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B8）

彭瑞金（以下簡稱彭）：我記得1958年巴斯特那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因為擔心被放逐而拒絕領獎。但1970年索忍尼辛得獎時，他冒著被放逐的危險前去領獎，領完獎後果然被放逐。這兩位作家的選擇不一樣，文學發展也不一樣。而台灣的作家誠如葉老剛剛所說的，寧願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算有被割斷喉嚨的危險，還是堅持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歌唱出來，且繼續唱下去。高先生則說，若是留在一個地方卻沒有辦法發言，如同一個作家的自殺，為了避免自殺和被封殺，高先生選擇流亡。我們比較好奇的是，高先生從「六四」以後，逃到法國，在法國創造出大眾所熟知的代表性文學作品，這似乎和我們過去的文學經驗不太一樣，希望高先生能為我們解祕，為什麼他離開了成長的土地和熟悉的人民，到了陌生的西方世界以後，還是能寫出如同葉老所說的「非常好的作品」，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

流亡是我的新生，是我的再生

高：應該說我主要的作品、滿意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流亡以後在法國寫的。不少流亡作家的作品，主要是在國內完成的，到了西方以後創作上有困難，可能是因為有語言的問題；加上到了新環境如何適應，跟原來的生活割斷了以後，新的創作泉源在哪裡？因此往往寫的是回憶和以往的生活。

當時我不是逃亡的狀態，而是得到德國一個基金會和法國的邀請，以作家訪問之名才得以出來。之後發生「天安門事件」，我就不回去了，清楚意識到我將面臨流亡的生活，而且自願做出這樣的選擇。我在法國收聽法新社的廣播，報導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消息，每隔15分鐘就有新的報導。我一邊聽報導，一邊正在寫《靈山》。本來從中國開始寫《靈山》時，就不曾指望有生之年會有發表的一天，後來有機緣到法國，我想應該把這部作品寫完，但要寫多久，事先也無法預估，因為材料非常豐富。

我主要的作品和最滿意的作品，都是流亡以後寫的，除了《靈山》，還有另一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另外寫了大約八到十部劇本吧！因此我的戲劇創作也大都是在法國完成的。

我曾經多次說過，也有人問過我，「流亡」是不是對你的創作有影響？你怎麼看待？我說：「流亡是我的新生，我的再生。」而且我十多年做的事情，可能是我在中國三輩子也無法完成的。在中國為了要上演一部戲，要等幾年，最後還是禁止。所以，在這十多年來，我確實非常忙碌。得獎以後，更是連寫作也沒法寫了，就像葉老剛才所說的，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當然，得獎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我也很高興，可我也很願意回到得獎前安靜的生活，可以在家打瞌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做自己想做的夢。在這之前雖然也很忙，但我自己可以控制時間，所以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就寫作題材而言，我已經跟大陸的生活斷絕了，在我的生活中已是翻過的一頁，沒有必要再翻回來。純粹是出於偶然，寫《一個人的聖經》，而且並非只是寫中國，還有西方生活的參照。對我來說，我覺得一個流亡作家，如果沈浸在回憶和鄉愁中，也是一種慢性自殺。必須吸收新的營養、新的感覺、新的感受，並且生活在流亡的社會當中，投入當地的文化創作，否則這種流亡是沒有意義的。一些流亡作家很痛苦，因為要割斷自己的土地和生活，在一種孤絕的狀態裡，在寄居海外的小圈子裡，那種生活是非常貧瘠的。我也知道有的俄國作家流亡之後，走上自殺之路，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可能是天性，我寫作時很有耐性，一個人待著，我覺得非常舒服；這種孤獨感對創作而言，我認為是必要的，對一個作家尤其需要。但由於我另一方面也從事戲劇、作畫，本來就有非常開放的態度，因此西方生活相反刺激了我的創作慾望。所以，我後來寫的一些新的戲，跟中國經驗和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甚至我主張創作是沒有國界的。我特別反對貼上中國標籤，我不認可這個標籤，並且在創作中擺脫這種中國標籤。

流亡生涯給我帶來的影響，可能是一種刺激、一種衝動。相反的，我希望越走越遠，得獎以後，我可能面臨的是我創作上的第三階段，老天沒有虧待我，我應該說，三生有幸。至於另一階段，我走到何處？我越來越認為國家、語種和民族的區別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剛才葉老說的──人性。

文學藝術是沒有國界的

葉：高先生剛才所說的我非常同意，文學和藝術是沒有國界的，國家、民族說來也沒有什麼用。但是高先生雖然可以背棄中國人，卻不能背棄你的父母，如果你認同你的父母，也應該認同中國人。中國人受壓迫的、失去自由、被欺壓的這群人是你的同胞。所以你不喜歡做中國人，我可以了解；我也不喜歡做中國人，我喜歡做台灣人，而且要在台灣建立一個嶄新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這是我的希望。我知道你不喜歡中國住所，但你一定是喜歡中國人，所以你應該認同中國，認同那片土地。土地被汙染了，人民被折磨了，那不是中國人的錯，是那個政府的錯，現在那個中國政府還想把台灣收入他的版圖，是窩囊的。

這是離開文學的話題，牽扯到政治了。我勸各位應該把高先生的小說好好閱讀一遍，相信會給您帶來前所未有的新經驗，特別是sex。sex是最好的，小說不寫sex要寫什麼？這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以前有個前輩叫張文環，我曾有一次找他談話，當時我十八歲，我問張先生一生的夢想是什麼？我以為他會回答：「一生的夢想是寫偉大的著作」，沒想到他的回答是：「每天要換一個女人睡覺」。

彭：請問高先生，我們非常同意文學是個人的，是作家自己發出的聲音，但是您到了海外之後，經過這麼多年冷靜地觀察西方社會，是否有可能在下一部作品中，以「六四」或是以前的中國或以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為背景創作？

高：我寫到政治的作品有兩個，一個是〈逃亡〉。〈逃亡〉是一部戲，在八九民運之後，八月初，美國的一家劇院透過一個朋友找到我，說要找一個中國作家寫一個關於事件的戲，表示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熱情的支持。但沒有一個作家敢寫這樣的戲，他們找到我時，我立刻就答應了，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逃亡〉寫完了。我以為作家不是新聞記者，不必直接具體去寫政治事件，還應該是創作。〈逃亡〉當然是很明確以鎮壓民主運動為背景的一部戲，但是我超越現實政治限定，賦予哲學的意味 。

我在寫《一個人的聖經》的時候，回過頭來，將文革的感受寫進去。文學是一種「見證」，是人類生存和人類困境的見證。我所以寫「文革」，因為總想把我經歷的時代做一個交代，留下一個見證。但我的見證不是政治的見證，而是人類生存的見證，要讓人知道有過那麼一種生活，在那個全民瘋狂的時代，受難者先成為打手，然後再受難。人性的弱點我要凸顯出來，書裡沒有英雄，這點又跟葉老相同。葉老號稱他的作品裡沒有英雄，我認為這是葉老對人性深刻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