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台灣人，典型台灣教育體制中的文藝少女。高中時就開始彈吉他、寫歌、唱歌。她曾在男校的校慶音樂會上自彈自唱，印了她照片的節目單，第二天在課堂上流傳。

她不是選美冠軍，但我覺得她比選美出身的港星還美。

她是台灣人，典型台灣教育體制中的文藝少女。高中時就開始彈吉他、寫歌、唱歌。她曾在男校的校慶音樂會上自彈自唱，印了她照片的節目單，第二天在課堂上流傳。她的輪廓被某個缺德的傢伙剪下來，其他人看到的是一張中空的節目單。

雖然玩音樂，但她書也讀得很好。大學考上商學院，但她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是唱歌。大四那年一個經紀人看上了她，把她簽下了來。眼看她的歌唱事業就要像她的學業般順利，但這首歌卻突然走音。

那經紀人並沒有好好捧她，而她在合約的限制下也不能亂跑。畢業後整整兩年，她沒有收入。音樂上無法發揮，又不想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文藝少女變得憔悴，盛開的花開始枯萎。她像一件新買的樂器，鎖在箱子裡發不出聲音。

音樂的路被綁住，於是她想寫小說。她問我要怎麼開始，我說：「寫就對了。」她寄給我一本20萬字的草稿，我花了一個禮拜看完。那並不是小說，而是一本憤怒的日記。我不忍批評，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要不要試著把第一人稱改成第三人稱」。我怕有一天她紅了，有人會一眼看出她沒紅前的自憐。

她邀我去Live House聽歌，我嫌吵但還是去了。但她聽了一半就走了。我猜她不願意看到別人實現了她的夢想。當嫉妒是Live的時，嫉妒才是最吵的聲音。

在現實的壓力下，她到一家會計事務所上班。她不喜歡這個工作，總是在上班時間傳簡訊跟我聊天。我問她：「妳還寫歌嗎？」她說：「公司好忙，沒時間寫歌。」

後來我們好一段時間沒聯絡，半年後她突然打電話跟我說：「我要結婚了，要搬到香港。」她懷孕三個月，男方是香港人。

她搬到香港，把孩子生下，專心做家庭主婦。兩年後我在台北看到她，她氣色很好，驕傲地展示女兒的照片。我問：「接下來想幹嘛？」她說：「再生一個男孩！」「那音樂呢？」「再等幾年吧。」

她的口氣已不像當年寫小說時的自憐，而變成養小孩時的甘願。追求理想的路上，總會碰到好人、壞人、貴人，和小baby。文藝少女變成家庭主婦，一個女兒後還會有一個兒子，但我仍相信，有一天，她會大紅大紫。為了她，我會再去Live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