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牛病最早於英國被確認,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狂牛病與庫賈氏症的相關性被正式提出。而同一時間也是德國思想家烏爾瑞希.貝克(Ulrich Beck)的「全世界風險社會」理論提出的時候,這也使得有關狂牛病的討論,成了當代政治社會哲學裡一個具有教科書意義的課題。

貝克教授的「全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理論裡,有關狂牛病的討論極多,其中對台灣特別有警示意義的,乃是下列幾點:

第一,狂牛病的爆發及它所造成的政治社會效應,已將傳統科技理性和技術官僚那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本質盡現無遺。所謂的專家官僚對「狂牛病──庫賈氏症相關性」這種新的不確定性完全無能為力,也不能在合乎邏輯的基礎上做出人們可以信任並放心的解釋。於是就只剩下官僚系統那種純屬轉移問題的表演,包括農業部長的女兒在電視機前猛吃漢堡,大官拚命宣稱人們的受害機率是如何如何的小,後來上任的首相布萊爾也上電視猛吃基因改造的食物等,所有這些作為,都是「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也是一種近乎欺騙的掩飾問題。於是就在官僚要人們放心的同時,人們的不信任遂轉移方向,造成英國及歐洲牛肉產業的崩潰,單單一九九六年英國畜牧業即損失達卅億英鎊。

第二,狂牛病的處理,暴露出了官僚們那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換句話來說,這等於是將狂牛病的風險丟給每個國民自己去承擔,在概念上這乃是「風險的個人化」。狂牛病會加速英國保守黨政府的下台,不是沒有原因的。狂牛病再加上其他問題,如地球暖化和氣候異變,以及變種病毒的禍害增加,已透露出人類由於對自然環境的擾亂加大,其實已出現了一種新的「地球政治學」。官方的說詞與人們的認知已開始出現巨大的裂痕,這也意謂著對這些具有一定科學內涵的此類問題,過去的那種技術官僚的獨斷風格已到了難以為續的時候。如何以透明、公開、另類思考,以及與民對話的方式開展出新的政治模式已愈來愈感迫切。

第三,它暴露出過去那種相信人定勝天,科技理性足以解決一切問題,至少也可透過機率計算和管控來搞定問題的「第一種現代性」的有時而盡;未來已需要一種自我挑戰,自我改變的「反省性的現代性」。由媒體在狂牛病、地球暖化等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已顯示出風險社會裡的信息分享及解釋已日益重要,人民的角色也跟著日益突出。在深層的意義上,這也是一種社會自我保護及社會爭取殘存權的顯露。

在此特別提出當代「全世界風險社會」理論裡與狂牛病有關的幾個要點,乃是要指出一個根本性的新趨勢,那就是自從工業及科技革命以來,它在發展的前提下已為人類開創出一條「現代性」的道路,包括深層技術官僚體系也都是這種現代性的一部分。但隨著人對自然征服的加大,人類對自然的干擾也增多,諸如氣候、病毒、健康、食物之類的問題已日益成為新的風險課題,它和過去人們說的車禍意外事故的機率有多大,船隻遇險的機率有多少等完全不同,現在所說的風險乃是指人類選擇所造成的後果裡所附帶的必然部分。

正因有著不確定性極大的這個部分,因而人在做選擇時,自然已需要有新的民主參與模式和新的責任意識,它和過去那種官僚體系獨佔的舊模式完全不同。如不能領會這一點,而仍企圖用舊模式處理新問題,那麼極可能的後果就是做不出對的事情來。英國處理狂牛病一塌糊塗,成了風險理論裡的重要負面教材。而今天台灣所出現弊病,如官僚體系那種「被組織化的不負責任」,「風險的個人化」,在科技管理上缺乏透明,其實都是外國失敗經驗的反芻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