俄聯盟。蓋蘇俄代表鮑羅廷時方羈旅廣州。由此亦足證明孫中山聯俄之主張,實受列強壓迫,不得已而有此對策與部署。所以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日批答國民黨廣東支部一些同志鄧澤如等對聯俄問題的質疑時說:「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常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所望同情祇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孫中山又曾告訴一位同志劉成禺說: \n 予(孫中山自稱)自蒞粵設立政府以來,英美日三國無事不與我為難;英尤甚,如沙面事件,派兵艦搶海關事件,皆汝(稱劉)親眼目擊。我可謂無與國矣。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且幫助一切重要物資,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吾則以外交連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專在俄國? \n 孫中山聯俄工作之推進,則為聘用蘇俄派遣來粵的代表鮑羅廷擔任政治顧問,以協助改組國民黨。鮑之任務,亦在藉著協助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來實行蘇俄和第三國際的對華政策。其政策之一,即是要在中國成立一個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反帝的國共統一戰線。據俄方資料之記述:鮑在協助國民黨改組時,曾在黨綱草案中有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建議,其內容為: \n 國民革命運動是以全國廣大民眾的擁護作基礎,同時,國民黨為了反帝與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起見,對於我們的黨具有共同的目的為解放殖民地同半殖民地國家而奮鬥的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革命運動,認為有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 \n 反帝統一戰線不合時機 \n 鮑羅廷上項建議的企圖,就是要把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轉變為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孫中山認為反帝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的策略上是不合乎時機的。他認為鮑所建議的統一戰線方案,是打擊英國在印度的利益,英國是不會忍受的;同時,這也打擊法國在安南的利益,法國以及法國急進的政治家也會仇視國民黨。孫中山認為:「高麗人、印度人、安南人,只受一個主人的統治,這比中國好。中國是由許多主人來分裂統治。中國還沒有統一,還沒有聚結足夠的力量來反抗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熸。如果僅寄望於英國工人運動或法國社會黨人同急進黨人的支持,而採取這種統一戰線是不可以的。」不過,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協助高麗、印度、安南民族獲得獨立,是必要的。很顯然地,孫中山之聯俄與反帝,是基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而不能接受俄式的「世界革命」。(待續)

  •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n 在整個知識群體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發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但他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文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胡和徐兩位書生,爭論得頗斯文;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為民主與新式獨裁展開辯論,都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n 鼓吹美國向俄學習 \n 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看來他是受到「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響,以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1904-1981)為其領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 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甘為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曲辯。 \n 梅理安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為」,是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胡適認為「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連美國實踐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著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1872-1970)訪華,1920到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啟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集體心態」(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與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為列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著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為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為促狹的名字:「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不止是「有用的白痴」,而是「好用的白痴」─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眾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痴」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有轉折的。上個世紀30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聯,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蘇聯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蘇聯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比誰都明白,教育必須相對獨立於體制的箝制才可能有自由。 \n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n 雜誌上揭政客貪腐 \n 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國開啟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為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20世紀世界強權。在國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muckraking)。媒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後蘊藏了一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著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為常、習焉不察、視為當然的「恆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待續)

  •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看近代傳播洪流(三)

    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看近代傳播洪流(三)

    在整個知識群體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發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但他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文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胡和徐兩位書生,爭論得頗斯文;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為民主與新式獨裁展開辯論,都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n \n鼓吹美國向俄學習 \n \n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看來他是受到「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響,以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1904-1981)為其領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 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為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甘為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曲辯。 \n梅理安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為」,是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胡適認為「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連美國實踐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著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1872-1970)訪華,1920到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啟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集體心態」(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與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為列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著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為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為促狹的名字:「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不止是「有用的白痴」,而是「好用的白痴」─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眾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痴」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有轉折的。上個世紀30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聯,主要是因為他認為蘇聯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蘇聯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比誰都明白,教育必須相對獨立於體制的箝制才可能有自由。 \n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n \n雜誌上揭政客貪腐 \n \n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國開啟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為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20世紀世界強權。在國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muckraking)。媒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後蘊藏了一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著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為常、習焉不察、視為當然的「恆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待續) \n

  • 國民第一批留俄學生 揭困死蘇俄牢獄真相

    國民第一批留俄學生 揭困死蘇俄牢獄真相

    1920年代,由國民政府選派的第一批留俄學生,千里跋涉來到蘇聯首都莫斯科。蘇聯迥異於中國的風土民情,以及詭譎多變的政治氛圍,呈現於這批留學生眼前,一切都顯得那麼新奇,而在蘇聯政府的重重警戒之下,又顯得那麼神祕。首批中國留俄學生王覺源,用既寫實又風趣的筆調,在《留俄回憶錄》生動記錄他的第一手觀察,這不僅是一部個人回憶錄,更是一個時代最珍貴的見證。 \n【精彩書摘】 \n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創設,原是蘇俄利用第三國際向東方發展多種陰謀之一。藉紀念我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名,遂行赤化中國青年,作其爪牙為實。繼他們設立「東方大學」,訓練東方純共產黨員(中國共黨青年有四十餘人)之外,專設「孫逸仙大學」,即在爭取中國國民黨籍的青年歸化共黨,供其利用。正如孫大校長拉狄克,對美國記者來校參觀時所說:「完成二十年後的中國政治,就在這輩青年身上。」所以孫大最初絕大多數的學生,為中國國民黨籍的青年,共黨份子,不過百分之二十。 \n本校當時且有「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的設立,經常有組織訓練上的活動,亦不被學校當局和共黨所阻禁。稍後,中共旅莫支部,秉承俄共意旨,採用種種方法,分化控制。初則公開討論批評三民主義,以動搖同學們的思想;繼則利用女共黨員,分途包圍勸誘同學加入共黨。不幸的,國民黨籍一部分同學,意志不堅,認識不足,竟落入了共產黨粉紅色的圈套。而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本來立場,陽與共黨周旋,陰則自己關緊了門戶。除十數同學被共黨視為所謂國民黨右派外,其餘則全目為國民黨的左派份子,尚有利用的價值。同學們也因得相安於一時。 \n莫斯科的氣候,是陰沉寒冷的;孫大學生的生活,是極極苦悶的。兩年以來,所有中國學生,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都有一種早日脫離苦海,歸心似箭的心理。會一九二七年夏季,中國國民黨在南京舉行清黨時,第三國際東方部,乃有遣送中國學生回國的決定。消息傳到孫大和東大以後,無不歡欣鼓舞,暗自稱慶! \n隨即有谷某等數人,先後返國;迨武漢舉行清黨時,孫大當局奉命,解散了「國民黨旅莫支部」,並決定遣送鄭某等多人回國。當時遣送中國學生回國,原來決定四條路線:一為經海參崴取海道至滬,為國民黨籍同學的主要路線;二為經由哈爾濱,國共學生皆有;三為取道蒙古,則全為共產黨籍學生;四為取道歐洲,限於由歐洲各國來俄的同學。次序的安排:國民黨的學生先走,然後才是共黨學生。俄共用心之周密,即此亦可見之。 \n不久,蘇俄派駐中國的顧問鮑羅廷,被武漢政府驅逐回國。他到莫斯科以後,隨向第三國際東方部建議,認為「此時遣送中國學生回國,等於幫助了國民黨執行其清黨工作;如係共產黨份子,也等於送他們上刀俎,對於共黨皆屬不利。不如因時控制及軟禁這班青年。如其不願或不可能,等待相當時日以後,再行遣送,亦不致誤事。到那時,中國共黨革命情勢,或能好轉。縱或不能,國民黨中央,對於由俄回國的學生,即令不加殺害,也會不敢去信任」。 \n東方部接納了鮑羅廷的意見,迅即改變了此項遣送決策。凡共產黨籍的學生,一律分配到軍事學校受訓。以前除基輔空軍學校,有中國學生(多為馮玉祥派送)外,現在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高級射擊學校和陸軍大學,也都有了中國學生。同時,已經取道蒙古回國的共黨學生,到了庫倫,也被召返莫斯科。至於一部分國民黨籍的學生,便無不垂頭喪氣,欲留不願,欲歸不得。心中雖萬分苦痛,仍不能不強裝笑臉,貌若積極,與共產黨來敷衍。 \n此時共黨,對於國民黨籍的學生,仍不肯放鬆牢籠。 \n利用大震盪的時代,國內消息不靈的機會,展開分化、利誘(安頓工作),也綁架了幾位同學。其餘的同學就只有抱定「聽天由命」的想法,以待時會。幸上帝不負苦心人,是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俄國革命十週年紀念大會時,俄國史達林派與托洛斯基派發生激烈衝突,互相鬥打。中國共黨學生當中,自然有史派,也有托派,亦參加了這一滑稽場面。而國民黨籍的同學,利用中共學生的複雜心理,則乘機起而反對俄共。這時,史達林的特務警察,雖早已積極展開了活動,但還未十分注意到外國學生的頭上來。過了兩天,僅聽到炮兵學校半夜裡拘捕了三個中國學生(自然是共黨托派份子,忘其姓名)而已。第三國際東方部,知道中國學生為不可屈,也不可留。當史達林決定放逐托洛斯基之同時,亦決定將國民黨籍的中國學生遣送返華。 \n俄共凡有關特務性的決定,執行起來,是非常迅捷的。中國回國學生,這次首批為九人,於是年十二月二日,離開莫斯科,十四日抵達海參崴,已先乘船赴滬。第二批十七人,於七日離開莫斯科,十八日,始至海參崴。其時,中國共產黨正在廣州發動大暴動,我國民政府恰於十八日正式宣佈與蘇俄絕交。由於中俄兩國外交關係的劇變,蘇俄當局對於這批到了海參崴的中國學生,便置之不聞不問,無法搭海輪回國。幸這批十七人之中,有位劉姓同學,原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大家商決結果,推派代表三人與劉同學,同到日本駐海參崴領事館交涉。 \n好心的日本領事,雖許為協助,但有一個條件,只能搭乘日輪經長崎轉船赴滬,不能在日境登岸停留。大家為急求脫離虎口計,對於日本領事的要求,當然完全接受。乃急於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登上日輪,以防不測。迨日輪行將起錠發航,日本領事忽然急促登輪,表示送行,並告大家一項驚人消息說:「莫斯科已經來電,向日本交涉,要求逮捕此批中國學生。」奈此批學生已登上日輪,因外交關係,俄人亦莫敢如何!這批同學,既幸脫險,而日本當局的態度亦大變,我們不僅在輪上享受了若干優待,也允許大家由敦賀港登岸,遊覽東京、西京等地。我們也獲得從容計劃的機會,電告中央,由外交部接助返國。因為大家由莫斯科啟程時,已被特務警察嚴格檢查,多少東西,都被扣留,除簡單的隨身衣服用具和些微用費之外,真已別無長物。倘非日本當局的優待和我外交部之幫助,恐早流浪莫定、生死莫測了。 \n至於第三、第四批的同學數十人,後來,有些已經到海參崴;有的尚留在莫斯科待發,則全被拘捕監禁,或遣派勞動營作苦工。直到我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以後,我國際地位提高,中俄關係亦趨改善,已經由俄回國的同學,才將被蘇俄所扣留之第三、第四批同學名單,報請中央黨部,轉由外交部委託德、日兩國大使,向蘇俄交涉,費盡若干周折,始得獲釋返國。有幾位同學,且直到對日抗戰時,經政府交涉,才得返回。同學們在被俄扣留監禁或服勞役期間,皆受盡無窮的折磨虐待。並有幾位同學如林俠、高儒臣等,則困死於蘇俄的牢獄中。今日回思往事,猶覺不寒而慄! \n(本文摘自《留俄回憶錄》/三民出版 提供)

