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外,談到中國的網路,人們都會不斷追問一個問題:「網路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筆者曾經在《眾聲喧嘩》一書中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我的觀點是,與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在對政治自由有嚴重限制的國家中,網路的政治作用存在較大不同。

網路介入的政治作用

在前者中,網路介入選舉政治,網路為政治候選人提供了發表政綱、籌資、招募志願者等等功用;同時,網路成為討論更加廣泛的政治議題的場所,例如,少數群體的議題現在可以獲得更大的聽眾,一些不被重視的議題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機會。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網路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潛力。在這些國家裡,網路不只是在傳統媒體之外的信息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網路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

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並不能保證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 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網路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在網路的環境下,公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信息的豐裕和即時也都有了較大提高。

其次,網路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於網路的交互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對於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網路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無論是2005年「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路和手機在全國多個城市協調發起的支持自己喜愛的明星的活動,還是2009年網民針對「綠壩」展開的集體抗議行動,都初步顯示網路作為組織民眾手段的作用。

由此,一種新生事物開始在中國出現:它就是網路社群。

簡單的群體構建

群體行動賦予人類社會以特殊的性質,任何對群體做事的方式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變化不會不發生,也不會一切都不變。任何既定機構發現自身不得不變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變化全部來自於一個深刻的根源:具備新能力的群體在形成,它們的工作無需遵循傳統的管理規則。

我們最近的通訊網路──網路和手機──正是形成群體的平台;為這些網路開發的很多工具,從郵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機,則視群體構建為理所當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十分重要,因為渴望成為群體的一員,在群體中與他人共享、合作、協調一致行動,是人的基礎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交易成本的抑制。由於形成群體已經從困難變得極其簡單,我們正看到,短時間裡湧現出來大量有關新群體類別的試驗。在許許多多的領域,群體能夠施加迥異於個體的力量。

所謂群體行動指的是許多個人或團體,基於推廣特定觀念,或針對反對力量所採取的一種集體目標行動。在每一樣態的群體行動中,網路都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種角色。

網路與社會動員

「有印刷機的人才有新聞自由」,這句老話指出了新的變化的重大意義。如今在線上講話即是出版,網上出版即是與他人關聯。有了全球範圍接入的出版,言論自由就成了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就成了集會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帶來的變化在較不自由的環境裡將更為顯著。任何時候,當你提高一個群體的內部溝通能力,這個群體能夠做的事情也因之改變。至於他們會用那種能力做什麼,則是另外的問題。

當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普及開去,我們的社會可能將發生什麼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將會有比過往曾經存在的多得多的群體出現。這是件好事情嗎?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諾的群體大爆發將會使社會獲得利益嗎?

第一個論斷是基於群體行動的淨價值,群體行動新增的靈活性和力量的好處將壓倒其不利之處;第二個則是基於政治性的假定,當前的變化是好的,因為它們增加了人們按自己的意願說話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會應該追求的東西。

群體力量的普及

不過,即便支持自由的論點也存在某種危險,即誇大了我們對群體能力的新變化能擁有的控制程度。我們的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卻不像這樣。我們對於工具的傳播有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們能使船調頭、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因此,我們的首要挑戰不在於決定我們想去哪裡而是在去的過程中能夠扶好坐直。幫助群體形成的那些工具的發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術變革,而更像已經開始的一場運動。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於這些工具是否會普及或改造社會,而在於它們將怎樣做到這一點。

(摘錄自《南風窗》,作者胡泳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