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山西汾陽人,1993年到1997年在電影學院文學系上學,那個班好像是理論專業。稍微熟悉的人有時會把他叫做賈導、小賈。《賈想》是小賈的文集,其中說了一件關於自己名字的事情:賈樟柯去一個像地下交通站的隱蔽地方買碟,老闆告訴他:賈樟柯拍的《小武》明天才到貨。
萬般皆下品,唯有藝術高?
想起來說賈導是因為今年6月賈樟柯公布自己的第一部商業片拍攝計畫,是一部喚作《在清朝》的古裝戲。有記者問他是否要捨棄藝術片轉型拍商業電影,賈導趕緊對報紙記者表白自己對文藝片不離不棄:「拍商業片能給我快感,但我仍然是一個文藝導演。很多電影,比如《在清朝》的故事,必須要依靠商業模式來製作完成,但這並不代表我就捨棄文藝片,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表白有點大可不必啦。看來,小賈還是覺得拍商業電影不是什麼給自己增加名聲的事情,甚至是跌了身價,所以要聲明只是偶爾「出台」。賈樟柯早幾年對商業電影還有過一些糊里糊塗的「賈說」:「陳凱歌在他早期的作品裡還是有他很真誠的一面,有很多勇敢的承擔,起碼對當時的中國電影來說,也還是有他的積極作用的。到後來,他基本上是被商業化了,現在做的東西,像《霸王別姬》,那種通俗情節劇的模式,最多只能說是一種具有一定人文色彩的商業電影。」郝建經常跟朋友吵架,非說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是難得一見的好作品。許多觀眾調查的受訪者也都將這個片子當作自己的最愛。賈導也真是能想、能說,「具有一定人文色彩」,還「最多」。他對商業電影有那麼一點點居高臨下,我總覺得站在這個「藝術片」高台上朝下看的姿態是許多作者和觀眾的自媚,弄不好就成了裝腔作勢。
美國有位電影研究者達德利·安德魯,他認為藝術電影不過是一種類型,而且其欣賞模式跟商業化的類型電影「沒有性質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的區分」。達德利·安德魯很喜歡賈樟柯的電影,去年秋天來中國時跟賈導搞過座談,他說賈樟柯是「闡釋中國的電影詩人」。
凝視現實的眼睛與呈現的衝動
賈樟柯們對中國現實有敏銳的眼光,對生活在這裡的人有關注,對這裡的苦難和巨變有痛感。更重要的是,賈樟柯們有才華以電影這個形式有力而又有趣地呈現自己的思考。僅從影像講,我就喜歡賈樟柯的電影,他的影像是對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形態的繼承,同時他自己又搞了些發展和變形。他電影中呈現的人和環境有一種清晰而又逼人的質感。
《站台》中有一個崔明亮站在雪地裡的場景很好看,崔明亮還是演小武的王宏偉演的。看到那一段,我就覺得在那個七○年代末的冬天,有一個那樣的青年就是那個樣子站在雪後的公社院子裡,他穿著一件牛仔褲,默然地聽著他父親對他訓話。賈樟柯們的影像與CCTV的專題片影像形成了巨大的對比,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對話關係。對於這兩種影像,說它們互相補充構成了稍微完整的中國形象也可以,說它們呈現的幾乎是兩個中國也未嘗不可。但是,在主旋律影像營造者看來,賈樟柯的《小山回家》、《小武》、《站台》這樣的影像中國是片面的、灰暗的,態度上有點異己的眼光。所以,賈樟柯早先的一些影像被認為是很不合適的或者應該被禁止的。現在他給上海世博會拍紀錄宣傳片,倒是風光起來。大概是2002年吧,有一回《南方周末》上有篇文章說地下電影展示的中國形象是灰暗的云云。作者的名字叫祁建,賈樟柯悄悄問他的同學,說會不會是郝建寫的。我聽說後覺得好笑,心想他對我毫無了解,以後大概有好幾年見了賈導說話都故意不陰不陽的。
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站台》的情形,許多人站在北京西四環路邊上那個汽車影院裡。片子三個多小時,大家一邊看一邊喝啤酒吃羊肉串。我看著心裡就想,他媽的,那些人和他們的生活境遇寫得很是有力,很是準確,這個賈導拍片子怎麼這麼放鬆,太大師派頭了。喝了一口啤酒咬一塊羊肉,又嘀咕一句,媽的,青年導演也拍出了自己的史詩。
講影像,是覺得賈樟柯的片子有了人的質感、空間的忠實;講到史詩就不是在嚴格意義上用這個詞。故意找個大詞就是覺得賈導的《站台》不僅在時間上把新時期的十年全都跨越,而且片子裡的社會氛圍、現實關係、人的狀態讓我感覺對頭。有些CCTV的專題片和紀錄片,還是能做到影像的那種忠實質感的,後面講的這個社會關係、人的狀態的真實呈現就很難了。就像小武這個人,賈樟柯能拍出他走路、說話的質感、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時那種具體的、這一個人的狀態。在《小武》的結尾處,攝影機由客觀鏡頭變成小武的主觀鏡頭,他蹲在地上、手被銬在固定電線桿的鋼絲拉線上,他就像一個被人觀賞的動物一樣無力,一樣木然。
賈導把自己對小武的切膚痛感傳達給了觀眾,這其中絕對有著作者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在裡頭。我將這種情感稱之為人道主義,這種對底層小人物的關注和同情會讓我們感動。賈導對小山和小武,對《世界》中被砸死的三明也有著這種情感。作者對他們的苦難有著極大的敏感,有著感同身受的自我投射。這樣去營造觀眾的感受或許是一種病態,因為我們也完全可以對被銬在電線桿拉繩上的小武視而不見,我們也完全可以對在挖煤或拆房子時被砸死的三明們無動於衷。如果去掉某種自媚態度和自欺欺人的語言,如果我們承認事實,我們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匆匆而過、免開尊口。在賈樟柯的大部分作品裡,影像和音樂時時發散出陣陣悲涼向我們襲來,這些人物形象與社會畫面不時讓我們沉思,不時讓我們體驗荒誕。
看看賈樟柯的作品和一大批紀錄片,我明顯看到中國大陸有些電影人有一種衝動已經覺醒,這就是忠實呈現的衝動。這是一種直面現實和歷史並用一種忠實方法加以呈現的衝動。
(文轉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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