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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含有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搜尋結果,共19

  • 杭州城鄉收入比 減縮至2:1

    新華社報導,2013年,浙江杭州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已經達到2.077:1。杭州市統計局指出,截至2013年,該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速已連續10年兩位數成長。2013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2012年的2.204:1縮小到2013年的2.077:1。

  • 2013陸農村居民收入成長高於城鎮

    大陸國家統計局20日公布,2013年,中國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成長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成長9.3%。 \n統計顯示,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9,547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比2012年名義成長9.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比2012年名義成長12.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9.3%。

  • 北京醫保可分段報銷 不設封頂線

    作爲大陸政策實施與改革的風向標,1月2日,北京宣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保障物件主要爲參加北京市城鎮居民醫保的城鎮居民和參加新農合的農村居民,主要內容是以上一年的城鎮人均純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作爲起付標準,採取分段報銷方式,報銷金額不設封頂線。 \n「在起付標準上,北京市統計局正式發布上一年的城鎮人均純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後,由人力社保部門和衛生部門再次確定並公佈當年報銷的起付線。」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員、市醫改辦主任韓曉芳表示。 \n所謂分段報銷,是指自起付線至5萬元(人民幣,下同)的部分,報銷比例爲50%,超過5萬元的部分,按照60%的比例報銷。也就是說,個人自付的費用越高,報銷比例越大,且不設有封頂線。

  • 陸城鎮居民人均收入 35年增71倍

     大陸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國家統計局發布專案報告指出,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改革開放」政策,35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達2萬4565元(人民幣,下同),比1978年增加71倍,平均年增13.4%。 \n 國家統計局指出,改革開放35年正見證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也從低收入國家向上中等收入國家成功跨越。 \n 調查指出,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4565元,比1978年增加71倍,平均年增13.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則增加58倍。 \n 城鄉居民不僅收入提高,居民擁有的財富也顯著增加。2012年末,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餘額39.96兆元,比1978年末增加1896倍,平均年增24.9%。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居民擁有的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n 另外,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1萬6674元,比1978年增加52.6倍,平均年增12.4%;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908元,成長49.9倍,平均年增12.3%。

  • 誰不在乎票價?官媒提3問促反思

     鳳凰古城收門票引發民怨,當地官員安撫稱「很多人不在乎這個門票多少」,經媒體披露後輿論譁然,新華社更發稿強烈質疑這種說法,認為只有公費旅遊的人才不在乎門票費用,民眾對鳳凰古城純樸美麗的邊城印象,已被這些地方官員毀了。 \n 新華社文章中首先提出質疑:普通遊客不在乎門票費嗎?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大陸全國城鎮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月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047元(人民幣,下同)和660元;湖南省還低於平均水平,分別為1777元和620元。148元的門票,接近湖南當地一個農民月純收入的1/4。普通遊客會不在乎? \n 此外,到底是當地政府不在乎還是遊客不在乎? \n 調查發現,收費政策向大眾宣傳不過10多天,對一些商戶、旅行社、遊客來說頗有「突襲」的味道。旅遊景區是「準公共產品」,不能把景區當成純市場,占山圈水就伸手要錢,一聲令下就坐地漲價。 \n 文章第三問則強調,習慣公費旅遊的人,自己都不用掏1分錢,這些費用完全可以用會議、考察、學習等名義全額報銷,或由接待單位埋單。有錢人、公費旅遊的人對旅遊消費價格才會不在乎。對地方政府來說,這一事件引起的風波與爭議,值得反思;已受損的政府公信力,更難恢復。

