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回到您的作品，您是一直對歷史有興趣，還是最近才對歷史感興趣？

賈：一直有興趣，不過有過一個變化階段，前面一個階段對歷史的興趣是好奇，這個好奇是來自於可尋找的線索太少，也有一種叛逆性質。因為不論我們出生在任何一個地方，對這片土地上的前世今生都是很關心的。我一直在拍當代的故事，拍多了就發現自然會關心歷史，因為所有的東西跟歷史都是有關聯的。

張：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比較明顯地想要建立當代與歷史的連結？

賈：是從《三峽好人》開始。因為三峽工程自身是一個龐大的歷史。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人他們要去做，又為什麼放棄？這就是一個很有縱深的歷史線索的追尋。當然很多文化中的問題仍然沒有辦法解決或釐清，都是跟我們面對歷史時的遮遮掩掩有關係。

還有部分跟旅行很有關係，我對整個華人文化的理解和認識，有過一個自我調整的階段。因為我們出生在大陸的人，覺得大陸就是地大物博，所有中國歷史的痕跡都在大陸，所以一出生，潛意識裡就覺得我們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主體。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根本不在視野之內。

但是當你隨著旅行，閱讀經驗展開之後，你馬上會發現三○、四○年代曾經有那麼好的一個中國電影傳統，49年之後卻一點影子也找不到，都變成革命文藝了。比如說在《馬路天使》裡面非常熟練關於世俗生活的描述都消失了，但香港電影中還保存了這種東西，甚至包括神仙鬼怪、幫派啊這些東西。所以單是考察電影，就可以發現我們實際上是丟了一大塊東西，而這東西在華人世界並沒丟，而是仍存在台灣或香港。對張愛玲的再發現，對沈從文的再發現，重新變成大陸文學界和文學青年閱讀的熱點，這些都不是靠大陸文化自身形成的一個反省，而是依靠兩岸三地的對話關係形成的。

一個完整的華人文化的概念並不單單是中國大陸。甚至包括你對歷史的講述、歷史的認識，要有一種交織才能夠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模糊的依據。比如說我一直講要拍的《雙雄會》，就是想回到1949年，一個60年前正形成一個新的華人世界的格局。我想換一個視點，既不是站在大陸文化的角度，也不是站在台灣文化的角度，希望能找到更獨立的視點、華人的視點來看這個離散關係。

張：您現在手邊有兩部片子要拍，一個是《上海傳奇》，一個是跟晚清有關的武俠片。這是不是一種巧合？你的電影一直在思考中國現代性的路程，你的晚清電影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是否《上海傳奇》所牽涉的上海市博會是中國現代化至今的高潮？

賈：的確，晚清是中國開啟現代性追求的一個起點，因為在這之前，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中央帝國；從空間概念上，會覺得中國成了世界之中心，其他都是蠻夷或附庸。但是當英國人、法國人來了之後，你突然發現原來我們是眾多民族國家裡的一個。那種影響和變遷是一個很劇烈的挫折感，一種幻滅。然後同時又有這麼多新的東西出現。所以，中國想要追求現代化。

目前手上這兩部片不能說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呼應吧。因為如果我沒這方面的思考，我也不會拍世博這個片子。

張：是的，我知道世博這個片你也是要回溯上海的歷史吧？

賈：回溯歷史，實際上就是通過上海這個城市來看中國現代化的路程，這個路程裡面具體的人的聚散離合、人的付出的代價。《上海傳奇》基本上是從三○年代到現在，因為有一些當事人還在。那麼晚清的部分就交給故事片了。我是第一次跟韓東合作，南京的作家，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