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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倫敦傳真-與霍布斯邦談共產主義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今年十月一日在倫敦辭世,台灣媒體對這位為西方媒體定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史學家之一的英國左翼史學大師過世的報導幾乎是零。所幸後來朱雲漢、周平、陳文茜、傅建中等人陸續撰文悼念了這位史學大師。 \n 派駐倫敦這些年,因為工作關係,我很幸運的有機會在廿一世紀前夕、廿世紀僅剩下最後兩個月時,坐在霍布斯邦位於倫敦西北鄰近漢普斯特德山丘的家中專訪這位當代歷史學家。那次訪問,比預定時間要長許多,與其說專訪,倒比較像是在英倫金黃色的秋陽午後,啜著午茶,聆聽一堂難忘的歷史課。 \n 猶太裔的霍布斯邦十四歲參加共產黨,十六歲跟著叔父逃避納粹,從柏林輾轉到倫敦,在劍橋大學完成歷史學業後一直在倫敦的柏貝克大學任教,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即使在一九九一年英國共產黨解散後,他仍堅持自己是一名獨立共產黨員,「那是我的少年夢,我想保留著它。」 \n 中共十八大本週在北京揭幕,當年訪談中,霍布斯邦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有成為世界強權潛能的講述分析,再次在我腦海中迴盪,昨日重看訪談筆記,益發懷念並佩服這位史學大師。 \n 做為一名資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共產主義者的一項重要承諾,尤其是對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但是,在所謂的「後共產主義」時代,霍布斯邦指出,「我們必需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與對過去和當今世局的了解區隔開來。」 \n 霍布斯邦說他自己以馬克思主義做為研究歷史主軸,是否可取,見仁見智。但他不否認,馬克思主義與現今局勢發展不同,對人類當前的生活也未必全然有利或有效,「好比經濟,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n 深信在歷史的長河中,「馬克思是個好人」的霍布斯邦,在那次訪談中,令我最感到震撼的是親耳聽到這位左派大師說,「共產主義運動在廿世紀已經證明失敗。」他指出,在廿世紀中,俄共垮台,歐洲共產國家也瓦解了,中國共產黨已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之初的政策大不相同,「因此,我不相信這個企圖改變社會的運動是成功的。」但是,霍布斯邦對此解析又十分清楚,他把以「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為根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與共產主義執政質變聯在一起,「當『共產主義』演變成為『政府』的那一刻開始,共產主義已完全變質了。」 \n 霍布斯邦指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可以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政府」闡釋得更好,「我們應該把共產主義做為一個社會解放、民族解放,或混合兩者的解放運動,興共產主義取得政權後,嚴格區分開來。」 \n 霍布斯邦早已預言,中國具有成為世界強權的潛能,甚至可能與美國競逐世界超強地位。在那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急速發展,一直到廿世紀未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中國將會很快的邁向先進國家,「中國在廿世紀,建立了強烈的國家定位和民族主義,甚至可說,是一種強權式的民族主義,因此,我認為,中國有極大的可能在未來發展為世界主要強權。」霍布斯邦並指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勤奮和才能各界有目共睹,「我不相信,也不同意一些人的主張,即中國將會開始分裂的說法。」 \n 儘管終其一生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深信不移,霍布斯邦生前最後數年,對全球極端恐怖主義興起感到憂心不已。後來,在一次非正式場合中晤面,當時行動已需要扶持,但思考依然銳利的霍布斯邦說,「冷戰結束了,我們卻走進了另一個完全不確定的時代。」

