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此生中所經歷的最具戲劇性，帶著冷戰氣味，也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國際研討會。在中國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主賓國之後，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方、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德國筆會和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共同籌辦了為期兩天的「中國與世界：真相與感知」國際研討會，而會前，研討會籌辦中的弔詭、反覆、捉摸不定，已令人無所適從，就在9月12日會議開始前十幾天，在中國的巨大壓力下，書展方先將我本人與來自北京的作家與環保活動家戴晴女士從研討會論壇主講人的文宣上去除，再電話請求我們放棄與會。當我從媒體上獲知戴晴已「義無反顧」地決定由北京飛往法蘭克福，以一個「聽眾」的身份與會時，我知道我也必須前往，和她一起，甚至，假如她在北京受阻，我仍將一個人至會場，作一個可以舉手發言的「聽眾」。我甚至預估到在會上受辱或不得其門而入的可能。

兩天的研討會中，來自祖國的官員、官方學者及作家與我和戴晴之間，處在一種微妙、冷漠、甚至是明顯的緊張中。這並非我所樂見，我希望我們能平等、坦率地交談和交鋒。我和戴晴除了在會議開幕時應主持人之邀各有數分鐘開幕發言外，從頭到尾，我倆只能作為「特殊的」聽眾坐在第一排，用「舉手發言」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當中國前駐德大使梅兆榮指著我們說：「那位女士和那位先生，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的聲音」時，我明白他的職業生活使他難以了解作家的聲音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人，但在某些時刻，作家的聲音──文學，可以是一個種族最真實、最具洞悉力的聲音。

我在發言中說，來到這塊以德語為母語的土地，我要向偉大的德語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他的詩是我流亡生涯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撐，我稱他為「20世紀最傷的詩人，20世紀最深的詩人」。他一刻都沒有停止過對母語的祖國──德國，在戰後仍殘存的「納粹性」的警覺和批判。他每次到德國來朗誦詩作時，都會帶著他獨有的嗅覺，去揭示德國及德國知識界對於過去的罪惡哪怕是微小的遮掩。但戰後的德國以它的胸懷接納著他，策蘭獲得了德語文學最高的尊敬，包括授予他最重要的文學獎──畢希納獎。

當我詢問在場的中國官方代表團中人是否知道保羅‧策蘭時，在座的與會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博士，竟無一人知道策蘭。一個只想給他國上課，卻對前往國家文學和媒體自由缺乏了解的中國，不僅需要上民主課，還需要上文學課。最後，我告訴中國官方代表團中的學者和作家：希望你們的器量能比國家更大。

坦率地說，這是一場失敗的國際研討會，缺乏多元的聲音，也沒有真正深入的討論，多個論壇中的多數主講人的發言空泛，缺乏深度和專業水準，聽眾們要求更多討論時間的籲求也被主辦方置若罔聞。由於衝突的發生，整個研討會籠罩在敵意和潛在的緊張中。作為與會的流亡作家，我不能回到我應在的探討「文學的危機與可能」的文學論壇的講席上；而敢言的戴晴女士也回不到「媒體眼中的中國：中國在媒體的形象」論壇講席上，我們只能夠在有限的一、兩分鐘內提問和表達觀點。

研討會唯一的成功之處是因為戴晴和我仍堅持前往與會，終於使得獨立的異議聲音和代表中國官方的聲音，得以在一個空間下呈現，並有了尖銳的交鋒，雖然是受限並在時間上不平等的交鋒。當中國的前大使可以在兩個論壇上成為主講人，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士可以在大會的閉幕致辭上喋喋不休地去談論西方應該如何去學會懂得中國時，我終於意識到，這場研討會根本是由中國的新聞和出版審查機構強力主導的展示中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知識產業和中國文學全方位「崛起」的宣傳會。

小說家莫言在論壇結尾別有寓意地談起了關於貝多芬和歌德的傳說：一天，貝多芬和歌德一起散步時碰到了國王的車駕經過，歌德立即閃到了路邊，立正脫帽低頭向國王致意，而貝多芬則昂首挺胸，繼續向前走著。莫言說，他到五十多歲時轉而對歌德畢恭畢敬的舉動充滿敬意，他甚至說歌德的舉動更需要勇氣。我作為「聽眾」，最後回應了莫言個小小的結尾，貝多芬昂首挺胸地走過去之後，還對歌德說了一句讓我迄今難忘的話：「世上國王有很多，但貝多芬只有一個。」和莫言不同的是，直到今天，我仍對貝多芬的舉動充滿了敬意，當然，我也對歌德有了更多的理解。

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自1949年創辦以來，始終堅守著保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傳統，所以，在10月份的書展上，除了無處不在的中國作家和成千上万本中文書籍外，台灣文學、香港文學、中國的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的多元聲音和面貌，不會，也不可能被中國官方高亢、單調的主旋律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