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建政60年來，護照的申請經歷了從極為封閉到自由開放的歷史性轉變。《中國新聞周刊》近日專訪了數位大陸僑胞從1950年至今的生命故事，她們述說著20多年無法出境的心路歷程，成為見證大陸歷史的一部分。

1950年10月，陳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條小船，經由伊洛瓦底江，花一個鐘頭到緬甸首都仰光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搞不清楚自己的原名且任意編撰出生年月日後，「陳瑞珠」1950年版的新中國第一版護照宣告生效；她沒料到的是，前往大陸後，就再難回到生她養她的緬甸，一直到遲暮之年才能自由出入國境。

50年代國門緊閉

「陳瑞珠」到大陸的第三年，中國推出第三版護照，當時肅反運動和「反右」運動也正風行，任何人申領護照都可能被扣上「對社會主義產生動搖情緒」、「嚮往資產階級腐朽生活」和「右派」的帽子；這種對護照噤若寒蟬的生活影響了陳水珠的人生命運，也影響了眾多與她相似的僑民。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李愛萍回憶，從1950年後整整20年，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數只有區區幾十人，幾乎全部是歸僑，「上面嚴格控制人數」。

1964年，新中國第六版護照出爐，申辦護照時，政審是最嚴格的一道門檻，「一個人申辦，後面800個人調查著呢。」

這一時期，申辦一本護照需要填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前身為出入境管理處）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別交由戶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辦人所在單位和申辦人所在街道和居委會，當時被稱為 「內查外調」；在封閉風氣下，多數歸僑像野草般，在夾縫中苦苦求生。

60年代國家嚴審

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島的趙惠恩1954年返回大陸，1963年後他詳細填寫了四份申辦護照的表格，將家庭情況、海外關係、社會關係、自身簡歷一一填寫完整，申請事由包括母親患高血壓及心臟衰弱症、父親逝世後的遺產需要處理，以及土地必須辦理轉讓，否則將被取消土地所有權；結果趙的申請未被批准。

兩年之後，他再度申請前往香港，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關於趙惠恩申請去香港的請示報告》，報告認為趙惠恩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趙惠恩的姐姐曾攻擊當時的大陸 「不民主、不自由」；1957年整風時因罷考政治課被批判，隔年去港又一直未歸。

二是趙惠恩的姐姐與國內政治情況複雜的人關係密切。

三為申請理由不實，趙惠恩思想落後，好逸惡勞，怕艱苦，怕在農村勞動，不願在國內工作生活。

四是掌握一定機密。趙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課程內容是參考所內工作內容而制訂，屬秘密級。據此，報告「擬請科大黨委負責同志對趙講明，香港是個壞地方，趙身為原子核助教，去港對個人和國家均不利」；申請被二度打回。

2009年當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羅愛玲，抱出有關趙惠恩的卷宗時，發黃的卷宗已有200頁之巨。

70年代放寬出境

1977年鄧小平復出。他說，「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強調「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願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麼緊，繼承遺產、娶親等等，都可以出去。回來的也歡迎。」

1985年之後，去公安局辦護照的人明顯變多，辦理護照的表格從4份減為2份。市局存檔的一份不變，原來由單位、街道政審的程式通通交給分局負責，外事科每天要接待數百人。

每天晚上外事科關門時，總得出動3個壯漢，前面兩個連勸帶推讓排隊的人退到門外，門裡的壯漢趁機關上大門，對外面喊：「明兒再來！」外面的人說：「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號！」

80年代申辦洪流

1988年，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護照越來越熱門，作假也越多。有人把護照賣了，1萬塊錢一本，換個頭像、加個封膜也不難；護照的防偽技術面臨考驗。

1994年，北京啟用92版護照，出入境管理處也開始用電腦，警官們集體培訓、臨時工也得上課，學習電腦設計的模組，被稱之為「文盲普及式教育」。培訓了兩周就上崗了，很多人打字都沒練熟，手忙腳亂，老先生戴著老花眼鏡使勁在電腦螢幕上找： 「這個號在哪？那個號在哪？」

那時電腦跟不上出國人數的增加速度，嶄新的機器沒幾個月壞了一批。買的印表機一天到晚不停打，當時用的針式印表機，吱吱的聲音，工作人員就一天到晚不停聽，聽得人都受不了，工作量特別大。

從封閉到放寬

1992年，出入境管理處告別了東交民巷的平房，搬進了新建的辦公大廳。沒過多久，地方又不夠用了，只好再搬到警察博物館，1998年搬到位於北京市北二環東路的辦公大樓。

2000年，北京啟用97版護照，印鈔技術被引入，偽造護照困難，這個版本的護照比以前大大改進。2003年，普通市民只要帶上戶口本和身分證，公安局就沒有理由拒絕辦理。2009年，為因私護照晝夜排隊的情況，終於絕跡。

（取材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