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北京，大陸醫療體系金字塔的最頂端，聚集著絕大多數的權威專家和頂尖儀器。於是，大陸的病患們，從農村到城鎮，再由城鎮轉向省市，最後，形成進京看病的大軍。

和其他所有計畫資源一樣，大陸的醫療資源分布，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體系最末端，往往難以得到醫療資源品質保障。

在大陸，根據醫生的醫史和經驗評級分為普通醫師和專家醫師，其中，掛號也分為「普通號」，即普通醫師，以及「專家號」，即專家醫師，甚至還有「主任號」。專家號費用比普通號貴，為了得到看病機會，在北京各大醫院門口，看到通宵達旦、大排長龍的人潮，並不稀奇。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專家號」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於外地。進京看病大軍加劇北京醫療資源緊缺的同時，也催生了龐大的看病經濟圈和寄生產業。

原本一個只需14元（人民幣，下同）的「專家號」，經「號販子」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號販子，在供需極端失衡下，給沒有關係的進京看病者一個「市場途徑」。因此，如何確保醫療體系公平給予患者醫治環境，是大陸醫療體系一個難解的習題。

40歲的沈盛華帶著從小患有自閉症的兒子董健（化名），從山東蓬萊老家來到了北京。為的是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再做一次磁療。同一天，江蘇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紅斑性狼瘡的妻子張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徐州的醫生束手無策，北京是這對夫婦最後的希望。為了治病，董健跟著他的媽媽，張雪梅跟著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醫院附近 形成看病「村落」

北京海澱區的花園北路，長年壅塞，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站滿了說著一口各地方言的人們，這是一條連北京計程車司機都會刻意繞開的路。路的北邊是北醫三院，大陸最繁忙的大醫院之一，路的南邊是塔院社區和郵科社區，從全大陸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已經把這兩個普通的北京社區徹底改造成了一個「住院部」。地下室、社區裡的招待所和賓館，都擠滿了等待看病的人們，甚至連民宅，也幾乎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積水潭醫院、天壇醫院的周邊，儼然已經形成了規模不一的「看病村」。這裡聚集著像沈盛華、蔡建超這樣的外來家庭，為了治病，有些人乾脆在這裡長住。進京的病人構成了這些區域的經濟形態，補品店、藥店、醫療器材店、小旅社、號販子圍繞著「看病」這個主題，形成了一個個的「看病經濟圈」，甚至臨近社區的房價也因此高漲至每平方公尺2萬到3萬元（相當於每坪新台幣31至47萬）。

民宅充旅館 收費不便宜

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寄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北人、山東人和河北唐山人幾乎壟斷了北京醫院周邊的住宿市場。一種沒有營業執照的家庭式旅館很受病友歡迎。旅館就開設在普通民宅，外觀和普通北京社區的房子沒有兩樣。房客們大部分來自大陸北方，為了治病臨時合住在一起。

「蔣姐」在塔院社區開設旅館已經5年，其中一間3房1廳的民宅，住著3戶人家，都是等待就醫的病人，每個房間每天收費120元，客廳裡的床鋪每天收費30元。蔣姐經營的幾處居所主要服務「生殖科」的看病人群，一天25元，就能獲得孕婦營養服務。蔣姐負責照顧孕婦飲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雞湯。另外房子裡的廚房和廚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料費。

沈盛華就住在蔣姐位於塔院社區裡的一間廉價的地下室。20平方公尺，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不透光，一打開門黴味撲鼻。在生命和體面之間，沈盛華決定，把更多的錢留給孩子看病。

地下室的收費較便宜，房間的價格每天40元左右，如果單租床鋪，包月只要700元。連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則露宿在外，夜裡，他們時常帶著鋪蓋直接睡在醫院的掛號大廳。

看醫生要找對門路

對某些人來說，住宿並不是什麼大問題。蔡建超是一名地方鄉鎮幹部，妻子是小學語文老師，在無數上京看病的人中，他們是相對有財力的幸運者。不過他很快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資源，遠遠超出一個鄉鎮幹部的活動能力。

接連3天，他分別到協和醫院西院排隊掛號，最後都無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點半趕到醫院時，隊伍已經蜿蜒至掛號廳門口；第二天淩晨2點，他再次趕到協和，發現打地鋪排隊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開始排隊。

蔡建超很難想像世界上有如此擁擠的醫院，在他的老家，江蘇省西北部的沛縣，醫院十分冷清，病人輕易就能掛號、打針、吃藥，有時，醫生閒極無聊就在看診室裡打起牌來。不過地方醫院的能力讓他深深質疑，醫療事故時有耳聞。

在排隊無法如願掛到號的情況下，蔡建超只能開始尋找「關係」。他找了在北京軍區、公安部、林業部、農業部工作的老鄉們，結果發現沒有醫院內部的關係根本進不去。

（文轉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