  • 華府看天下-永不回頭的霍布斯邦

    華府看天下-永不回頭的霍布斯邦

     近日左派的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見圖,美聯社)逝世,有台灣學者著文對霍氏頌揚備極,說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史學家」和「永不妥協的左派」,這兩種諡評,表面看來,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仔細研究其生平,深入了解其史學觀點及思想脈絡,會發現這樣的評論,未免以偏概全,不明內情的讀者,難免被誤導。 \n 歷史不是我的專業,只是有些興趣而已,因此霍布斯邦死後,我特別細看了他的生平和美國報端所寫的訃聞(obituaries),發現他除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以貫之外,最可怕的是他堅信要建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utopia),是可以不恤人命的。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納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國BBC電台訪問時,都被問到史達林在蘇聯推行共產主義,造成將近二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覆是:「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值得,也是正當的(justified)」。 \n 照這樣的邏輯,毛澤東搞三面紅旗,大躍進,使好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如果真能建立共產主義的天堂,也是值得和正當的了。這是絕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太可怕了。因為霍氏如此維護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他對赫魯曉夫鞭屍史達林,完全無法接受。 \n 二戰時,史達林和希特勒簽定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導致西方許多親共人士對蘇聯的幻滅,霍布斯邦則無一語批評,因他信仰共產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加上他猶太人的身分,他對希特勒的譴責不遺餘力,對於這種雙重標準,他的解釋是:「史達林只是蘇聯的問題,而希特勒的威脅是無所不在的」。依此推論下去,毛澤東就只是中國的問題,與世界無關了。 \n 更荒謬的是,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開始崩潰後,霍氏居然痛心到說那是「整個人類的失敗」(the defeat of humanity)。我個人始終認為,蘇聯的垮台,戈巴契夫的貢獻最大,假如沒有戈巴契夫,恐怕蘇聯和東歐的附庸國今天仍然存在。同理,如想要中共政權徹底終結,中國大陸也必須出現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溫家寶顯然是不夠的,以致他一再強調的政改只是徒託空談。 \n 霍布斯邦的意識形態不能抹煞他在史學上的成就,特別是他對過去二百年歷史闡釋所寫的年代五部曲,至於他是不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恐怕尚難做定論,至少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持此看法,但余先生推崇霍氏把學術性的歷史著作普及和通俗化的貢獻,就好比史景遷把中國歷史以生動的筆觸普及(popularize)給一般讀者的貢獻一樣,但史景遷是否是世紀性的史家,是無需爭論的。史景遷雖以中國史專家有聲於世,他的史學造詣是沒法和英國的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隋唐史專家)或是美國的牟復禮(Frederick Mote)相提並論的。余英時覺得霍布斯邦用力最深的還是英國的勞工史。 \n 保守的英國作家和時評家普萊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目前是美國《國家評論》雜誌資深編輯),批評霍布斯邦最為嚴厲,他說霍氏「使知識腐化成為宣傳,對客觀真理的觀念抱著輕蔑的心態」,這一切都因為他對世界共產主義有種宗教性的承諾,影響了他的判斷。 \n 即使是他的好友美國史學家小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生前也在日記中說霍氏是「最後的史達林主義者」(the last Stalinist)。

  • 觀念平台-霍布斯邦,永不妥協的左派

     「歷史學家能為這項工作貢獻什麼呢?他們的主要功能,除了記住其他人已經忘記或想要忘記的事情之外,就是盡可能從當代的紀錄中後退,而以更寬廣的脈絡和更長遠的視野去觀看與理解。」說這話的智者與世長辭了,他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absbaum),筆者在美國紐約「新社會研究院」求學時的老師。 \n 九○年代初,筆者幸獲教育部公費支助,忍痛選擇了這間學費極為昂貴的大學,最主要的誘因就是霍布斯邦。他從八四年開始在本校任教,並於兩年後與Charles Tilly,Louise Tilly,Ira Katznelson和 Aristide Zolberg等知名學者共組「歷史研究學程」,是當時社會科學界最堅強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和教學團隊。霍氏授課時幾乎不需任何教材,因為他對龐雜的史料具有一套梳理的絕活,總能生動活潑地旁徵博引、穿梭歷史事件之間而游刃有餘並充滿敏銳的洞見。 \n 筆者特別欣賞霍氏深厚的歷史素養中所內涵的價值理性,就是其對共產主義不變的信仰。更在一九五二年,無視麥卡錫主義的威脅,與希爾(Christopher Hill)、湯普森(E. P. Thompson)、希爾頓(Rodney Hilton)和托爾(Dona Torr)等馬派史學家共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相較於許多對共產主義從熱情到失望並退出的「始亂終棄」者,霍氏有著不變的堅持。 \n 霍布斯邦的歷史鉅著多達二十五本以上,特別是在這個極端的年代,他鉅細靡遺地揭露國家共產主義、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災難性的失敗之處,以及其中的殘酷、血腥、騷動、沉淪和麻木。對於二十一世紀,他的預期仍是騷亂。「第三個千禧將幾乎肯定會繼續是暴力政治和猛烈的政治變遷。唯一不確定的是,它將導向何方。如果人類有一個可識別的未來,它將不會是過去或現在的延伸。」 \n 他對二十世紀後半的藝術和常民文化也有獨到的見解。他指出:「二十世紀晚期的文化革命可被理解成是個人凌駕於社會的勝利,或甚至可說是對過去編織著人們的社會織網的拆解。」其中強調新奇的青年元素是主要的動力,特性是父母不知道的事物,年輕人反而駕馭自如。霍氏的著作經過各種流傳的途徑,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獨裁的思想來源,和許多憤青反傳統、反權威的指引。 \n 他的歷史敘事中,主角從來都不是帝王將相,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民。因此,對於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各類小人物的研究,他都著力甚深,如《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等著作。也許霍氏心中就充滿著不斷造反的性格,在九十高齡的這幾年,他仍然寫作不斷,特別是對美國單邊侵略主義的嚴厲批判。去年甚至還出版了《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一書,他堅信資本主義終將退場,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公平正義終將重返。 \n 哲人已逝,後輩除了祝願霍布斯邦安息之外,也願自勉承繼他那永不妥協的左派精神。(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主任、高教工會理事)

