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以橄欖球（football）這個比喻闡述全球化的觀點—也就是我所說的半全球化。

這項運動的全球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因為主管當局對球員跨國發展設限而走上回頭路。

在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皇家馬德里成軍，集結各國球員，成為歐洲首見的主要球隊。直到1980年代末期，西歐球隊對於每個球隊外籍球員的人數，還是限制在1到3名之間，東歐國家則對本國球員「出口」設限。

球員移動性的限制在1990年代大致上已經消失，雖然可以轉戰其他球隊，但還是不能跨國發展。不過東歐和其他比較貧窮的國家在經濟壓力下，取消球員跨國發展的限制，並對許多當地球隊出口導向的策略以及當地培養出口球員的足球訓練中心鬆綁。

1999年，車路士成為英超（English Premiership）有史以來第一支在球賽開始時，球場上沒有一個英國人球員的球隊。到了2004年到2005年，開場的選手陣容據估計有45％的比例是外籍兵團。其他歐洲球隊這樣國際化的跡象也十分明顯。

各國球員跨國發展的程度不一，也形成截然不同的結果。球隊球員跨國發展的現象，使得勝仗或多或少集中在國家和區域層次有錢的球隊。

2005到2006年，營收最優異的球隊─皇家馬德里的3億7,300萬美元，其亮麗的財務成績不光是因為球隊建立本土定位，同時也是因為球隊奉行「天皇巨星式」的策略，其中包括貝克漢以及羅納度。

不過，勝仗集中在有錢球隊的現象並未出現在世界盃的層級。球員球技經過歐洲球隊的磨練，愈來愈多來自貧窮國家的球員也開始具備國際的競爭力。所以最近5回世界盃打進八強賽的球隊，平均而言，都有兩隊是以往從來沒有打到這麼前面的排名。

不過，國家層級逐漸拉平的現象並不表示所有國際間的差異都會就此消失。一般來說，拉丁文化背景的大國名列前茅，氣候溫和以及人均收入高的國家也是有一定的水準。

資本以及員工的跨國移動也值得考慮。近年來，英超多家球隊出現許多外資。不過巴西球隊的外國投資人卻顯然沒有這麼順利。達拉斯收購公司Hicks, Muse, Tate & Furst公司在1999年決定投資巴西的球隊。

誠如該公司合夥人所說的，「在巴西很難找到其他很理想的投資標的。如果你把美國職棒、籃球、足球和曲棍球所有球迷加起來，總數比起巴西的足球迷可還差一截。」

基於這樣粗略估算，Hicks, Muse, Tate & Furst公司和巴西聖保羅頂尖球隊哥林多簽下長達10年的合約，取得球隊的商業控制權，第1年投資的金額就超過6,000萬美元。

可惜的是，巴西足球的打法雖然引人入勝，但球隊人事鬥爭和腐敗的情形也不遑多讓。哥林多球隊贏得2000年的世界盃冠軍，但成績接著就一落千丈，球迷對於球隊換將、更換球衣顏色以及加碼大打廣告大表不滿。

2003年，Hicks, Muse, Tate & Furst公司和當地合作夥伴發生嚴重爭議（公司指控當地夥伴濫用資金）之後，終於決定退出，另外兩家大約在同一時期投資巴西球隊的外國投資集團也落得同樣的命運。

以上對足球簡短的探討可讓我們對全球化，以及全球策略建立哪些了解？

1.足球在全世界的發展和全球化許多經濟指標不謀而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達到高峰，緊接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之間逆轉，然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復甦，並創下多項紀錄。儘管如此，足球就是無法打動美國這個最大體育市場的事實也提醒我們，儘管創下種種新的紀錄，但全球化許多層面依然發展不均、也不完整。

2.足球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打入美國，再度凸顯出各國差異性依然不容忽略的事實。世界盃准許球員轉換球隊，但限制球員跨國的移動性，這一點也凸顯出政府以及機構要素的重要性亦是不容忽視，許多外商對英國球隊的投資成果比起對巴西球隊來得亮麗也是如此。這種種要素預示一套各國差異性的思考架構—CAGE架構，強調各國之間在於文化、政府行政、地理以及經濟面的差異性。

3.Hicks, Muse, Tate & Furst公司投資巴西球隊的故事，也凸顯跨國策略評估最常見的偏見：也就是對於「規模主義」的重視；可是這一點卻忽略了各國之間的差異。

4.足球隊採取的策略突顯各種因應各地差異的方法。我在此所說的是AAA（也就是因地制宜、整合以及套利）策略。因地制宜的策略是針對各地差異性加以調適，整合策略是試圖克服差異性，而套利的做法則是利用各地的差異性。

全球化總是會有引發爭議的負面「凶兆」，令人質疑這種發展究竟會停滯還是逆轉。企業應看清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而不是理想化，以便在跨國發展時能夠順利創造獲利。（本文摘自本書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