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局昨天說，過去一年監聽少了七成。這句話，恐怕有玩文字遊戲之嫌。或許國安局指的是監聽票（監察書）開的比以前少，問題是，一張監聽票延伸的掛線人數，真的也有減少嗎？

情報獲得不擇手段是鐵律，沒有情治單位會自廢監聽武功，特別是「非法監聽」這條捷徑。所以，想要有效監督政府監聽是否濫權或侵犯人權，不能讓國安局主導，也不能相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諾，而是得靠民意機關。

如果立法院能設情報委員會，由於可以掌握預算，並以祕密會議要求各情治單位監聽負責人列席備詢，藉此預算審查手段，始能達到一定程度的監督效果。

監聽執行，靠情治單位「自制」，是相當不可靠的事。以國安局言，它既是情治機關龍頭，又是負責情資綜整，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國安局督導監聽單位，如同球員兼裁判，難道一則由「非法監聽」所獲得的正確情資，國安局會棄而不用？一個不問情報獲得手段與工具，一個也不說破，大家裝迷糊，不就呈報給「上級長官」了。

再以軍情局監聽單位言，國安局與國防部都說它做的是「跨境監聽」，主要是針對大陸。問題是，這組先進設備真的只能聽大陸，聽不到到台灣？「不小心」聽到就摀住耳朵？還是只聽大陸對台灣的通信，不聽台灣對大陸的通信？

目前而言，國內監聽工作問題並不在於犯罪偵防，而是情報領域。法官對犯罪調查的監聽票有所節制，並不代表情治單位也會比照辦理；再者，情治單位的監聽所延伸的監聽對象，無法監督；三，沒有類似情報委員會這種民意機關監督制度，僅靠「情治單位自制」，根本無法杜絕非法監聽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