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所以您覺得九○年代中期以後，商業力量主導文化，非主流文化開始衰退？

賈：其實消失的不是喀擦一下，它有一個過度。比如到1996、1997年的時候，網路影響很大。當時《小武》一放，在網路上被評論，然後大家就都找這個電影來看。同時盜版出來了，今天晚上在網路看到這個電影，第二天去新街口就有盜版了。到了2000年《站台》的時候，還有無數個放映會，大家好像一個祕密集會一樣。現在這種活動還有，只是被邊緣化的很厲害。

我說的邊緣化就在於獨立文化被公眾價值認識。本來應該是年輕人最親近這種文化，但現在獨立文化如果賺不到錢，在價值判斷上就被認為是一個貧窮的文化，那麼很多年輕人是嫌貧愛富的，就會遠離這種藝術。這就好像現在北京、成都有中學生就在背LV名牌包，這太奇怪了。青春應該有一種天然的反叛，想要去接近非主流文化。

張：談到獨立文化，你現在顯然有更多資源和發言權。一定有人問過你現在是處於主流還是非主流這類問題。你怎麼看自己的角色？

賈：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讓獨立電影產生一個基本的工業模式，然後獲得更多的空間和關注。我不想做為一個所謂的旗手。旗手很容易作，喊口號就可以。但是重點是要做事情。以前獨立電影一出來，有很多媒體和影評介紹，可現在有很多年輕一代導演不是拍得不好，卻在媒體系統裡面得不到關注。所以，是不是有一種合作的方法，不是懼怕而是共舞的方法，來提供一種價值觀，提醒人們去關注獨立電影。但我很痛心的是，現在獨立文化有一種自我邊緣化的傾向，跟公眾接觸的介面萎縮的很厲害，因此越來越像封閉起來的小圈子文化，變成另一種菁英文化。

我一直相信的是「堅持獨立性，決不邊緣化」。我們絕不能孤芳自賞。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意志力和足夠的智慧來跟主流對話並合作。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社會裡都有所謂主流的價值，這個主流價值一定是權力所倡導的價值。但不是說權力結構中沒有空間和彈性；跟權力結合或跟主流結合不等於被它吞噬。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現實。我們要在這個結構裡面去努力改變，這是一個見效最快的方法。比如說南方報系也是共產黨的媒體，但是它能掌握到一個平衡，一直有公正、理性的聲音出現。當然裡面有很多犧牲、不同的波折。如果我們只用一種很簡單的方法來與體制對立，對個人來說是一個很爽的事情，卻不一定對事情和對我們追求的文化價值是有幫助的。

張：是否不論是國家或商業體制來找上你的時候，你並不會感到懼怕或是反對，而是看怎麼樣合作，如何掌握自己獨立性的空間？

賈：對，我覺得直接去跟資本跟權力對立起來，是一個很笨的方法。比如說我最近爭議最大的是廣州要辦一個亞運會，我是創意小組的成員。人們第一反應就是說，賈樟柯去幹官方的事情。但問題是，如果我們對奧運會有一堆意見，這意見怎麼表達出來？最好的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成為那事件裡面的一員，把我們的觀點呈現出來。

我們都說奧運會傳達一種落伍的價值觀，傳播一種暴力，一種整齊劃一的群體性，是缺乏個人自由的法西斯美學。然而當又有類似的一個活動出現，且活動主辦方問你可不可以出一些主意時，我就想既然可以在一個核心團隊中提供不同的思考時，我為什麼不去做？當然我的意見不一定能夠被採用。但我覺得不是說我跟你劃清界線，我是獨立的。那麼我們保持獨立精神是為了什麼？一定是為了改變一些東西，一定是為了提供一些思維。合作不等於喪失原則，合作不等於變成他。

實際上這有一個大眾傳播媒介平台的問題。就好像我們有一個事件真相的文章，把他發表在發行量有一百萬份的南方周末，跟我們只在幾個博客之間交流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