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花季女孩,在一次車禍中同時喪生,兩個擁有城市戶口的孩子都獲得20多萬元賠償,而另一位農村戶口的孩子所獲賠償只有9萬元,這個「同命不同價」的案例,讓大陸現行死亡賠償標準屢遭質疑。

「同命不同價」,實質上是針對人身損害賠償的人為城鄉畫界。現實生活中,不少案例表明,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能和城鎮居民「同命同價」-各地死亡賠償標準一直各自為政,同樣的案件,省區市之間、同一省區市內不同地方之間,標準都不一樣,有時賠償額甚至相差數倍。這是人為地將生命畫分了等級,埋下了社會衝突的地雷。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變成「新市民」,「同命同價」與「同命不同價」的博弈,已經越來越突顯其重要意義。

「同命不同價」有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歧視農村人口的嫌疑,是封建社會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遺毒,真正的民主社會中所有公民都應具有相同的國民待遇。值得欣喜的是,近期死亡賠償「同命同價」的案例讓人眼前一亮。比如今年7月份上海打工的4名農民工在無錫遭車禍遇難,「同命同價」均獲賠230餘萬元。

死亡賠償「同命同價」應該成為制度常態,雖然「同命同價」並不符合法律語言所要求的嚴謹與規範,但它能夠更好地向普通民眾傳達司法公平的理念。生命本是無價,但在生命權受到侵害後,需要以金錢方式進行賠償,就涉及賠償標準問題。

近幾年來,司法實踐不斷地努力打破「同命不同價」,時值如今,催生死亡賠償「同命同價」成為制度常態,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