  • 中原經濟區規劃出爐

     近日大陸國家發改委正式發布了橫跨5省的「中原經濟區規劃」,為大陸中部地區增添新的經濟動能,並提出未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到2020年增加到6萬人民幣(下同)。 \n 根據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到2020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增加1倍。 \n 而「中原經濟區規劃」(下稱:規劃)是迄今中國規劃覆蓋面最大的一個國家級區域規劃,涵蓋區域包括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安徽5省的30個市和3個縣區,面積近29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1.8億,相當於巴西的總人口。 \n 中原經濟區將被賦予五大戰略定位:大陸國家重要的糧食生產和現代農業基地、新型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示範區,大陸全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板塊,大陸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支點,重要現代綜合交通樞紐和華夏曆史文明傳承創新區。 \n 在此「規劃」中,提出「中原經濟區版」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即「到2020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萬元」,比2011年增加1倍以上;「到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8萬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1.6萬」,兩個收入均比2011年實現倍增,並有所超出。 \n 事實上,除了中原經濟區之外,目前包括黑龍江、貴州、甘肅等其他地區,正陸續籌劃制定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中,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倍增計畫,普遍在2015年前後即可完成,而東部省份則受制於經濟形勢的走向。 \n 黑龍江省發改委就業和社會分配處相關負責人表示,黑龍江「十二五」規劃提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以上。

  • 陸扶貧標準提高 上億人口受益

    陸扶貧標準提高 上億人口受益

     大陸大幅提高「扶貧標準(貧窮線)」,擴大需救助生存溫飽的範圍,估計受惠貧困人口從2688萬人增到1.28億人,多出近4.8倍。大陸加大扶貧濟困力度,是要到2020年時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能接近全國平均水準。 \n 大陸新扶貧標準今年實施,是將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300元(人民幣,下同)提高92%,相當於每天1.8美元,也就是從「經濟不發達地區」底線拉高到接近「中低收入國家」中位線。 \n 扶貧標準 逐年提高 \n 新華網報導,隨大陸經濟成長突飛猛進,扶貧標準也逐年提高;扶貧標準最早在1986年訂定時,是針對6.7萬戶農村居民在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的基礎上,訂定農民人均純收入206元作為貧困標準。 \n 此後,物價不斷提高,扶貧標準也不斷上修,到2010年時提高為1274元。今年起,扶貧標準再提高到2300元,貧困人口也因此增加到1.28億人,占農村戶籍人口的13.4%。 \n 貴州 貧困人口最多 \n 根據新扶貧標準,新華網報導,貴州省是大陸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積最大、貧困程度最深的省分。貴州需扶貧的有1149萬人,貧困發生率33%,占全大陸近9.4%。 \n 報導指出,扶貧重點地區包括六盤山區、秦巴山區等11個特困地區,以及西藏與四川、雲南、甘肅、青海在內的4省藏區、還有新疆南疆三地州,共有14個區680個縣。 \n 為協助窮困地區民眾脫貧,大陸國務院先後批覆了武陵山區、烏蒙山區、秦巴山區的「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畫」,預定今年底啟動實施。 \n 另外,大陸國務院提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訂出到2020年要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的目標。同時,也訂出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要高於全大陸平均水準,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平均水準的指標。 \n 世界銀行對大陸提高扶貧標準表示肯定;世行發展經濟學研究局陳少華博士認為,大陸加大扶貧濟困力度,提供救助,貧困人群會更從經濟增長中受益。

