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戰爭發生在兩大敵對陣營間─一邊是買方，由避險基金等業者組成；一邊是賣方，是由綜合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組成的大軍。此外，其他參與者如交易所、主權財富基金、捐贈基金和金融創業家，也陸續加入這場戰爭。

過去10年來，華爾街業者可取得的錢已比以前多很多。過去只要提到「幾十億美元」，就是暗示有什麼重大的事情正在商議中。不過，在過去5年，你聽到的談話盡是有關數百億美元的事。事實上，近幾年談論避險基金成長多少時，大家已經開始以兆美元為單位。

可以取用的資金大幅增加，就像後院的沙坑變成海灘。到處都是沙子─到處都是錢，而錢潮的規模改變，也改變了遊戲規則。

想借錢的人可以從眾多流動池汲取─從退休基金、捐贈基金、富有的散戶、銀行，還有從電子版的交易所，這些來源過去都不存在，或者大體上取得的管道不暢通。流動性來源增加，導致新種類的資產崛起。共同基金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似乎很新奇，但到1990年代已經是主流，而且變得很乏味。

買方隨時在尋找對抗賣方的優勢，因此創造了許多新資產類別，包括避險基金和其他另類管理基金。反之，賣方卻反應遲緩。買方敢冒險，這是到今日他們還引以為傲的優勢。

隨著資產類別的演進，更多角逐者陸續進場：大學捐贈基金和公共退休基金。多年來這些基金規模相對較小，而且由公務員管理。很少大學擁有10億美元；1億美元就已是經理人難以企及的夢想。

主權財富基金代表另一個塑造金融新版圖的新競逐者。像阿布達比投資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這類基金，資金來自國家的外匯存底，他們把鉅額資本挹注在一些亟需金援的投資機構。這些機構若是需要救命錢，一通熱線電話就可能獲得起死回生的挹注。

我說的需錢孔急的機構當然不是小咖的業者，而是一些華爾街最響亮的名號，包括花旗集團、摩根士丹利和瑞士銀行。

在信用危機蔓延時，我們看到另一種金融權力掮客崛起─日本的賣方機構。諷刺的是，他們並未涉入21世紀的高風險資產類別，原因是他們在1990年代忙著應付自己國內的金融危機。

當這些擁有豐沛流動性的大咖進入戰場時，賣方並未坐以待斃。當華爾街爭霸戰中的優勢逐漸轉向買方時，賣方也發展出自己的武器。初級經紀和私募股權／公司併購融資，是賣方提供服務給買方並從中獲利的例子。

只不過賣方的戰果好壞參半。在2007至2008年，華爾街的風暴逐漸醞釀。我指的當然是次級房貸危機，以及它造成的1930年代以來少見的信用緊縮和其他災難。2008年3月，華爾街的中流砥柱之一貝爾斯登（Bear Stearns）不支倒地，並且很快被摩根大通（JPMorgan）接收。

擊倒貝爾斯登的不只是信用緊縮，這家公司崩垮的原因也包括自營的避險基金，及對外部的避險基金客戶過於依賴。85年歷史的老字號就像一艘戰艦，一轉眼被一場完美風暴吞噬，很快葬身大海：前一刻還看似穩健經營，下一刻已完全消失，沈入深不可測的海底。

2008年9月和10月兩個決定命運的月份，信用危機升高到金融市場幾近傾覆，並對三類賣方業者帶來災難性的衝擊。

第一類是投資銀行，有4家美國投資銀行遭到重創。雷曼兄弟倒閉；美林被美國銀行納為子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改制成銀行控股公司，以便度過危機。

在保險業，保險巨擘AIG集團需要約850億美元的聯邦紓困；而在存款銀行業，華盛頓互惠銀行（Washington Mutual）和美聯銀行（Wachovia）分別落入摩根大通和富國銀行手中。

眼見金融業沈淪，美國政府也加入戰局。國會在2008年底，通過史無前例的數千億美元金融業紓困方案，只求受到一波波利空消息衝擊而幾近凍結的信用市場能夠融化。

雖然我談論的是流動性、科技和資產類別，任何公司或團體背後驅動的力量都是人。

在賣方，我以棒球球員的9個守備位置來比喻這些業者主管，他們在整場比賽既要投球，也得打擊。

在買方，我把他們比喻為指定打擊手，他們等候投手投出好球，然後轟出漂亮的打擊。

雙方都無法取得像紐約洋基隊稱霸一個朝代的優勢（或以我更喜歡的比喻：像波士頓紅襪隊朝代的優勢）。

當我們的羅盤引領我們從賣方進入買方、從過去跨向未來時，我們將勾勒出一張華爾街的全景圖，上面標示著每一場戰役的結果。（本文摘錄自本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