  • 悼念一位廿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英國的左翼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於十月一日病逝。霍布斯邦出生於猶太裔家庭,他在俄羅斯十月革命那一年(一九一七)誕生於埃及阿歷山大港,父親為奧地利商人,母親則是作家,十四歲成為孤兒,跟隨叔父在柏林定居。他後來為逃避納粹而前往倫敦留學,考入劍橋大學攻讀歷史,畢業後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任教,一九六○年代起開始聲名鵲起。 \n 他最享負盛名的作品是由《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與《極端的年代》串連而成的「年代四部曲」,以歷史唯物論觀點梳理由法國大革命至冷戰結束的西方歷史重要脈絡,橫跨兩個世紀。哈佛大學的經濟史權威Niall Ferguson教授曾大力推崇「年代四部曲」為「任何人學習現代歷史的最佳入門」。 \n 霍布斯邦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參加了共產黨,一直到一九九一年英國共產黨解散前夕都是該黨黨員,終其一生都是一位「無悔的共產主義者」,從來沒有放棄過追求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他一直是英國工黨的知識導師,是引導工黨從一九八○年代困局中重新出發的重要推手之一。前黨魁金諾克就是受到他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論述之啟迪而推動工黨的路線改革,也為日後布萊爾領導工黨重返執政寶座奠定了基礎。霍布斯邦後來因為公開反對布萊爾在伊拉克戰爭追隨美國的做法,而一度與工黨疏遠。現任工黨黨魁米勒班也對其十分景仰,在聽到霍布斯邦逝世的新聞後立刻發表談話,公開讚揚他將歷史從象牙塔中帶入尋常百姓家,在治學之餘深刻關注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 \n 他的「年代四部曲」的最後一部是對二十世紀歷史所做的宏觀分析、他的深刻觀察無處不發人深省。他將上個世紀界定為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一個時代,這個年代人類社會經歷過推向極致的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經濟自由主義實驗;這個年代為人類營造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同時也摧毀了所有幻影和理想;這個年代的物質文明既創造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豐盈富足,也帶來了空前的巨大災難;在這個時代人類藉由科技和經濟活動來改變地球的能力,或說摧毀這個星球的能力,變得無比巨大且持續加速改變,甚至達到了接近失控的狀態。 \n 對於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霍布斯邦更是憂心重重。在這個極端舊時代中孕生出來的新紀元,代議民主難以適應網路與個人媒體的革命浪潮;不受駕馭的全球性自由市場已經凌駕所有政府與國際組織之上,經濟全球化所帶動的資源席捲與再分配,不斷將社會推向裂解的邊緣,資本與勞工、老年與年輕世代、本國人與新移民之間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對所有國家政治體制的利益協調能力構成嚴重壓力。 \n 他特別憂心,西方社會的勞動階級在資本外移,福利國家破產、亞洲競爭壓力以及全球工資水平趨同的多重擠壓下,他們的挫折與失落未必能被轉化為支持體制改革的動力,反而更容易被引導到以極端排外與族群仇恨政治為宣洩口。 \n 霍布斯邦在晚年的多場演講與訪談中,不斷提醒知識分子必須走出當前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的窠臼,才有可能有效回應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所有重大挑戰,從地球生態危機、宗教與族群衝突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極端不均衡與高度社會風險。他剴切的指出,西方所承繼的二十世紀主流理念,包括無止境的經濟成長與科技進步、個人獨立自主的理想、尊重選擇的自由以及選舉民主,不但無助於這些根本問題的解決,反而可以加速其惡化。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社會迫切需要新的社會建構思維與制度創新,有反省能力的西方知識精英都感覺有必要從非西方的文明傳統中汲取靈感,以及從被邊緣化的非主流思想體系中找尋出路。(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 倫敦傳真-1989,改變世界的一年