  • 最大收入差距 在政府和民間

    最大收入差距 在政府和民間

     評論解讀大陸經濟轉型的呼聲越來越高漲。論者指大陸當前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間,必須進行國有資產改革,並且對稅收權加以約束。 \n 關於中國經濟轉型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從投資驅動和出口導向轉變到消費驅動,尤其是讓經濟增長更多靠居民消費帶動。早在1995年,這些政策意願就出現在決策層和專家評論中,但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依然每年上升,而消費占GDP比重不僅沒升,反而從1995年的45%下降到近年來的35%。 \n 為什麼中國要降低對投資的依賴程度,且實現刺激消費就那麼困難?原因在於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設計,也就是不受制約的徵稅權、國有經濟比重太高、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控制太多。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國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國家擁有大部分生產性資產使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裡,整個體系就偏向投資和抑制私人消費。 \n 政府收入持續增長 \n 在中國,民間收入差距和財富分配的問題已經飽受爭議。但是,更嚴重但長期被忽略的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收入差距。 \n 如果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在1995至2010年間,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翻了9.2倍。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3倍,而農村人口的人均純收入增長僅1.8倍。 \n 那麼多收入被政府拿去,他們怎麼用?更多地用在投資還是消費上?能不能在經濟增速的形態和結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可以從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官員決策業績評估的難度來找答案。 \n 經濟政策制定者情願選擇那些可以立竿見影出政績的投資項目,而迴避那些對社會、人民生活非常重要的投入。舉例說,基礎建設和大型工業項目就在規模上非常討巧,業績可觀性和進展速度快的屬性,都和政府官員的激勵架構非常契合。 \n 須約束政府稅收權 \n 總而言之,中國幾乎不受制約的徵稅權已經促使財政稅收無限制地增長,導致經濟更加靠投資驅動、依賴出口,所以,限制徵稅權是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改革之一。 \n 國有制是中國私人消費增長的主要「抑制劑」,它阻止了土地價值增值、企業產權升值所可能帶來的對居民消費的推動作用。 \n 有觀點認為,國有制對整個社會是有益的,而且國有企業利潤增長和國有資產增值應該幫助減少或消除對公民收入的徵稅。但在中國,大部分稅收權力掌握在行政機關、國務院的手中,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也很少受到人大的監督制衡。 \n 這也解釋了當中國的總儲蓄從1992年占GDP41%增長到近期的51%,其中這10%的總增長中,有7%來自企業儲蓄增長,其餘源自政府儲蓄增長,而私人儲蓄占GPD比重的22%卻沒有任何改變。 \n 國民收入中的居民所占份額在減少,私人消費相對於GDP的比重驟然下降。這只會激化國內供需的不平衡,使中國甚至更加依賴出口,由此人民幣必須處於低估值狀態。 \n 的確,國有體制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在過去已經成功幫助中國實現高速工業化發展,但代價卻是政府和社會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如今也成了經濟結構轉型的根本障礙。它不僅壓制了中國的私人消費增長,也對全球的諸多不平衡負有部分責任。因此,中國必須進行國有資產改革,並且對稅收權加以約束,必須減稅。 \n (摘自《第一財經日報》 2012-3-31,作者陳志武為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原題:中國最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和民間)

  • 今年外貿總額估增10% 僅去年一半

     大陸發改委預測2012年世界經濟情勢不會明顯好轉,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加劇,外部需求疲弱,大陸出口面臨嚴峻局勢,預估2012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增10%左右。去年1到11月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率維持20%以上,今年預測僅10%左右,預估數可說相當保守。 \n 發改委主任張平指出,擴大內需仍將是拉動經濟成長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外需也不能掉以輕心,還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轉變外貿發展方式,開拓新興市場,使得對外經濟合作、外需能保持持續發展。內需、外需要相輔相成。 \n 張平表示,貿易順差可望進一步縮小,服務貿易較快成長,利用外資結構繼續優化,對外投資穩步擴大。 \n 對內投資領域,民生工程將是首要著重點。張平說,2011年預期目標是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實際新增了1121萬人,儘管國際經濟情勢不佳,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調低0.5個百分點,但今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仍是900萬人。 \n 去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有較大幅度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1.4%,是1985年來增幅最高、增長最快的一年。張平說,未來要持續穩步調整最低工資、建立正常增長機制。 \n 關於房地產,張平說,中央持續調控房地產的力度不變,去年完成400萬套以上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又新開工1043萬套,今年將基本建成500萬套以上,新開工700萬套以上。

