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中午十二點起，斯德哥爾摩老城瑞典學院大廳裏的記者招待會上，來自各地記者、作家、評論家和文學愛好者濟濟一堂，當人們和一台台攝影機注目的一扇大門在下午一點準時打開時，出場亮相的不再是大家熟悉的前常務秘書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的面孔，而是新任常務秘書恩隆德（Peter Englund）憨厚樸實的新面孔。他先後以瑞典語、英語和德語宣布：「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德國作家慕勒，她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直率描繪了被放逐者的景觀。」

恩隆德的話音剛落就是一片掌聲。一位記者立即亮出了一張報紙，頭版就是該報預測慕勒獲獎的新聞。後來，一位記者還把這張報紙塞到恩隆德的手中，要他拿著報紙以便拍攝一張照片。

恩隆德時而以瑞典文，時而以英文回答記者的問題。他談到，慕勒曾經生活在羅馬尼亞的專制政體下，一家人在羅馬尼亞屬於講德語的「少數民族」，她自己曾經在一個青年小組中反抗希奧塞古的專制，追求言論自由。恩隆德並且強調慕勒後來作為一個「難民」的身分。

在瑞典電視臺，主持人邀請了多位評論家評論本屆桂冠。多位評論家強調她的作品不是控訴，而是生動地描寫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專制政治的影響和控制。有人談到，在羅馬尼亞，慕勒曾經是安全員警眼中的「國家的敵人」，因為她勇敢地揭露羅馬尼亞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幸福」，只不過是「荒謬的謊言」。

瑞典最大報紙《每日新聞》十月四日文化版預測的三位作家，依次為慕勒、奧茲（Amos Oz ）和德耶巴（Assia Djebar）。慕勒的作品早就在瑞典有廣泛的影響。她是瑞典批評家多年來始終看好的熱門人選，作品描繪羅馬尼亞專制政體對人性的摧殘，以及知識分子的流亡。

在瑞典的《我們雜誌》（Tidningen vi）二○○九年十月號發表的恩隆德訪談中，恩隆德對得獎者自然守口如瓶，記者卻提了一個巧妙的問題：「前任常務秘書恩格道爾能操多種語言，你準備用什麼語言來公布諾獎？」

恩隆德回答：「我還沒有想好，我考慮多種可能性，用瑞典語、英語和獲獎者的母語。」這個回答已經不知不覺透露了一點訊息，也就是排除了經常被競猜的瑞典詩人和英語作家。如果再排除恩隆德不會的東方語言，以及上屆獎者的勒．克萊喬的法語，那麼，獲獎者的母語便可能是恩隆德懂得的某種重要的西方語言，例如德語和西班牙語。

值得注意的是，恩隆德在上任不久，就在多次訪談中談到，過去的諾獎評選過於歐洲化的問題，因為評委都是歐洲人，傾向於以歐洲的觀點看文學。他承認這點並提出批評，表明他是有意要扭轉「歐洲中心主義」的。

但是，為什麼這次的得主又選擇了一位歐洲作家？

在我看來來，二○○五年接替諾獎評委主席職位的維斯特伯（Per Wastberg），政治上傾向左翼，看重第三世界的文學，被瑞典媒體譽為一個「進步作家有道德威望的人」。自從他出任評委主席以來，近幾屆的獲獎者，包括土耳其的帕穆克、英國的萊辛、法國的勒‧克萊喬，都是較少引發非議的作家。

而恩隆德現年五十二歲，是歷史學家和作家，他的歷史小說曾多次獲獎，包括一九九三年獲得以瑞典國寶級戲劇家暨作家史特林堡為名的奧古斯特獎（Augustpriset），和二○○二年獲得拉傑洛芙文學獎（Lagerlofs　litteraturpris），這是以《騎鵝旅遊記》著稱的瑞典女作家、諾獎得主拉傑洛芙的名字命名的文學獎。

因此，我相信恩隆德是有歷史眼光和審美眼光的。評委們可能在今年的評選中就「歐洲化」的問題有所爭議，而慕勒自然成為爭議雙方都能接受甚至都賞識的一位人選。

但願今年改組的瑞典學院內部諾貝爾委員會（今年起是一個六人小組），未來能真正扭轉「歐洲中心主義」，並大力弘揚仍然具有現代意義的諾貝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