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因緣際會下接手一家小型修車廠。為了表示「坐辦公室的」與「拿螺絲起子的」逗陣無距離，我「順應民意」過了一段下班後排隊拿號碼牌，等候B.B.Call叫醒昏疲的雙眼，再驅車趕往「報到」KTV或保齡球館的夜生活。

看到一位平日預支薪水度日的員工，把一疊百元鈔阿莎力往桌上一放，豪爽地做大哥時，一口喉間原本微甘的澎大海瞬間沁出苦味；而為情勢所逼不得不也「比照辦理」時，我的心跟著一張張被少爺、公主抽走的鈔票抽搐。

煙味酒味彌漫、划拳聲充斥的KTV一直無法令我癡迷，後來我竭力婉拒這項令人不甚快的團康活動。唱歌、打保齡球若讓我選擇，後者毋寧是健康多了。　九○年代保齡球風靡全台，說一鄉一球館或許誇張，然而說它是「全民運動」一點也不為過。我在雲嘉的老家小鎮上就有兩家保齡球館，逢年過節返鄉老嫌說無聊的孩子們再不愁無處可去。鄉間已然如此，台北縣市的球館在假日非得預約才有球道可用，不論高手或半調子，幾乎人手一球袋，專用的球鞋、球具，架勢十足。球館舉辦的比賽經由電視轉播更是推波助瀾，一時「Strike」喝采伴隨清脆的擊瓶聲響徹島上各處。

然而不如KTV至今不衰的好運氣，保齡球運動也被愛趕熱潮的台灣人扔在時代的洪流中，夾帶著一間間關閉的、閒置的球館，和你家、我家儲藏室的球袋滾滾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