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裡遠眺，你可以望見哈德遜河。它迷濛的河面平靜，當天空晴朗的時候，你甚至可以嗅得到它的氣息，一種平和、而又從容不迫的氣息。此時，我在紐約。

而我的想像卻要在這兒止住，因為另外一些事物堅硬地裸露著，它來自記憶，當它凸現在你面前時，竟使你不得安寧。這種使你不得安寧的東西，就是你曾經視為創作源泉的生存氛圍，那種你小心翼翼營造，漫不經心享用，你置身其中，卻又感到窒息的氛圍──它在我的祖國，尤其在北京。

深夜的北京西郊，公路寬闊，無遮無際，淒涼而凝重，猶如一位不茍言笑的老人，默聽著從他面前偶爾掠過的、姑娘從自行車上發出的嘹亮笑聲。還有，就是那些週末的瘋狂，候在市中心北京友誼商店的大門外，鑽進「老外」開來接你的小汽車，彎腰縮身藏車廂，躲過便衣門衛和持槍武警警覺的眼神，駛入「老外」的領地──東郊，外交公寓裡通宵達旦的晚會，抽菸、喝酒，美味佳肴，詩人、藝術家、「崇洋媚外者」，正和西方外交官、外國記者、「老外」們高聲地談笑。那是「西方」在「鐵幕」內真正的租界。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高佻、性感的白種女人。苦悶的發洩和藝術家式的逢場作戲。

更多時，詩人們聚在狹小的寓所裡進行嚴肅的文學探討。一本地下詩刊誕生的喜悅，以及對於「外面」，彼岸世界喪失細節的妄想，這是「地下」的生活，叛逆、刺激，還有冒險。在被限制的時空背景下，我們無節制地使用著，緊張而又興奮，我們都以為那會永恆。因為對外部世界的無盡想像，使得我們有著莫名的忍耐，那短暫的「昏迷」，激勵我們寫出清醒，或不夠清醒的詩作，並偶爾得以在燈光暗淡的大庭廣眾下朗誦。由此，我們產生錯覺，那可憐的「自我」瘋狂地擴張。悲劇，一場悲劇的喜劇穿插，竟使我們短暫地忘記了歷史，而歷史，那悲劇的網早已悄然張開了。

而此刻，我流落在異鄉，暫居在一位美國記者友人的公寓中。我埋在沙發內，正仔細閱讀著《世界日報》上細密的租房廣告。我在進入細節，生活中不容忽略的細節。終於，我確認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願的，可我自願地選擇了它。面對慘痛的、祖國的現實，我的所做作所為，此刻，已使我已別無選擇。

我的房間四壁空空，我去過美國五個城市，剛來時，我曾經一頭扎進書店，可此後，我沒有再進入過書店──因為我喪失了進入書店的喜悅。在這個國家，我是真正意義上的文盲。整整十個月，每天早晨醒來，我都清醒地意識到，我的思維素質在下降。我在試著回憶我讀過的書籍，我只能依靠回憶。在我北京的家裡，整整一面牆上有著齊頂的書架，陳放著大約一千冊藏書。那是去年，北京一個下雨的秋夜，風把樹葉刮得令人心碎。孤寂，我渴望有朋友突然的敲門聲，可它沒有出現。我搬過來椅子，爬上書架，找到擱放在頂層的小說《聲音與憤怒》。這本我已買了五年的書，是老福克納寫的，可我一直沒能把它讀完，這是一部意識流小說，它以福克納的家鄉約塔帕克郡為背景，瘋子班吉、他的姐姐、他家庭成員的心理和思緒流動，用對話和獨白展開。故事情節隱匿，通篇文字駭人地複雜卻純粹，小說大師的語言駕馭能力。它展示了人的精神歷史。可惜，購書時我太年輕，太「喧囂與騷動」，沒能讀完它。此時，我可以翻開書，就著秋風，和老福克納筆下的人物交談。

可此刻我在紐約，我在回憶，我僅僅能回憶。

流亡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孤立、隔絕，意味著語言的喪失，意味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乏。也意味著失敗，甚至，意味著面對失敗的無奈。

剛過去的五月底，一個令人激動的下午，我從紐約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澳大利亞作家朋友周思，他是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 (正巧，劉曉波在他外交公寓的家中），我告訴他，我要回國，我已訂好了機票，我再也不想這麼待在美國。可他卻對我說：「你回來做什麼呢？學運已經差不多失敗了，你回來也做不了什麼，貝嶺，請暫時不要回來。」接著，是我的沉默，電話線裡雙方許久的沉默，曉波也許正站在他的旁邊，他們在等待我的回答。可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想說的太多，可我已不能說什麼。五月，紐約和北京有著巨大的「時差」，那邊已成了世界的焦點，學生們眼中的「光明」與「黑暗」正在進行時間的較量，也許學運會失敗，可這真的能阻止我回國嗎？

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朋友們已在獄中，我卻因為「時差」而倖存著。某種意義上，我已經流亡。也許，我會終生流亡。對於我，一個妄想狂來講，我必須耐心，我，還要無盡地回味。

每天清晨，我都穿過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那鎮石般巍峨的建築，校舍寬闊而莊嚴。那些青春的面龐，陽光下，女生們美麗而嫵媚，學生們閒暇、或者來去匆匆。我來到東116街百老匯大道上的報亭，買一份每天必讀的中文報紙，有更多英文的報刊被行色匆匆的路人買走，那些報刊裡刊登著這個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它更豐富，也更客觀與準確，可我仍不能讀懂它。

世界太大，而我經歷與目睹的中國又太沉重。「布拉格之春」過去二十年了，那些倖存的捷克流亡者還在流亡。當初他們逃亡時，也有和我一樣的幻想，以為二、三年之內必能返國，整個事件會「平反」，那位在布拉格街頭阻擋蘇軍坦克並自焚的青年會被昭雪。可是，整整二十一年了，沒有根本的改變。作家米蘭．昆德拉仍寄寓在巴黎寫作，他已兩鬢斑白，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嗎？

1964年，赫魯雪夫被罷黜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延續了二十年，從現象上看，戈巴契夫倡導的改革似已不可逆轉，可索忍尼辛仍在美國流亡，儘管他傲慢地聲稱：我是絕不會比我的書更早回去的。明天會是怎樣？誰也無法預料，作家的職責不是對這個世界做出預言，作家的筆僅是寫出自己獨自體驗到的，這個世界真實或虛幻的存在。

流亡已經開始，你不可能把時鐘撥快，你要面對的生活是由許多具體的細節構成的。這就是流亡，一種沒有歸屬感的生活，它構成多重的困境，它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種嚴酷的存在。你在向它發出追問，它也在向你發出追問，甚至，它還索要追問的結果。

用堅忍的意志力，用信念，用全部慘痛的記憶，承受吧，因為──你還沒有喪失眺望世界的能力。

寫於1989年8月，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