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廣東三大監獄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罪犯九成在26歲以下，八成犯罪新生代農民工幼年留守農村無人看管，近六成屬盲目流入城市犯罪，這些在城鄉流動中成長的新生代農民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農村，不少人寧進監獄不肯回農村。

表面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入獄乃至越獄都是咎由自取，是他們為自身行為付出的必然代價。但從農民工的整個生存鏈條，新生代農民工的傷痛不僅是個人及其家庭的傷痛，也是社會難以抹去的傷痛。

新生代農民工正成為城市新產業階層的主體。這一群體不僅數目龐大，而且極不穩定。調查者分析，由於盲目流動，農民工從熟人鄉村社會進入陌生社會，犯罪成本降低，一旦面臨心理落差，遇到基本權利被剝奪，很容易誘發犯罪。團夥化犯罪的增強，更昭示出一種不良趨勢，說明打工者的共同際遇不僅不能使他們產生積極情緒，反而加大心理的「被剝奪感」。

很多論者呼籲各方加強農民工子女教育，緩解仇視，減少社會成本。事實上，「八○後」出生並在城鎮務工的青年農民工已錯失最佳教育時機，而更新一代的農民工正迅速長大。他們很多人，在城市難就業，農村回不去。即便勉強就業，也難如父輩一般接受苛刻的用工條件。到頭來，只能漂浮在城鄉之間。新生代農民工和那些罪與罰，已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其不僅是城鄉的社會治安問題，更觸及到中國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勞動力成本優勢。

（摘錄自《東方早報》2009-11-10。原題：「新生代農民工和那些罪與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