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主題

問：請問您相信，一個作家到底是自己選擇主題，還是主題挑上他？

大江：納丁‧戈迪墨（Nadine Gordimer）曾寫道，不是我們選擇某個主題、情境或故事，而是主題選擇了我們；這是作家的目標。時間與歲月選擇我們為作家，我們必須回應自己的時代。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可以提出和戈迪墨一樣的看法：我並沒有挑選殘疾兒子的故事，也沒有選擇有關殘疾男孩的家庭主題。如果可能的話，我想逃避這個主題，但是某種東西選擇我來書寫它。我兒子選擇了我。這絕對是讓我持續寫作的一個理由。

問：您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寫作的基本風格是由我的個人經驗出發，繼而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結。」

大江：我認為，我的寫作是將自己、家庭與社會和宇宙聯繫起來。把我與家人和宇宙相連繫很容易，因為所有文學都有某種神秘的傾向。所以當我們書寫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把自己和宇宙連結起來。但我想把自己與家人和社會相聯繫。當我們把自己和社會連結起來，寫的就不是只攸關個人的經驗，而是一本獨立的小說。

問：您在《康復的家庭》中提到，讓殘疾的孩子積極參與家庭生活的過程中，您了解到這是一個例子，整個社會應該就這樣對待殘疾人士，並向他們學習。簡而言之，從創造一個療傷的家庭，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療傷的社會。

大江：是的希望如此，但我不想強調有殘疾孩子的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想強調個別例子。當我們把個別家庭和社會相聯繫時，就有社會的價值；否則我認為我們只能從自己的經驗書寫非常個人的事物。當我將第一本有關我兒子的小說命名為《個人的體驗》時，我相信我知道最重要是：書中沒有任何事情是個人的，我們必須找尋自我、「個人體驗」與社會的聯繫。

問：那麼作家應該在他所處的時代的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大江：把我們的努力和社會結合，這就是政治。我不需要扮演任何制定政策的角色。我有些朋友已經是政策制定者了。

問：看來您不想成為亨利．季辛吉。

大江：我曾上過季辛吉先生的一個討論課，他在課程結束的酒會上，不懷好意地笑著說：「大江先生的邪惡笑容，就像卡通裡的邪惡兔子的笑容。」

我不是邪惡之人，雖然當面對政策制定者時，有時我會做出邪惡的笑容。我不是心中有政策、搞政治的人。但是，透過我作品中人的生活，我希望為政治做些什麼，所以我必須透過我的文學或文章發聲。

問：那是什麼呢？

大江：我個人可以用自己微小的聲音說：我正在這麼做。

問：日本通行的論述顯然是非常物質主義、而且缺乏人文價值的，一位日本作家需要喚起什麼價值觀呢？

大江：在日本經濟危機發生之前，我已經在批判日本對亞洲與世界的態度。即使在我們還很貧窮的時候，我就開始批評我們對亞洲的態度，到了經濟繁榮時我依舊持續批判。後來，我們面對現在的經濟危機，我更得繼續批判。

日本戰敗後，我們想創造一種全新的國家態度。多年來我們想創造民主、民主的人、民主的國家。我認為我們已經放棄了。五十年已過去，現在日本有一股反民主的氛圍。所以今天民主尚未成形，大家又說超國家主義一定會重返，但我覺得這是相當曖昧的。一種危險的國家主義正滲透入我們的社會。所以我現在要批判這種傾向，我想盡力阻止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社會的發展。

問：您的小說和您關注的人性主題，是否有助於影響輿論，而使法西斯主義比較不可能發生？

大江：我在廣島時，重藤大夫告訴我：「若是你想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就得做點事。」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有一點影響年輕知識份子的力量，我們可以形成一種不同的力量。因為今天的危機，是日本的超國家主義的下意識情感，一種非常強大的情感和氣氛。若我們精確地把它寫出來、攻擊它，年輕知識份子就會意識到這種情感的存在。這在一開始是非常重要的。

問：這些知識份子可能會正面面對這些議題，協助形塑公共輿論，如同在《個人的體驗》中，青年鳥面對自己處境的現實狀況。

大江：是的，我希望日本的年輕人與青年知識份子面對他們眼前的現實。

〉〉結論

問：您有一些作品以青年為焦點，例如《拔去病芽　掐死壞種》，描述一群年輕人，在沒有價值觀以及被疏散的小鎮上。在形塑我們的世界觀時，年輕人扮演什麼角色呢？

大江：我最新小說的結尾中，主角創造了一種新的慈善事業，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只是做有助於他的心靈與整體年輕人的行為。有一天領導者在眾人面前唸了聖經中的以弗所書。該文中有兩個字：「新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為新人，我們應當脫去舊人舊衣，成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有所成就，所以你必須成為新人。我的主角對未來沒有計畫，但他相信我們必須創造新人，年輕人必須成為新人，舊人必須居間協調以創造新人。這是我的信念，我總是思考年輕人在日本的角色。

問：莘莘學子們應該如何為未來做準備？首先，他們應如何準備成為作家？要如何準備自己，以便對新人的定義有正面的影響？

大江：首先，我希望年輕人剛正不阿而獨立。

問：如同鳥一般。

大江：是的，其次我希望他們有想像力。想像力並不是接受其他人的形象，而是創造自己的形象，更精確地說，是改良我們所被賦予的想像力。公正而有想像力，這已足夠是很優秀的年輕人。

問：您這麼描述重藤博士：「沒有太多希望與絕望，他只是盡力對付苦難。」您還說：「他真是個真誠的人。」

大江：我的大學教授是法國人文主義專家，他總是告訴我：「何謂人文主義？就是不要對今日抱持太大的希望與絕望。」沒有太多希望，也沒有太多絕望。這就是今天人文主義者的典型。我告訴重藤大夫我的老師的評論，他說道：「沒錯，我透過自己的生命了解這個意涵。」

問：非常感謝您回到柏克萊和我們分享想法，希望您下次再回來。

大江：謝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