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柏林牆倒掉20周年是本周一件大事，新聞和評論表現出相當大的熱度。這是有深意的，就像《南方都市報》的社論所說，人們都「期待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我們會被有形的牆阻隔，也會被無形的牆阻隔，這可以是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行政、道德、觀念等等。

不知道是不是記者節的緣故，一些地方官員對媒體監督格外「重視」，雲南省委宣傳部某副部長有創舉：一是要求「記者承諾」，一是「徵集媒體義務監督員」，皆是加大對新聞媒體的監督力度。這些創舉是用一堵牆將媒體困在權力規定的範圍內，是權力用緊盯媒體的辦法來防止媒體緊盯權力，看似監督輿論，更像防止輿論監督。

市場化的媒體怕監督嗎？不怕。媒體不僅不怕監督，而且時刻都在接受監督。正如時評人曹林所說，「監督媒體這事兒真不用地方官員操心」，相反，「如何監督那些擁有專斷權、壟斷權、操縱權的公權力，才是政府最該操心的」。要是公權力不自設圍牆，像媒體一樣接受社會監督，那就真的是人民的福祉了。

「山西忻州第一信訪大案」終於息訪，代價卻是巨大的，僅冀家溝村方面，就有兩人死亡，四人勞教，多人受傷。當地政府為了阻止村民上訪，不惜層層設「牆」，先後多次派人截訪，最多時出動警力60多人。

「疏於解決問題，勤於監督上訪」，就是在建牆，能不能把牆拆掉坐下來好好地談談，把問題就地解決？公開透明的社會，一定是牆越少越好，牆太多的社會，一定表明其某些方面不正常，值得深思。

有時候，我們根本就意識不到自己也是一堵牆。在重慶打黑審判中，為涉黑案被告人辯護的律師，遭到不少網民的「扔磚」，甚至被斥為「黑社會的狗頭軍師」。那些「扔磚」的網民內心有一堵道德之牆。每個犯罪嫌疑人都有獲得辯護的權利，當用道德之牆壓逼法治常識，對「壞人」的合法權益進行道德淩辱時，實是對法治進程的阻礙。

倒掉的以及在建的牆還有很多，最後再講一個，也有代表性。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日前表示，該校正醞釀給畢業生頒發三張證書，其中一份是對人格養成經歷方面的描述（網民稱「人格證」）。當證件泛濫之時，正是社會處處設牆之時，這樣才會需要各種各樣的證件當做「敲門磚」。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樂於設牆添堵呢？那是因為設了牆後，你想進去就得買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