  • 兩岸史話-一語刺穿蘇俄「新教育」真相

    兩岸史話-一語刺穿蘇俄「新教育」真相

     「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n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張象鼎寫於當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內容應該引起了徐志摩的嚴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筆回應。次日,張徐兩稿發排上版,二十日的《晨報》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欄為「關於黨化教育的討論」。這個讓徐志摩與之討論的張象鼎,是後來貴為中共著名法學家的張友漁。 \n 觀察上手眼俱高 \n 討論因胡適而起。胡適在莫斯科僅三天,便寫信認同蘇聯政府的新教育:「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即「專政」的音譯),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在胡適之前也去過蘇俄的徐志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蘊,為清讀者耳目,他在發表胡信的同時,特地作了篇「按語」。指出:胡適眼中的蘇俄新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並譏諷:「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流被整個二十世紀,也許我陋寡,在我接觸的資料中,最早言及這個概念或談論這個問題的,就是徐志摩。 \n 徐胡的文字都刊載在《晨報》上,張象鼎讀了後,為胡適打抱不平,於是便有了上面他給徐志摩的信。張其時政治身分是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始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改名張友漁。這是他日後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適而社會主義。此刻,張為胡適辯護時的胡適,剛離開莫斯科一個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於蘇俄社會主義,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n 不過,胡適是不會認同黨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沒如徐志摩眼尖,一語便能刺穿蘇俄教育的真相。張與其是為胡辯,不如是在表達自己。 \n 他的觀點是:「『黨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時代的新教育」,「蘇俄能實行『黨化教育』,蘇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贊成『政黨制度』,贊成凡一政黨,都應該確信本黨的政策為好政策,而努力其實現,那你便不能不贊成『黨化教育』!」 \n 徐志摩一生短暫,以詩人名世。他遇難後,有那麼多朋友在《新月》上紀念他,誇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包括他的人。 \n 正如溢美之詞難免,遺漏卻也驚人。怎麼沒人誇他在《晨報》副刊上的作為呢,怎麼沒人誇他在思想的觀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這一面被誇他風流的那些朋友「不著一字」了。這些繆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讓我等到了今天。 \n 一九二五年接手「晨副」時,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癟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他其實是把他的真思想通過「晨副」給那個時代看了。蘇俄教育所以觸動他,不僅在於他深感當時流行的思想都是從蘇俄那裡「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同前)更在於他認為蘇俄黨化教育的結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並非是要回應張象鼎,而是借此重申前此按語中未能盡申之意。 \n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n 徐志摩眼裡,歷史上的黨化教育有兩例,一例是中世紀,一例就是蘇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還提到了古希臘的斯巴達)。因此,胡適眼中的蘇俄教育到徐志摩眼裡談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過是「中世紀的一個返(反)響」。 \n 下面,徐志摩開始現代蘇俄和古典中世紀的比較。「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至於和這種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徐志摩認為只是「『劃一人生觀』的訓練,說什麼教育。」「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說;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n 徐志摩之外,當時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瞿菊農也不贊成胡適,他的分析是:「我總以為狄克推多與民治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壓迫大多數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凡個人都應當看本身有無限價值,不應當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們『努力辦新教育』,辦得不得當,最可怕的是為少數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用倫理的話說,是確認個人的價值,用法律哲學的話,是確認各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權分』。」(注:該段落引自當時《晨報》副刊,注釋丟失,特說明) \n 歷史不幸。胡適所迷惑的蘇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國兌了現。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逐步開始推行蘇俄性質的黨化教育。 \n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胡適發起「人權論戰」,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國民黨除了打壓胡適,它的中央委員會第四十四次常委會還特地通過「因警誡胡適而引起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該條例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都必須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週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後者便是中國「政治學習」制度的開始,它「暫行」了一個世紀。 \n 案:到底什麼是「黨化教育」?一九三二年,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面對國民黨推行的黨化教育,概括出這樣兩點:「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它漸漸的浸灌到學生腦筋裡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黨指揮」…… (待續)

