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港片《五億探長雷諾傳》的人都知道,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前的香港是個莫名其妙的社會;英國殖民官員高高在上,整個華人部分則擺著讓它爛,居間的則是華人探長和警察,他們參加到了賭娼毒每種行業,暴利的一部分則讓英國殖民官吏分享。這是個白道黑道的命運共同體,也是個罕見的超穩定結構。

而打破這種畸型超穩定結構的,乃是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及同時期「撲滅犯罪委員會」的成立,前者最早打擊對象是警界,後者針對黑道。由於雷厲風行,一九七九年香港警察甚至爆發大示威,攻入廉政公署。由此可見整飭官箴,打擊犯罪是多麼的困難。要對一個畸型的結構進行大改革,它不可能靠做秀,而必須付出代價。香港在肅貪掃黑後,才開始成為一個現代社會。

而由最近的職棒打假球以及吳揆與黑道大亨同遊事件,我們可以說台灣的黑道問題已到了不容只是淪為口水戰爭的時候了。最近職棒球員拿錢拿車收女人的新聞鬧翻天,這些球員儼然成了公敵,我則為他們抱屈。當社會黑道猖獗,以潛在的暴力為後盾,給錢給車給女人誰敢不收?這些球員如果有罪,他們的罪只是「怯懦」和在畏懼下無法抗拒誘惑,更大的罪應該由那些不能使他們免於恐懼的政治人物來承擔。由黑道炮製出打假球事件,再加上吳揆出遊事件,已到了政府不容再把台灣社會擺著讓它爛的時候了。

中國民間社會,包括台灣在內,從清朝開始就黑道盛行。滿人以異族進行少數統治,對多數的漢人社會鞭長莫及;再加上滿漢矛盾,於是漢人民間社會遂根據「自組織」的原則發展出龐大的幫派組織。如沿海的「洪門」,長江及江南運河地帶的「清幫」,西南的「哥老會」等等,這些民間社會和清王朝處於一種既矛盾但又並存的狀態。而在價值上,這些幫派一方面模擬「天地君親師」等舊價值;另方面則又講究適者生存的實力原則。它們講江湖義氣,好勇鬥狠,乃是典型的灰道,視情況而變成白道或黑道。由於它是民間社會最大的組織,「同盟會」和「興中會」在倒滿革命時遂與洪門掛鉤,而蔣介石在當權抗日時則和清幫結盟。

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來台後,由於中央政權需要地方勢力支持,遂使得它對地方幫派的態度相當消極縱容,只有在這些幫派組織搞得太過火時才用「掃黑」名目加以辦理,多半的時候則維持著一種合作共存的關係。這乃是長期以來台灣始終存在著極大的黑道勢力的原因。台灣經濟裡具有超高利潤的這個板塊,包括賭博、娼妓、批發及市場等,長程運輸業、砂石業、地下金融業、走私等,由於都需要以成幫結派,好勇鬥狠為要件,都成了黑道賴以成長的棲地。當然更別說情治系統與黑道掛鉤,甚至出現「江南案」這種特例了。就像打假球案裡,即有情治人員與黑道掛鉤,插乾股分錢之事。

從打假球到吳揆出遊案,都顯示出台灣黑道問題的嚴重性。假球問題不能只辦球員不辦黑道。吳揆出遊事件,也不能只是一陣口水,然後用「我爛你也爛」這種招數,相互抹黑就讓它過去。因為由這些事情都透露出問題的根本仍是黑道。而且據個人所知,近兩年來台灣經濟不振,於是相對的黑經濟這個板塊遂開始日益發達,台灣的地下放貸公司增加了約八百家,賭博詐騙及民間典當業也都開始興旺。黑經濟不一定都黑,但都多少要有一些黑關係。如果台灣再不針對反貪掃黑做出結構重整的大改革,只會讓台灣的黑化加深。

除貪與掃黑從來就是一體,它必須政治上無特權,司法公正而獨立,不能選擇性辦人辦案;必須改革白經濟讓黑經濟沒有生存空間,一個社會只有在這方面大改革,才夠資格稱為現代社會。如果黑道氾濫,黑白一體,連當個棒球選手都要提心吊膽,這又算什麼社會呢!(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