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一甲子，真令人側目的國力展現，反而是走資本主義改革路線之後。而「中華民國」敗退台灣，自當年被譏為「既不自由、也不中國」的「自由中國」，蛻變成現今「中華民國在台灣」，資本主義早已是台灣經濟發展的ＤＮＡ了，但真正促進台灣進步，而能驕傲華人世界的，無疑還是民主的不斷實驗。

中國的下一步，能否從專制威權，轉向民主開放，很多人會以「台灣經驗」當範本。台灣經驗的民主實驗，一路走來，確實很威權過，例如蔣家政權父傳子；確實很鴨霸過，例如一黨獨大；甚至，也曾反智過，例如箝制媒體、管控社會。然而，有一點不容否認，威權國民黨始終保留了一塊民主的招牌與櫥窗，多少民主種子，便經由這些民主土壤得到滋養、生息，而後有一代傳一代的傳承累積。

正因為，「民主」無論如何，是「自由中國」的櫥窗，遂使得西方民主理念，透過《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雜誌，以及大學校園裡不絕如縷的師承與教學，一方面開出了反國民黨的體制外民主運動、反對運動，另方面，也在國民黨之內，孕育出了改革派、溫和派的著床空間。

台灣的民主轉型，盡管發生過「美麗島事件」這樣的逆轉悲劇，不過，比起很多發展中國家，畢竟仍屬於「緩步達陣」的類型，原因固然多重，可是體制內的改革派與體制外的反對派，彼此間，基於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同體認，相互有接近的語言與民主共識，則是分析台灣民主進程時，不能不注意到的一項因素。若從這角度理解，蔣經國拔擢李登輝，而李登輝與台灣反對黨之間有相近語言，就絕非歷史的偶然了。

如果這分析，確有參考價值，那中共建政六十年，今後的走向，若非得在民主、開放上，更上一層樓的話，它黨內是否容許改革派（不止經濟改革，尤其政治改革）存在？這些改革派，能否與體制外的民主呼籲，有共同語言？尤其關鍵的，這些改革派自身對民主政治的價值與功能，是否夠了解？

政治很實際，改革派要存在，不能單靠政治強人是否給予機會。改革派自我的集體意識，是否凝聚到一個不容忽視的強度？他們的權力鬥爭技巧，是否比保守派高明？在在決定了一個威權國家轉向民主的時程與可能性。蔣經國晚年在想什麼，他沒留下紀錄，後人不得而知，可他明顯知道唯有走向民主，才是台灣爭取國際認同，對抗中國的不二法門，這是他比父親蔣介石高明的地方，亦是他，走進「民主台灣」，留給國民黨爭取民心最大的資產。

鄧小平時代斷送了兩位改革派領袖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卻留了改革開放的生機，面對這政經分離的弔詭，外界該關切的是，確保了經濟改革路線的不變後，中共體制內還有沒有民主信徒？而，誰又是中共的蔣經國呢？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