  • 民主錯局百年──一語刺穿蘇俄「新教育」真相(三)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張象鼎寫於當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內容應該引起了徐志摩的嚴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筆回應。次日,張徐兩稿發排上版,二十日的《晨報》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欄為「關於黨化教育的討論」。這個讓徐志摩與之討論的張象鼎,是後來貴為中共著名法學家的張友漁。 \n \n觀察上手眼俱高 \n \n討論因胡適而起。胡適在莫斯科僅三天,便寫信認同蘇聯政府的新教育:「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即「專政」的音譯),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在胡適之前也去過蘇俄的徐志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蘊,為清讀者耳目,他在發表胡信的同時,特地作了篇「按語」。指出:胡適眼中的蘇俄新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並譏諷:「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流被整個二十世紀,也許我陋寡,在我接觸的資料中,最早言及這個概念或談論這個問題的,就是徐志摩。 \n徐胡的文字都刊載在《晨報》上,張象鼎讀了後,為胡適打抱不平,於是便有了上面他給徐志摩的信。張其時政治身分是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始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改名張友漁。這是他日後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適而社會主義。此刻,張為胡適辯護時的胡適,剛離開莫斯科一個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於蘇俄社會主義,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n不過,胡適是不會認同黨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沒如徐志摩眼尖,一語便能刺穿蘇俄教育的真相。張與其是為胡辯,不如是在表達自己。 \n他的觀點是:「『黨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時代的新教育」,「蘇俄能實行『黨化教育』,蘇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贊成『政黨制度』,贊成凡一政黨,都應該確信本黨的政策為好政策,而努力其實現,那你便不能不贊成『黨化教育』!」 \n徐志摩一生短暫,以詩人名世。他遇難後,有那麼多朋友在《新月》上紀念他,誇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包括他的人。 \n正如溢美之詞難免,遺漏卻也驚人。怎麼沒人誇他在《晨報》副刊上的作為呢,怎麼沒人誇他在思想的觀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這一面被誇他風流的那些朋友「不著一字」了。這些繆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讓我等到了今天。 \n一九二五年接手「晨副」時,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癟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他其實是把他的真思想通過「晨副」給那個時代看了。蘇俄教育所以觸動他,不僅在於他深感當時流行的思想都是從蘇俄那裡「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同前)更在於他認為蘇俄黨化教育的結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並非是要回應張象鼎,而是借此重申前此按語中未能盡申之意。 \n \n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n \n徐志摩眼裡,歷史上的黨化教育有兩例,一例是中世紀,一例就是蘇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還提到了古希臘的斯巴達)。因此,胡適眼中的蘇俄教育到徐志摩眼裡談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過是「中世紀的一個返(反)響」。 \n下面,徐志摩開始現代蘇俄和古典中世紀的比較。「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至於和這種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徐志摩認為只是「『劃一人生觀』的訓練,說什麼教育。」「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說;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n徐志摩之外,當時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瞿菊農也不贊成胡適,他的分析是:「我總以為狄克推多與民治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壓迫大多數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凡個人都應當看本身有無限價值,不應當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們『努力辦新教育』,辦得不得當,最可怕的是為少數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用倫理的話說,是確認個人的價值,用法律哲學的話,是確認各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權分』。」(注:該段落引自當時《晨報》副刊,注釋丟失,特說明) \n歷史不幸。胡適所迷惑的蘇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國兌了現。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逐步開始推行蘇俄性質的黨化教育。 \n尤其是一九二九年胡適發起「人權論戰」,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國民黨除了打壓胡適,它的中央委員會第四十四次常委會還特地通過「因警誡胡適而引起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該條例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都必須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週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後者便是中國「政治學習」制度的開始,它「暫行」了一個世紀。 \n案:到底什麼是「黨化教育」?一九三二年,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面對國民黨推行的黨化教育,概括出這樣兩點:「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它漸漸的浸灌到學生腦筋裡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黨指揮」…… (待續) \n

  • 揭密蘇俄搖滾年代!導演拍到一半被抓走 遭軟禁「至今無下文」

    揭密蘇俄搖滾年代!導演拍到一半被抓走 遭軟禁「至今無下文」

    獲選為2018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片俄羅斯電影《夏》,今公布中文預告,描述八十年代蘇俄政權下的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一群擁有理想抱負的年輕搖滾歌手,在成名前勇敢衝撞共產體制,唱出他們心中想要的歌。這部電影同時也帶出了蘇俄傳奇樂隊〈KINO〉韓裔主唱維克多崔鮮為人知的年少時代,看他在遇見音樂伯樂後,到他首次成名後站在舞台上的歷程。 \n \n不過導演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目前命運多舛,他不顧俄國保守勢力的反對下,在劇院公演一齣真實同志芭蕾舞者投誠美國所改編的舞台劇,之後在拍攝電影接近尾聲時,卻被國家以莫須有罪名給強行軟禁,導致在坎城影展世界首映時無法參加。 \n \n俄國電影圈及這部電影所有演員則大聲疾呼,希望政府當局能夠釋放導演,甚至在坎城紅毯上全體劇組戴上印有導演肖像的胸章,讓全世界都能正視這場莫須有迫害事件,卻到至今仍無任何下文。這也跟導演所期許要以音樂借古諷今,看裏頭青年們歌頌搖滾卻被共青團毆打成招,卻也想要用理想和抱負以音樂衝撞時代的反叛精神不謀而合。 \n \n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在《夏》用許多經典搖滾名曲致敬那美好年代,彷彿坐上時光機般,讓全世界觀眾了解到他們用歌聲嘶吼著不被政治所禁錮的靈魂。該片在坎城影展放映之後,被各大媒體盛讚是今年坎城所有片子中最棒的音樂電影,榮膺最佳電影原聲帶大獎,也被法國權威雜誌電影筆記獲選為今年度十大電影。

  • 揭開神秘蒙古國 為何有內外蒙古之分?

    雖然蒙古國與中國直接接壤,領土交界線漫長而綿延,而且蒙古國人與中國的蒙古族同文同種,但似乎一直以來對於許多人,蒙古都是一個神秘的存在。關於政治、關於歷史、關於民族感情,那麼蒙古人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n蒙古,總是被我們稱為「外蒙古」以區別於「內蒙古」。其實內外蒙古之分早在古代就有,主要原因是戈壁沙漠的存在。蒙古人的歷史敘事裡,匈奴人、突厥人等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都是他們遙遠而光榮的祖先,因此內外蒙古之分便要追溯到匈奴時代。 \n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與衛青、霍去病將匈奴人趕到了漠北,而大漠以南的諸多匈奴部落,則歸順了漢朝。到了晚近的清朝,由於大漠以南的蒙古部落歸順清朝較早,而大漠以北的蒙古部落歸順較晚,同時清朝統治者擔憂蒙古部落聯合起來威脅清朝,因此便開始有了內外蒙古的隔絕。 \n在清末民初的動盪年代,除了當時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外,俄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相繼介入,蒙古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辛亥革命時,外蒙古在俄國庇護下獨立,後來又取消獨立改為自治,中國只享有宗主權的空名。 \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動,遂生撤銷自治、回歸中國之心,日本則指使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染指外蒙,這種局勢使外蒙撤治提上了北洋政府的議事日程。 \n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6月底以後,特別組建的西北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可惜的是由於中國的軍閥混戰,徐樹錚不久即率軍回歸內地,一年之後外蒙也旋即在蘇俄的支持下獨立建國。 \n \n【本篇文章非正式學術論文,如有不同史實觀點,歡迎留言指正】

