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楊倫東是中關村科技園區內「台資」公司永順通訊科技的高級台幹,負責研發工作。該公司大陸籍業務員蕭勇跳槽到深圳的「內資」公司達輝科技任職,績效卓著,不到半年時間就買房買車。看到蕭勇的意氣風發,加上蕭勇的極力推薦與慫恿,楊倫東毅然以「太太病重需返台照顧」為由向永順公司遞出辭呈;公司雖然不願,卻無法拒絕,只好給了三萬元人民幣的紅包,除感謝楊倫東多年來的貢獻外,也表達歡迎其隨時歸隊的期待。

在楊倫東離職後不到二個月的時間,永順公司業務人員在廣州參加通訊行業的業務交流會議時,發現楊倫東以深圳達輝科技公司高級顧問身份參加該次會議,蕭勇更以達輝公司業務經理身分與永順公司的諸多舊客戶群進行交流,他們的發言與表述,有很多內容直接涉及永順科技公司尚在研發中的科技機密與相關的商業訊息。

永順科技公司在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在公證處的公證下做了大量調查工作,確認蕭勇與楊倫東在離職後都在深圳達輝科技公司從事通訊業務的工作,而達輝公司與永順公司在同行業中屬於直接的競爭對手。在瞭解這些情況後,永順公司根據蕭勇二人都曾與公司簽訂《保密協定》的理由,火速向蕭勇等二人所在地的深圳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他們支付違約金並不得在達輝通訊公司工作。

大陸人無罪 台灣人有罪?

蕭勇根據《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第17條:「競業禁止協議約定的補償費按年計算不得少於該員工離開企業前最後一個年度從該企業獲得的報酬總額的三分之二」的規定,認為他在離職時僅拿到一萬二千元人民幣,按比例比算,他與楊倫東拿到的離職金都只是年薪的一半,所以永順科技公司無權提出這樣的要求,因此蕭勇很積極地奔波,想保住眼前的這份好差事。由於楊倫東甫離開永順公司,財力有限,無法配合蕭勇提供律師費及辦案費用,兩人因此分道揚鑣、各自努力。仲裁結果出台,台幹楊倫東不僅從離職起一年內不得在達輝公司工作,更需支付永順公司違約金;至於蕭勇部分,仲裁書認為他完全不受競業禁止的限制。

楊倫東在獲知兩人同案卻不同仲裁結論後,心灰意冷地返台尋找工作,企圖走出人生第二個事業的春天。然而在茶餘飯後,楊倫東總是感慨地以「親身經歷」向友人訴說他的大陸經驗:大陸確實有法律,但只對台商管用,對有門道的大陸人,那就「官字兩個口」,當官的高興怎麼說怎麼算,台商要認命。

解析

台灣的競業規定不及大陸完備。台灣的法律對於員工「任職中」的競業禁止固然有所涉及,但對「離職後」員工相關競業禁止或保守秘密的義務,卻無任何明文規定,因此台商朋友對大陸有關員工「離職後」所負有競業禁止義務的規定,相對陌生。

從理論上言,員工「離職後」的競業禁止涉及了兩項權利:一是企業的知識產權,二是勞動者的勞動權。競業禁止有利於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但運用不當會損害勞動者的擇業自由權,這會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形成障礙。

因此,立法例多設法平衡企業知識產權與個人擇業自由權,使其既能保護企業在知識產權上享有的正當權益,又不會非法妨礙勞動者的擇業自由與勞動力的正常流動。

在大陸勞動合同法中有關員工離職後的競業禁止義務有三個重點:

關鍵職務才受規範

一、競業禁止的對象應為掌握公司商業秘密的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因為只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才有可能接觸、知悉、掌握有價值的商業秘密,才可能會損害企業的知識產權。

若不論是否有機會知悉公司的商業秘密,一律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企業所有員工均列為競業禁止的對象,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而且會損害勞動者的擇業自由權。公司如違反此項要求與一般員工簽訂《保密協定》,該協定基本上是沒有拘束力。

本案中蕭勇在永順科技公司原擔任一般的業務員,這是該公司最基層的員工,而據調查了解,永順公司員工都要簽《保密協定》才能辦理離職手續,因此蕭勇縱使在離職前曾與公司簽訂了《保密協定》,但因蕭勇並非永順公司可獲知商業秘密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該《保密協定》依法對蕭勇並無法產生拘束力,勞動仲裁委員會即是依此規定裁定蕭勇不負離職後的禁業競止義務。

競爭限制不超過三年

二、競業禁止的期限應該合理。商業秘密通常都有一定的時效性,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任何的商業秘密都可能在三、五年內就喪失了保密的價值。而且競業禁止的時間如果過長會導致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同時對企業也不經濟,因為企業依法必需給予經濟補償金。

但究竟多長的期限算是合理,大陸各地方性的法令稍有不同,依《(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規定:「競業限制的期限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最長不得超過三年。」而本案中,蕭勇、楊倫東與永順公司簽訂的《保密協定》期限都是一年,符合合理性的要求。

三、給予勞動者合理的經濟補償

競業禁止限制了勞動者的擇業自由權,必然給勞動者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多數立法例都存在:「約定競業禁止條款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保護性條款。

各地補償標準不一

至於地方性法律法規所訂的補償標準也不盡相同,例如《(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規定:「企業應當依照競業限制合同的約定,向負有競業限制義務的員工按年度支付一定的補償費,補償數額不得少於該員工在企業最後一年年收入的二分之一。」

這與珠海市所頒行「企業與員工約定競爭限制的,在競爭限制期間應當按照約定向員工支付補償費;沒有約定的,年補償費不得低於該員工離職前一年從該企業獲得的年報酬的二分之一」的規定,幾乎相同;但深圳市的補償標準則如上所述,其總額為年薪的三分之二。

在這個案子中,蕭勇「誤以為」自己與永順公司簽訂的《保密協定》是有拘束力,當他在深圳努力奔波查詢後,發現深圳市有關補償金總額的底限是年薪的三分之二,因此蕭勇再度「誤以為」永順公司沒有請求權的基礎,孰不知本案應適用的是《(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中有關年薪二分之一的規定。

由於蕭勇對大陸法律法規的錯誤認識,當他要求楊倫東分擔辦案費用時,誇大其詞地將自己錯誤的法律判斷加予渲染與肯定,這又將錯誤的法律訊息傳達給楊倫東,後來楊倫東因資力有限未能全程參與蕭勇的活動,再加上仲裁結果,二人的命運有如天壤,這一切的總和就形成楊倫東腦海裡無法抹去的大陸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