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B8)

當然,驟然被捲入到一個好評如潮的巨大的浪渦之中,我們並沒有喪失理智,因為我們了解國情,感到事情不會就這麼簡單,因為,在中國,講真話的時代還遠沒有到來。

,劃極右;在文革時,亂棍打死無疑。幸在今日,得逢天時之利,能夠出版,算是你們的萬幸。」

但是,我們堅信大家會理解,我們所以寫《中國農民調查》,完全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甚至可以說,是對執政黨的信賴與期待。

當然,驟然被捲入到一個好評如潮的巨大的浪渦之中,我們並沒有喪失理智,因為我們瞭解國情,感到事情不會就這麼簡單,因為,在中國,講真話的時代還遠沒有到來。然而我們仍然沒有想到,就在《中國農民調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宣傳部便對此書的宣傳「叫停」,並要求各地書店將該書「下架」。

昨天還是浪湧風馳,所有的媒體無不表現出高昂的激情;一夜之間,有關這本書的消息就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消失得乾乾淨淨,好像那一切原本就沒有發生過。這種巨大的落差,過去了很久,我們還都像被置身於一場惡夢。

我們至今鬧不明白,深受社會各界喜愛的《中國農民調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被「封殺」的真正原因,沒有誰直接告訴過我們。為此,我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屈辱與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又只能選擇沉默。

不過,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緊隨其後遍布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盜版書,迅速走進了千家萬戶,竟給了我們一種苦澀的欣慰。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日子裡,回憶起過去曾經發表過的激勵過我們的好文章,就倍感珍惜。

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黨國英在一篇文章中就這樣說道:「也許再過一百年,我們的後人將不大理解我們這個時代,但我們這個時代又是真實的存在──在這個時代,講真話需要勇氣,需要冒險。大家希望聽真話,因為冠冕堂皇的話太多,而真話卻不是到處可以聽到。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滿懷感激地閱讀陳桂棣、春桃夫妻的著作。」

真話不能問世,假話自然便有了市場。於是,我們作品中批評到的一個官員就站了出來,以損害了他的名譽權為由,將我們告到他所在城市的法院。接著,這家地方法院,就又以國家審判機關的名義,迅速將這個一般意義上的所謂的名譽權糾紛案,演變成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及其作者的政治審判。

司法腐敗,這是中國的一個老問題了,我們無力扭轉,所以撞向這個體制時,注定會受到傷害。但是我們仍然十分自信,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背後,有著太多太多的讀者在支持著我們;更何況書雖被禁,但書中這一章寫到的「白廟事件」是否就構成對這位官員的名譽侵害,畢竟還只是屬於事實與法律層面上的具體問題,與書的被「叫停」不應該是一回事,而且支持過我們的那許多的記者們,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要有新聞輿論的監督,我們對打贏這場官司,仍然是有著足夠的信心。甚至,為表明我們的一片愛國之心,當然也是遵照我們所在城市的市委領導的要求,莊嚴承諾:不接受任何境外媒體的訪問。

可是,有一天,當我們突然了解到,中國(當然只能是中國大陸)所有新聞部門都被告知,不准介入到我們的這場官司中來時,我們感到了巨大的震驚。不是說要「以法治國」嗎?禁止新聞媒體的接觸,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之公器」,將不再准許對這一案件的審理進行正常的輿論監督;所有關心我們的讀者,也都被剝奪了依法享有的知情權。

沒有人可以公開站出來聲援,不能說大家全是在明哲保身,但我們看到的,確實又是中國大陸傳媒的一次集體失語!

這以後,我們的一切的奮鬥,已不再是為九億農民呼號,而是在為我們自己伸張正義。因此,這期間,大量的故事注定會滲透著血淚,帶雷攜電!

現在,驚動了海內外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名譽糾紛案,終於沉寂下來。雖然這場官司打得艱苦,打得悲壯,更打得荒唐,但一切畢竟都水落石出了,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卻是,庭審結束已三年有餘,最後的判決仍遙遙無期。不用說背後的故事一定很精彩,因為黑箱使得案情極不透明,許多事還只是「懸疑」的狀態,也許這樣也最符合事物的邏輯。

當然,我們知道,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現在就來講述有關《中國農民調查》的這一場公案,仍然有著不小的難度,但是為不再受到良心與道義的拷問,也好向關心我們的讀者有個及時的交待,於是我們陸陸續續地寫出了有關這場官司的故事。當然,一切還得實話實說……。

(本文為《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序文,發言權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