  • 俄總統普丁批列寧「埋核彈」毀了蘇俄

    俄羅斯總統普丁25日會與支持見面時,罕見的嚴厲批評前蘇聯開國者列寧,譴責他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推行「紅色恐怖」,殘暴處決末代沙皇全家及數千東正教教士。普丁更將蘇聯解體及現時烏克蘭東部戰亂的責任,歸咎於列寧的民族政策,為蘇俄埋下計時核彈。分析指,普丁此舉是試圖在經濟困局下,鞏固其民意支持。 \n普丁在稍早的科學教育總統顧問理事會會議上,已抨擊過列寧,惹來俄國傳媒極大討論,而當日正是列寧逝世92周年。普丁25日於南部城市斯塔夫羅波爾,再度更嚴厲地譴責列寧及布爾什維克,指列寧在1917年上台後,殘殺及迫害末代沙皇家庭親屬、東正教教士及中產階級。 \n普丁特別批評列寧的民族政策,斥他異想天開,以民族界限劃分行政區域的聯邦加盟國理念,賦予加盟國有退出蘇聯的權利,是導致1991年蘇聯解體的主因。普丁直言:「這是埋在我們國家下的計時核彈。」普丁列舉現時的烏克蘭戰火,就是列寧留下的破壞性遺產。俄羅斯前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衝突至今未止息,已有逾9000人喪生。 \n自從俄羅斯揮軍烏克蘭和中東之後,克里姆林宮即面對險峻的國內外形勢。西方的嚴厲經濟制裁和國際油價暴跌,重挫俄國經濟。普丁在這個時刻突然重提列寧,顯然帶有慎密的政治計算:一方面,通過譴責俄共屠殺沙皇一家及神職人員,可以爭取國內龐大東正教勢力支持﹔另一方面,批評列寧的建國理念導致日後蘇聯崩潰,又能引起俄國民族主義者的共鳴,在最大程度上鞏固民眾對普丁的支持。 \n有分析指,普丁試圖釋放訊息,測試輿論對加強中央政府權力改革的反應。在經濟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清算列寧可以可轉移社會視線,亦可防止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聲勢壓倒普丁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事後強烈回應:「歷史不會原諒普丁的評論。」 \n1917年3月(俄曆2月),俄羅斯在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爆發「2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成立了臨時政府。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俄共)於同年11月7日(俄曆10月),發動「10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成立蘇維埃。列寧上台後,下令處決尼古拉二世一家和大批東正教神職人員。經過五年的內戰後,列寧締造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於1922年正式成立。

  • 莫忘來時路/6月24日-老蔣眼中的蘇俄

    莫忘來時路/6月24日-老蔣眼中的蘇俄

     1957年6月24日,蔣介石所著《蘇俄在中國》(見圖,摘自網路)中英文本在海內外發行,藉此向世人說明近30年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與蘇聯、中共「既合作又鬥爭」的複雜經驗與教訓。該書乃蔣嘔心瀝血之作,對世人影響深遠。 \n 原名《和平共存》的此書初稿4萬字,陶希聖執筆,1955年秋冬完稿,全書為反擊中蘇共提「和平共處」原則。蔣公閱後欲罷不能,又在此書基礎上重寫早年遊俄體認,親增修至15萬字。 \n 蔣起意乃出於特定的時空背景,當年《中美防禦條約》已簽,台灣環境大體穩定,但金馬仍在炮火威脅下,蘇共提出「和平共處」,蔣公擔心其和平攻勢瓦解自由國家的反共意志,更擔心美國犧牲台灣。 \n 因此全書逾半篇幅剖析國共內戰前,共黨表面為工農群眾打拚,爭取民心,在國際偽裝「農村改革者」,實則武力奪取政權,且美其名「和平共存」的過程。 \n 稱其「嘔心瀝血」之作,是文大史學所教授陳立文根據多年研究,更正外界認為蔣借他人之手的謬誤。蔣在日記中稱這段時間「自我用腦最烈」,宋美齡因此說「噠(darling簡稱,兩人數十年之暱稱),你不能這樣不離開書桌呀!」 \n 當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從解密文件可知,蘇共送來的不僅是主義,也大量挹注資金,更多的是國際理論大師莫根索所說政治權術的運用。

  • 地方掃描-參觀士林官邸 北市民眾門票半價

    台北:好消息!即日起凡設籍台北市的民眾,參觀士林官邸正館可享門票半價,由全票100元優惠為50元。文化局指出,士林官邸正館開放近2年來,已累積84萬參觀人次,官邸目前正舉辦「蔣中正先生的學養」特展,展示蔣中正閱讀過的書籍、親筆書寫的座右銘、《蘇俄在中國》中文手稿等複刻文件,展覽期間還將可獲贈蔣中正勉勵蔣經國的「寓理帥氣」明信片,有興趣的民眾千萬別錯過。

  • 兩岸史話-張祖詒見證的政壇祕聞

     最諷刺的是,中國自「九一八事變」對日本14年抗戰,最後勝利竟得到如此的苦果。 \n 中國從1842年和英國簽訂《江寧條約》開始,之後60多年間,清廷積弱敗政,接連和列強簽下很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列強勢力陸續進入中國沿海口岸和內陸各地。但東北地區情形較為特殊,除了1858年(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增闢牛莊為通商口岸之外,其他東北各港無一被指定對外開放商港,東北各大城市也無任何列強租界,直到1835年的《馬關條約》,中國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引起俄、德、法各國干涉,促成歸還遼東半島,但中國因此多付3千萬兩賠款給日本。由於俄國感到威脅,竟於1896年5月壓迫清廷簽了一份密約,中國同意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兩省境內建造鐵路,直通海參威。 \n 自此以後,我東北成了日、俄兩國競逐勢力的圍場,構成如蔣氏所說「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一種特殊形勢。後來日、俄兩國意圖劃分勢力範圍,從1903年8月兩國開始談判,但是談了6個月,談判破裂,於是日、俄戰爭在中國境內爆發,結果俄軍戰敗,在1905年簽訂了《樸次茅斯條約》,日本在東北的權利遂有一面倒之勢。再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成為日本的禁臠。 \n 東北淪日俄戰場 \n 九一八事變的成因相當複雜。《獨立評論》在1932年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的十八號期刊上,載有〈慘痛的回憶與反省〉一文。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在其起首一段的文字就這樣說:「九一八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意外的。它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面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不只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發在38年前的中日戰爭(1834年),第二次在35年前(1897年)的俄國占據旅順、大連,第三次在庚子拳亂期間俄國進兵東三省(1900年),第四次在28年前的日俄戰爭(1904年),第五次在17年前的二十一條交涉(1915年),去年1931年的九一八之役,就是第6次的大爆發。」從這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九一八事變乃是積五六十年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危局。而其間所指六次爆發點,竟無一不與日俄兩國有關。 \n 換言之,在那個時間中國所發生的危局,都脫離不開日俄侵華競爭引發衝突的關係。尤其是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的土地和領海上交戰,而以犧牲中國作為勝敗的代價。九一八事件只是再一次加深了中國的傷害,造成東亞國際勢力更大的失衡,也為十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火種。 \n 其實,蔣中正先生早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四天,他就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n 「日人侵略暴行,世界第二次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見及此否?」可謂先見之明。 \n 以上簡單敘述了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其次再談它的後果。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雅爾達密約》(涉及有關遠東部分)。 \n 《雅爾達密約》的內容及其過程,在我的另一篇譯文中有詳細介紹,這裡總括說明幾個重點: \n 1940年代,二次大戰前後數年間,美國政府、國會及新聞媒體已被左傾分子或共黨同路人潛伏滲透,導致一切以俄國利益為先的政策偏差。 \n 羅斯福總統的顧問群中有親蘇傾向者居大多數,時時影響羅的思維。加上羅斯福總統本人健康衰退,在1945年初舉行雅爾達會議時,他的記憶力和意志力明顯薄弱,致被史達林乘虛而入,做了錯誤的決定。 \n 中國在完全不知情狀況下被強權國家出賣,以犧牲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為條件,換取蘇俄參加、實際上並無必要、而且勝利已經在望的太平洋對日戰爭,把1943年美、英、中三國領袖在開羅會議中所作東北三省應在戰後歸還中國的承諾,完全拋棄。 \n 日本在1945年8月10日表示願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而蘇俄就在日本願意投降前一日宣布參戰,並立即出兵東北,以勝利者角色在東北接受日軍和偽滿軍投降。因之,蘇軍不費一兵一卒的傷亡,輕易取回了帝俄時代喪失的各項特權和利益。 \n 附件授蘇聯特權 \n 中國被迫屈從《雅爾達密約》對本身極為不利的條款,其中有一段極為重要的文字:「美國總統將按史達林元帥通知採取措施」。這段文字的解讀是:「羅斯福總統將迫使蔣介石接受協議,儘力完成中蘇兩國簽訂條約,實踐蘇俄在雅爾達會議的條件。」 \n 中國與蘇俄於1945年8月14日所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中國經過多年奮鬥廢除了百年來與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之後,唯一的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那是《雅爾達密約》衍生的產物。最諷刺的是,中國自九一八事變對日本14年抗戰,最後勝利竟得到如此的苦果。 \n 現在試看那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有些什麼規定:條約本文只有8條,加上前言和尾語,總共千把個字,全屬外交辭令,如互相尊重等官樣文章,看不出有何不平等的條款文字。 \n 但在同日雙方另外簽立了兩件換文和4項協定作為條約附件,而與條約本身具有同等效力。在那幾項附件中,卻把外蒙古獨立、旅順租借、大連自由港特權、長春鐵路共同管理權,以及蘇軍在我東北境內行動逕由蘇方管轄等,一一詳細規定,授予蘇俄種種優遇和特殊權益。 \n (待續)

