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號，在香港，有一場關於中國的討論會。座談者包括香港和大陸的知名時評家、網路研究者、媒體工作者和維權律師，而原本預定出席的一位四川作家在出發前夕被禁止出境。這場由幾個獨立人士舉辦的座談，可能是十一中國國慶當天（見下圖，新華社），在中國國土上唯一一場異議性質的討論會。

座談會中播放了許多人對中國的反思與期許的錄影，因為主辦單位希望想在「國慶」的宏大敘事下，還原更多「人」的聲音。而不遠的街頭上，香港民主派人士正為中國人權而遊行，且和警方起了衝突。

當然，這些都只是十一當天的一些不安的噪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在中國各地（包括香港）甚至台灣的電視螢幕上，呈現的是一場宏偉的法西斯美學荒謬劇場：這裡沒有人，因為長安大街旁建築被完全淨空且一般民眾不准接近觀看，只有身高一致且整齊擺動著手腳的人偶道具，和華麗模型般的軍事武器展演。一個沒有「共和」、沒有「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典。

次日在台北，有另一場圍繞著英國評論家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的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的討論會。作者的基本論點是中國將不會如西方所設想的走向西方的發展模式，而是會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他也說，他所謂的西方的想像正是由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說，亦即在冷戰結束後，人類歷史就到達終點：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性體制。

有趣的是，賈克先生可能不知道，就在上個月，中國媒體紛紛報導福山先生最近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模式挑戰了他先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新華網上這篇經過數百個網站轉載的文章說：福山認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鍾情，並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國家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這個說法似乎和賈克先生的論旨非常接近。只不過，這是大陸媒體杜撰出來的，而非福山本人所說。事實上，在該訪問中，福山還是認為，隨著經濟成長，中國會面臨巨大的民主化壓力。

姑且不論中國媒體是否扭曲福山的意思來自我欺瞞，或福山到底說了什麼，關鍵是，中國模式對歷史與世界的意義究竟為何？

歷史當然從未被掩埋在柏林圍牆崩塌後的磚石堆中。人們從未停止意識形態的辯論，而且在具體實踐上，正是從冷戰結束後的九○年代，拉丁美洲開始大幅向左轉，至今尤烈；中東也有許多國家一直走在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軌道上。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不斷在摸索如何在新自由主義日益破產的今日，走出自己的道路。

認識到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也並非新論，幾年前更有人強調「北京共識」正在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發展中國家偏好的發展模式。後者指的是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發展政策，前者則重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並強調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模式。

其實，中國模式不過是之前東亞四小龍模式的擴大版。只是四小龍因為「小」，而未能帶來典範的轉移。如今中國崛起引起了更多注目，並視為是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也對那些不想服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提供了巨大的吸引力。正如著名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北京共識的吸引力使其成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一面旗幟，把那些反美的人招至其麾下。

但他提醒肯定北京共識的人，不要忽視在中國，有許多人被排除到經濟發展過程之外。的確，不論是東亞模式或中國模式，都是在建立在對勞工的壓榨、對環境的剝削、對人權的迫害上（中國學者秦暉說中國模式是「低人權優勢」）。偉大的長城為中國隔阻了西方的影響，巨大的網路長城則圍困住了中國人民。

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是其嘗試去追求發展策略的自主性實踐，但是這不代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值得複製的模式。我們應該要超越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去尋找更符合民主深化、社會正義、永續發展的模式。

歷史當然沒有、也不應該終結在帝國大廈的高樓下，但中國的歷史最好也不要只是停留在目前這座巨大長城的陰影下，而能繼續前進；並且希望未來從月球看過來時，不是只看到這座封閉的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