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記者上杉隆為爭取新聞採訪自由，摃上日本不合理的媒體生態，要求民主黨遵守選前的約定，在執政後要對所有媒體開放自由參加記者會的資格，結果被官僚、媒體視為違反遊戲規則，無法掌控的不受歡迎人物而遭到封殺。

看到上杉孤軍奮戰，四處奔走、抗議，實在很想以身相挺，因為以駐日外國記者的立場來看，上杉事件也並非事不關己，許多外國記者在日本也都有類似的經驗，連各中央政府各省廳的採訪，都要經過各大媒體在各省廳內組成的非法人社團「記者俱樂部」之同意。

上杉的憤怒是可想而知、感同身受的，在日本不只是雜誌、網路、自由記者的採訪處處受限，甚至連外國媒體也被封建、不合理的採訪制度給綁架。

在東京有由日本各大媒體組成的「日本記者俱樂部」，及由外國駐日特派員組成的「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FCCJ）」，這兩個會員制組織都有固定召開記者會據點，但兩邊召開的記者會氣氛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有首相、大臣級的大人物出席時更是明顯。

記得過去自民黨前首相安倍晉三到日本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時，為了占個好位置很早就到會場，但前面中央的位置已被預留為保留席，隨後三位主流媒體知名的大老級記者坐上保留席。

待安倍演說結束，發問時間一到，主持人看似在全場物色舉手的發問對象，但最後點的卻是坐在最前列的三名大記者，後來會議草草結束，其他舉手的人都沒指望提問。坐第二排的我，跟身旁外國記者無奈地四眼相對，開玩笑說：「這一看就是事先套好招的記者會」。

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會經常會以場地不夠大為由，限制人數及參加的媒體，或者只許可幾家特定的外國媒體進場，有時還事先聲明，由於時間不夠無法開放給外國媒體發問。

相對的，在FCCJ舉辦記者會最大不同是，不拒絕任何媒體到場採訪，即使許多人沒事先報名，現場已被坐滿，工作人員仍然一直搬椅子，希望讓想參加的記者都能進場。FCCJ記者會會場還不到日本記者俱樂部的一半大，但經常都是牆上貼滿人似地在開記者會。

在FCCJ經常有各國、各媒體、各種身分的記者、作家到場，雖然記者會會先開放給會員提問，但仍開放給場上任何人提問，有時即使時間超過，都還會徵詢主講貴賓的意見，儘量延長時間讓想提問的人發問，也不會因為小媒體或國籍問題而永遠不被點到名。

不過，也因為這樣，對一些臨場經驗不足的政治家而言，上FCCJ演講是要有相當心理準備的，因為有時會被外國記者提些尖酸刻薄的問題而招架不住。日本傳統的記者會模式是，先唸演講稿，再針對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回答，因此不會有脫稿演出的大敗筆。

日本採訪環境的封閉、排他性，及採訪者和受訪者的緊密關係，使得封鎖消息變得很容易。已故前財相中川昭一今年二月在羅馬出席G7財長及央行總裁會後，在記者會上露出酩酊醜態，但當天隨行的日本記者卻沒人報導，直到隔天有外國媒體揭露此事，日本媒體才一口氣地打落水狗，中川也被迫辭去財務、金融相之職，這就是個明顯的實例。

民主黨反對政治被官僚把持，主張要回歸政治主導路線，讓國民做國家的主人，因此首相、閣員在記者會上都盡可能用自己的表達方式來發言，減少照本宣科的情況，這是一種好現象。然而民主黨仍無法完全擺脫日本長久以來封建式的新聞採訪文化，無法完全開放新聞自由，對矢言改革的新政權而言，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