  • 兩岸史話-蔣中正的文武侍從

     最後他說了一句話,有人說這句話等同一面勳章,他說:「我覺得你是我們黨的忠實同志。」 \n 書名與內容相契合,綜論自俄共成立近40年來,向全世界滲透擴張的策略與方法。先生以逾半篇幅,剖析民國13年至35年20餘年間的國共關係,揭露中共在俄共支持下,以「和平共存」(peace coexistence)口號為掩飾,一貫地以武力奪取政權的真面目。表面上,在國內為窮人打拚,爭取群眾,在國際間偽裝成「農村改革者」(rural reformer)博取同情,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陷入共黨手中。他以極痛苦的心情,作了坦誠的自省與分析,同時也向舉世做切身的傾訴和呼籲。書中殷切奉勸享有自由的國家,誠心接受作者所提警告,「任何同意和共黨從事商談的政治家與國家,實無異為本身自由自掘墳墓。」 \n 「而拖延不決的談判乃是共黨的一種作戰方法。」最後結論,自由、統一的中國,必定堅持反共的信心與立場,為國家目標與世界和平奮鬥到底。 \n 發行外文版本 \n 《蘇俄在中國》中文版問世前,已同步翻譯成英文。每一章定稿之後,立即送交英文祕書沈劍虹著手翻譯成英文,待譯出一定章節,隨即送請夫人核稿。夫人的英文造詣深厚,連外交部長葉公超都相當佩服。葉有文化才子之譽,曾任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主任、北大、清大外文系教授,英美文學與文字的程度,自然不在話下。英文本書名 Soviet Russia in China,就是葉外長與夫人商量決定的。 \n 以 Soviet Russia in China為書名,不但與中文書名一致,顯示全書的核心和重點,當時正值東西陣營冷戰期間,蘇俄為舉世焦點,此一書名也較能引起注意,進而窺其內容。副題更標明為蔣公七十自述(A Summing-up at Seventy)。 \n 英文版出版事宜,由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吳南如負責,優先考慮美國東岸的出版商為合作對象,最後交由紐約著名的法拉爾合夥公司(Farrar, Straus and Cudahy)出版。書本首頁註明英譯是由蔣夫人指導完成,蔣公序文日期為 1956年12月1日,次年6月問世。之後3年,陸續有日、法、德、泰、越、韓、西班牙、阿拉伯、俄、葡萄牙十餘種譯文本發行全世界。日、西兩種版本較有銷路,其餘尚可。 \n 英文本的銷售量不錯,訂立合約時,作者放棄稿費及版稅,改為購書之用。當年台灣在世界各地有85個使領館,加上外交部、新聞局及中央通訊社等的駐外單位,購書轉送國外研究中國或共產黨問題的公私機構及專家學者,據悉超過3萬冊,連同銷售合計在5萬冊以上。 \n 民國48年,德國慕尼黑「蘇俄問題研究所」在《蘇俄研究》第三卷四輯,特別撰專文推薦本書。我應該所主持人傅立克遜(OliverJ. Frederiksen)邀請前往參訪,該單位規模不小,人才亦眾,在學界頗有地位,故將該文譯出登載於《中央日報》,供國人參閱。其他國家也有相當多的評介文章,行政院新聞局應該有比較完整的資料,黨史會、國史館以及幾所大型圖書館也有剪報資料。 \n 不容青史成灰 \n 為獎勵出版此書有關人員所付出的辛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張厲生祕書長奉諭發給我,以及不捨晝夜騰錄全稿的老同事蔣良順一萬元獎金,相當於我擔任總統府簡任一級祕書好幾個月的薪資。由此可知,先生對於此書圓滿完成的重視,我也算是為此一歷史性著作盡了本分。 \n 民國80年蘇俄解體,東歐共產政權接二連三垮台,印證先生所說共產主義最後必然崩潰的預言。雖然今天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去研究他的言論、著述,甚至連他個人都迭經汙辱,刻意淡化,乃至否定,但當年其真知灼見,永遠不會泯滅!我始終相信先生真正付出過,歷史是不會冤枉和虧待他的,我在先生逝世20周年時,曾經撰文〈讓歷史出來多說話〉,不是為他做什麼辯護,而是呼籲憑歷史事實來衡論他對台灣及國家的功過。 \n 民國45年底本書出版,翌年4月,陶希聖跟我說,希望將全部稿件送給他審閱。我向先生報告此事時,得到應允,即由官邸收發室負責登錄,由書記蔣良順將所有原稿,包括大綱初稿、五行專用便條紙、先生親筆改過的手稿、完稿,一併送至台北市新生南路陶宅,一切都有紀錄可查。所以這批珍貴、完整的第一手資料一直留在陶宅。 \n 聽說陶先生的公子,同時也是中研院院士的陶晉生,不但將這批資料保存得很好,88年還曾公開表示,會把手邊所保存的稿件及資料,全部交還國家史政單位妥善保存,作為今人及後世研究之用,我聞之不勝雀躍。 \n 我是民國43年10月3日開始擔任先生的新聞言論祕書,47年9月27日卸任,差不多做了4年。前面提過,前一任新聞言論祕書是秦孝儀,因為這份工作他做得很順手,4年之後,先生又把他從中央黨部調回來,把我調去中央黨部第四組當副主任,也是做文化宣傳方面的工作,等於兩人工作對調。 \n 夏天時,先生住在陽明山,我卸任前一天一樣工作到晚上9點才下山。他習慣在用過晚飯後靜坐,大約8點半左右,他請另一位祕書來找我,說:「看看楚祕書下山了沒有?」先生問話真有分寸,不會讓我下班前感覺到有壓力。 \n 我要上樓晉見先生時,正好經國先生也來見。我在幹校受過經國先生的教育,他很有人情味,時時為年輕人設想,我請他先進去見先生,但是他反而讓我先進去。先生對我慰勉一番,問我以後工作的地點等等,話不多,大概也不過幾分鐘。最後他說了一句話,有人說這句話等同一面勳章,他說:「我覺得你是我們黨的忠實同志。」我了解先生的意思,他用這樣的字眼,可以看出他把國民黨視為自己的生命,正如同他把台灣、中華民國、中華民族,看做是他的生命的來源,生命之所託一樣。 \n 後來我鞠躬而退,表示謝謝,我會好好做人做事。我出來的時候,經國先生也特別跟我說:「校長對你的工作表示滿意。」這是慰勉的意思,讓我好好地去做其他事情,聽到經國先生這麼說,我心裡很舒坦。(全文完) \n 明日刊出《毛澤東的大饑荒》。敬請期待。

