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B6版）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王若甫研究員認為，族群概念被提出時，它是描述一種文化和血緣團體、甚至祖先來源的差別，之後族群概念慢慢有了第二層定義，用來表達一種社會位置和地位，就是通常用族群去定義與別人的關係。

其實長期以來，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來，在日常生活中，族群根本沒有問題，只是到了選舉，台灣藍綠政治人物便以族裔來喚起族群的認同，藉以鞏固自己的票源。各族群也會基於政治或象徵性的利益而支持「自己人」。因此，民主政治的出現，不但未減少族裔意識，反而有增加之勢。族群動員、族群投票，基本上就是宗族意識的外顯化。

2004年3月20日，陳水扁連任成功後，4月12日，他在台北接見澳裔美籍的哈佛大學教授譚若思時，從皮夾中掏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福建詔安二都白葉村」，以示他本人一向不忘本，雖是台灣之子，但承認自己的祖先在大陸。

對此，陳水滾心裡特別有感觸，他說，陳水扁有次在台灣的客家電視台接受採訪時，故意從衣袖上掉出一塊布條，上面寫著「我是詔安二都人，我也是客家人」。那個時間點，他是在拉客家人的選票。

「都是政治的原因啊，要不然，怎麼會一樣水土兩樣人呢？人生就為了政治嗎？」陳水滾這位長年居於深山祖屋之中硬朗老人的話，表達的意思竟與現代政客--高雄市長陳菊相似。

的確，有時人性因政治而扭曲。儘管漳州後裔如今在台灣政壇大放異彩，他們雖同源同文同種，但卻因藍綠追求不同而彼此相鬥。他們正在書寫各自的政治人生，成敗功過，只有留待歷史的評價。

（取材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