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表彰因癌症去世之央視著名播音員羅京的貢獻，將追授他「金話筒獎」等三大獎項。這樣的表彰，是對於逝者的緬懷，還是對於後人的勉勵，抑或是我們慣用的行為方式？

這讓我想到了杜憲，同樣曾是央視當紅的新聞主持人，羅京病逝，得到全國各地人民的追悼和權威的表彰；杜憲還活著，卻因為在89年6月4日主持新聞聯播時身著黑裝，語速緩慢，播報了戒嚴部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清場等事件，幾乎聲淚俱下，而被停止了播音工作。

杜憲讓人心疼，心疼的是，那張嘴是她自己的，卻因為報導了這個國家最不能被觸及和想要回避的話題之一，她的事業從頂峰直墜入谷底；羅京讓人悲哀，悲哀的是，那張嘴是別人的，哪怕被贊許地說是「國嘴」，但卻是國家所有和管制的，他只是國家聲音的傳話器。

我有機會來到台灣接觸一些傳媒，引發了我對兩岸傳媒的思考。

在大陸，長期以來，我們都習慣於聆聽「國家的聲音」。雖然隨著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層次展開，境外媒體和各類新聞媒體也不斷介入，但是，政府的管制仍舊嚴格。即使你想要獲取一些事件的資訊，所能獲得的也僅是一些來自官方的說辭和報導，你所可見的，就只是每天晚上7點鐘所有頻道都在轉播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

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往往只是一種聲音，一個角度的評論，對於事件的真實狀況大多數人也只是捕風捉影，很少有人會知曉當中的詳細狀況。在這樣的媒體引導下，群眾的視野也隨之變得狹隘，我們每個人都被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所左右，包括思想、言論、行為。

我認為，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否能夠擔當起身為新聞人的責任。媒體應是反映民眾的聲音而不是國家的傳聲器，媒體應當是樹立在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傳話筒，應當自主選擇報導或揭露目標，而不是僅僅只依靠單個資料。

國家機器的傳話筒，卻得到眾人的尊敬和緬懷，而真正承擔媒體新聞工作者責任的人卻因而中斷了自己的播音生涯，這不僅僅是媒體的悲哀，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