  • 兩岸史話-蔣中正的文武侍從

     當年6、7、8、9四個月,撰寫進入最緊張階段時,先生每天花在運思、改稿、查資料,徵詢意見的時間,總在4小時左右。 \n 《蘇俄在中國》一書的構思起於民國44年11月,最初的底稿名為《和平共存》。我個人觀察,先生撰寫這本書應該有幾項動機和目的:第一,當時東西冷戰正酣,中共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向蘇俄靠攏,蘇俄為了稱霸世界,高倡「和平共存」,先生認為此一戰略與我方反共復國的目標及志業相抵觸,決定撰文駁正,揭露蘇俄背後真正的目的,讓國人了解。因此,最初的書名為「和平共存」,約半年後才定名為《蘇俄在中國》。 \n 撰述《蘇俄在中國》 \n 第二,先生希望藉此檢討國共戰爭的失敗,對自己、對國人,乃至對世界都有一交代,並說明為什麼他不能接受共產主義,中國也不適合共產主義,表達堅決反共的立場,呼籲世人對共產主義作全盤了解,進一步認識蘇俄稱霸世界的野心,統治世界的目標;第三,以此書紀念自己70歲壽辰及與宋美齡女士結婚30周年。另一層意思是將此書紀念慈母王太夫人,先生的書房裡始終供著太夫人的遺像,可見他一片孝心。 \n 陳布雷去世後,陶希聖成為先生的第一號文膽。陶先生對近代史很有研究,曾在北大等一流大學教過書,長於撰寫政論,對蘇俄問題的看法頗為一致,先生也習慣看他的文字,為起稿此書的不二人選。記憶中,不是我去向陶先生轉達這個意思,可能是直接跟他講的。 \n 44年秋冬,陶希聖依循先生的意思撰寫大綱送核,隔年春完成「和平共存」初稿4萬字呈閱。先生詳閱後,認為不錯,決心要充實成書。為了這本書,那段期間,包括一個禮拜兩次的中常會,我總會和陶先生見上三、五次面。 \n 先生並非一開始就想寫一本近20萬字的鉅著,而是著手後,基於前面提到的種種原因,思潮有如浪濤一般不斷襲來,使他想藉此機會,一吐為快。拉美抗俄、反共復國,更是促使他朝這方面發展的最大誘因。 \n 陶希聖雖是原始執筆人,但只負責擬稿及提出建議,無權決定內容,故本書從主旨到章節條目,都是根據先生的意思擬定。事實上,人物回憶錄等著作,非本人對內容難以置喙,何況先生身分特殊,一生經緯萬端。 \n 先生身邊幾位高級幕僚,如黃少谷、張其昀、羅家倫、張厲生、唐縱、張群、葉公超、蔣廷黻,及經國先生等,都曾參與提供意見,或協助潤飾文字,這些差不多都是由我經辦。其中看最多稿件的是葉公超先生,當時他是外交部長,對蘇俄的事情很清楚;另外,我國前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先生也看了很多,蔣是很有名的近代史學家,曾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做過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他也提出很多意見。 \n 他們的建議文字,約有3萬餘字納入書中,陶先生奉示補寫的也有3萬字左右,連同原稿計11萬字,但是仍須由先生裁示是否增刪。後來整個稿件大致定稿時,每完成一、兩章,先生會要我送給陶先生看一下,這是他對原始執筆人的尊重。他對文化人、讀書人一向很尊重。 \n 45年11月間大致定稿時,全書已增為18萬多字,其中6、7萬字是先生一吐心中塊壘,暢抒個人懷抱,親自以毛筆一字一字書寫下來。今日仍有原件可供查考。 \n 這一年,先生對這本書的經營,真是煞費苦心。當年6、7、8、9四個月,撰寫進入最緊張階段時,先生每天花在運思、改稿、查資料,徵詢意見的時間,總在4小時左右。甚至到南投日月潭、高雄西子灣、桃園角板山三處行館時,除日常公務外,全部精力都貫注在這本書上,有時還會更改或取消固定的散步時間,先生的侍從人員常跟我說:「今天先生沒有去散步。」 \n 全心投入 廢寢忘食 \n 有一次,先生因太過勞累暈倒,當時我不在旁邊。夫人很擔心影響先生的健康,事後我聽到夫人對先生說:「達(Darling簡稱,夫人對先生的暱稱),你不能這樣不離開書桌呀!」 \n 我記得很清楚,當年9月,我們跟往年一樣還住陽明山上,某星期天一整天下來,我被先生召喚查證資料,上下山達4次之多!後來可能覺得次數太多了,我又接到電話時,副官跟我說:「先生說你不用上來了,在電話裡講就好了。」確實很有人情味,很會替人設想。 \n 這段期間我協助完成該書,歸納起來有3項工作:一聯繫有關人員提供意見後,予以彙整,歸入適當章節,減少先生本人貫通全書的繁瑣。遇有特殊事件或歷史問題時,請教專家學人,並將其意見簽註請核。二蒐集與查證資料時,儘量向有關單位查閱原始文件,如共黨第三國際的發展資料,民國13年先生曾赴俄考察,回國後寫了一份報告書,但是現在各類檔案中都找不到這份報告書,我也不能理解。不過這份報告書的內容都已經發表了,有人把它看做是先生反共最早的自白。 \n 為了寫這本書,他還約見當年3、4位同行的人來面談,我都在旁邊,這當中沒有任何祕密,也沒有任何忌諱。他對共產主義、共產黨,沒興趣也好,認為不適合中國也好,甚至唾棄也好,我覺得這不是他個人好惡的問題。三整稿、校對,力求無誤。 \n 民國45年11月,全書大致定稿,同時確定書名。付印前,蔣公親自為《蘇俄在中國》封面題字,用楷書寫下紀念性的代序,前後寫了4、5張,還面帶喜悅地要我看看哪一張比較好。45年12月25日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面世,先生閱後,相當滿意,一整年緊繃的心情才稍稍放鬆。(待續)

  • 五記歷史祕辛 值得史家深究

    五記歷史祕辛 值得史家深究

     曾任總統府副祕書長的張祖詒昨在《蔣中正總統五記》新書發表會表示,詳讀《五記》有感慨有好奇,感慨的是開羅會議中蔣夫人痛苦內抑、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的不義;好奇的是蔣中正總統和胡適之間的關係,蔣公竟痛批胡適人格,兩人沒有「愈久愈濃」,只能說「若即若離」。 \n 《愛記》中述及1943年11月蔣中正和夫人自重慶飛到開羅會議,夫人當時不但有目疾,且皮膚病發作又癢又痛,「其狀甚苦」、「幾乎終夜未能安眠」,「能為此,誠非常人所能勝任也」。外人多見夫人雍容華貴、儀態萬方,殊不知其時夫人抱病前往病情不輕而不形於色。 \n 開羅會議中既已允中國戰後日本竊占土地均要歸還,美英兩國領袖竟又在德黑蘭會議中接受史達林要求,同意蘇俄可在滿州享有多種權益,作為德國投降後蘇俄參戰的條件。其後透過雅爾達密約確認。 \n 民國32年12月蔣公對開羅會議的事前準備和事後成果在《省克記》中記述,「寸衷惟有憂懼而已」,果然在各方稱頌中國在外交史上空前勝利之際,他已預見會有痛心疾首的雅爾達密約。翻閱蔣公民國34年日記,其實雅爾達密約消息已傳到重慶,日記中不但對蘇俄進占外蒙、新疆或東三省預有準備且對「美使捏送其總統致我備忘錄,閱後悲憤不知所止」,蔣中正擔心他看到的還不是雅約賣華的全文,但憤慨之情已見諸日記中。 \n 張祖詒說,蔣公和胡適的關係令他頗好奇。《困勉記》、《愛記》之中,對胡適有諸多不滿甚至不屑的言詞,令人驚奇。蔣對胡的人格攻擊極不平常,見諸文字則有肯定「內子內助於內,(宋)子文輔佐於外,最為有力;否則,如胡適者,未有不失敗矣」等等,胡適和宋子文不和眾所皆知,宋子文在民國29年奉派赴美作蔣的個人代表,經常越過胡適直通羅斯福,其間關係值得史家深究。張祖詒認為,《五記》讓歷史人物活出歷史現場,是大功一件!

