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就一個較長的時段而言，我對章仲鍔先生的了解遠遠超過他對我的了解。與《中國作家》編輯部其他熟人比較，我跟章先生認識最早。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八○年代初期，應該是1984年，我就轉彎抹角地通過熟人把我的一部六萬多字的中篇小說轉給了章先生。那時他在《當代》。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回信。回信沒有稱謂，沒有落款，隨手寫了幾十個字，大意是稿子讀了，還不夠發表水準，繼續努力云云。

《在底層的故事》

八○年代蒙昧初開，一篇文學作品成為時代的象徵並像聖經一樣廣泛傳頌（如短篇小說《傷痕》、報告文學《人妖之間》），都不是今天或以往所能想像的。

章先生是頂頂有名的大編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傳奇人物，那時期的許多重要文學事件、作家與他有關，能在打牌之餘賜給我一張親筆退稿信，算是我的幸運，雖然沒頭沒尾、皺皺巴巴，煙漬水斑裡帶著幾分社會稀缺、時代寵倖的眉目。

說話間過了十年，傳說中的章先生我才真正認識。那時，章先生是《中國作家》的常務副主編，主編是馮牧先生。經過1989年「六四」之後的三年肅殺，《中國作家》稀有地保持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編輯方針和寬容態度，因此我成了《中國作家》的常客。

章先生高高的個兒，蓬亂著頭髮，臉上皺紋很深，滄桑而不多言，辦公室碰見，也就是打個招呼就走人，從未深聊過。初識時我叫他「章老師」，後來熟了，我跟著編輯部的人叫他「老章」。現在，我要叫他「章先生」。

章先生去世，沒有人告訴我，可能是不便告訴我。他們知道，章先生生前有一個大鬱悶跟我有關，我如果出現，可能很多人的臉面不好看？故事要從《中國作家》1996年第三期頭條發表我的中篇報告文學《在底層》說起。我在《在底層》裡揭示中國人的真實生存處境，打破了報告文學的敘事傳統，採取單元閱讀的方法，形成了一個跨時空的立體的全息景觀。其中主要的故事發生在重慶。1992年6月重慶針織總廠宣布破產，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破產。引起的轟動自不待言。接下來進入破產收購，重慶市海外集團收購了該廠。

「掛靠」也叫「戴紅帽子」。九○年代中期以前，對私營經濟實行歧視性政策，不准進行獨立的私營工商註冊，要註冊可以，必須「掛靠」某黨或政府部門，某國有企事業單位。戴紅帽子」的潛台詞是很齷齪的，與當時大量引進外資優惠外資相比較，幾乎就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這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恥辱的一頁，為國家搶奪私人財產大開方便之門，衍生出大量產權和法律惡果。重慶市海外集團就是一例。

海外集團總裁任亞非是集團的真實出資人，但是事態風雲變幻，任亞非與統戰部派駐企業的代表內訌，任亞非實名揭發統戰部官方代表向政府官員行賄受賄，牽涉包括副市長、台辦主任在內的幾十名處以上幹部，誘發重慶市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地震。可笑可惡的是，對檢舉人任亞非的懲罰遠超貪官污吏，以侵佔罪、挪用公司資金罪判處15年徒刑。不久，對海外集團分文未出的重慶市統戰部接管了海外集團，侵吞了海外集團兩億元的資產，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是《在底層》捅的第一個馬蜂窩。第二個馬蜂窩是「六四」。

第二個馬蜂窩

湊巧的是，《中國作家》當時是雙月刊，三月號「六四」前出版，而《在底層》說到了「六四」的內容。這是「六四」發生至今，大陸媒體第一次公開評論「六四」。說到這兒，《在底層》第二位重要人物出場了，原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省長蕭秧。我公開讚揚蕭秧處理「六四」和重慶針織總廠破產的思想、方法和策略。他處理「六四」的故事很著名。「六四」學潮期間，市委書記蕭秧到大學與學生對話，大學生要他表態：學生運動是不是「動亂」。他說，不是「動亂」，但是「亂動」，理由是兩條，1、未申請就遊行；2、未按規定路線遊行。我評論說：「從語義上講，『動亂』是一種行動的性質和結果，『亂動』則是一種行動的不規範狀態。不規範，可以約束，可以調整，可以商量，可以溝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決便沒有餘地了。『亂動』打破了『動亂』的剛性語境，增強了不失原則的對話基礎。」

過來人大多知道，1989年《人民日報》「4·26社論」把愛國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是學潮升級、「六四」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89年到今天，稍有理性的人都對「4·26社論」的定性及其惡果有著深刻的質疑和批評。對此，蕭秧生前跟我有非常深入的討論。據我所知，封疆大吏中，不止蕭秧一人持此議。這說明，黨內高層對「六四」處理的方法和結果有著不同的意見，甚至相反的意見。差別是，別人的意見是私下的，蕭秧的意見被我公開了。

怪物普羅克魯斯特

捅的第三個馬蜂窩是中宣部。

黨的體系中，中宣部是最怪誕的組織。我就是宣傳部出來的人，深知宣傳部的《1984》的意義。中宣部管意識形態，管思想；它的怪誕在於，它的全部社會功能是根據政治需要說話，壓制言論自由，《在底層》中，我把中宣部視同希臘神話裡的怪物普羅克魯斯特。這個怪物只會說兩個英語單詞（我發揮的）：YES、NO。他家有個鐵床，把人放上去，腿長的砍短，跟床一般齊；腿短的拉長，跟床一般齊。此說大大得罪當時的中宣部長丁關根。

《中國作家》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都是由中宣部考察提出人選。1996年以及之後很長時間實際上的一把手是翟泰豐。說白了，中宣部直接統治中國作協，當然不會饒了《中國作家》雜誌社。

首先是在黨的系統內發難。1996年6月6日，四川省紀委致函中國作協黨組，云：「貴會主辦的《中國作家》1996年第三期刊登的報告文學《在底層──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第八至第十二節報導四川省重

（文轉C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