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樣的結局並不是童話的專利，有人統計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好萊塢電影，都是典型的「快樂的結局」，同樣的，要建構強國的神話，歷史也要停留在勝利的那一刻，因此，慶祝中共建政六十年的電影《建國大業》，在大陸大賣，和好萊塢的電影公式，是同樣的道理嗎？

當然，有國家的介入，情況要複雜得多，就如同Ernest Renan所說，「對於要成為一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在過去一道做出偉大的事情，今後希望做出更多偉大事情的經驗想法都是必要的條件」，但也正如Renan所說，「國家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眾人具有許多共同點，也同時遺忘了許多往事。」

難怪中國目前不歡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因為它點出，建國大業並不完全是段充滿光明面、啟蒙式的歷史；而二年前章詒和的書《伶人往事》被禁，不正因為這本深受歡迎的書，點破王子公主從此並未過著快樂的日子，即使伶人的命運都不能不受波及。

但是，Renan描述的是一八八二年、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年代，而在經過二十世紀法西斯的慘痛教訓後，人們終於學到，國家的建立，不一定也不應該建立在遺忘之上，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二戰後的德國，學者荊子馨指出，猶太大屠殺的記憶成為塑造戰後德國國家認同的工具…，因為，只有透過對大屠殺的強迫哀悼與集體記憶，才可以在戰後時代重新建構一個不帶有納粹偏差的德國認同。

當然，德國的模式是一個罕見的例子，對多數的國家（即使是民主國家）而言，歷史還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戰爭，例如，將於今天來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二戰後的日本發現，一夕之間，美國從憎恨的敵人變成朋友，天皇從神變成凡人，大家毫不在意的說著完全相反的事，這讓他開始思考孩子為何要上學這個嚴肅的問題。

這樣的大江健三郎，因此時時刻刻反省著「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思考又將他帶到做為日本、美國核基地的沖繩，在美日安保體制中隨時可能被遺忘及犧牲的沖繩；為了這本書，日本右派一狀將大江告上法庭，但是，法庭的證言，讓大江更有信心，將來日本人有可能成為不靠說謊去生活的人。

也許，就像尼采說的，過多的歷史或記憶，會讓我們無法負荷，但是，面對童話或謊言，記憶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