  • 兩岸史話-蔣介石與蔣經國的父子情

     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甯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絕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 \n 作為父親,蔣介石對遠在蘇俄的經國也非常掛念。1928年,馮玉祥之子馮洪國自蘇俄歸來後,蔣介石曾親自召見他,並向他詢問經國的情況。 \n 1928年12月9日,蔣介石得知經國被放逐後,不禁感歎的說:「經兒被俄共放逐於白海,吾心固泰然也,而吾無以對先慈愛孫之心之切矣。豈天果欲使我有虧於天性之愛乎?」可見,蔣介石非常擔心經國的安危。 \n 靄齡建議 認約救子 \n 然而,之後不久,蔣介石卻兩度拒絕了宋氏姐妹與莫斯科交換經國的建議。第一次是在1930年10月底,宋靄齡偕子女到溪口,與蔣宋夫婦相會。在蔣母墓前,宋美齡與宋靄齡向蔣介石提出設法營救經國回國的問題。 \n 宋靄齡還向蔣介石建議,考慮承認《伯力條約》,為營救經國歸來留下餘地。但蔣介石認為「不以躁切」,並說:「伯力紀錄無異亡國,余寧犧牲一切,雖至滅種,亦誓不承認也。」 \n 第二次是在1931年底,他拒絕了宋慶齡關於釋放牛蘭夫婦以交換經國的建議。他在日記中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甯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絕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乃氣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余所懷耶?」 \n 從情感而言,對於宋氏姐妹的提議,步入中年的蔣介石並非不動心,畢竟經國是他唯一的親生兒子。1927年蔣宋結婚後,宋美齡雖曾懷孕,但不幸流產。之後,宋美齡一直未能生育。拒絕交換,經國就可能永遠回不來,自己也就可能絕後。 \n 因此,他深感自己愧對母親,愧對經國。他說:「余近來甚為我經兒憂慮。嗚呼!經兒為吾母所最疼愛者,余乃棄之於外邦。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 \n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被逼第二次下野。家仇國恨令蔣氏悲憤異常。其在日記中表示,心情「悲酸異常,以手造之國家,辛勞八年,死傷部下三十餘萬,猶親生扶長之子,欲使一旦放棄,不能相見。經國赴俄不歸,民國扶持未長,皆欲使我一旦棄去。而今日又為慈母六十八歲誕辰。嗚呼!於國為不義,於黨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能不愧怍?」 \n 但就國家利益而言,蔣介石又不願以「私」害「公」,認為「為國何能顧家?」並在日記中勉勵自己說:「傳世在事業與德行,而不在子孫。史中聖賢豪傑忠臣烈士,每多無後,而其精神事業卓絕千秋」,「生命在國家與民族而不在子孫,國家即吾夫婦之子孫也。」 \n 日記透露 思念經國 \n 蔣介石雖然拒絕交換,但並未放棄謀求經國早日回國的努力。隨著中蘇關係的日益改善,蔣介石開始思索經國回國時機問題。 \n 1934年8月15日,身體不適的蔣介石更是思念兒子,其在日記中云:「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皆能繼余之業也。」此後,蔣氏一面指令顏惠慶、顧維鈞等人與蘇方談判,一面通過外交途徑爭取蔣經國早日回國。9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與顏、顧、王等談外交方針漸定,彼等或較諒解。經國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結果,則努力之效漸見。」 \n 蔣介石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讓蔣經國回國,令莫斯科非常為難。1934年12月,莫斯科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外交官,製造了蔣經國不願回國的假相。並正式通知中方,說蔣經國不願意回國。 \n 蘇方的答覆,令蔣介石非常不滿。他在日記中指責蘇俄說:「得經國不願回國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詐偽未已。」同時,他也自我安慰道:「近日嘗念塞翁失馬之格語,乃思經兒赴俄,雖歸來無期,然實救我國家與救我生命之最大關鍵,若當時鮑羅廷共匪等如不恃我有子在俄,不懼我反俄除共之心理,則猶不在粵殺我亦必於十五年冬在漢制我死命矣。」 \n 然而,由於經國被蘇俄「赤化」多年,長期音訊杳無,蔣介石對兒子是否真不願意回國並不能確定。因為早在1927年4月,經國就曾發表聲明,與自己決裂。何況,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去看望經國時,他並沒有透露想回國的想法。 \n 致母信函 經國公開 \n 作為父親,蔣介石固然希望兒子早日回國,但作為黨國要人,則更希望兒子能站在自己一邊。然而,蔣介石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1935年,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蔣經國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n 此信以《給母親的信》為題於1936年1月在《真理報》公開發表。蔣介石獲知此事後,將信將疑。兒子是否會在報上詆毀自己,蔣介石不敢確信,但值得欣慰的是,兒子還安然無恙。 \n 其在日記中說:「得經兒在莫斯科報上致其母函詆毀其父之消息,疑信未定,而心為之一慰。」不久,蔣氏接到了鄧文儀摘譯經國致母親的信。 \n 其在日記中云:「經兒覆母信,由鄧文儀在報上摘譯寄來,雖怨父之言未見其譯,但其為環境所迫而不忍怒筆之忱,則昭然無疑矣。」由此,他斷定兒子「猶未忘本也」。 \n 1936年11月5日,蔣介石又得知經國曾托華僑帶信回國,但被搜查扣留,因而再次斷定「經兒未忘其國家也」。然而,就在經國回國時,蔣介石讀到了兒子的「怨父之言」,其在日記中說:「教子不慎,自壞家風,可痛可悲,緯兒決不至此也。」儘管蔣介石知道兒子是為環境所迫,但仍心存芥蒂,以致經國一家回到杭州時,他卻「不願即見」。 (待續)

  • 兩岸史話-從蔣日記看蔣介石與《蘇俄在中國》

     《蘇俄在中國》雖然暢銷一時,卻並沒有能發揮蔣所想要達到的效果,美國人是沒有耐性看這些長篇大論的,他們需要的是簡節有力的重點、清楚明白的關鍵。 \n 而當英文本將出版之際,蔣也曾因為董顯光在美過早曝光而痛責「自4月15日紐約時報登載《蘇俄在中國》一書即將出版,共俄即不斷發出各種不同之宣傳,其目的在間接破壞。……董在美對此種重要情報熟視無睹,而對余最初切囑其書發行消息,非至出版前2星期,不可太早洩露,而彼亦未明示出版公司,致為俄共得此反擊之從容時間,直至我親自發覺,而方設計對策,豈不可痛?本黨人才麻木如此,不知如何戰勝共匪矣。」 \n 為了要不要贈送艾森豪總統,以什麼時機贈送較適宜而煞費苦心:「研究再三,決計贈送愛克等《蘇俄在中國》,但時間不宜太早,如太早則將使其懷疑此著專為遊說他們,援我反攻大陸而作耳。」 \n 出書教育美領導者 \n 也可以看出蔣對這本書的過度重視,進退失據的情狀,以及蔣作此書,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給美國領導者一個教育,希望美國瞭解蘇俄在中國所已經造成的傷害,與未來仍將給予的打擊,期待美國能夠從書中得到教訓,加以反省,加強對台灣的軍事援助,進而協助台灣反攻大陸。 \n 等到書正式出版,更可以看到他對美方反應的重視,「據報上周本書在美國開始發行,第1周已銷售1萬冊餘,私心竊慰,正合預期也。」 「昨晚得報,悉《蘇俄在中國》英文版第2版已在美售罄,要求連印第3版,私心欣慰,幾不成眠。」 這「私心竊喜」幾字,道盡了蔣此時的心境,「私心欣慰,幾不成眠」兩言,也顯示蔣不為人知,不便與人說的心歷路程。 \n 當然,這是蔣自己的想法,事實上《蘇俄在中國》雖然暢銷一時,卻並沒有能發揮蔣所想要達到的效果,由於時間關係,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沒有能多參閱美國方面的資料,無法補充美國官方對於蔣這一著作的看法,只能從蔣日記的一些記載中略窺。 \n 在書稿英譯本初定之時,蔣交美國駐華大使藍欽一閱,在日記中蔣提到:「藍欽來談其對和平共存稿之感想,在哲學理論方面,認為其所閱各書中最好之一書,惟敘述歷史方面◆嫌過長而已。」可能是蔣日記中唯一記載美國人對這書的看法,其語意雖然是褒,但也確實點出了這書的一個問題「◆嫌過長而已」,當然這是客氣之語,其實葉公超早已看出了這問題,美國人是沒有耐性看這些長篇大論的。他們需要的是簡節有力的重點、清楚明白的關鍵,可是對蔣而言,沒有這些長篇大論,如何讓美國人瞭解蘇俄的野心? \n 書出版之後,蔣日記中提到:「一、藍勉志(美駐日統帥)……對我蘇俄在中國新著閉口不提,……如史普登者,殊足研究其心理所在,此非其個人之事,而果為其政府整個之態度乎?此乃必然之事也。」 \n 從中約略可以看出,並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官方人員對這本書真的詳閱,更沒有人對蔣做出正面的反響,當然這中間確實可能如蔣所認為是美國政策的主導,但純粹就這本書來說,真能入美國人之眼?動美國人之心嗎?這可能是一個大問號吧! \n 美國冷漠蔣受打擊 \n 對於美國人的冷漠或避而不談,這對蔣來說是相當大的打擊,他在7月4日提要中表露的非常明顯: \n 《蘇俄在中國》出版之後,如半年內美國對我反攻大陸戰略再不表示其意見,則我當對其表示消極失望,將於明春辭去現職,交副總統依法繼任,引咎辭職,以既不願違反中美協定自動反攻,又不願違反民意永久孤守台灣,有愧職責,無以慰人民拯救之望,故反攻無期,實無法赧顏居住,否則將徒為個人權位計也。 \n 這一刻,蔣幾乎把《蘇俄在中國》當做了他的代言著作,兩年多的時間以來,蔣將一切的想法寫進了書中,而此時,蔣也將一切的希望放在了書上,認為美國必能受到書中披肝瀝膽的陳述所震憾,雖不能說此書是蔣的「孤注一擲」,但確實是蔣的苦心孤詣,與他全力一搏的重要武器。 \n 日記道出內心掙扎 \n 不過在另一方面,蔣在內心中也知道求之太過,他在7月11日記的提要中自我省察:「近日心神為急謀反攻,援助大陸反共形勢,故對美國政策企求其從速改變與積極推動之心理亦益迫切,其實此為代天主張,無濟於事,今後惟有盡我心力,策動一切可能可行之事,但不能強求速效,徒勞無功,致失所望,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耳。」從這些日記的片段中,很能夠看出蔣內心的掙扎與自我合理化的過程。 \n 有些人認為蔣介石的一生都是在馬上爭天下,是一個不學無術的軍人,也有人認為蔣一生沒有能夠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算不得一個文治武功兼備的人才。本文的撰寫,並無意為蔣介石的形象做任何的翻案或宣傳,不過,在仔細閱讀蔣日記,隨著他每天每天對自己的記載,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一個活生生、多元化;有情緒起伏、有身心病痛;有個人思路,有自我執著的蔣介石,也希望透過這篇小文章,透過這本曾經非常暢銷,於今已無人問津的《蘇俄在中國》,看一看蔣介石的另一面。(全文完)

