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稅是否開徵炒上檯面、引起股市恐慌之後，行政院吳院長在立法院公開宣示並沒有立即開徵該稅的打算，風波遂告平息。但在事後，馬總統與吳院長分別都對外鄭重其事地表示，能源稅風波是因為研究執行單位在政策定案之前先行對外發言，才造成政府的困擾；以後研究單位應該要謹言慎行云云。我們對於兩位最高行政首長這樣的發言深感不解，也認為把政策紛擾的責任推給學者極為不負責任。但這件事背後的心態與矛盾，恐怕更值得提出來檢討。

據了解，負責能源稅研究的教授，其實是接受賦改會與財政部的委託，而執行其研究計畫。在十月中旬能源稅案引發風波之前，該案早已向行政院簡報多次，並在賦改會的工作會議、委員與諮詢委員聯席會議、委員會正式會議總共討論過四、五次。以聯席會議為例，出席人數近五十人，外加列席者總共不下百人，他們都看過研究資料與簡報。諮詢委員組成複雜，有工商界代表、立法委員、前任政府首長，族繁不及備載。

而賦改會委員之中，除了學者也包含多位政府首長。每次賦改會討論會後，媒體記者幾乎人手一份資料，財政部官員對於記者查詢也不吝回答。這麼長程、這麼廣泛的公開討論過程，媒體都有披露、府院亦皆知曉，怎麼突然有所謂對外發言困擾的問題？百餘人長達兩個月的反覆討論，馬總統與吳院長又怎麼知道這對外發言的人只有負責研究的學者？難道國安局進行過調查？難道官員胡亂怪罪學者以為己卸責，他們就全盤接受？

其實學者與媒體的角色十分相似，都是政府官員又愛又恨的對象。媒體針砭批評時政，其呈現真相、報導政策、揭發陰暗、評論時局，常常給主政者帶來不小的壓力。學者則是擅長從冷靜與抽象的角度切入政策，予以系統與理性的抽絲剝繭，提出另一種層次的批判。正因為媒體對政客有殺傷力，所以政治人物平常都習慣性地懷柔親善，希望批判的聲音能和善一些、溫和一些，最好能與主政者合流，對當權派多所吹捧。但是，一旦政策引發爭議、輿論群起撻伐，許多官員都會說：「那是媒體斷章取義、亂寫的」，把自己處理不善的責任，完全推得一乾二淨。

以這次能源稅爭議來看吧，既然是增稅之議，則不論是增哪一種稅、要何時開徵、如何執行，都一定會有爭議與反彈；這幾乎是台灣政治生態所能預期的必然，與哪一位學者多講話或少講話都無關。問題的關鍵是：既然能源稅與馬總統政策白皮書內容一致，則政客們就必須要認真地捫心自問：「我究竟敢不敢執行？」如果行政首長根本就沒有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心理準備，在爭議掀起之後就立刻撤守，再責怪幫忙做研究的學者，那就相當令人失望了。

相對於媒體，台灣學者的角色更是難堪。因為媒體有反擊的力量，政客們批判媒體總是點到為止，極少有鄙夷的口氣或責怪的語調。但是他們對學者則不然；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文批判之風，在科技掛帥的時代已然式微；而政府首長身邊有一大群身掛博士證書的政務官，也使得他們不太能分辨學者與部屬之異同，誤以為知識分子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僚屬，遂有首長高官動輒貶抑學者專家的荒謬現象。

當年，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對於學界奢宿總有一分發自內心的尊重。他不時招待大學者數日長聚請益國是，據說還親自挨門挨房為學者們送棉被，以示禮賢下士。現在，總統與行政院長都是台大畢業的高材生，小小能源稅的爭議就輕率地歸咎學者發言，主管部會一事無成的責任卻是隻字不提。學者做研究只是木訥剛毅地奉獻自己的智慧，就算沒有主政者噓寒問暖的形式尊重，也不該成為政策紛擾的替罪羔羊吧？能源稅掀起波瀾可以亂怪學者，美國牛肉弄得烏煙瘴氣，總沒有學者事先走漏風聲吧？難道也該找個學者出身的官員，遊街示眾以為己卸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