  • 經濟參考報-中國的收入倍增計畫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特別是對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綱要提出了一個明確的量化指標,即增長7%以上。 \n 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10年時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將翻番,這被不少學者解讀為中國的「收入倍增計畫」。據專家分析,居民收入倍增,人均GDP也會同步倍增達到8,000美元左右。 \n 如果考慮人民幣升值因素,10年後中國人均GDP在全世界的排名能達到80位左右,將由現在的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n 事實上,自去年開始,關於國民收入倍增的討論就沒有間斷,其中日本走過的歷程被反覆提及。1960年,日本開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把經濟發展目標確定在全民收入增長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更傾向於提高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1961年至197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10%,而勞動報酬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實現了經濟與居民收入同步增長。 \n 從中國的國民收入構成來看,由於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幅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大於居民收入增幅,所以更加準確地說,中國需要的是「居民收入倍增計畫」。 \n 目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降至歷史低點;同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續下滑,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低於其他「金磚國家」。如果居民收入增長過慢,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則無從談起,消費這駕馬車也難以對經濟產生應有的拉動力。 \n 再反觀日本的經驗,其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對消費產生了強大的刺激作用。在計畫實施的10多年時間裏,日本形成了約1億人口的中產階層。而中產階層背後所蘊藏的正是耐用消費品的巨大市場,日本家庭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普及率由此超過90%。 \n 有機構分析,中國如果成功實施收入倍增計畫,將引爆未來內需消費:一是在消費總量上,隨著由勞動生產率提升帶來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有更多的錢來消費,零售業繁榮,內需消費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二是在消費結構上,食品飲料、衣著服飾等必須消費品占國民收入支出的比重將逐漸降低,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耐用品、豐富居民生活的文化娛樂消費的比重將逐漸提升。 \n 如何使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加快增長,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體系,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係,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n 十二五規劃綱要還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不論是拉動內需、刺激消費,還是帶動需求結構,進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收入倍增都與整個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的大主題密切相關。

  • 陸擬每年考核居民增收成果

     為確保居民年均收入增長要大於7%目標的實現,大陸媒體報導,大陸國務院正在考慮要在「十二五」期間,從原本5年總結、5年考核方式,改為「每年」對居民增收指標進行評估、考核。 \n 3月16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畫綱要》,首次明確提出國民收入增長要高於GDP的增長速度。先前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說,要實現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年均增長要大於7%。 \n 大陸國家發改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都表示,目前正考慮逐年評估居民增收任務與指標的方式和方法,以「1年一評估,3年一總結」方式,根據現實即時調整,確保任務完成。 \n 據了解,居民增收的方式會更偏向於中低收入群體,而非貧富間「平均用力」。大陸財政部官員表示,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比較有效的方式是個人所得稅收入起徵點的提高,以及向民生領域加大財政開支。 \n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建議,建立地方最低工資標準與地方GDP增速的連動機制,以及推進國有企業基層員工的工資收入增長改革,縮小與高層之間的薪資水準差距,還可以在民營企業逐步推行員工工資增長,有相關稅種的抵扣,讓企業能夠從職工收入的增長中受益。

