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因政府信息公開而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開始大量湧現。其中,固有公民勝訴的零星個案,但多數「信息公開之訟」均以法院的拒絕受理或原告的敗訴而告終。於法庭之外,一些公民向行政機關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多數申請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

走出政府信息公開的「玻璃門」是公眾期盼,也理應成為司法機關努力的方向。有消息稱,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於11月2日對外公布《關於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公開徵求修改意見和建議。作為「准立法」的司法解釋,以往多為最高法院自行制定了事,少有主動公開的情節。今日之「規定(徵求意見稿)」涉及政府信息公開和公民知情權,最高法院主動採取公開徵求民意的開明之舉,從司法解釋的制定程序上看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如我們所知,司法解釋的功能並非另立新法,而是對現行法的「解釋」。既要「解疑釋惑」,在遣詞用語上就要明確具體。而察看「規定(徵求意見稿)」,不少條款在保障公民知情權和推動政府信息公開上,均有語焉不詳之處,其中一些還頗顯關鍵。如若不予 修改,司法仍將難以打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面臨的那道「玻璃門」。

從司法實踐中看,保守國家秘密與政府信息公開之間也確實存在一定的矛盾。《條例》對於國家秘密與公民知情權的關係,有了不同於「保密法」的全新理念。根據「新法優於舊法」,似乎又應適用「條例」而非是「保密法」。這些法律衝突,正需要司法者的智慧來明是非、促公正。如果法院只是為了更好協調與行政機關的關係,而在司法解釋中預先埋伏了若干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合謀」就會變得難以避免。  「保密法」已從1995年開始修訂工作,修訂方向就是要努力校正過去對公民知情權的漠視。司法機關大可順應時代潮流,爭取在現行法框架下推動政府信息的有效公開。司法更應和民意一道推動保密法的修訂,以多種渠道來協調立法衝突,從而更好為公民知情權保駕護航。

(摘錄自《東方早報》2009-11-03。作者王琳為海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原題:「司法應如何為政府信息公開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