  • 兩岸史話-從蔣日記看蔣介石與《蘇俄在中國》

     「選擇完全在蔣公自己,他自己一筆一筆寫下來的,照我估計,總有七萬字以上,七萬字到八萬字之間……」 \n 而在時間上,可以從蔣在1956年的大事年表及1、2月的本月預定工作中,很清楚的看到「克氏戰爭論」與「和平共存」兩者之間審閱工作的取代。 \n 從1956年的2月開始,一直到1957年6月正式出版,蔣對「和平共存」的重視可說是與日俱增,為了讓大家瞭解蔣對這著作的重視,本文特別將蔣日記中有關紀錄整理如附件,可以從其中看到其次數之多、用力之勤、用心之深。而在這一年多的過程中,有幾個重點是值得提出探討的。 \n 書名確定的梗概 \n 今天我們習慣稱這本書為《蘇俄在中國》,這是在編修的過程中經過反覆周折,最後才決定的,從1956年1月到3月間,出現的都是「和平共存」、「和平共存稿」、「和平共存論」,皆不出「和平共存」這一名稱,但4月間蔣曾對書名加以考慮:「朝課後修正和平共存論,擬改名為『中蘇和平共存經歷』。」 \n 5月間又考慮:「五時後起床,朝課後重修和平共存稿,………,并擬改書名為「和平共存與統制世界」。」 不過這些似乎也都只是一瞬間的想法,因為之後在蔣日記中仍舊持續以「和平共存」稱之。 \n 到1957年1月,此時已開始進行英譯工作,也許是因為要使外國人更清楚,蔣在1月23日記:「今日對和平共存之稿突然想出改名為『蘇俄與中國』,似更較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為佳也。」 1月27日蔣特別與陶希聖為此進行討論,並在1月28日「補修『和平共存』改名為『蘇俄在中國』之本意,在緒論中略加說明也。」至此乃確定了《蘇俄在中國》的書名,而2月以後在日記中也多半以「蘇俄在中國」稱之。 \n 對於書名的變化,楚崧秋曾有這樣的回憶:「這個英文稿的名字,Russia in China,是夫人跟葉公超先生兩個人建議,經過外國出版社的同意,就以這名字出版。照理英文名稱和中文名稱,應該是中文在前,這個中間,會不會有交互關係,蘇俄在中國這個中文名詞,最先把它定下來,應該是在和平共存之後半年,後來就叫蘇俄在中國,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其他名稱,就是這兩個名稱的變化。」 \n 也許這中間,代表了時代的改變,因為1957年以後,蘇俄與共產國家很少再提到「和平共存」這個口號,而這本書的內容,也由於一修再修,愈來愈多歷史發展的陳述,「和平共存」已經不再能完整的表達書中的重點,因此蔣認為「蘇俄在中國」,更能簡潔有力的展現出書中的內涵。 \n 特定子題的研究 \n 在蔣的日記中,經常整理他心中所思,記在每天一開始的「提要」中,有時這些提要會占了一半甚至全日的篇幅。在撰書的過程中,蔣經常在日記中思考整理該書的研究子題,或是某一特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長久在蔣腦海中盤旋省思的關鍵問題,有的是思想上的,有的是策略上的,有的是歷史發展,有的是過去的反省,蔣經常在日記中提到,加入某一子題,使這本書更為完整;新增的某一子題,比以往的更加重要。 \n 這些特定子題的不斷提出,代表了蔣對於這本書的重視,也代表蔣充分的在書中呈現其個人的看法與經歷,由於這些不斷增加的子題,這本書的篇幅愈來愈多,而蔣對這書的著墨與著力也愈來愈深。 \n 在蔣日記中,可以看到很多有關該書的論點或章節,例如「世界共禍根源產生發基於俄國,但成長於中國」、「聯俄雖可對抗西方個人主義,但不能解救我國家的獨立」、「尤以我訪俄的觀感一章,最為審慎,而且合乎當時實際情形也。」 \n 「和平共存稿應增加英美宣布放棄不平等條約的一章。」「朝課後新增『和平共存』稿中『俄共笑臉外交之重大弱點』一段,頗為重要。」「與希聖談修稿要點,對俄共反戰運動,與美國氫彈主義。」 \n 意見徵詢之周延 \n 幾乎可以說,每隔一兩周,或是每重新校閱一次舊稿,蔣就會發現一些沒有提到的,或是提到而沒有深入探討的主題,於是又成為新的一章、一節。 \n 根據楚崧秋的說法:「手稿從四萬字的底稿,變成最後接近18萬字的完稿,這中間當然原始執筆人增加的也有,……其他蔣先生還徵詢過許多人的意見,像張其昀、黃少谷等,我記得還有曾國藩先生的家人,曾約農先生也看過這個稿件,總之我當時按照他的交代,送給許多人看,當中看得最多稿件的,是葉公超先生,因為他是外交部長,他對蘇俄的事情最清楚,當初著手寫這個的時候,蔣廷黼先生,這是我們很有名的一位駐蘇大使,也是很有名的一位近代史歷史學家,北大的老教授,做過駐美大使、駐聯合國代表,大部分他都看過,也提出很多意見。但是選擇完全在蔣公自己,他自己一筆一筆寫下來的,照我估計,總有7萬字以上,7萬字到8萬字之間,換言之,從底稿4萬字,到完稿18萬字,這中間有7.8萬字是蔣老先生自己寫下來的。」 \n (文轉C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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