  • 浙農人均收入 連26年大陸稱冠

     隨原物料漲價及政府政策鼓勵影響,大陸農民收入開始水漲船高,其中又以浙江農民的人均收入最高,2010年達到1萬1303元(人民幣,下同),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8.6%,已連續26年居大陸省區第一。 \n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日前公布的數據,浙江農村居民去年人均純收入11303元,比2009年人均收入增加1295元,增長12.9%。該數據是對浙江47個市、縣(市、區)4700戶農村居民家庭抽樣調查的結論。 \n 農村增速首超城鎮 \n 此外,從大陸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大陸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其中,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更快於城鎮居民。 \n 據了解,2010年農村居民全年人均純收入5919元,年增長率14.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超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的名義增長幅度和7.8%的實際增長幅度。 \n 這也是1998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實際增速第一次超過城鎮。這顯示大陸當局在「十二五」規畫中設定的目標有可能達成。 \n 浙江農民收入能穩居第一名,主要還是浙江地方政府的努力。過去受限於空間狹小、資源不足,因此浙江地方政府最早允許農民務工經商,最早允許農民長途販運,最早允許對農民開放城鄉市場,最早推進農村工業化,最早推進城鄉區域統籌等,這些措施使浙江農民收入能穩步快速增長。 \n 五金農民收入多多 \n 除了地方政府的努力,大陸農民也越來越有生意頭腦,過去農民靠單純種地,但現在靠休閒農業熱潮,許多農民搖身一變成了「五金農民」,收入更多了4種來源,目前的5種來源包括了土地流轉收入、社會保障收入、打工收入、農產品交易收入、農業旅遊收入。 \n 據上海金山區廊下鎮中華村農民蔣紅珍表示,自去年6月起,她在自家農舍開出「外婆家飯店」,不僅「農家樂」生意紅火,附近企業的員工和村民鄰居也常常跑來嘗鮮,保守估計蔣紅珍今年開飯店收入至少有17萬元。 \n 據了解,這樣的「五金農民」,上海郊區就有不少。據初步統計,去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超過10%。

