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四期環評爭議以來,雲彰地區農漁民帶著農作、蚵殼、舉著白布條四處抗議,時序有如回到一九八○年代:戰後急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汙染後果,讓許多受害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當民眾陳情千百次還等不到公權力伸張正義,被迫自力救濟,以圍廠、堵路、遊行、包圍政府機關等為自己主持環境正義。這些行動迫使政府設立環保署、制訂各種環保法令如《公害糾紛防制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逐步將環境爭議導入制度性管道,台灣社會向環境現代化邁進。

然而,近來執政當局在面對包括中科四期開發爭議所採取的種種舉措,民眾對環保機構與制度的信任度陷入空前的危機,令人憂心台灣邁向環境現代化的進程正不進反退。

首先,環境民主進程堪憂:中科四期審查過程中,環境主管機關獨斷地制訂遊戲規則(如旁聽要點、延續會議等內規),阻礙民眾與環保團體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環評審議。環境爭議無法透過制度性管道釐清問題、充分溝通,重傷台灣環境民主。其次,開發先行,埋下日後更多環境爭議的導火線:中科四期環評過程,諸多環境問題未能釐清,如高科技廢水空汙毒害特性對中部農漁牧業的衝擊、地層下陷的疑慮等,而環評卻已強行過關,不僅使民眾對既有制度性管道失望,也埋下日後爭議的導火線。比如中科廢水的去處,竟然留給開發單位自行決定,或者如其它科學園區一樣掠奪農業用水與地下水源,日後爭議恐將愈演愈烈。

再者,主政者與環境科技官僚未能正視「合法不等於沒汙染」、「目前缺乏科學證據也不等於沒問題」的事實。當民眾早已深諳當代環境問題的風險性質,要求正視科技電子業製程產生的複雜毒性物質、落實環境預警原則,環境技術官僚卻屢屢保證高科技製造安全無虞,徒增社會對環境保護機構的不信任。

最後,環境與科技官僚援用環境法令與科學數字,全然否認民眾對高科技毒害的身體感受與心理擔憂,漠視既有科學的有限性以及常民科學的價值。當民眾告訴環保機構宵裡溪魚群消失、沿岸農田稻米不結穗、連福壽螺也活不了,這些環境觀察與身體感受,正是環境惡化的極大警訊。環境保護機構不思徹底解決汙染問題,卻搬出一堆數據與法令,否定民眾的感受與觀察,極可能延遲了台灣社會解決各種潛藏的汙染與危害。

當社會大眾發現,既有制度管道失能、環境保護機構不為環境把關,環保署、國科會只是高科技業者的開路先鋒,對食品安全、永續農業、生態環境渴望的社會大眾以及被壓抑的受害民眾,顯然極有可能走上一九八○年代自力救濟運動的老路。而這將是對過去二十年環境現代化歷程的最大諷刺。

(作者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