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五天的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找到了小說《水死》的結局，但如果他要如《沖繩札記》一樣，寫出一本《台灣札記》，五天的台灣行有任何幫助嗎？

在尚未完成《水死》的一書中，大江要與內在的天皇精神對話，但是，對於「為天皇而死」這樣的時代精神，大江早已抗拒，相反的，他以小說支持代表民主、和平憲法的「昭和時代精神」，但是，大江能不能夠想像，兩種時代精神同時存在於台灣？

來台灣之前，大江就言明，他是來贖罪的；但就在今年四月，為了紀念日本開國一百五十周年，ＮＨＫ製作了一部名為《日本登場》的特別節目，但四月五日播出的第一集《亞洲的一等國》，介紹日本殖民初期，將原住民帶到倫敦日英博覽會表演等爭議事件。此一節目卻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不只日本右派強烈反彈，在日本的台灣人，批評這個節目破壞台日關係，而獨派人士，更批評ＮＨＫ是自虐史觀，就如日本右派對大江的批評。

這是多麼奇特的後殖民現象，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國民黨來台後，從未被完整詳細的討論，這麼多年後的今天，竟然成為一個美好的經驗，日本媒體難得出現對殖民經驗的反省，嚴重衝擊某些台灣人的認同感。

當然，這些獨派是極端的例子，但是，後殖民台灣中，確實有不少人將日本做為一種寄託，這是對早年國民黨統治極端失望的投射，以及對中國想像的拒絕。台灣認同分歧最明顯的象徵就是，不但兩岸之間對一九四九有著不同的詮釋，在台灣還有一種「代位歷史觀」，以日本明治維新為維新，之後就有如「歷史的終結」般，現存的一切都不算數。有時候，人們甚至會有一種錯覺，好像台灣並不存在，存在的是兩個想像的共同體。

這樣的台灣，和沖繩「形同而質異」，表面上都有孤兒被背叛的情結，但是，反省日本對待沖繩的關係時，大江可以維持道德的絕對性，讓自己面對一個憤怒的沖繩；但是，他如果願意觀察台灣，會發現大多事情是相對的，任何義憤都好像打到棉花上，讓人很沒力。

唯一幸運的是，和沖繩比起來，台灣是有自主性的。沖繩既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但也未受到日本憲法的保障；而現在的台灣，無論多不完美，卻是受到憲法保護的，在憲政基礎下，也許，有一天必須靠我們自己來寫出《台灣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