  • 縮小貧富差 渝首列基尼係數

     縮小貧富差距是十二五重點任務之一,重慶市決定扮演領頭羊角色,率先將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調控,寫入未來5年的重點規畫;在日前舉辦的重慶市三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重慶市長黃奇帆宣示十二五期間,將瞄準縮小貧富差距,加速收入分配改革,以實踐共同富裕。 \n 黃奇帆在工作報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間重慶要基本建成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他明確地提出,未來5年要將基尼係數由0.42降到0.35。 \n 學者:目前係數過警戒 \n 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大指標,關於目前大陸的基尼係數,大陸國家統計局尚沒有正式公布資料;但《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研究,大陸實際的基尼係數可能在0.48甚至更高,而國際公認的基尼係數警戒線是0.4。 \n 黃奇帆表示,希望5年後,重慶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將達到3.1萬元(人民幣,下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本翻一倍,達1萬元左右,由低於大陸平均水準變為超過大陸平均水準;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5:1,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衡量的主城區與邊遠區縣差距縮小到2:1。 \n 強化稅收調控作用 \n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表示,重慶的大餅已經做大了,現在也有條件分好大餅;他說,重慶選擇了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包括增收計畫、公租房規畫、扶持微型企業發展等,走這個道路效果比較好。 \n 根據重慶市十二五規畫,初次分配將優化政府、企業、居民的收入分配關係為重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經濟增長、物價水準相協調,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推動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支付監控和工資保證金制度。 \n 另外也將深化二次分配改革,強化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關注中低收入群體,通過社會保障覆蓋、住房保障、專項消費補貼、節假日補助、特殊費用減免等措施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準的雙重調控政策。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強收入分配的統計監測和政策評估,促進社會公平。 \n 小靈通 \n 基尼係數 \n 是20世紀初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 產業觀測-環渤海城市群 吃掉兆元人民幣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GDP與人均國民所得每年以平均9%及12%的速度成長。至2009年底中國GDP達49,100億美元,世界第3。尤其在金融風暴之後,來自中國的政策推動或世界各國的期待,中國由世界工廠轉型為全球市場的定位,為全球關注。 \n 快速的都市化是展望中國市場一個不可忽視的角度。中國的都市化程度從1949年10.6%,攀升至2009年的46.6%;自1996年以來,都市人口每年至少增加1,500萬人,至2009年底全中國都市人口6.2億。 \n 誠然有來自政策、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推力,但隨著人均可支配所得成長,「都市化」不單意指都市人口快速增加,也隱含龐大消費潛力。 \n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所得」資料,1978年以來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所得年複合成長率12%,於2009年達到17,175元人民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人民幣;近20年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所得維持在農村居民收入的2-3倍,並逐年擴大差距。 \n 以人均可支配所得較高之沿海主要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瀋陽、大連等,及河北、山東、浙江、江蘇、廣東等省區內城市為分析樣本,發現所得較高的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隨著居民所得增加,消費領域之支出比重呈現趨於一致的變遷軌跡。 \n 隨人均可支配所得增加,餐飲消費呈現先降低而後轉折增加的變化;衣著方面支出比重,則先降後緩升;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卻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爾後維持平緩的動向;其他居住、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化教育與娛樂等支出比重,皆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走勢。 \n 消費比重發生轉折的現象,除了代表該消費市場未來成長可期以外,更代表該消費領域即將因為居民需求改變,浮現新市場。 \n 以餐飲支出為例,隨所得增加而先降後升,可能意謂該城市居民對於餐飲消費需求轉變,從追求基本飽食、轉向更精緻多元的享受型飲食;這一需求顯然會與所得已高、餐飲支出比例已轉折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有所不同。 \n 未來環渤海城市群 \n GDP占全國的1/4 \n 那麼,在中國都市化浪潮下,即將浮現的潛力城市群又在哪裡? \n 首先,將主要城市按人均可支配所得及GDP總量分群後,可發現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城市群(包含京津冀、山東半島及遼中南)的人均可支配所得,於2009年居全中國前3位;展望2014年,環渤海地區可望以高於珠三角(10%)、長三角(11%)的12%年增速居第2(長三角仍居第1;珠三角退居第3)。 \n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針對2015年中國主要城市群數量與GDP的推估,可發現環渤海地區城市群數目最多,且GDP總量將占全國GDP近1/4。 \n 進一步推估環渤海城市群之消費市場規模(見左圖),可發現食、衣、住、行、家庭用品與服務、文化教育與娛樂等領域,未來3年有10%以上的年複合成長率(食、、衣、住、家庭用品與服務都超過15%);2013年,食的市場規模超過1兆人民幣;衣、住、行超過3千億人民幣。 \n 不同消費領域各處變遷軌跡的不同階段,背後所代表居民消費新需求值得關注。相對於成熟與競爭的珠三角及長三角城市,北京以外環渤海地區城市之餐飲市場將面臨一群正開始追求更精緻多元餐飲需求的消費者。 \n 台商布局的機會和威脅 \n 從機會面來說,環渤海地區在中國政府政策支援下,雖較南方地區起步晚,但可預期發展速度會較快;其中,國營企業多、雇員比例高,重門面、派頭、品牌、服務之公費消費市場大;北京身為首都,品牌擴散效益高,為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標竿灘頭堡;北京以外的環渤海城市,人力、租金成本較低,對企業布局具吸引力。 \n 值得注意的是,環渤海地區至今人治色彩濃,市場運營與輔助機制較不健全,因此民企經營環境成熟度較低,是廠商應注意之處;北京以外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所得,仍較珠三角及長三角城市低,消費力也較低,廠商在產品經營與價位設定上,也應有所因應;環渤海區域內人均GDP城鄉差異大,各區整合度低,市場腹地之拓展與運營較易受地域侷限。 \n 就地緣及台商現有據點分布,環渤海城市群是台商較不熟悉的地區,正考驗台商的適應力、經營力及對市場需求快速回應的敏銳度。(本文作者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前瞻產業暨地方發展研究中心產業分析師)

  • 城鎮就業激增 農民收入提升

     在世界金融風暴中,大陸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中,有兩項數據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去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1102萬人,一是農村居民平均收入較上一年度成長8.5%。 \n 白皮書說,2009年,國家安排就業資金420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成長66.7%。失業再就業者有514萬人,城鎮失業率為4.3%,應屆高校(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達到87.4%。而外出農民工總量1.45億人,比上年增加492萬人。其中,幫助汶川災區就業18.6萬人,達成災區零就業家庭至少1人就業的目標。 \n 另一方面,白皮書的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比上一年度成長8.5%。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則進一步下降到41%。恩格爾係數是德國經濟學家恩格爾所提出的定律,指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係數越高表示越貧窮;反之,係數下降則顯示經濟狀況已獲得改善。 \n 白皮書提到,2009年,大陸為促進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投入資金7253億元,比上年成長21.8%。 \n 同時,投入扶貧資金197.3億元,比上年增加30億元,到2009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597.1萬人,占農村人口的3.8%。