    這個星期一,十一月九日,是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周年紀念日。一九八九年,對許多人而言,是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以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n在國際政治上,一九八九改變了一切。這一年,柏林圍牆倒塌、歐洲共產主義瓦解、蘇聯解體,冷戰終結。這一年,開啟了德國統一、歐洲聯盟(EU)歷史性延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擴大,全球化和亞洲興起。唯一未改變的,恐怕只有人性了。 \n一九八九年這一年,歐洲興起了一股非暴力的絲絨革命。這股革命潮流,與二百年前歐洲推翻貴族特權、反專制獨裁暴力血腥的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截然不同。一九八九年是公民社會匯聚出來的人民力量,透過談判協商的和平革命。 \n一九八九年的震央,在歐洲的萊茵河流域到烏拉山脈間。經過一九八九年震盪後,這個區域內的政經情勢,與過去迥然不同。打開地圖仔細觀看,今天環繞在波蘭邊境的國家,都是新鄰居,都跟一九八九年時不同。實際上,這些國家,有的甚至比非洲國家還要年輕,例如一九九三年才獨立的斯洛伐克。 \n一九八九年改變了歐洲諸多男女老少先前認知的生活經驗。柏林圍牆倒塌不僅宣判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死刑,在現實生活裡,更衝擊到無數平民百姓,影響所及,不只在德東而已,還有捷克、匈牙利,一路擴散下去,而圍牆拆除二十年後,從一般市井小民口中,迄今仍可聽到歡樂擁抱民主自由,及緬懷共產社會主義制度,讚美與抱怨的不同聲音。 \n一九八九年對中國也是重要的一年。那年夏初,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到北京訪問,必須從邊門偷偷潛入中南海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晤面,因為當時天安門廣場上,已聚集了大批示威抗議群眾。然而,中國並未加入絲絨革命的行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爆發的天安門屠殺,戲劇性的分劃了中國和歐洲間的鴻溝。直到今天,歐洲各國雖競相與中國交好,歐盟卻仍以天安門事件做為拒絕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主要理由。 \n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和前蘇聯共產主義崩盤,對中國共產黨造成的震撼,則將中國帶進了一條屬於中國自己的改革道路。二十年後,面對中國現今已成為一個擁有二兆美元外匯存底的新興超級強權,許多歐洲政治觀察家不得不坦承,完全出乎八九年時的想像之外。當然,批評者仍堅持,從中國內政上存有諸多問題與壓力,開放有限,自由化和透明度都不足的角度分析,中國仍然是個脆弱的強權。 \n關於一九八九年的影響,印象中最深刻的,莫過於與左派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柏林圍牆倒塌十年後的一項訪問談話。當時,許多國家均宣稱已邁入「後共產主義時代」,主張中國將分裂的聲音不斷。霍布斯邦坐在倫敦家中客廳裡指出,俄共垮台,歐洲共產國家也垮了,中國共產黨則走向一條與中國共產政府建立之初,完全不同的道路,「歷史證明,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已經失敗」。 \n但他不相信中國會開始分裂的主張。霍布斯邦說,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急速發展,到當時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中國將會很快的邁入先進的國家,「別忘了,中國有成為主要強權的傳統,一直視自己為重要國家,是文化中心和重心國。」他又認為,中國在二十世紀已建立強烈國家定位和民族主義,這種「強權式民族主義」使他深信,「中國將發展成為世界主要強權」至於俄國,是再也回不到一九八九年分裂前的強權地位了。而歐盟,除非建制化,否則,只是個經濟聯盟,從政治角度而言,「其實是不存在的」。 \n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年,中國興起,國際政經勢力重組;歐盟通過《里斯本條約》,建制在即。重讀霍布斯邦訪談筆記,深感史學家鑑往知來。一九八九年,無論你喜歡與否,是否願意記得,都不能否認,這一年,影響深遠且普及。 \n([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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