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閉幕式及酒會於10月18日下午四點半在書展國際中心場地舉行,而書展國際中心亦隸屬於德國外交部。原本被書展告之「可能將有閉幕致辭」的貝嶺和戴晴,於18日當日受到書展國際中心主任彼特‧利浦肯(Peter Ripken)電話及當面告知,兩人可能的閉幕致辭已被德國外交部取消。部份德國媒體在採訪了戴晴、貝嶺和彼特‧利浦肯之後,在重要版面上刊出報導。19日上午,法蘭克福書展公告﹕「彼特‧利浦肯(Peter Ripken)被解除法蘭克福書展國際中心主任的職務,且立即生效。」書展方表示,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是「一段時間以來,利浦肯與書展主賓國中國方面的協調出現困難。」

我對彼特‧利浦肯先生被立即解除法蘭克福書展國際中心主任的職務一事,深感震驚和沉重。作為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斯(Juergen Boos)邀請的客人,我全程參加了2009年10月13日的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及10月18日於國際中心舉行的書展閉幕式及酒會,亦經歷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的許多重要時刻。我曾受聘為2003年臺北國際書展特約策展人,並特別負責國際文學交流項目,深知負責書展國際交流項目的挑戰。

近20年來,利浦肯先生推介了許多第三世界作家成為國際文學共和國中的一員,他致力於維護法蘭克福書展自創辦以來所堅守的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傳統;他為國際作家議會創設的作家避護城市國際計劃的推展、為流亡作家在非母語環境下的寫作付出了心力,這一切,我都銘記著。他和法蘭克福書展前主席衛浩世(Peter Weidhaas)可並稱為法蘭克福書展六十年歷史上貢獻最大的二人,我稱他們為「書展雙彼得」。

我跟利浦肯先生認識已逾十年。1998年初夏,因獲德國柏林文化基金會獎助,我在柏林附近的文學藝術工作營居住近半年,因悉知他多年來在書展上推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學的聲譽,遊訪法蘭克福時曾特地到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我們有過關於世界文學及中國文學的交談。至今,我還保留著他當年的名片。

自2009年3月初始,我們再次聯絡,並因9月份將在法蘭克福舉辦的「中國與世界:真相與感知」國際研討會有過許多email和電話的互動。此刻,我懷著感激回憶我們曾有的交談,這種交談有時更像是朋友間的討論,而不是書展國際項目主任和一位可能與會者的事務性聯系。是他決定邀請我以流亡作家身分參加這一國際研討會,並對我當年創辦獨立作家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及傾向出版社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並表示,這個研討會必須要有中國官方聲音以外獨立作家的聲音。而後來發生的一切,他未能堅守他曾要致力的多元參與,應非他的初衷,也有違他以往的堅持。「書展研討會事件」的發生,證明了法蘭克福書展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時,在面對中國官方以逾千萬美元資金投入書展為後盾的諸多要求時,書展創辦以來所有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經驗都是難以應付的,書展方進退失據了。我真不能想像,書展與2009年主賓國簽約合作的對象竟是惡名昭彰的新聞及出版審查機構──中國新聞出版總署(GAPP)。就如我在書展國際中心閉幕酒會時與對利浦肯妻子所說:他此次打交道的是複雜、特殊的專制中國,這可能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挑戰。

可錯誤再次發生了,這一錯誤幾乎重蹈了一個月前書展國際研討會的覆轍。當中國官方在書展上鋪天蓋地展示著群體性、國家至上和對作家的管控時,相對於中國官方龐大的作家代表團,處於少數的流亡作家和異議作家在書展的閉幕致辭就具有了象徵意義,當這個象徵被無視時,書展就得面對一個痛苦及不光彩的尾聲。對書展閉幕式方式有決定權的德國外交部書展項目負責人為何取消此一致辭,難道不知此一致辭對法蘭克福書展信守之價值具有的象徵意義嗎?退縮,只能使文明和自由的價值受到傷害。

當然,一切事情的背後有著中國的巨大陰影,一切決定都不可能與這一巨大的陰影無關。

利浦肯的坦率告之沒有錯。讓所有的決策公開、透明化,在當事人面前呈現,這從來是最好的辦法,可這在政治和國家的操作中常常是不可能的。

戴晴和我不因國家陰影的存在而緘默,我們有權利對媒體自由表達我們的想法,這錯了嗎?沒有。請想像,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新聞被管控、只有官方媒體的中國,會有媒體去傾聽、了解,並將其公布於世嗎?所以,作家的職責之一就是尋求真相;並揭示事物複雜的一面。作為國際文學共和國的公民,我在德國媒體的訪談中已多次指出,德國外交部的書展項目負責人要坦誠解釋,告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