  • 投書-取消GDP考核不如改變政績觀

     《四川省市州目標管理辦法》日前出台,四川省將不再向各市州下達GDP增長指標;計畫生育、耕地保有量、安全生產、維護穩定、廉政建設成為考核重點,如果市州這5項否決指標任何一項出現重大問題,就實行「一票否決」,取消該市州評選先進的資格。 \n 因循GDP的考核模式 \n 自1930年代GDP概念被經濟學家們提出,到1953年聯合國發布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及其附表」以來,GDP作為一個非同尋常的統計工具,它的意義毋庸置疑。半個多世紀以來,GDP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被譽為「經濟的世界語」。中國近十數年來,對於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也因循GDP考核模式。 \n 如果說,過度注重GDP指標增長或以其為「唯一考核」模式,當然存在問題,也會導致發展過程中的「盲目」問題、環境惡化等現實問題。但如果說,「一刀切」式的放棄GDP考核數字指標,似乎也並不妥當。 \n 以四川省新規定為例:「根據新辦法,今後各地州市的年度工作目標將通過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等12項發展指標進行考核,確定各市州年度工作的好壞。」由此可以看出,該省今後的考核辦法不過是將原有的GDP考核換了個「模式」而已。試問:既然「地方生產總值」就是GDP,那麼,將城市生產總值和農村生產總值分開,難道就不是GDP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等數據同樣是一個經濟指標,既然GDP數據可以「造假」,上述指標為什麼不會「造假」? \n 所以,筆者以為取消GDP增長指標考核並不是不可以,但同時應盡快設計並實施一套更科學的指標考核模式。畢竟,無論怎樣的社會發展成果,總是需要一個數字和數據支撐的。「人要吃飯穿衣」,就需要讓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加,本質上也只不過是將GDP考核原有指標的「分解化」、科學化而已。 \n 關鍵在轉變官員思維 \n 另一方面,最關鍵的還是轉變地方官員的執政思維。GDP數據被「妖魔化」,並不排除是個別地方政府刻意或長年以來的政績造假、搞注水數據,所造成的「後遺症」。如果這種扭曲的政績觀、考核觀不從根本上改變,即使今後不考核GDP指標,改為考核計生指標、耕地保有量和廉政度指標,一些官員在習慣性地迎合上級意圖和卑劣的升遷衝動之下,依然會膽大妄為地繼續「造假」。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個別地方的官風不從根本上糾正,GDP不考核了,還可能催生出另外的一連串「XXX注水」。

  • 東方早報-人力資本優勢喪失的謬論

     大陸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經濟藍皮書》和5月21日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李長久提供的3組數據的歷史變化,可以揭示政府、企業與民眾在分配關係上的真相: \n 一是改革開放3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1%。都遠遠低於GDP年均增速。這一方面說明經濟成果大部分歸於國家。 \n 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國民收入的30%。 \n 二是近10年來,消費在GDP裡的貢獻從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僅遠遠落後於諸多發達國家,更落後於「金磚四國」等其他國家。 \n 三是1997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利潤擠占工資現象突出。 \n 結論非常明白:一是政府過快的收入增長擠壓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業的利潤增長擠壓了工資的上漲空間。 \n 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待遇,真會導致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喪失嗎?持這種論調者一方面罔顧我國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100多位之後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沒有看到產業可從中國東部轉移到西部的事實。而且,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歐美等國是我們的100多倍,和很多東南亞國家比,我們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何來優勢喪失? \n (摘自《東方早報》2010-6-8,作者馬光遠)

  • 大陸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浙江多城市入選

     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九年,浙江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二四六一一元人民幣(下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七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九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廿五年列大陸各省區第一位。人民生活由衣食溫飽邁入小康富足,並開始追求更精緻、更高品質的生活。 \n 浙江堅持統籌兼顧,推動城鄉和諧發展。○九年浙江城市化水準達五七.九%,非農從業人員比重為八○.八%。形成了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九年,全省新增財力的七二.八%用於改善民生。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從今年一月起,凡符合條件、年滿六十歲、本省戶籍的城鄉居民按規定享受政府提供的每月不少於六十元的基礎養老金,成為實現養老保險全覆蓋的省份。 \n 從○四年第一次評選大陸最具幸福感城市以來,杭州市連續五年均名列榜首,寧波、紹興、台州都曾入選大陸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詩意的棲居」,不僅是浙江人對居住環境的需求,也是小康社會人居環境建設的新目標。 \n 杭州被定位為「休閒之都」、「生活品質之城」,寧波、溫州、紹興等城市各具濃郁的生活氣息,都是理想的宜居之地。蕭山航民村、奉化滕頭村、東陽花園村、路橋方林村等一批經濟發展、環境良好、生活富裕的新農村,成為浙江新農村建設的典範。 \n 浙江積極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目前,全省擁有杭州西溪、德清下渚湖、長興仙山湖、諸暨白塔湖、衢州烏溪江五個國家級濕地公園。已建成安吉縣、臨安市、德清市三個國家級生態縣、四十三個國家級生態示範區、七個國家級環境模範城市、一三八個國家級環境優美鎮。奉化市滕頭村、路橋區方林村成為第一批國家級生態村。

  • 浙江農民人均收入 首度破萬

    農民也能當萬元戶,大陸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的最新統計表明:2009年浙江農民人均收入首破萬元大關,達10007元(人民幣,下同),比上一年增加749元,增幅為8.1%,浙江農民人均收入已連續25年位居大陸第一。 \n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邵峰認為,在農民收入達到8000元水準以後,每年將以千元的速度遞增。如果不是金融危機的影響,浙江農民的平均收入還將有200元左右的增加空間。 \n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與全大陸基本保持一致,也與上海、北京等地農民收入成長規律相差不遠。 \n工資性收入比重最大 \n在所有收入來源中,浙江農民獲得的工資性收入人均5159元,占全部純收入的51.9%。 \n儘管金融危機給浙江農村工業帶來影響,但隨著經濟的逐步回暖,下半年企業開工增多,農民工資性收入成長隨之加快,全年保持10.2%的增幅。 \n另外,家庭經營收入3788元,占全部純收入的37.9%,比上年成長3.7%。 \n其中牧業收入受生豬價格下跌的影響出現下滑,但由於糧價上漲和政府支農力度加大,農民在種植業、林業和漁業生產中的收入仍保持較快成長,來自家庭經營的二、三產業收入人均2126元,比上年增123元,增幅6.2%。 \n非經營性收入在整個浙江農民的收入中增幅最大,達15%。這一收入內含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占全部純收入的10.2%,為1025元。這一收入的快速成長,反映出浙江農民收入多元化,正在出現新的成長源。如來自內部的股份合作、房屋出租,來自外部的各種補貼、補償、保障等。 \n據了解,從1997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成長了380多元,而城鎮居民收入卻成長了2500多元,增加額尚不足城鎮居民的1/6。 \n增加收入列首要目標 \n由此,2004年大陸中央將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了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內容。結果成效明顯,大陸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成長緩慢的狀況得到改觀,當年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成長率比2003年提高了50%,達到了6.8%。 \n接下來的2005年到2009年,大陸中央連續5年下發關注農村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這5年,每年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均超過了6%,特別是2007年高達9.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004年的2936元上升到2009年的5153元,大約成長了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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